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如同一个勤奋无比的学生却始终考试不及格一样，他的勤政并没有给大明的国势带来一点好转，反而愈发的每况愈下。
各地天灾：旱灾、大水、瘟疫、地震、匪患……请求减免粮赋和救济的奏折雪片一样的从各地飞来，就是一向富庶，国家财赋重镇的东南地区也不断的遭到灾害。本来已经严峻的财政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军事上的压力日趋增加，堪称内外交困：不仅陕西的流寇渐成气候，原本一直在关外肆虐的东虏的入寇关内更是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似乎大明的局面还不够糟糕，就在奢安之乱总算渐渐平息下来之际，广东方面又来了一股海上巨寇髡贼，一度入侵琼州，竟然还打到了广州城下。两广总督王尊德出兵讨伐，结果广东总兵何如宾在琼州惨败，广东官军几乎全军覆没。接着又是这股巨寇在广东杀掠地方的塘报雪片般的飞来。
幸好，髡贼围攻广州城数月不下，又退回到海面上去了，广东方面虽然奏报地方损失惨重，但是总算没有失陷州府，他也下诏免去了被兵地区的若干府县的夏秋粮赋。这多少让他的心情宽舒了不少：广东现在是仅次于东南地区的第二饷源地。如果广东再糜烂，这朝局他真觉得要没法支撑了。
当接到广东巡抚李逢节的奏报髡贼已退出虎门，去向不明的时候，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从奏折和塘报中支支吾吾的语气和闪烁的言辞中他知道当地官兵多半是又打了若干败仗，损兵折将，地方糜烂，最后不过是对髡贼“尾随护送而去”。
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髡贼总算没有成为一患，琼州府失陷的各县也已经收复。大明在东虏和流寇上流了太多的血，再也经不起一个新得髡贼了。广东方面虽然损兵折将，但是总算没留下后患，光这样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然而这样让他感到宽慰的奏折并不多，每天流水般送到他御案上的总是无穷无尽的坏消息。最近几个月，登州兵变成了困扰他最多的朝务。
兵变这种事情，原本已经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从天启年间起，军队日渐跋扈，此起彼伏的闹饷、兵变，殴打文臣杀戮将领已然成了家常便饭。特别是东江，自从毛文龙被斩之后就一直没有太平过。没想到现在东江的辽人竟然在登州起事，公然占据州县，杀害官员起来。
事情越闹越大，有奏报说叛兵已经连下了七城――特别是登州的失陷令他十分震动。登州是辽东战线的海防重镇，不但连接着东江和山东，还起着和朝鲜联络的口岸作用。朝廷在当地多年经营――特别是孙元化当了登抚之后，朝廷每年在登州花费八十万两银子的军费用来练新军，造大炮。如今竟然全部灰飞烟灭，如何不让他感到痛心疾首。
盛怒之余，他几次想将孙元化革职拿问。但是每次都没有下决心。
孙元化从登州突围逃出之后，现在正在莱州布置防务和进剿事宜，如果这会将他拿下，一时半会也无合适的人选接任。其次，登莱一带的军队大多是孙元化统带过得，新派巡抚去，恐怕会军心不稳，万一再闹出事情来岂不是雪上加霜。
而且徐光启、周延儒两位大学士竭力为孙元化开脱，奏请皇帝让他待罪效力。
这二位大学士都是皇帝颇为敬重依仗的，他们的意见也不能无视。
眼下，最让皇帝感到头疼的是由此而来的激烈争论。
一开始，是激烈的剿抚之争，渐渐的，就成了对熊明遇、周延儒的集中攻击。雪片般的弹劾奏折堆满了他的案几。
熊明遇也就罢了，周延儒办事干练。是内阁中不可或缺的能为他理事分忧的人物。现在因为孙元化的关系，奏折都把矛头指向周延儒――孙元化能当上登莱巡抚是周延儒的运作，孙元化馈赠过貂皮人参等辽东特产给过周延儒，这些对掌握着东厂和锦衣卫的皇帝来说都不是秘密。
“诸臣工说是要治孙元化之罪，无非是意在周玉绳罢了。”他在心中这样暗想。心中有些疑惑，这其中莫非有党争的事情？皇帝最忌讳的便是这“党争”。
但是最近雪片一般针对周延儒的弹劾，使得他原本对这位首辅的信任感也渐渐的产生了动摇。
第三百四十四节 党争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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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粗粗翻看一遍奏疏的帖黄，这批大多都是各地和中枢官员关于登州局势的奏疏，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弹劾奏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周延儒和孙元化的。
周延儒有贪墨受贿的嫌疑，崇祯早就有所怀疑，他也曾经关照东厂悄悄的打探，但是回报上来的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使得秉性多疑的皇帝愈发感到困扰。
最近几年国事日渐棘手，他总是希望大臣们能够实心办事，然而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他看到的，除了国事忧艰之外，就是臣子们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攻讦。
相比之下，周延儒虽然不断遭到弹劾，在办事上还能令他称心。此外，他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次对周延儒的弹劾风潮背后有人在指使。
“你们一个个都说周延儒贪渎误国，换了你们就不误国了？”他内心冷笑，却又十分无奈。朝议也好，奏疏也罢，大多是空谈――他何尝不知道现在的许多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解决问题，甚至是在饮鸩止渴，但是不如此又如何办呢？
周延儒几次已经表示要注籍回避，他都下旨温慰，但是面对不断飞来的弹劾奏疏，他又一次的动摇了。
接着又是几封弹劾的奏疏，却不是针对周延儒、孙元化的，而是刘宗周弹劾户部尚书闵洪学的。
闵洪学是温体仁的人。这点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刘宗周弹劾闵洪学明显是针对温体仁的。
皇帝感到：在最近几天里，各处来得奏疏内容有了微妙的变化。针对温体仁等人的弹劾明显增加了，其中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他们在奏疏中不厌其烦的提醒皇帝：温体仁当初曾经“阿附逆党”，入阁之后还企图为“逆党”和“钦定逆案”翻案，有些奏疏中还罗列了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的种种言行。
除了针对温体仁一党之外，凡是在登州事变中被牵扯到的各级官员，最近都遭到了猛烈攻击。吴桥县令毕自寅因为纵容“罢市”，激起兵变已经被革职，他的兄长毕自严也遭到了猛烈攻击。
除此之外，新城王氏的几位在朝的官员也被指责要为“激变”负责。
“就没有一个好人！”崇祯不胜忧烦的丢下奏疏。他隐隐约约的感到。登州兵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兵乱，俨然有了朝廷大臣上借此机会党争的契机。
他托着头默然不语不愿意再打开一封奏章。周围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多言。
正在发闷，这时候值班的秉笔太监曹化淳又送来了一叠文书。他看到头一封就是从山东来得军情密奏，心中又是一震，简直不愿意拆封打开：最近从山东来得消息一条坏过一条：
就在半个月前，朝廷讨论调通州兵，让杨御藩统领。加总制衔，让他统辖山东各营官兵，又调天津兵马，让总兵王洪统领；又调保定兵马让总兵刘国柱统领。限定时间前去灭剿。
元月二十五日，杨御藩率领亲兵和铎营、沂营、青营的官兵前往来到朱桥镇，傍晚王洪率领的天津兵也赶到了。二十八日一块东进来到了新城。元月二十九日叛军自登州出来应战，结果天津兵首先溃退，王洪逃走。杨御藩被叛兵包围，半夜才闯出包围圈逃到了莱州，手下将兵西散逃走。杨御藩只带着三百名亲兵逃到莱州城下，差点被莱州城所拒，好不容易才进了城。
现在莫非是莱州也陷落了吗？一些可怕的猜想同时涌现心头，他虽然对打仗不在行，但是这些天来雪片般飞来的关于登州事变的奏疏中他已经了解到莱州的重要性，孙元化上奏疏说准备死守莱州。以免叛军流窜各地，造成“山东全境糜烂，祸及直隶”。
几天前杨御藩率领的天津兵的惨败似乎已经预示了登州之乱不会轻易的结束――搞不好还会成为又一股“乱寇”。
“孙元化真该死！”崇祯暗暗说道，勉强拿起密奏来拆开。
这时候他发现奏折是孙元化发来得，心情稍稍安定。孙元化眼下已经背负里失陷登州的罪名，莱州再失他断然没有再“突围”的道理，必定是殉城了。
如此说来莱州还在！
匆匆看了“事由”二句，不敢相信。重看一遍，嘴角闪出笑意，将全文看完，脸上恢复了血色。顿时舒了一口气，往椅背上一靠闭了闭眼睛。半响他似乎觉得此事还不够可靠，赶快拆开巡按御史王道纯、新任山东巡抚徐從治和总兵杨御的奏报。
他全部看完脸上显出了笑容。似乎是为了发泄兴奋之情他站起身子在在殿堂内来回走了几步。
这几个人奏报的都是同样的消息，孙元化在黄县境内击败叛军毛承禄部，斩首数千。斩叛将毛承禄。继而又在莱州城下重创攻城叛军，再次斩首数百。官兵损伤不多。
“想不到孙元化还有几分任事之能！”他想着几天有奏疏认为孙元化长期经营登州，对山东形势和东江情况比较了解，在辽人中也素有威望，建议让他戴罪立功。
原本他已经准备将孙元化革职拿问，但是现在的局势又让他迟疑起来――特别是又有了山东战场上的第一个胜仗。他虽然恼怒孙元化失陷登州，但是想到他靠着莱州的几千残兵败将总算遏止住里叛军势如破竹的势头，靠得大约就是在登莱地区长期担任巡抚的余威。几天前有人密奏山东形势的时候就力陈“不可临阵换帅”。
此刻若将他撤下，新任登莱巡抚不见得就能获得将士缙绅的拥戴信任－－闹不好还会激起兵变――皇帝太了解军队了，这帮子丘八自从天启末年开始就渐渐的变得桀骜不驯起来，凡事先要粮饷，稍有不满就聚众哗变，奈何现在八方走火，四面生烟，到处都要军队来维持……
想到这里，他决定不再撤换孙元化，而是让他继续“戴罪立功”，留在莱州。去年年底他已经将其“降三级留任”，这次他决定不再给他叙功。至于杨御藩，因为前面刚刚打了一个败仗吃了降级的处分，这次叙功撤销处分；至于徐从治和莱州知府朱万年、掖县县令等人都有叙功升赏。另在奏疏后面开列有出力的地方缙绅士民，照例也有封赏。皇帝不再细看，下上谕由礼部酌情办理。
虽说如此，他还是不大放心，最近他对外臣已经渐渐的不信任起来，总觉得不及内臣可靠。因而他决定选择二个可靠又“知兵”的太监去莱州分别为孙元化和徐从治监军。他正在御马监的太监中考虑哪些人比较合适。在他看来最合适的莫过于高起潜。但是高起潜是内臣中少见的“知兵”人才。他觉得应该将他留在更关键的场合使用：一旦登州进剿的安排妥当，也要派遣一名太监监军。
正在沉思，忽然看到正要退出去的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他心中不由得一动。曹化淳是当初信王府服侍过他，天启年间被魏忠贤排挤被发配到南京――属于一起受过难的从龙太监，因而对他非常信任。当即问道：
“你在外间，可曾经听说过周延儒和温体仁之间的事情么？”
曹化淳躬身奏道：“奴婢每日在宫中伺候皇爷，外边事只是偶有风闻，况这是朝廷大事，奴婢如何敢说？”
“你只管对朕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