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你祖宗，你还说我运气！”
剃天匠举起伤损的剃刀辩解着。
司马库说：“伙计，敢不敢汉子一次，开铐，我自己刮，这可是我这辈子最后的要求了。”
那个女公安干部，参加过捉获司马库的行动，她犹豫了一下，果断地对看守说：“给他开铐子。”
看守胆战心惊地打开了司马库的手铐，疾忙退到一边去。司马库揉揉肿胀的手腕，伸出了手。女公安从剃头匠手里要过刀子，递给司马库。
司马库接住刀子，感激地望着女公安浓眉下那两只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问：“你难道不怕我行凶、逃跑、自杀？”
女公安笑着说：“那样你就不是司马库了！”
司马库感叹道：“想不到最理解我的，还是一个女人！”
女公安轻蔑地笑笑。
司马库色迷迷地盯着女公安坚硬的红唇，又往下观注她把土黄色制服高高挺起的胸脯，道：“大妹子，你的奶子不小啊！”
女公安咬着牙根，差恼地骂道：“贼，你死到临头了，还想三想四！”
司马库严肃地说：“大妹子，我这辈子日了那么多女人，只可惜至今还没日过一个女共党。”
女公安愤怒地扇了司马库一个耳光，响声清脆，震落了房梁上的灰挂，他却嬉皮笑脸，没事人似的说：“我一个小姨子就是女共党，立场坚决，奶膀肥大……”
女公安满脸赤红，啐了司马库一脸唾沫，低声骂道：“骚狗，当心老娘阉了你！”
司马亭悲愤的喊叫声把司马库从苦涩的回忆中惊醒，他看到，几个虎头虎脑的民兵，架着他的哥哥，从人圈外挤进来。“冤枉啊——冤枉——我是有功之臣，我跟他早就脱离了兄弟关系……”司马亭哭诉着，但没人理睬。司马库惋叹一声，心中浮起一丝歉疚之情。这个哥哥其实是个忠厚的好哥哥，虽然嘴巴刁怪，但关键时刻还是向着弟弟。司马库想起多年前跟随着哥哥进城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个半大孩子，跟着哥哥去收帐。路过胭脂胡同时，一群涂脂抹粉的娘们把哥哥掳去了。哥哥出来时，钱褡子空空荡荡。哥哥说，‘兄弟，回去跟爹说，路上遭了强盗。’那一次，是中秋节吧，哥哥喝醉了，去串老婆门子，被人剥光了衣裳，吊在大槐树上。‘兄弟，兄弟，快把哥救下来。’他的头上流血。我问：‘哥，这是怎么啦?’你当时是那么幽默，你幽默地说：‘兄弟，兄弟，小头舒坦，大头受罪’……司马亭腿软，站立不住，一位村干部逼问：“司马亭，说吧，福生堂的地下宝库在什么地方?不说就让你一起走路！”“没有宝库，没有宝库啊，土改时都掘地三尺啦！”哥哥凄惨地辩解着。司马库笑道：“哥，别吵吵了。”司马亭骂道：“都是你这昏蛋害了我！”司马库苦笑着摇摇头。一个公安干部手扶着屁股上的枪柄，训斥村干部：“胡闹胡闹！快把人拉走！一点政策观念都没有。”村干部道：“我们顺便搭车，看能不能榨出点油来！”一边说着，—边把司马亭拉走了。
监刑官举起红色的小旗，放开喉咙喊道：“预备——”
枪手们举起枪来，等待着那个字。司马库直视着那些黑洞洞的枪口，脸上浮起冰一样的微笑。这时，一道红光在河堤上闪烁着，女人的气味弥天盖地。司马库大叫道：
“女人是好东西啊——”
随即便是一声沉闷的枪响。司马库的头盖骨像小瓢一样被揭开，红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他的身体僵立了一秒钟，然后便往前栽倒了。
随即便是一声沉闷的枪响。司马库的头盖骨像小瓢一样被揭开，红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这时，就像一场即将拉下的大幕的戏剧又掀起一个小高潮，沙口子村的小寡妇崔凤仙穿着红绸子棉袄绿绸子棉裤，头上插着一大簇金黄色的绢花，从河堤上扑下来，降落到司马库身边。我以为她会伏在司马库尸体上嚎啕大哭，但她没有，也许是司马库被炸子揭了盖的脑壳吓破了她的胆。她从腰里摸出了一把剪刀，我以为她会把剪刀扎进自己胸膛为司马库殉情而死，但她没有。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剪刀戳到了死司马库的胸脯上。然后她捂着脸，嚎哭着，踉踉跄跄地跑了。
围观的百姓像木桩子一样戳着，司马库那句并不豪壮的临终话语调皮地钻进了人们的内心，像小虫般痒痒地爬动。女人是好东西吗?女人也许是好东西，女人确凿地是好东西，但归根结蒂女人不是件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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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三十七章
上官金童十八岁生日那天，上官盼弟强行带走了鲁胜利。金童坐在河堤上，闷闷不乐地看着河中飞来飞去的燕子。沙枣花从树丛中钻出来，送给他一面小镜子做为生日礼物。这个黑皮肤小姑娘胸脯已经挺起来了，那两只略微有点斜视的黑眼睛像浸在河水中的卵石，闪烁着痴情的光芒。上官金童说：“你应该留着，等司马粮回来时送给他。”
沙枣花从腰里摸出一面大镜子，说：“这是留给他的。”“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镜子?”
金童惊讶地问。“我到供销社里偷的，”她悄悄地说，“我在窝铺集上，认识了一个神偷，她收我做了徒弟。小舅，我还没出徒，等我出徒后，你想要什么我就能给你偷什么。俺师傅把苏联顾问嘴里的金牙、手腕上的金表都偷了。”“老天爷！”上官金童说，“这是犯罪的。”沙枣花却说：“俺师傅说了，小偷犯罪，大偷不犯罪。小舅，你反正小学毕了业，中学又捞不到上，索性跟我一起学偷吧。”她颇为内行地抓住上官金童的手指，仔细地研究着，说，“你的手指柔软细长，肯定能学出来。”“不，我不学，我胆小，”上官金童说，“司马粮胆大心细，他准行，等他回来，让他跟你一起学吧。”沙枣花把大镜子藏在腰里，像个成熟少妇一样念叨着：“粮子哥，粮子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司马粮是五年前失踪的，那是我们埋葬了司马库的第二天晚上，阴冷的东北风吹得墙角的破坛子旧瓶子发出呜呜的悲鸣。我们对着一盏孤灯枯坐。风把油灯吹熄，我们就在黑暗中枯坐。大家都不说话，都在回忆埋葬司马库的情景。没有棺材，我们用苇席把他卷起来，像饼卷大葱一样，卷紧了，外边又捆上了十几道绳子。十几个人把这尸首抬到公墓里，挖了一个深坑埋葬。坟头堆起后，司马粮跪下磕了一个头，没有哭。他那张小脸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我很想安慰这个好朋友，但想不出一句可以说的话。归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我说：“小舅，我要走了。”“你要到哪里去?”我问。他说：“我也不知道。”风把油灯吹熄的时候，我恍惚看到一个黑影溜了出去。我隐约感到司马粮走了，但我没有吱声。司马粮就这样走了。母亲抱着一根竹竿，探遍了村庄周围的枯井和深潭。我知道这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司马粮永远也不会自杀。母亲托人四处去打听，得到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传说。有人说在一个杂耍班子里见过他，有人说在湖边发现了一具被老鹰啄得面目不清的男孩尸首，有一队从东北回来的民夫，竟说在鸭绿江的铁桥边上见过他，那时，朝鲜半岛战火熊熊，美国的飞机日夜轰炸着江桥……
从沙枣花送我的小镜子里，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自己的模样。十八岁的上官金童满头金发，耳朵肥厚白嫩，眉毛是成熟小麦的颜色，焦黄的睫毛，把阴影倒映在湛蓝的眼睛里。鼻子是高挺的，嘴唇是粉红的，皮肤上汗毛很重。其实从八姐的身上我早就猜到了自己非同一般的相貌。我悲哀地认识到，我们的亲生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是上官寿喜，而是像人们背地里议论的那样：我们是那个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私生子女，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杂种。可怕的自卑感啮咬着我的心灵。我用墨汁染黑了头发，涂黑了脸。眼珠的颜色没法改变，我恨不得剜掉双眼，我想起了吞金自杀的故事，便从来弟的首饰盒里，找了一枚沙月亮时代的金戒指，抻着脖子吞了下去。我躺在炕上等死。八姐坐在炕角摸索着纺线。母亲去合作社里劳动归来，看到我的模样，自然大吃一惊。我以为她会因此而羞愧，但她脸上出现的不是愧色，而是可怕的愤怒，她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起来，连续扇了我八个耳光，打得我牙床出血，双耳轰鸣，眼睛里进火星。母亲说：
“一点也不假，你们的亲爹是马牧师，这有什么?你给我把脸洗净，把头洗净，你到大街上挺着胸膛说去：我爹是瑞典牧师马洛亚，我是贵族的后代，比你们这些土鳖高贵！”
母亲痛打我时，八姐不动声色继续纺线，好像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哭泣着，蹲在瓦盆前洗脸，墨汁很快把盆里的水染黑了。母亲站在我身后，喋喋不休地骂着，但我知道她骂的已经不是我。后来，她用水瓢舀着清水，哗哗地浇着我的头。她在我后边，拍抽答答地哭起来。流水从我的下巴和鼻子上，一股股注入瓦盆，由乌黑渐渐变得清明。母亲用手巾揩着我的头发说：
“儿啊，当年，娘也是没有办法了。但上天造了你，就得硬起腰杆子来，你十八岁了，是个男人啦，司马库千坏万坏，但到底是个好样的男人，你要向他学！”
我点头答应了母亲。但我马上想起了吞金的事儿。我刚想向她坦白，上官来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家门。她已经成为区火柴厂的女工，腰上系着印有大栏区星光火柴厂字样的白围裙。她惊慌地对母亲说：
“娘，他回来了！”
母亲问：“谁?”
“哑巴。”大姐说。
母亲用毛巾擦着手，悲哀地望着枯槁的大姐，说：“闺女，这大概就是命啊！”
哑巴孙不言用他的奇特方式，“走”进了我家院子。几年不见，他也见老了，戴得端端正正的军帽下，露出了斑白的头发。他的黄眼珠子更加阴沉，结实的下腭，像一片生锈的犁铧。他上身穿着簇新的黄布军装，紧紧系着风纪扣，胸前佩戴着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奖章。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这就是久别的哑巴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两条长臂按着小板凳，尽量往前伸，然后双臂一撑，半截身体便悠到前边，绑着胶皮的屁股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他悠了五下，稳稳地坐在了离我们三米半远的地方。这样的距离使他不至于过分地仰起脸就能与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洗头洗脸时溅出去的脏水流到他的面前，他双手倒退按地，把身子往后蹭了一下。看着他，我才明白，人的身高，基本上由双腿决定。剩下半截的孙不言，更显示出上半身的粗大威武。这个人虽然只剩下半截，但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他直着眼看着我们，黑色的脸膛上，有—种相当复杂的表情。他的下腭还是像当年那样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低沉而清晰的单音：“脱、脱、脱……”两行钻石一样的泪水，从他的金眼睛里流淌出来……
他把双手从小板凳里摘下来，高高举起来，嘴里“脱脱脱”着，摹仿着，比量着。我马上想到，从那年往东北转移之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他是在问询大哑二哑的情况呢。母亲用毛巾捂着脸，哭着进了屋。哑巴明白了，他的头垂在了胸前。
母亲拿出了两顶沾着血的西瓜皮小帽，递给我，示意我转交给他。我忘记了肚子里的金戒指，走到他面前。他仰脸望着我细竹竿一样的身体，悲哀地摇摇头。我弯下腰——突然觉得不合适，便蹲下，把小帽交给他，然后手指着东北方向。我想起了那次悲惨的旅行，想起哑巴背着一个断腿伤兵撤退的情景，更想起了被遗弃在炮弹坑里的孙氏双哑可怕的尸体。他伸手接过小帽，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好像久经训练的猎犬在辨别凶手或者死者的气味。他把这顶小帽放在双腿间，又把另外那顶小帽从我手里夺过去，粗略地嗅了一下，照样放在双腿间。然后，在没接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他用双手走遍了我家的每个角落，正房和厢房，磨屋和储藏室。他甚至到院子东南角的露天厕所里转了—圈。他甚至把脑袋探到鸡窝里观察了一番。我跟随在他的身后，欣赏着他轻捷而富有创造的运行方式。在大姐和沙枣花栖身的房间里，他进行了上炕表演。他坐着，双眼齐着炕沿，我为他感到悲哀。然而接下来的情景证明我的悲哀很是多余。哑巴双手抓住炕沿，竞然使身体脱离地面而慢慢上升，如此巨大的臂力我只在杂耍班子里看过一次。他的头超出炕沿了，他的胳膊嘎叭叭地响着，猛然撑起，便将身体扔到炕上。初上炕时他有些狼狈，但很快便恢复了庄严的坐姿。
哑巴坐在大姐的炕头上，俨然是一个家长，也挺像一位首长。我站在炕前，自我感觉是一个误闯入他人家庭的外来者。
大姐在母亲屋里哭着，说：“娘，把他弄走，我不要他。他有腿的时候我就不想要他，现在他成了半截人我更不要他……”
母亲说：“孩子，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大姐说：“谁请他啦?”
母亲说：“这是娘的错，十六年前，娘把你许配给了他，这个冤家，从那时就结上了。”
母亲倒了一碗热水，递给哑巴。他接过碗，眉目眨动，好像很感动，咕嘟嘟地喝下去。
母亲说：“我还以为你死了，没想到你还活着。我没看好那两个孩子，我的痛苦比你重，孩子是你们生的，但却是我养的。看样子你成了有功劳的人，政府会给你安排享福的地方吧?十六年前那桩婚事是我封建包办。现在新社会，婚姻自主。你是政府的人，应该开明，就不要缠着俺孤儿寡妇了。再说，来弟没嫁你，但俺的三闺女顶了她。求求你，走吧，到政府给你安排的地方享福去吧……”
哑巴不理睬母亲的话，他用手指豁破窗纸，歪头望着院子里的情景。大姐从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把上官吕氏时代的火钳，双手持着冲了进来。她大骂着：“哑种、半截鬼，你滚啊！”她伸出铁钳去夹哑巴。哑巴轻轻地一伸手，就把火钳捏住了。大姐用尽力气也不能把火钳挣出来。在这种力量相差悬殊的角力中，哑巴脸上浮现出傲慢而得意的微笑。大姐很快就松了手，她捂着脸哭道：
“哑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嫁给猪场里的公猪，也不会嫁给你。”
胡同里锣鼓喧天。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走进了我家大门。为首是区长，后边是十几个干部，还有一大群手持鲜花的小学生。
区长弯腰进屋，对母亲说：“恭喜，恭喜!”
母亲冷冷地说：“喜从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