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军使用的最典型的两种轰炸机，一种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一种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
九六式陆上中程轰炸机，是日本海军1936年6月正式开始使用的长程双发攻击机，航程倒是比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由于日军暂时没能控制大陆机场，驻扎在台湾的日本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的九六式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中国大陆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越洋轰炸”，日本舆论喧嚣一时。
然而，喧嚣一时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空军的奋勇迎战之下，日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惨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轰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杂志648期）记载，仅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击落12架（含返航中坠毁的3架），九六式中型轰炸机，被击伤不能再战的，仅15日一天就超过10架。三天后，两个日本航空队被迫暂停这种半自杀式的攻击。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3）
在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率先击落的是日军陆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绰号“凶猛之熊”，是日本著名试飞员，也是“战斗机无用论”的狂热信徒。在这次战斗中，他为自己的理论付出了最合理的代价。而新田慎一的老师，日本鹿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后担任第十三航空队领队指挥官的得猪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实验新战法单机突袭武汉的战斗中被击落阵亡。得猪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首席试飞员，曾经留学德国，也是日本航空理论的学者之一。得猪、新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义治（少佐）号称日军对华开战时的“中攻四天王”。
中攻四天王在短时间就阵亡一半，日军中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可见一斑。
之所以损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于一二八抗战中，中国空军的出色表现，使日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战斗机无用论，认为保护轰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轰炸机的自卫和速度，而不是用战斗机护航。不幸的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并没有美国B-17重型轰炸机那样完备的火力，而且为了追求长航程结构薄弱（后来的“日本打火机”一式陆攻机就是它的发展型号），结果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中型轰炸机成为中国军队的靶子。
其次，中国空军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战，也让日军眼镜大跌。而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价，只不过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扔几个作用不大的小炸弹，日军这笔买卖不亏才怪。
1－４日本九三式重轰炸机
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没有重型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九三重爆”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倒是比九六大多了，可惜作战半径只有四百公里，属于身重腿短的类型。而且，这种固定式起落架的飞机的操纵性极差、故障率极高、对地面勤务依托极大，得了个外号叫做“直线飞行迫降练习机”，打起仗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七七事变中，熟悉当时历史的朋友都记得南苑之战中日军对二十九军的轰炸使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所部遭到巨大损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战斗中的一个细节——此后的战斗中日军轰炸机是从承德起飞投入轰炸的。
实际上，根据《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所记，这是因为此战日军主力第十联队、第十二联队使用的主力机种都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7月27日至29日，张自忠将军三十八师所部连续攻击日军在天津的机场，日军支援设施多被摧毁，加上连日大雨，跑道积水，“娇嫩”的九三重爆竟然无法起飞出战，只好后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战。
1-5日军重轰炸机乘员拍摄的中国空军战斗机。这架伊-15战斗机正在追赶日军轰炸机进行攻击。八一三战后，日军虽然认识到“战斗机无用论”的错误，但纠正它并不容易——现有战斗机的速度跟不上轰炸机，所以依然经常一起出发，轰炸机却先出现在目标上空，遭到中国空军的痛击而损失惨重。
而根据该书，我们才可以知道，日军在这一阶段华北地区的作战中，实际损失相当大。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8个中队、144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十二联队代理联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围攻阵亡。
其实，当时日军还有一种大型轰炸机，称为九五式大型攻击机。这种飞机航程超长，单看这一点，堪称战略轰炸的好手。日军从9月14日起，也从济州岛出动这种飞机对上海进行空袭，至10月24日共出动13次。不幸的是，战果甚微，在中国的记录中，甚至很难找到这种飞机的影子。
原因是这种飞机性能极其糟糕，试飞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攻四天王中的佐多和曾我，他们的评价是：“这种飞机舵特别沉重，尾翼不断颤抖，疑似即将空中解体。”所以，这种飞机勉强飞到上海，也只能是把炸弹乱丢。
否则，无论高射炮还是战斗机，都可以轻易把它打下来。饶是这种敷衍了事，依然给这种飞机带来了灭顶之灾，10月24日一天，日军就损失了6架九五式重型轰炸机（被击落详情未能查到，似乎和自相碰撞颇有关系）。可怜这种飞机总共生产了不到10架，就此一战，几乎绝了种。
于是，日本方面一面尽力加快正在研制中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的研制进程，一面开始琢磨从盟国购买相应的武器。目标，就锁定在了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和意大利的BR-20轰炸机上面了。
1－６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日军期待的轰炸明星，真的那样能够耀眼吗？
德国方面的接触并不顺利。抗战初期，德国在支援日本还是中国上面还举棋不定，特别是中国方面派出的特使蒋百里、蒋纬国的工作卓有成效，和德国空军司令格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德国空军方面对于支援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热心。再加上日本最初只准备定购一架样机。
这是日本的习惯做法，买来拆了研究，然后仿制，这一点德国人早有体会，日本的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是德国容克斯K-37的仿制品。如此小家子气让古板的德国人大摇其头——亨克尔的业务代表这样对日本代表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您这里拿到一架以上的订货呢？”——这个日本代表，就是本文屡次提到的那位渡边广太郎大佐，当时任赴德代表团的团长。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在意大利得到了好消息。日本派到意大利的是军事课参谋真田镶一郎中佐，询价购买重型轰炸机。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未精三积极努力，终于使意大利表示愿意向日本出售BR-20轰炸机，尤其是获得了意大利可以六个月为日本生产一千架BR-20的承诺。
不过，日本最终的购买数量让意大利人大跌眼镜——仅仅是70架而已。这还是在德国购买轰炸机失败后日本政府咬着牙提出的订货数量，而且，价格给得让人无法接受。意大利人不干了，这笔交易眼看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不知谁想起了渡边广太郎曾经吹过，他留学的时候曾和后来成为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头子的墨索里尼有过交往。于是，一个电报，渡边就从柏林改飞了罗马，大本营命令他务必做成这笔交易。
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人还真不是吹牛。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4）
三
抗战初期，德国和意大利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看法很矛盾。尽管德意与日本是盟国，但两个原因使他们难以取舍。一方面，蒋介石对“法西斯”颇感兴趣，与德意交往密切，包括蒋委员长经典式的防弹黑披风，都是希特勒的礼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德国顾问配备到营一级；另一方面，德意在中国也有他们的利益。比如德国重整军备中，中国江西省的钨矿就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种利害让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前期并没有明确地站在日本的一边，甚至开战后德国还曾向中国交付大量武器装备。
老实说，尽管当时德国政府是法西斯，但德国人的民族性使他们的原则性还比较强。蒋百里在德国期间，和曾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德国高级军官、行政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决不出卖中国”的保证——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这些德国人的确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日本并没有从这个盟国那里得到什么关于中国的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意大利就不一样了。
正同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进程中的表现一样，意大利在中国问题上的表现也十分的“意大利”，一言以蔽之——很不可靠。
战前，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空军在洛阳的飞行学校，聘请的是意大利教官，在南昌的飞机工厂，聘请的是意大利技师。蒋百里到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亲口保证和日本的结盟关系不会危害中国的利益。
然而，真打起来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洛阳飞行学校毕业的飞行员，在轰炸日本军舰的时候把炸弹扔到了岸上的租界里面——不是飞行员炸错了目标，是意大利人“有多少人入学，就有多少人毕业”的教学方式，使学员的技术难以经受实战的考验；南昌的飞机工厂开战不久就遭到空袭损失惨重。在击落的日军轰炸机里，中国人意外地发现竟然有欧洲人的尸体——正是前些天中国人用美酒佳肴欢送回国的几位意大利技师之一，坐在日本飞机上面，来指示目标摧毁自己帮助建造的中国飞机工厂……
至于那位下巴比簸箕还大的墨首相就更不用说了，相信墨索里尼同志的承诺，还不如相信那啥会在天上飞。
渡边广太郎没有吹牛，他在意大利期间，曾经与墨索里尼有一定的私人交往。于是，通过这个关系，渡边想方设法得到了和墨索里尼会面的机会，参加会见的还有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等人。
渡边在会见中利用他对墨索里尼的了解频频给这位法西斯老大戴高帽子，夸赞意大利在墨索里尼领导下的进步，并且提到日本对意大利先进军事技术的敬仰，对杜黑将军（意大利空军将领，战略轰炸的理论创始人）的崇拜……当然，如果墨索里尼首相可以批准向日本出售新型的重轰炸机，那么他在东方的声望将超越任何一个领袖（暗指包括希特勒），并且获得日本天皇个人的友谊。
天花乱坠的恭维、远方来朝的诱惑，让墨索里尼大为快意。老墨马上作出决定，帮助老朋友完成使命。价钱？价钱不是问题，慷国家或者公司之慨绝非一国独有，墨索里尼大笔一挥，飞机的价钱就打了六折，70架BR-20轰炸机卖了6000万日元（原报价1亿日元）——菲亚特公司不干？他敢？！谁说的谁去学习法西斯发展史三遍……这些飞机，加上菲亚特公司免费赠送的试验机1架，共计71架，从1938年1月开始，按照每月10－12架的速度交付。
1－７日本《航空情报》上登载的BR-20“イ式重爆”照片，在日军中它可是被寄予很高期望的秘密武器。
然而，日军纪录中，接收的BR－20重型轰炸机却一共72架。
怎么多了一架呢？
墨索里尼首相说了——以我私人的名义，赠送给日本天皇一架专机作为礼物。
这就是用BR-20重型轰炸机为原型，取消武装，加以豪华内装修和卫生、通信系统改造的“天皇号”贵宾行政专用机。也就是1939年1月31日让李浓用机枪打下来的那一架。
正因为这架飞机是墨索里尼赠送并命名为“天皇号”的，因此，没人敢追究他的“大不敬”罪。
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陆军省给渡边广太郎和有末精三发出了贺电，认为此举解决了日军装备中的一个大问题。
1938年1月，第一批12架日方采购的BR-20轰炸机运抵大连，意大利方面并派出博内萨上校为首的教官团和菲亚特公司的工程师十余人指导日方训练和熟悉装备。以后的两个月间，日方连续用这种轰炸机装备了十二航空联队的四个中队，以及独立飞行第三中队，积极准备将其投入实战。
日方表现得如此急切，是有道理的。原因是日本自己研制的三菱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也已经在1937年11月完成试飞定型。但，实战检验，却让日军感到对它颇有顾虑。
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都比BR-20稍差，但比起现有日军轰炸机来说可算差强人意。于是，原型机试飞后，刚造出第一批生产型样机，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将其运到中国进行实战试验。
1938年3月8日，日军派遣第六十战队飞行员驾驶两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从彰德机场起飞轰炸西安。不幸的是，两机刚刚将炸弹投到西安飞机场，就遭到三架中国空军伊-16战斗机的截击。由于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两架日机只得丢弃炸弹仓皇逃走。但刚刚飞临黄河上空，又有八架中国空军战斗机赶来截击（这是日方记载，没有找到中国方面关于这次空战的记录）——伊保重明军曹的飞机当即遭到集中攻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蟹讧一准尉驾驶2号机拼死格斗，依靠精湛的技术，才从战场飞回。
1-8驾驶试验型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样机出击攻击西安的第六十战队第一中队队员合影，穿黑色上衣站着的，就是此战中阵亡的伊保重明军曹，他的飞机“光荣”地成为九七式轰炸机队第一个牺牲品。
1-9此战中蟹讧一准尉的2号机总算激战后返回彰德基地，只是机身上中了三十八发弹，这是该机尾部中弹部位的照片。
此后一段时间的战斗，九七式也接连被击落。其实，九七式初战不利，其原因很复杂，起飞护航的九五式战斗机飞错了路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乘员还不熟悉这种飞机，没有装甲、自卫火力较弱、武器有枪无炮、没有自封油箱等也是原因。但日军方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轰炸机实用还有问题。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5）
一瞬间，加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典型心态，正在公主岭集中训练的BR-20成了日军期待瞩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