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判断，当时在锦州前线，中国方面至少有三列装甲列车，而在饶阳河参战的“中山号”铁甲列车，与在田庄台地抗日军的并不是同一列。
之所以判断饶阳河与田庄台作战的装甲列车不同，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根据记载，刘汉山铁甲列车是奉命配属第十九旅行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沟营线。而饶阳河与白旗堡都属于北宁线，11月23日之战时，在这里组织防御的东北军部队并不是第十九旅，而是第二十旅。
第二，28日，在沟营线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再次与日军在盘山交火，地点在大洼南4公里处。根据张学良31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此战十分凶险，东北军的这列装甲列车负伤且被切断后路，险些被俘。当时的记录显示，这列装甲列车共有4节（辆）。然而，根据日军记录，在饶阳河与日军交手的列车，却有8节（辆），似有不同。
第三，28日，沟营线东北军装甲列车与日军交火。而同时，日军沿北宁线第二次攻击饶阳河的时候，中国方面“装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炸断车站东段铁桥，阻敌前进。由此可见，这几天中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在北宁线和沟营线各有战斗，看来似乎是分属不同列车。
根据金先所写的《锦州失陷经过》，有北宁线战斗紧急的时候，“东北军荣臻参谋长乃抽调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方。这个“沈瑞礼铁甲车一中队”，据考是一列8节装甲列车，所以推测它可能就是11月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那列车。12月，第二十旅移防南下，它有可能是随二十旅一齐撤退到二线的。
不过，锦州前线应该还有第三列装甲列车，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也许就是这第三列装甲列车。
这是因为，东北军在锦州丢掉了一列装甲列车。同样在金先的文中，他提到1932年1月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因为被日军轰炸，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而被俘。这列装甲列车被俘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也曾报道。
然而，在金先文中，提到东北军撤退时，“原驻沟帮子及前方之铁甲车队，均于31日晚及1日先后过滦州”。由此可见，在撤退入关的东北军中，当时至少还有两列铁甲列车。
这样，可以推断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装甲列车，至少有三列。
那么，为何这几次战斗日军的装甲列车都没有讨到便宜呢？——确切地说，日军也曾经出动骑兵和炮兵攻击，同样没有讨到便宜，中国的装甲列车最后是败于日军飞机之手。
这就要从两军装甲列车的不同来源来说了，简单地说，要在动物界，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属于“公狮子”，而关东军的装甲列车，属于“母狮子”。
何解？
外一篇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布防
写到中日装甲列车在锦州前线的战斗，为了清晰地再现此战的原貌，有必要对当时的敌我态势，特别是东北军的布防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事实上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并未能迅速控制整个东三省。东北三个省中，马占山以代省主席、黑省警备司令名义督黑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部控制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吉林驻军8个旅中，赵毅二十二旅、李杜二十四旅、张作舟二十五旅、邢占清二十六旅、丁超二十九旅，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冯占海皆起兵抗日，不肯附逆。东北江防舰队组织炮队参战。即便日军控制最严的辽宁省，也仅有中部地区沦陷，54个县中，东边道通化等23县在动摇不定的于芷山控制之下（于芷山降日后，唐聚伍据此地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兵力十余万，曾收复东边道21个县），西部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14县则与关内联成一体，在张学良的直接控制之下。辽北的彰武、法库等地也在东北军手中。而各地义军蜂起，连日本长期经营的“关东州”大连，当时都有赵国文、秋世显等领导的“大连抗日放火团”积极活动。附逆伪军稍有风吹草动即反戈相向，东北地区日军的统治极不稳定，形势尚大有可为。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3）
而此时关内国民党政府中，亦并非完全消极，不乏力主支持张学良抗战者。9月21日，陈诚等将领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张，表示“国难之际，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26日，陆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通电各军长官，要求各路部队誓率所部“武装同志”作外交之后盾。
要是不看历史文献，真想不出陈诚还有这样血气的一面。
对张学良来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力主的“通过国联交涉”方针，似乎也颇有进展，国际联盟列强大多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在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态度似有软化。10月初，日本公使芳泽在国联发言，有相机归还奉天，将沈阳警务给中国，除两处步哨外撤军等说法。10月22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军并在11月16日前撤完。11月1日，国民政府甚至指派顾维钧、张群、张作相、刘哲为东北接收专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的东北行政。这种表面的“进展”，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根本就不予信任，认为第一，国联的决议没有实施能力；第二，日本军部的强硬早已不是日本文官政府所能控制。事实上这种观点很快就得到证实。10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战果，仅战利品就达到8，000万元，炮235门，枪17万支，日本举国欢腾，天皇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形势根本已经不具备日本撤军的可能。
然而，在这种昙花一现的好转情况下，张学良一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振作。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10月初，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率长官公署在北平人员到锦州办公。辽西地区，原有驻扎义县的张廷枢第十二旅、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和刘翰东的炮兵第八旅共计两万余守军。当时，由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作为灵魂人物的有力协调，辽西地区在最初的混乱后开始呈现稳定，政府机构重新开始运作。这时，张学良又调常经武第二十旅，以及张树森骑兵第三旅，装甲列车各部进驻辽西，加上黄显声所部三个骑兵公安总队，辽西地区东北军的总兵力上升到近五万人。
根据当时的情况，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的，主要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
锦州附近的地形，情况如下：锦州扼辽西走廊咽喉，南面与山海关相连，是狭窄的沿海走廊，也是当时辽西部队与关内的连接通道，是守军的后方，要点是锦西、绥中。锦州通过义县与属于热河的朝阳也有铁路相通，但这个方向没有日军，所以基本不需要设防。
锦州向北，有铁路通沈阳，这条北宁线铁路是日军来犯的重点方向。锦州北侧第一道天然防线为大凌河。
大凌河向北，是第二个支撑点——北宁铁路和沟营铁路的交汇点沟帮子。日军可以从两条线路进攻沟帮子，一路是从沈阳沿北宁线南下，途中要经过新民、白旗堡、绕阳河、厉家窝堡、打（大）虎山；另一路是从日军已经占领的营口，经过沟营线西犯。途中要经过田庄台、大洼、盘山、胡家窝堡。这些据点，当时日军都没有控制。
那么，东北军是怎样布防的呢？
根据救国会秘书朱焕阶的回忆，最初组织锦州布防的，是从沈阳撤退下来的黄显声。黄到达锦州后，立即与第十二旅张廷枢联系，沿大凌河布防，以他带来的三个骑兵公安总队与从通辽调来的骑兵第三旅维持辽西地区治安。
显然，此时东北军本部还没有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前线将领应付紧急情况的布防，目的是如果日军南下，在大凌河对其进行阻击，以等待援军出关。张廷枢所部是东北军精锐，直接放在前线说明此时东北军顾不上保存实力了。他是张作相的儿子，与黄显声同属少壮派，所以黄调得动他。骑三旅应该是奉张学良的命令紧急赶来，骑兵不适合防御，因此放在后方。另外两支当时在辽西的部队，布防中没有提到，我推测这是因为刘瀚东部炮八旅为炮兵，机动不利，无法紧急应变。而孙德荃部第十九旅是汤玉麟的部队，张学良与汤玉麟关系微妙，所以黄显声不能调动它。
这个布防是在27日张学良下令辽宁省政府移驻锦州之前完成的。
不过，这倒是一个真要打的架势，说明东北军关外将领当时认为后续发展应该是东北军主力出关，不把日军赶走，也要和它碰一碰。
实际上，日军此时兵力并不充裕，并没有能力迅速犯锦。当时日军在东北的主力为第二师团（包括三、四两个混成旅团和直属部队），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大连警备旅团和六个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以及若干由当地日本侨民、退伍军人组成的“自警团”。这些兵力中，大连警备旅团是看守关东军老巢的，专事防守没有出动。第二师团北上攻击吉林、黑龙江，第三十九旅团在沈阳周围警戒，六个独立大队看守铁道并占领沿线城镇。对锦州日军只有少量部队和伪军骚扰窜犯。此后，一直到11中旬，日军始终与马占山部在江桥－齐齐哈尔线激战。因此，直到11月下旬，日军并未对北宁线用兵。但东北军方面也没有进行反攻。
这时，双方部署都有些调整变化。
中国方面，由于沈阳沦陷，群情激奋，地方豪强，绿林武装纷纷起事，或拥兵自保，或起兵抗日，黄显声乘机收编各部，在辽西很快得到能战部队万人，增强了前线兵力。张学良下令增援的第二十旅也赶到锦州，装甲车队应该也是这时候出关的。
此时东北军的布防，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只能通过猜测。在双方对峙前线，东北军有三个番号出现。沟营线上第十九旅曾多次与日军前哨发生冲突。11月下旬日军通过北宁线进攻白旗堡的时候，报告中称与第二十旅发生战斗，而救国军一部在黑山一带曾与骑兵第三旅发生冲突。同时，第十二旅官员多次出现在锦州的公开活动中。据此，我推测到11月下旬，东北军把防线前推，北宁线上到达绕阳河一线，警戒线推到白旗堡，但不及新民，沟营线上清除凌印青、张学成伪军后推进到大洼，警戒线推到田庄台。前线以铁路分界，沟营线为第十九旅警戒，北宁线为第二十旅警戒，骑兵第三旅为前方机动兵团。这时，中方有两列装甲列车在前线参加作战，一列为刘汉山中队，配属第十九旅巡逻沟营线。一列可能是沈瑞礼中队（未确定），配属第二十旅巡逻北宁线。第十二旅部队回防锦州。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4）
这些东北军正规部队基本只是固守原防，没有发动过主动进攻。活跃在外围的部队，是黄显声的骑兵公安总队（打击伪军）和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军）。北宁线上11月23日在新民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与日军发生过战斗，沟营线上义勇军反攻过营口。
从这个布局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与战术思想。
锦州的防守是一个面对沈阳的半同心圆，里强外弱。把东北军精锐第十二旅撤回锦州（张廷枢本人一直不在前线，直到12月22日才到锦州），比较不那么精锐的第十九旅和第二十旅放在前方，但是尽量避免和日军接触，而正规军和日军之间的是非正规军的义勇军和公安队。更多的东北军关内部队按兵不动。
这是一个毫无进取心的消极防守阵势，可见东北军上层当时连反攻收复沈阳的姿态都没有，对锦州的防务也敷衍了事而已。尤其是1931年10月到11月日军与马占山在江省激战的时候，锦州方面东北军毫无动静。反而是12月日军进攻锦州，极端困难的马占山电请张学良反攻，于26日令苑崇古、程志远、吴松林旅进攻齐克铁路，牵制日军攻锦。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7日，白旗堡－绕阳河战斗后，北宁线上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却不见了，直到12月30日，才有铁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再次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从12月31日张学良给国民政府关于锦州撤退的电报中，或许可以看出原委——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原驻锦州绥中一带之我军，为十二旅及二十旅。十九旅则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驻锦州绥中一带之第十二旅，首先转移……至于前线掩护撤退之第十九旅，于３０日退出大凌河”。撤退过程中，荣臻曾下令沈瑞礼指挥的装甲列车行动。根据张的电报，驻扎沟帮子及锦州的装甲列车，分别于31日和来年１月1日撤退到滦州。
综合可见，在11月下旬打退日军进攻后，东北军在锦州曾经再次调整部署，却并没有加强前方防御。相反，将前方北宁线，沟营线全部交给第十九旅，把第二十旅退守锦州－大凌河（包括沈瑞礼部的装甲列车），第十二旅，干脆退到了靠近山海关的绥中，已经摆开了要跑的架势！
可见，随着日军的不断深入，东北军正规军本部节节后退，保存实力和避免接触的迹象十分明显。而张学良拒绝给新收编的部队正规军番号，并且取消了吉黑原东北军部队的番号，试图借此避免给日方口实，结果却是日方正好名正言顺地宣称东北没有中国的政府力量，自己是在“剿匪”。
这期间，日军曾进行过两次进攻。第一次，是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独混第三十九旅团为主，11月26日沿北宁线进攻。由于义勇军为主的中国部队在大虎山、白旗堡一带的顽强抵抗，也包括装甲列车部队的参战，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在锦州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暂停了攻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国内求援。双方对峙于饶阳河一带。
12月24日，得到增援的日军再次开始攻击。这次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二十师团，从沈阳沿北宁线攻击饶阳河、大虎山一线，一路为第二师团，独混第八旅团等部，从营口沿沟营线进攻田庄台、盘山一线，都有装甲列车和坦克部队参战，并携带重炮。张学良举棋不定，打退敌军的时候仅仅消极防守，面对优势敌军的时候又想保存实力，缺乏固守决心，致使前线和日军对峙的主要是装备训练不足的义勇军部队，渐渐失利。东北军正规军参战的，只有第十九旅一部、骑三旅一部，除了装甲车队以外，大多意志不坚。
两路日军会师沟帮子，而后沿走廊南下，攻大凌河直趋锦州。
29日，在关外的东北军开始总撤退，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自此，锦州之战结束。
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日军得以集中力量，将关外东北军旧部各个击破。先破吉林丁超、李杜等在哈尔滨的抵抗，再逼降马占山，而后攻破苏炳文，最后回师击破唐聚伍。至此，东北军在关外的原有力量丧失殆尽。
刘伯承元帅所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大体如此。
了解了双方的攻守态势，才能够比较好地理解这次战斗中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情况。所以，不揣繁琐，把这段情况介绍出来。
有人用“实力悬殊，无奈撤退”形容东北军在锦州的表现。然而，看当时的史料，心中颇为黯然。
日军进入锦州，尽管汉奸纷纷来迎，但日军认为他们资望都不够。于是将生病的县长谷金声抓来，令其维持地方。谷坚不就职以至大哭。第二天，日军又把谷抓去。
当时在场的县府工作员刘梦九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