他对比了中国和苏联的现状，颇为担忧，苏联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的阶段。
他帮孙传方做事，就是希望孙传方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的局面，造福于民。
闲谈中，丁闻江还说到了另一件事。
在他勘察地质的时候，时常会发现古生物的化石，所以说他也算是一位考古学家。
1918年，在丁闻江的协助下，北洋政府雇佣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平周口店考察时发现了古生物化石。
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序幕。
在这个过程中，丁闻江发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贩卖文物的现象。
不少西方人打着考古的名义来中国盗墓，对于挖掘出来的文物，他们要么以“学术考察”的名义公然带走，要么是中外j商勾结贩运，还有大批经古董市场“合法”购买。
这种状况相当普遍，让人触目惊心。
☆、第三百二十四章 就从我们开始做起吧!
在后世，电视新闻上经常出现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消息，为了追回文物经历多少困难，还有爱国人士在国外高价收购等等。
能弄回来一件文物都要在新闻上播报，可见应该是真的不容易。
那时候的林子轩只是一介小民，看电视的时候感受不深，骂两句文物贩子也就过去了，反正他也做不了什么。
穿越之后，他和古董行业接触的不多，他不懂这个，也没有附庸风雅的爱好。
林家说到底是商人家庭，不是书香门第，林子轩算是个异数，一不小心成了文学家。
但他是冒牌文学家，对于这个时代文人认为风雅的事物都不怎么感兴趣。
不过，他虽然不了解上海的文物市场，却有所耳闻。
比如，上海《新闻报》的大股东加拿大人福开森就喜好收集中国文物，此人自1887年来到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收集了数千件中国古玩。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早已有之，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抢掠无数文物。
根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记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
这只是一个开端。
中国的这些文物被带回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高度重视。
西方的文物贩子和学者们不顾风险的蜂拥而至，他们要来东方抢掠宝藏，甚至有西方的博物馆开出中国文物的收购单据，明码标价。
那些士兵不识货，拿古籍当砖头，但这些文物贩子不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
一些外国商人还在北平、上海、天津等文物汇聚地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文物。
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人生意的古玩铺。
于是，双方勾结在一起。大量文物就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运到了国外。
清朝末年，法国驻华第三公使魏武达以搜集中国文物出名，是鉴定中国古玩的专家，卸任后他在巴黎开设中国古玩店。
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就是由他扶植起来而发财致富的。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既无禁止文物出国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对旧书业、古玩业的必要管理，导致文物外流畅通无阻。
久而久之，这些外国的文物贩子不满足于市面上的古董。
为了牟取暴利，找到更有价值的中国文物。他们和中国国内的盗墓贼联合起来，开始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盗墓挖掘。
形成了盗墓销售运输一条龙的文物走私产业链。
丁闻江曾见过类似的情景，说起来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
因为不光有盗墓贼参与其中，还有各地的大小军阀为外国人提供方便，甚至这些军阀都参与盗墓，换取钱财。
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军阀盗墓事件要算是孙殿应于1928年在河北遵化的疯狂盗墓行为。
他选了两座陵墓，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在林子轩的记忆中，有两处地方的文物流失让他印象深刻。
一处是敦煌的莫高窟。一处是洛阳的龙门石窟。
在后世，他看过余秋羽写的《文化苦旅》，其中第一篇叫做《道士塔》，讲的就是敦煌莫高窟的故事，里面的那位王道士让人痛恨不已。
王道士原本是位普通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负责看守莫高窟。
有一天，他偶然在莫高窟的一个隐秘洞穴内发现了大量的文物。
他并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便拿了几卷经书送给县长。县长又送给了甘肃学台。
这位学台是位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便建议送到省城保管，但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犹豫了。
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后来，这些经卷被外国人发现了，他们如获至宝。
大批欧洲的学者、考古学家、冒险家们不辞辛苦的赶到甘肃。赶到莫高窟，只为了能获取洞窟中的那些经卷。
他们最后面对的就是那位看守着莫高窟的王道士。
一场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在莫高窟前开始了，王道士的开价并不高，甚至低的可怜。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法国人怕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