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放下茶杯道：“1793年7月13日，马拉在巴黎的住所内被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蒂科黛刺杀。这可不止是一副名画，更是一桩大事件。很多人都说，正是由于马拉之死，才使得失去亲密战友的罗伯斯庇尔开启了对吉伦特派的清算狂潮，大革命也就此走向失控。”
椰子树回道：“如果仅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马拉死有余辜，他就算侥幸逃过了刺杀，后面也会有断头台等着他。当他砍别人的脑袋起兴的时候，早该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
亚瑟挑眉道：“您是说他关闭巴黎科学院，还公报私仇处死拉瓦锡的事情吗？”
“不，我不懂什么科学，他喊的那些诸如‘共和国不需要学者’之类的口号也不关我的事情。但是他害我小时候很不好过，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
椰子树喝了口咖啡补充了一句：“忘了告诉您了，我父亲是个吉伦特党人。”
“那还真是不幸。”
椰子树耸肩道：“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当然，我今天和您提马拉之死，不是因为我多么懂艺术和历史，更不是为了追忆童年，而是为了和您谈论这桩刺杀中运用到的一些手法。
作为一个经典的成功刺杀案例，科黛小姐杀死马拉的凶器正是一柄不起眼的小刀，简单但却高效。而且，刺杀者的性别也很值得注意。您如此聪慧，一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没错，杀手是一个柔弱的淑女。
虽然我这么说您可能不相信，但是在保安部的各位探员看来，淑女们要远比绅士更适合充当刺客。她们娇弱、美丽，看起来丝毫不具备威胁性，所以也更容易绕过检查接近暗杀目标。而在保安部的评估体系中，距离越近就代表越高的暗杀成功率。”
说到这儿，椰子树忽的一顿，他翘着二郎腿开口道：“这也是我们当初想要绑架仲马先生的时候，选择集体变装的重要原因。相信我，拥有一个淑女的身份在许多情况下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头儿早年流亡的过程中，还曾经扮成修女出行。
乡下的农户们通常不愿收留一名身份不明的壮年男子，但是一个苦命的修女却能让他们热情招待。而且不止如此，那家农户甚至还安排头儿和自家的两个女儿睡到了一张床上。黑斯廷斯先生，您知道的，大男人可不会拥有这样好的待遇。”
亚瑟听到这话，只是打趣道：“看来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不，我比较倒霉。”
椰子树自嘲道：“或许是我的扮相要比头儿的扮相美丽，我吸引的通常都是您那位朋友一样的人物。当然，伦敦是您的地界儿，所以我得表现的礼貌一些。如果这是在巴黎，我保证他当天晚上就已经进了保安部的特别囚房享受马拉一般的待遇了。”
他一想起那天的遭遇，心中还有些不忿：“黑斯廷斯先生，请恕我直言，就算好色是男人的天性，但是您那位朋友的天性未免也太纯真了一些吧？”
对于椰子树的抱怨，亚瑟倒也没当回事，他只是不咸不淡的回了句。“其实，埃尔德对变装后的您下手，还是挺让我欣慰的。”
椰子树闻言警觉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亚瑟喝了口茶：“因为这说明了两点，第一，他确实是喜欢异性。第二，他大体上还是对同物种感兴趣的，之所以出现某些特殊情况，纯粹是由于逼不得已。之前他只是没得选，如果再给他一个机会，他肯定会选择人类，女性。”
亚瑟这段话里透露出的信息量震得椰子树半天没回过神来。
毕竟哪怕是出身巴黎街头地痞的保安部探员，也很难企及皇家海军在挑选伴侣方面的随意。
而趁着椰子树愣神的工夫，亚瑟也翻阅起了椰子树今天带来的那几份文件。
正如塔列朗先前对亚瑟承诺的那样，法国大使馆为了在波兰问题上争取到不列颠的支持，几乎是把他们掌握的所有将幕后凶手指向俄国大使馆的情报都掏出来了。
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亚瑟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法国人掌握的全部信息。
由于法国同波兰的紧密联系，虽然在法国人在案情调查方面没有太大进展，但是却把三位行凶的波兰枪手背景给挖了个干净。
一位是已知曾经担任过拿破仑私生子瓦莱夫斯基秘书，德菲娜小姐的丈夫科瓦尔奇克。
至于另一位杀手，曾经在码头因恶意伤人东躲西藏的达博斯基已经被证实确实曾在波兰军队中服役，塔列朗透过波兰流亡者领袖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直接联系到了达博斯基的部队上级。
但有意思的是，据那位波兰上尉透露，达博斯基在伤人后曾经联系过当年的不少老战友们。
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从哪里听到了东区昔日地下王者弗雷德的成功案例。或许是因为在码头械斗中取得了对伦敦流氓的压倒性胜利，所以使得这个脑子缺根筋的波兰大头兵认为自己可以复制当年弗雷德的成功路径靠着一帮退伍军人用双拳在东区打出一片天。
而根据上尉的供词，达博斯基在最初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所以在有了一定成绩后才起了拉老上级入伙的雄心。
但是，出身地主家庭的上尉显然瞧不上地痞这种低端行业。
而且作为一名有志于光复波兰，并与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保持了一定程度联系的年轻军官，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尉也不乐意给自己的身上搞出这种黑历史。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上尉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因为达博斯基的小团伙过了没多久，便直接被暴怒的本地帮派给集体溺死在了泰晤士河里。
如果普通的教区住民这么不声不响的一次性失踪十几个人，当地牧师肯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苏格兰场。
但问题在于，死的这些人全都是波兰流亡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居无定所，而由于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所以他们平时也不会去圣公会的教堂进行礼拜。
至于达博斯基的老上级，那位波兰上尉虽然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作为波兰流亡政府的组成部分之一，上尉首先想到的却是把这件事压下去。
这帮波兰流亡者相当明白自己的处境，本身不列颠社会内部就有人对他们看不顺眼，如果再爆出流亡者组建街头帮派和本地流氓火并的消息，那只会让其他人的处境更糟糕。
因此，虽然这些人都人间蒸发一个多月了，结果这个案子居然一点风声都没传出来。
至于达博斯基为什么会在利物浦死而复生，虽然塔列朗在文件里没有明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都能看出来老瘸子在暗示，利物浦的达博斯基是换人了。
他敢于做这个暗示的理由，便在于第三位杀手维克托诺瓦克。
诺瓦克也是一位波兰起义军的士兵，并且他来伦敦后，还与达博斯基同住一间公寓。
在亚瑟的手头资料中，关于诺瓦克的信息相当少，而塔列朗的文件则给出了具体原因。
与知识匮乏的达博斯基不同的是，诺瓦克是一名拥有中学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层教育经历，所以他在来到伦敦后过得明显比码头扛包的达博斯基好了不少。
他先是在伦敦的一家会计事务所谋了份跑腿的工作，而在议会通过《破产法案》后，会计事务所的业务量呈指数级增加，而拥有一定计算能力的诺瓦克也因此得以成了一名临时的会计雇员。
不过虽然只是个临时会计，但是他的收入也足够搬出和达博斯基合租的逼仄小公寓了。而在他搬离流亡者的聚居区后，再想从当地打听他的消息自然不容易。
而塔列朗关于诺瓦克的信息记录也就到此而已。
至于为何塔列朗敢于通过诺瓦克断定刺杀案和俄国人有关系，问题也在于那间雇佣了诺瓦克的会计事务所。
如果不是亚瑟先前为了调查刺杀案重新翻阅了当年首相珀西瓦尔遇刺案的各种记录文件，他绝对认不出这个名为‘乔治威尔金森公司’的会计所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这正是那个完成了行刺首相壮举的杀手约翰贝林罕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也是引发这起刺杀案的源头。
如果不是他们把贝林罕派去了俄国从事进出口清算业务，贝林罕也不会在俄国与人结仇并导致被扣押和破产，而贝林罕自然也不会因为后面外交部和其他部门互相踢皮球导致他起了刺杀首相的心思。
即便抛开贝林罕的部分，一家早在四十年前俄国部分业务就已经庞大到需要派专员常驻的公司，也确实很值得关注。
椰子树此时也终于从对皇家海军复杂性癖的思考中回过了神，他瞧了眼陷入沉思的亚瑟，开口问道：“其实，塔列朗先生今天还让我带了一份文件过来，但是由于怕你为难，所以他让我先不要拿出来。不过，如果您确定想要，也随时可以带走。”
亚瑟合上面前的文件，开口问道：“什么东西？”
椰子树将自己的挎包摆在桌上：“乔治威尔金森公司的股权结构。”
第367章 金融城中的大手
2024-03-16
伦敦，威斯敏斯特，白厅街4号，大伦敦警察厅。
亚瑟坐在办公桌前，盯着那份记录着乔治威尔金森公司股东名单的报告半天都没挪动视线。
说他是在看文件其实并不贴切，准确的说，亚瑟是在品。
哪怕排除其他股东，单是股东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已经足够他品上好几天了。
说是第一个名字，其实也不准确，只不过在这份法国大使馆发来的文件中，前排的这些人完全可以用一个名字总结劳埃德保险。
作为现今世界上最成功的保险公司，或许也是19-21世纪这三百年中最成功的保险公司，劳埃德保险的名头从17世纪开始就已经逐渐成为了英国乃至于世界航运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但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这家保险业巨头的创始人爱德华劳埃德居然是一家在17世纪经营咖啡厅的小个体户。
在最开始的时候，劳埃德的咖啡厅坐落在泰晤士河畔附近的塔街。
由于塔街是伦敦毗邻码头，又与伦敦海关、海军部和港务局等重要海事部门紧挨着，再加上他们的咖啡或许充满了大海的味道，劳埃德先生又是健谈的人。
所以，久而久之的，这里就成了在码头讨生活的船长、水手、小贷公司所有者和保险商人等航运行业相关人士聚会吹牛、讨论发财小妙招的地方。
有的保险商人甚至因为这里客流量甚大，所以直接把办公地放在了劳埃德咖啡厅的餐桌上，他们就在这里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同客户签订保险单、开展业务。
几年之后，劳埃德先生因为通过经营咖啡厅赚了些钱，所以就把咖啡店的位置搬到了一个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顾客消费能力也更强的地方，伦巴第街和丰恩路的交汇处伦敦皇家交易所的所在地。
而劳埃德先生此时作为一名成功的咖啡馆经营者，在搬迁之后他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招揽新顾客的同时挽回那些老主顾。
他敏锐的察觉到了出入此地的保险经纪人对于最新消息的渴求程度，由于当时通信条件很差，所以坐在店里喝咖啡的商人大多数只能默默地等待消息，他们不是在等待即将到岸的商船，就是在互相交换信息和讨论国际新闻，而那些命悬一线的更是每过三五分钟就要来向劳埃德询问某某船长的商船是否到达。
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同时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客源，劳埃德开始主动让服务生留意来来往往的商人，记录从他们那里探听到的最及时的航运资讯信息，包括海上和内河主要港口码头的航运资讯、国际国内局势、商界新动向等等。
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劳埃德便会将这些最新消息汇集起来，写在店内的公告牌上供顾客浏览。
不止如此，劳埃德先生还贴心的在咖啡馆中最显著的位置设立了一个演讲台，每天专门让服务生在这里向各位商人大声宣读航运信息。毕竟，干保险的也未必都是识字的，不是吗？在这个文盲遍地的时代，哪行哪业都会有那种踩了狗屎飞起来的小暴发户。
然而，也不是每个保险商人都会每天光顾劳埃德咖啡厅，谁家里都有可能出点家长里短的事情。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劳埃德先生又专门发行了一份名为《劳埃德航运新闻》的报纸，以便那些错过了消息的商人们查阅过往讯息。
就这样，小小的劳埃德咖啡厅竟然慢慢的成为了伦敦保险行业的主要交易市场。到了1719年的时候，在咖啡厅里完成的海上保险交易额竟然达到了惊人的900万英镑。
而《劳埃德航运新闻》也发展成了《劳埃德船舶日报》，这份报纸在保险行业的权威性仅次于英国政府专门用于刊登重大政治新闻的《伦敦公报》，就连《泰晤士报》与《曼彻斯特卫报》在这方面也无法望其项背。
劳埃德咖啡厅的老顾客们也自发的组织了一个名为劳埃德船级社的机构，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对船舶的安全系数等级进行评估，并登记进《劳埃德船舶登记册》以便各位大船东和保险商人进行参考。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劳埃德这个名字显然还不值得大书特书。
之所以要把劳埃德保险单独摆出来，是因为在1771年的时候，保险商人们发现小小的劳埃德咖啡厅已经越来越无法支持庞大的保险商人群体谈生意。
因此，咖啡厅的一位老主顾荷兰保险商人范梅尔向大伙儿提议建立一家‘新劳埃德’事务所，作为海上保险的交易平台。
他以每人100镑的价格发行了新事务所的股份，并很快筹措到了近万镑的资金，而来自圣彼得堡的俄国保险商约翰安格斯坦则提议公司应该在皇家交易所租借办公场地。
但商人们虽然对于皇家交易所这个地点很满意，但是却对于租借这样的使用方法不太高兴。
因此，他们直接全款拿下了皇家交易所的办公楼，并将这里作为劳埃德保险的交易场地。
而劳埃德保险与其他保险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像是一个通俗意义下的公司，而更像是个体保险商人们的公共交易平台。
如果套用后世的概念来说，劳埃德保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辛迪加型垄断组织。
从独立性上来说，尽管辛迪加的参与者在生产和法律上保持独立，但他们在商业上已经完全受制于总办事处，不能独立行动。
辛迪加的各个成员在商业上必须是高度统一的，他们不能与市场发生直接联系，只能借由辛迪加来谈生意。
而如果一个辛迪加的成员想要退出，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包括重建购销机构并重整与市场的联系。
此外，退出还可能遭到辛迪加的阻挠和排挤。
劳埃德保险就是这样的保险业辛迪加，它由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保险商人共同组成，所有人都通过劳埃德保险的平台进行独立或者联合承保。
在劳埃德保险的承保业务中，少的可能只有几个人承保，而一些大型项目则可能出现成百上千人共同承保的盛况。
而劳埃德保险的特殊架构也使得它的成员数量自创设之初便呈现迅猛增长态势。
在这里，你只要能够拿出五百英镑的资产证明，你就可以成为劳埃德保险的保险合伙人。
而这样特殊的发展模式也使得劳埃德保险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后，一举拿下了不列颠航运业九成、世界航运业五成的保险业务。
毫不夸张的说，伦敦码头停泊的几乎所有船只基本都是由劳埃德保险承保。
并且，由于劳埃德保险持有的庞大现金流，因此，它又是伦敦证券交易所里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哪怕是在政治圈子里，伦敦的各位大人物们也向来重视这群支撑着海洋帝国的保险商人。
原因无他，因为这群人每年都能为不列颠从海外赚来成百上千万英镑的财富，将源源不断的黄金白银送进不列颠本土。
并且，劳埃德保险的合伙人们在有了钱之后也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喜欢赞助议员，也会自己出来选议员。
至于他们的政治观点，抛开其他方面不谈，至少在对外关系上，他们和大部分生意人一样秉持着以和为贵。
众所周知，财富天生厌恶风险。所以除了少数行业外，对战争通常都是敬而远之的。
而论起哪种类型的财富最讨厌战争，那么毋庸置疑，肯定是这帮卖保险的，尤其是劳埃德保险这种大型跨国保险公司。
两国开战不管哪边赢了，他们基本上都是赔钱。
亚瑟手上的这份名单里，有不少人的名字他看着都觉得眼熟，甚至那天他在下院旁听时还直接打过照面。
从去年波兰问题出现时，这帮与劳埃德保险关系紧密的议员便一直在下院呼吁波兰与俄国人应该保持克制立场。
而在威斯敏斯特联合会希望政府能够派兵介入波兰问题时，这帮家伙的反应也相当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