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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涛抓起电话，给李湘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播出后，第二天的省内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房山市推行禁酒令半年节省3300万”的重磅报道。但与此同时，《东山日报》却在评论版上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半年禁酒省3300万”是成绩吗？
“出台公务员禁酒令，很多地方政府都采取了这样的举措。虽然名为禁酒，但事实上各地的禁酒令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在禁酒，而在封堵公款吃喝上。常言道，宴无酒不开，禁了酒就等于限制了公款吃喝的规模和档次，自然就可以大幅降低招待费。所以，房山禁酒令推行半年后，省下3300万元招待费用，实在意料之中。”
“不过，单单是中午禁酒，半年就节约下3300万元的政府招待费，禁酒令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或许正因如此，房山市委书记宋迎春的接受媒体采访多少看起来有些像是经验访谈———然而，‘半年禁酒省3300万’算是成绩吗？这是一个颇值得细细品味的问题。”
“在不禁酒之前，当地公共财政这样一笔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庞大资金，却白白耗费在公务员的酒桌上。从这个角度看，能说如此巨大的资金是省出来的吗？依我说，不过是以往浪费的钱如今不再浪费罢了———至多，是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无谓消耗的闸门被禁酒令关上了，是公共财政支出的一种理性回归，而并非值得褒奖渲染的增效创收”。
“更重要的是，半年禁酒令实施省下3300万，起码说明，在减少公务接待费用支出方面，还有诸多可以降耗的空间。换言之，节约公务招待费，不能局限于禁酒令这一种举措，有必要通过细致全面的监管制度跟进，在更深更广的层面抓起。譬如，中午禁酒，晚上就能大肆公款吃喝吗？酒不喝，鲍鱼就可以上吗？对于政府而言，任何时间、任何形式的公款吃喝和公共财政消耗都不能忽视，如果中午省下了，晚上加倍吃回去———禁酒令就只能沦为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
这篇评论的言辞非常犀利，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不仅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还几乎把宋迎春气得吐血。这一次的电视作秀，本来想为政绩鸣锣开道，但岂料却成为舆论笑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宋迎春愤怒地把当日的《东山晚报》撕成碎片，一个电话招呼过市委办主任皇甫刚来，怒道，“皇甫，你去东山日报走一趟，查一查今天这篇评论的作者是谁？一定要查出来……这种文章，是对于我们房山市党政机关的严重污蔑！”
皇甫刚犹豫着，轻轻道，“宋书记，这样不太合适吧？要不然我通过私人关系问一问？”
“不，你代表市委去跟东山日报交涉一下。他们这不是头一次了，屡屡出评论污蔑我市的经济工作大局，简直就是岂有此理！谁让他们发表这种观点偏激的文章了？谁同意了？你先去交涉交涉，实在不行，可以动用司法程序！”宋迎春显然是非常生气，有些口不择言了。
皇甫刚心里暗暗苦笑，心道你是不是气糊涂了？人家这可是省委机关报——省委党报，不是我们市里的普通小报！就算是查出评论的作者来又能如何？你还能拿人家怎样？况且，这种文章见报，肯定是经过了报社领导审核同意的，你就只能干瞪眼……
但皇甫刚在宋迎春暴怒之下，却不敢再反驳什么，只能恭声应下离开。
宋迎春竟然指挥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皇甫刚代表房山市委来《东山日报》社兴师问罪，这让报社的领导非常恼火。作为省委机关报，《东山日报》对下面的地级市进行舆论监督，还引起了强烈反弹，居然还摆出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还声称要走司法程序，这让报社领导怎么接受得了？
出于保护评论员的考量，报社领导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让撰写这篇评论的报社理论部专职评论员牛凯回家休息，然后报社领导向省委宣传部领导作了专题汇报。
安在涛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这一回，宋迎春怕是真的搞大了。省委党报是那么好惹的吗？
第636章 宋迎春去职
省委党报确实是不太好惹的，《东山日报》也是响当当的正厅级单位，直接接受省委和省宣领导，怎么会畏惧来自于一个地级市市委的“要挟”。
《东山日报》向省宣汇报了此事之后，东山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专门给房山市委书记宋迎春打电话，斡旋此事。宋迎春虽然心里不忿，但也无可奈何。
但就在事件即将平息过去的时候，突然间波澜又起：《东山日报》理论部评论员，也就是这篇评论的执笔者牛凯，在当天的业内朋友聚会中提起此事，旋即引起了几个媒体朋友的抱不平。
第二天，牛凯的朋友，《东山财经日报》首席记者张雷赶赴房山采访房山禁酒令。但房山市委市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拒绝接受采访，尽管张雷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房山市市长助理庄宁，但庄宁在这种时候怎么敢接受采访，也就推辞了采访。
后来，张雷又通过房山报业集团的一把手李湘，联系上了房山市长安在涛，试图采访安在涛。但安在涛虽然不排斥采访，但当时安在涛却正在资河开发区视察一个生态农业项目工程，一时间也赶不回来，对于安在涛的采访也旋即告吹。
当然了，就算是在市里，安在涛也未必就会接受张雷的采访。他也犯不上在这个事情上，与宋迎春“过不去”。毕竟，在很多事儿上，他这个市长如果公开与市委书记态度相左，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好。
无奈之下，张雷只得在房山采访了一些市民。然后又根据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各报的评论文章，结合他在房山采访的实际情况，综合写出了一篇重磅报道：《房山禁酒令半年省出3300万，数字从何而来？》
张雷在报道里不仅追问了“3300万”这个数字的来路，还言辞犀利地批评房山有关部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认为所谓的“禁酒令”有行政形式主义的嫌疑，所谓的“成果”也是来自于某种“虚构”。张雷在报道里呼吁，房山市有关部门应该立即公开公布2004年全年的行政招待费信息，还公众一个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在报道的最后，张雷还提到了《东山日报》评论员因为一篇批评文章而遭遇房山市委“质问”和压力而不得不暂时休假，隐晦地提到了当前的舆论监督环境还不理想云云。
《东山财经日报》的这篇重磅新闻，在省内媒体圈引起了强烈反响，旋即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宋迎春是在第二天早上9点多读到这篇报道的，当时他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里冲下楼去，将报纸摔在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皇甫刚的办公桌上，咆哮着：“怎么会让这篇报道出来，是谁给记者提供材料的？给我好好查！”
《东山财经日报》是专业类都市报，宋迎春惹不起省委党报，但对于这家报纸的“故意挑衅”，他却觉得无法忍受。见报的当天，房山市委就给《东山财经日报》社发去了要求当事记者张雷接受质询的公函。
见《东山财经日报》不予理会，宋迎春恼羞成怒，利用市委书记的威权起用了司法公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联系《东山财经日报》社，身为警务督察室正副主任的潘春生、张玮两次直接到报社总编室要人，语气强硬，要求报社方面安排记者张雷来房山接受警方的询问。
报社方面一看事情有些不妙，就暗暗给记者张雷放了假，让张雷在家休息。
张雷没有料到自己一时冲动之下，竟然捅了马蜂窝。出于自身安全的担忧，他的行踪开始飘忽起来，白天在外游荡，晚上12点之前，他绝对不敢回家。他只能偷偷地回家，每次到家门口时，先躲在暗处，家人查看确认安全后他才敢闪进屋子里。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房山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给张雷打电话、发短信：“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请你老老实实到房山公安局来接受调查”，“你回避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你”，“你报道的事情很严重，我们不想找你，这是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
张雷打电话请求，能否用书面材料回答警方的询问，遭到了拒绝。
1月11日，房山公安局警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再次带人来到《东山财经日报》社，找上了分管副总编王希纶，要求报社赶紧通知张雷接受警方质询，而这一次，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带去了合法的“要求公民接受调查书”，上面赫然签署着现任房山市公安局黄秋生的大名，并盖有房山市公安局的公章。
“记者的新闻报道是职务行为，报社应该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不能随便让记者去接受调查，有什么情况应由组织出面。”王希纶扫了一眼房山市警方带来的“协助调查书”，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从业十几年来，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被舆论监督的地方政权竟然动用司法公器力量来向一个报社施加压力，试图“惩罚”一个记者。
“如果仅仅因为报道本身，相关部门无权、无理由传唤记者接受调查。既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坚持要传唤记者，就应该说明理由并拿出记者违纪违规的具体证据来。”王希纶又道。
潘春生撇了撇嘴笑道，“王总，我们是执法人员，该走的程序是会走的，这个你们放心……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张雷的报道严重污蔑了我市党政班子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躲避是没有用的，还是早一天让张雷站出来接受警方的调查，我们是警务人员，一切依法办事，还能吃了他不成？你们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必须要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王希纶见对方的态度强硬，心里也恼火起来。
潘春生冷冷一下，也没有再跟王希纶理论，拂袖而去。不过，房山市公安局一行人离开报社后却找上了报社的主管部门，东山省财经出版集团，指责报社袒护记者、不配合正常司法调查，集团领导责令报社妥善处理该事件，要求报社迅速与房山市委和房山市公安局正面交涉。
1月22日上午，东山财经日报社总编室和房山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黄秋生通电话，黄秋生在电话中显得十分恼火，不愿多谈。当天下午，报社三位领导赴房山市公安局面见黄秋生，想了解“传唤”记者的真正原因。
黄秋生不谈原因，指着鼻子问报社的三个领导：“一个小小的记者，为什么再三逃避警方的质询？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
“如果你们继续不配合，不把记者交出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黄秋生的嚣张和霸道，让报社领导无语凝噎，无言以对，当天的会面不欢而散。
1月25日，房山市公安局再次提出，可让报社派人陪记者一起到公安局接受调查，报社拒绝。随后报社向房山市公安局发公函表明态度：一、报社应该积极配合房山市局的调查工作；二、报社也应该保护自己记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报社不能违背记者的意愿，强迫记者到异地公安局接受调查；三、请对方出示“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确凿证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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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一开始，报社的高层抗住了房山市的压力。但事情在1月底急转直下。或许是压力太大，报社领导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张雷被公开停职了。报社给出的说法是：给我们一段时间来处理，在这段时间你不要写稿了，就拿底薪吧，忍忍就扛过去了。
报社的一个高层还通过关系找到了房山市长安在涛，请求安在涛跟宋迎春斡旋一下，居中调停，平息事态。安在涛接完这个报社领导的电话，就把彭军给找了过来。
“彭军，这事儿是公安局谁在负责？”安在涛轻轻道，手里晃荡着一份东山财经日报。
“我问过了，是黄局长。”彭军小声说着，“领导，要不然我找找老邢，让老邢出面调停一下？这事儿确实闹得太大了，再这样僵持下去，还怎么收场呀？”
安在涛想了想，突然笑笑，“这事儿本来是宋书记在抓，黄秋生只是受市委指令罢了，找他没用……呵呵，黄秋生这回底气很足啊，看来是宋书记的态度很坚决。算了，暂时先不要管了，他们愿意折腾就折腾去吧，恐怕现在宋书记也是骑虎难下了。到此为止吧，他没有面子，不到此为止吧，还能真的把人家那个记者抓来绳之以法？”
“嗯，我明白了，领导。”彭军点头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