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县长，就你这还模范县呢！郧素济一听就明白，这现象绝不是个别的，搞不好有人连番薯稀饭的钱都没出就在吃烙饼卷鸡蛋了。
问完了话，郧素济就在村公所歇息。村公所里有一盏煤油灯，他就在灯下写自己的见闻。他下乡的时候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沉浸进去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没有如此真切的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脉搏。今天这一天真是受益匪浅。
这还是模范村，要去了一般村落和落后村，那还不知道怎么个情形。郧素济心想，基层工作的问题不少，农民的情绪也有很大问题。一种混日子的安逸感在大多数村民中可以感受得很清楚，少数粮户又因为各种限制发展不起来，积极性受到打击。
从今天的见闻来看，农民未经过适当管理教育，是很眼前机会主义者的风范：投机散漫、没时间观念（工作时间按天算，只能精确到上下午）、无组织纪律。这样的农民对元老院的事业来说是无用的。
劳役太多，算是个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劳役并没有影响到正常生产，真正影响生产是那些播种面积大，从事副业多的粮户。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郧素济是很不赞成某些人提出用“劳役代金”制度来取代现在的“劳役征发”。眼前的大明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一条鞭法出发点很好，暂时也起了一定的效果。最后反而成了勒死明末农民绞索上的一股绳子。完美诠释了“黄宗羲定律”。
“征发劳役要科学化、定量化、标准化。”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行字，“要拿出一个科学的标准，看看负担的极限在哪里。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提供尽量多的劳役……”
他想起村口路边三五成群做鞋做针线的妇女，隔三差五打老婆的男人，在家里无所事事的老人孩子……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们的空闲时间还是太多。要充分把人这个最重要的资源利用起来，发挥出作用。
他接着想到村里的副业还是太少了，除了饲养耕牛和少量鸡鸭之外，几乎没看到有人养猪，许多人都反应说宅基地面积太小，当初设计的时候预留的饲养面积就不够。如果按照传统做法挨着正屋盖个猪圈，县里的卫生警察又不同意，说这样“犯法”。
此外，村里几乎完全没有商业，按理说将近五百人的村子，有家油盐小店总是应该的……(未完待续。)
第三十五节 驻在警
村里不但没有商业，文教卫更是空白――不过这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急不来。但是各种商业副业完全应该开展起来。老孟的豆腐作坊可以搞，合作总社也可以在这里搞一个代销点，销售油盐肥皂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同时收购一部分副业产品，活跃市场，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至于村政管理，他觉得现在管理的太过细目，明显超越了基层干部的实际能力。即使勉强做了出来，数据也有很大的失真。过多的数据对元老院目前的计算统计能力来说也力有未逮，应该予以削减，重点掌握几个重要数据就行了。
他觉得给所谓的办公地的做法非常不好，首先土地的产出是不稳定的，其次村干部滥用村民劳力，也很容易引起不满。应该直接给予相应的办公费和补贴。下乡干部吃喝问题，到21世纪也没完全解决，基本上抓一抓好一段时间，一松马上就反弹；暂时只能想到控制下检查团、参观团的数量……
郧素济就这样一边想一边写，一点也没觉得时间的流逝。良久之后他觉得身上有些发冷，起身披了一件衣服在身上，再看窗户上已经露出曙光，知道这一夜已经过去，却一点困意也没有，他觉得室内的空气有些污浊，干脆推开门来到院中。
才一开门，一股微寒又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不由得精神一振。看到院子一角有个二层的瞭望台－－这也是标准村的标准配置，上面还悬有一口钟，紧急情况下可以敲钟召集村民――他的兴致很高，干脆拾阶而上，来到瞭望台上。
台上。他的一个警卫员正在站岗，看到他上来赶紧敬礼：“首长……”
“稍息。我上来随便看看。”郧素济摆了摆手。他做了几个扩胸运动，几个深呼吸。拉了快要掉下去的上衣，凭台嘹望着，标准村的房屋院落整整齐齐的从他脚下平铺开，村外是阡陌纵横的大片田地，杂树林点缀期间，远处是如缎带般流过这千里沃野的南渡江，清晨的薄雾在江面上飘荡着。
忽然，日光从薄雾中喷薄而出，霞光万道。半轮红日从江面上冉冉升起，瞬间便将天空染成了红色，云蒸霞蔚，蔚为壮观。郧素济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小声哼唱起来：“太阳出来照四方，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
在村公所吃过刘元虎婆娘做得早饭，博礼村的驻在警来了。这警察是前年分到这里的。亦是山东来的难民。听说首长在这里，赶紧过来报到。
郧素济见这警察足有五十岁了，满脸胡子渣，一身黑制服皱巴巴的，大约来得时候匆忙，连武装带也没系。心道冉耀是怎么挑选警察的！弄些老弱病残当驻在警有屁用。
郧素济和他说了几句话，见他说话条理清楚。处理事情也算井井有条。对他的印象有了改观。说起曹老太太在村公所自杀的事，这警察苦笑道：“这老太太。俺可算是服了她了！”
“怎么？”
“她在俺们这一片算是出了名。俺从县里把她带回来两回，从乡里带回来大概也有三四回了。到处告状，要不是这里刘元虎截住，大约早跑临高去告御状了。”警察说道，“其实就是一口气憋久了转不过弯来，心里怕是犯了迷糊。”
“她说本村做豆腐的老孟的儿子给刘元虎打死了，有这回事？”
“这怎么可能？”警察摇头，“刘元虎有这么大胆子？俺们警察不都成白吃饭的了。再说老孟儿子的事俺知道的清楚：上周砖瓦厂才给他办正式用工手续，到俺这里来得调户口――砖瓦厂能给死人调户口办用工吗？”
郧素济原本就不太相信，听了警察这么说完全放下心来。
“这回算是她自己作死，得按扰乱政府和公共机构罪好好办她！”驻在警看来对曹老太婆也有积怨，摩拳擦掌。
“她去乡里县里这么多次，都没办她？”
“要认真办早就给抓起来了。一开始，大伙都是怜老惜贫的，她一个五十多的寡妇，没了儿子，媳妇跑了。也的确够可怜的！”驻在警叹气道，“俺头一回把她从乡里带回来，所里的上官还和俺说：曹老太太很可怜，叫俺路上待她客气点。后来到县里领人，刘首长还特意用县里的公务马车把俺们送回来。”
“原来是这样。”
“后来可就不成了。她几次一去，大伙就烦了。再说她说得那些事，要么是没有的事，要么就是不犯法的。还非得叫领导处理。谁能待见？可是这老太婆也贼精：她不闯进衙门去击鼓鸣冤，就在门口外面‘告地状’。警察最多按她‘违章摆摊’来处理，就是抓了也判不了刑，判鞭刑她又是五十好几的人了，怕吃不住――最后还是叫俺过去领回来。”
这就成了驻在警一直头大的事情。来回一趟起码也得半天，别得事就不用干了。
他和警察聊了聊本地的治安情况，驻在警说本地基本上没有刑事案件；因为元老院对各种轻微罪行处置严厉，不但抓到了就要劳改，三次累犯就会被终身流放到苦役地，所以一些农村常见的惯于小偷小摸的二流子很快就被清洗出去了。前几年盗窃电报线电线杆的事比较多，后来搞了次专项打击之后就很少有了。
“这里赌钱的人多不多？”
“多！”驻在警点头，“特别是这会是农闲，男人没事干聚在一起赌钱，吵架打架的也很常见。”
这都是严重缺乏文化娱乐消遣的结果。郧素济想，村里没有任何文化设施，绝大多数人还不识字，晚上回家除了艹老婆打老婆之外真谈不上有什么娱乐――问题是有老婆的人还不多。
“除了赌钱，搞破鞋的也很多。”驻在警道，“俺们这里男多女少，好多光棍都憋的和赤眼鸡一个模样。只要女人裤带松一松，总能弄点好处。寡妇也就算了，有好些可是有男人的！为了这事，家里打得闹得搞得不可开交，还差点闹出过人命官司！有的寡妇因为搞破鞋好处多，干脆就不再嫁人了，俺那个村就有个杨寡妇，多少人来说合都不肯嫁人，再大的彩礼也不要。除了元老院分得地，还开了七八十亩的荒。五六个和她搞破鞋的野汉子帮着种，挣好大一份家业……”说着直摇头。
郧素济哭笑不得，他天天看两刊一报，说到农村的情况都是“一片大好”，没料到还有这么奇葩的事情！
驻扎警还在絮叨：“要在从前，村里有宗族管着，再不济，本门本房的长辈也在，总还有个脸面，断不至于这么乱来。如今村里都是不相干的外人，不少人没了爹娘公婆的管束都张狂起来，说什么：‘俺的身子俺自个做主，愿意咋用就咋用’。首长您听听，这还有礼义廉耻四个字嘛！有人叫俺出来管管，可是元老院给得手册里又没抓破鞋这一条，俺也不知道该咋办……”
“搞破鞋总比‘赤眼鸡’出来**大姑娘小媳妇要好些，你说是不？”郧素济道。这远不是弄几部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是“打击”并不会减少这样的现象，无非是从地上转为地下。再者“搞破鞋”也算是底层自行舒缓社会压力的一种方式。
郧素济和驻在警聊了不少时候，又掌握了些基层的情况。驻在警因为是垂直领导，与村里的关系是超然的，谈起问题来更无遮掩。他的工作又注定要接触很多阴暗面，很多原本和村民、干部聊天的时候得不到的情况，从驻在警这里都能了解到。
驻在警还提到村里现在的户籍落不实，很多青壮年都出去进企业做工――人走了，可是企业和个人都不来本地调户口办手续，户口空挂情况很多。
“现在要我拿常驻人口统计，俺都为难，户籍册的人数和村里的人根本对不起来！”驻在警诉苦道，“要是下来检查，说俺虚报俺可吃罪不起！”
“为什么不来调，嫌麻烦？”
“工厂里大约是嫌麻烦；个人嘛，还是不想丢了他名下的地！”
郧素济想起来了，每个全劳力落户的时候可是分给三十标准亩的耕地的！半劳力也有十五标准亩。这种耕地只有“田皮”，没有“田骨”，也就是说，农户只有使用权却不能买卖。一旦农户不再耕种就要收回重新分配。
“照规矩他户口一走，地就得回收。现在他户口不走，把地租给村里人种，公粮劳役就都算别人的了。虽然得的租子不多，好歹也是一笔额外的收入！”
“怪不得，这里头的弯弯绕还真多哩！”
他听得愈多，愈发觉得农村的工作任重道远。不觉有了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通讯，供两刊一报发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农村工作的重要性的想法。(未完待续。)
第三十六节 下乡笔记抄
《临高时报》编者按：
正值“一五”收官之年，农业农村工作难度大，挑战空前。本报连续刊发活跃在元老院农业战线上的元老郧素济同志的《下乡住村笔记》，通过他笔下一个个鲜活事例，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当前“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基层软，农民生活不如人意”的现状，更加深刻理解马国务卿在第十二次国务会议上的“改造农村，改造农民的政策不能变，力度不能减”的重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