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 第905节

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

历代皇帝和首辅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提出还未执行,朝堂之上便反对声一片,‘与民争利’、‘借机盘剥’的大帽子扣上来,提议者无不被骂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样的祸胎,甚至被人围堵唾弃群殴……以至于谁也不敢帮皇帝办这件事。

结果出现了工商日益兴盛,国家愈发贫穷的怪现象,还被一些老学究当作工商误国的证据。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场,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因为归根结底,他就是工商业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业,绝对会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抛弃,甚至成为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这样,如果无法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能量,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会改变——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东南,沈默并未忘记大明朝灭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为崇祯朝廷积贫,无力赈灾,才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为朝廷积弱,才无法应付两场战争,最后被满人断了国祚。

所以工商业要发展,国力也要随之提升,这是沈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关于具体的方针,沈默从不敢拍脑袋就定下来,他经过长期对各行业的调研,摸清其现状后,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经过试点之后,才在各省各行业推行。

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民进官退’,既然官营产业已经名存实亡,就不必尸位素餐,占据社会资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将江南织造局的织造任务,由‘官局自织’转化为‘官局领织’,也就是官局将自身的任务分包给私营工场,并将本钱银先行拨给,见有利可图,大户自然乐于承揽。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缩减成本的前提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满足,可谓多方受益。

这种使官府脱离生产,只负责分包监督的作法,实际上是将官府排除在生产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将官局和私营放在了平等地位……一开始时,织造局的太监挟朝廷之威权,不免减削银两,中饱私囊,大户见无利,便动以料价不敷为词,要求加钱,否则便不开工。这时候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内监们只能乖乖给钱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这个法子确实可以使各方都满意,沈默便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将各自官营织场盘出,一应所需改为领织,合理议价,不得压榨织户。’他大约算过,仅此一项,如果在东南推行开来,便可为宫中每年减少六十万两的支出,虽然放在东南不多,可对史上最寒碜的大明皇室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了。

当然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民营纺织业,不仅接手了原本属于官营的大量订单,还没了官府为保护官营而故意捣乱,生意自然愈发蓬勃。不过沈默也不是完全放任私营,他命令所有的织机必须在织造局登记才能生产,以便官府掌握民间的织造数量,为课税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必须交,谁也没脸说不。当然他没有强力推行此事,而是准备先看看情况,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所以此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相反大家捧他的场,许多都如数交齐了。

其余行业也将基本效仿这种官方买办、委托生产的方式,但具体各有不同,不再一一赘述。就连比较特殊的矿山,官府也同样不再直接生产,而是采取特许经营,保护获得特许者排他经营的权利,作为回报,经营者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并如数交纳税银。这在福建试点后,已经被认为是可行的,并在衢州得到实施,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广到整个东南。

他并不担心这会引来非议,因为嘉靖初年曾下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这种笼统的诏令,从未彻底贯彻,但足以堵住为反对而反对者的嘴了。

如果说,沈默对待官私产业还是小心翼翼的话,那么他在对东南各行业布局上,就是大刀阔斧了,因为朝中大员还意识不到,这项改革将深刻的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

简单说来,他将东南的数十个主要产业,结合各地区的优势重新布局,口号是‘减少盲目投资,避免恶性竞争、促进合作共赢’。当然,原本大明就有苏松南京为中心的丝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印染、钢铁业;以湖州为中心的生丝产业区,以及景德镇制瓷业、福建造船业、佛山冶铁业、等大大小小十几个专业性的工业城镇。能有人出来重新整合,将其优化组合,是商人们求之不得的,但更深层次的影响,只有日后才能看出来。

最后在对外贸易方面,沈默奏请朝廷,又开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并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只要向市舶司登记纳税,便可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往来获利了。

越来越多的人,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秣稆,尤其是徽州、闽粤一带的贫困子弟,纷纷投身于这种危险的营生中,以求过上富裕的生活。大明的海商队伍,已经完全占据了马六甲以东的航线,这当然刺激了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沿海港口附近,都有大型造船场日夜开工,一艘艘技术日益精湛的海船还没下水,便被海商们抢购一空。

但碧波万里的大海上,并不只是创造财富的商船,还有多如牛毛的海盗,倭寇的势力在南海仍然不小,佛朗机人和荷兰人的海盗船,更是时常在南洋游弋,企图掠夺大明商船上的财富。

所以没有强大的舰队护航,是万万不行的,目前负责南洋航线的主要是徐海舰队,大明沿海则由王直负责,但这只是权益,他们两人早都厌烦了,沈默更不放心他们。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大明自己的水师上,这件事交由郑若曾在幕后操作,以俞大猷建立的水师为班底,又征募兵士两万,先期计划建造两百艘火力强大、防护完善的战舰。加上原有的百余艘老式战舰,便足以打造一支马六甲以东最强的舰队了,但朝廷不可能负担这笔军费。沈默的设计是,沿海各省出一部分,让水师通过护航挣一部分,剩下的干脆自己出……当然是以东南富豪集体捐赠的名义了。

他之所以如此着急的打造舰队,不只是为了护航,还因为据徐海来报,西班牙人登陆吕宋诸岛北部,并在那里建立殖民点。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殖民者,沈默十分了解,知道他们下一步就该打整个吕宋岛的主意了。

此时的吕宋岛上,已经有两万多华侨定居了,沈默提心徐海,和这些华侨搞好关系,他一直期待的黄金机会用不了几年就会到来了。当然现在吕宋是大明的藩属,国王苏莱曼更是曾去北京朝贡,所以必须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同时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第七五一章 凉风起天末(中)

除了在军政商方面布局之外,沈默还十分注重和保护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其实这个行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此业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发展到了本朝,更是汗牛充栋,十分普遍。无论是内府、中央各官署、藩邸、地方官府,还是寺观、书院、私人、书坊都在从事刻书事业,甚至出现了很多以此为业的出版商。不仅刻书内容丰富,数量惊人,而且在各方面的技术上,都有着长足进步。

出版业之所以在本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是与其受众数量急剧膨胀有关。首先,本朝自来重视文教,太祖皇帝要求‘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且自成祖后百五十余年间,天下承平,百姓安居,整个社会形成了广泛的读书风气;不论城市农村,男子们小时候都读过几天私塾,虽然做不了学问,但识字看书还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本朝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了本朝城市的发展,继而产生了庞大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民众,既不同于‘足不出户、埋头苦读’的文人阶层,也不同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阶层,他们不愁生计,或者至少不用总为生计发愁。当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自然产生相应的文化需求。

正因为这种社会风尚,出版业自然蓬勃发展。但必须看到的是,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以官刻、家刻为主,而旨在牟利和谋生的坊刻业,还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以宣扬朝廷教化、圣人文章的官刻,和专注旧本古籍、诗文辞赋的家刻,显然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前者的目的是禁锢思想、愚化百姓,后者则深藏闺中,常人难得一见。远远不能满足百姓大众的需要,更不能满足沈默的要求。

老百姓需要的,是随手可得,价廉物美、更加多种多样的书籍;他们尤其不喜欢专讲心性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深文化,而需要生动活泼、易于接受,富有生活情趣又可以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沈默需要的,则是解放思想,开化民众,传播科学,普及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而这些,显然是官刻和家刻做不到。

在沈默眼中,能承担民众的要求,和自己的希望的,只有面相普罗大众的坊刻业。因为只有以盈利和谋生为目的坊刻业,才会遵循市场规律、投读者所好,刊行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品种,其广泛性和普及性,是官刻本、家刻本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但这些‘射利坊贾’常被藏书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当然不只是固执文人的偏见,因为它自身的毛病确实不少:常见的问题是选本欠精,校勘马虎,错讹遗漏处较多。部分刻本粗制滥造,妄改书名和删节内容,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更严重的是,由于书坊间竞争激烈,翻版、盗刻、剽窃等现象十分普遍,往往‘原版未行,翻刻踵布’,这更加导致坊刻业声名狼藉,当然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对此沈默召集了福建建阳、金陵、苏杭、湖州、徽州等出版中心的上百家书房老板,齐聚杭州开会。往常不入流的书商们,竟能得到经略大人的召见,自然喜不自胜,无一缺席,甚至许多没有接到邀请的,也跟着来见识见识,想听听这出版业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大会,到底讲些什么。

会议分三天,第一天上午,沈默亲自作了出版业现状的报告,他首先高度肯定了,坊刻本作为通俗书籍,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的作用无可比拟,且未来必将占据主导。但这不是他的讲话重点——他用了更长的篇幅,指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将行业混乱无序的现状,毫不留情的展露在与会数百人的面前。这些都是在经过深入调研,认真思考得出来的结果,自然说的人如坐针毡,但无人不服。他们这才知道,经略大人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真得摸透了这个行业,看得比任何人都高、都远。

其实沈默说的问题,业内人都明白,尤其是这些个深受其害的大书商,当然诚心诚意的向经略大人请教,坊刻业的出路何在?

沈默知道政府不能管得太细,靠自己帮他们解决所有问题,绝对痴心妄想,甚至越帮越乱。他只能站在宏观高度,给他们三点建议,首先建立行业协会,规范行业竞争,避免恶性竞争;然后是严格的自律与监管相结合,严厉打击翻版、盗刻、剽窃等危害行业生存的现象,并提高自身出版质量;第三是,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包括署名权和财产权利。

前两点都很好接受,但第三点出版商们有意见,这不是增加我们的负担吗?沈默早有所料,道:“你们的出版,是面向普罗大众的,百姓的特点就是复杂多样、喜新厌旧,只要满足了他们的口味和需求,你们的书才能大卖。”

众人纷纷点头,心说:‘可不就是这个理,想不到大人连做生意都懂……’

“既然你们不反对,道理就很简单了。”沈默笑道:“人都是无利不早起的,写书的人也要吃饭,只有让他们得到丰厚的报酬,使写作成为创造财富之道,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写出更多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书籍。”说着看看众人道:“诸位都是当老板的,这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听了沈默的解释,众书商不由点头道:“这就像大人在苏州推行的专利权吧……”但仍然担心道:“书这东西,印出来就不是秘密了,要是我们支付了报酬,别的家只管照抄,岂不要把我们挤兑死?”

“这个不用担心。”沈默沉声道:“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官府将受理著作权注册,作者和著作权所有人,可免费申请自己的作品注册保护。发现任何书店和个人盗版或盗用,都可到当地官府提起诉讼。一经查实,将以盗窃罪论处,没收非法所得的一半,将用来补偿被盗版方的损失。”顿一顿,他又道:“本官回北京后,会设法尽快将这项法令在全国推广,难度不会太大。”在三百六十行中,出版业毕竟是太不起眼的小小一支,制定这样的法令,哪怕是全国性的,也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一个粗放管理的政府,虽然十分不适合大改革、大变法,但对沈默却不无好处,他正是利用了朝廷与东南的信息不对称,执政者难以准确评估一些不太大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才敢不停的用小动作,一点点的、艰难却坚定的推动着这个社会的变化。

众人一听,心里顿时敞亮多了,虽然觉着一半归自己有点少,但想想若没有偌大的好处,官府怎会尽心办事?就当花钱买个保障吧……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东南六省的二百余家大型书坊,共同签订了‘东南坊刻业协约’,约定各省成立行业协会,并成立总会互通有无、协调矛盾;约定严厉打击盗版、翻刻、剿袭的一切非法手段;约定尊重作者著作权,包括永久的署名权,以及二十年的财产权;约定以提高坊刻业的地位和声誉为共同奋斗目标,与会所有书商都在协约上签字,并于即日起生效。

会上,新成立的坊刻行业总会,盛情邀请沈默担任行业名誉会长,被沈默婉言拒绝了,虽然朝廷并无明文禁止,但这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若是贸然在里面就职,哪怕只是挂名,别人也会以为,你有多大利益在里面似的。

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为行业总会作第一期重点出版书目的推荐人,沈默还是欣然应允了。其实他哪知道什么书畅销?人家两个月后拟好了书单,请他过目后署名即可。

沈默拿到书单一看,三百多本书目,已经分门别类的列好了,什么民间日用类、科举应试指南、通俗文学读本、童蒙课本教材、时文选本、宗教书籍、天文历算年画、占卜星相等等十几大类,让他不禁暗暗感叹,大明确实是出版业的黄金年代,在他原来那个世界里,可说是空前绝后了。

送书单来的坊刻总会会长余象斗为他介绍说,这是按照沈默的精神,将书籍种类细化,每一类都有清晰的顾客群。比如商人们喜欢《陶朱公致富奇书》、《白圭宝书》、《吕氏发迹秘闻》,等讲述财富之道的书;以及《水程一览》、《示我周行》、《天下水陆路程》等地理旅行类书籍;而《伤寒百问》、《丹溪心法》、《济世良方》等民间医书;以及《三字经》、《千字文》、《蒙求》、等童蒙教材,几乎家家必备。当然还有各种时文选本、中式应试之书,更是让准备科举者甘心掏钱。

沈默看到这里,不由感叹道:“十多年前我科举的时候,还没有几本刊本呢,现在却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这些年的发展确实很快。”

当然书单中最多的一类,还是通俗小说和戏曲。这类几近白话、重情节胜于文采的书籍,在民间却越来越受欢迎。如《三国志传》、《西游记》、《水浒传》、《警世通言》、《青楼记》、《白袍记》、《紫箫记》、《大唐西域记》等等,占了一半还要多。这些书虽然一时难登大雅之堂,但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为非’。甚至许多朝廷官员,本身就是这些小说的作者,当然都用的假名罢了。

沈默最终签下了他的大名,然后很快便忘了这件事,直到麻烦找上门来……当然,这还是后话。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初十,沈默终于完成了所有的交接,虽然他总觉着还有很多事情没安排妥当,但已经拖了两个多月,若是再不动身,北京那边非得疯掉不可。

带着无尽的牵挂,沈默登上了北归的官船,归去时斜阳正浓,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如画般妖娆的江南,将成为他永远的牵挂。

不只是他的希望寄托在这片沃土上,他的兄弟们也大都在这里奋斗着……徐渭任江西督学、陶大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孙铤任浙江按察使、资历最高的陆光祖,担任福建布政使……想到兄弟们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沈默心中便有些难过。

但让他又感到欣慰的是,自己费尽心思请来的四大谋士,并没有遵循此时‘撤幕即散伙’的惯例,而是以及留在他的帐下效力。其中郑若曾留在苏州,担任沈默海军建设计划的实际负责人。能亲手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郑若曾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其余三位,王寅、余寅和沈明臣,则以门客的身份,陪伴着他北上。

路过徽州时,沈默想去看看胡宗宪,便命队伍且住,轻车简行、到了绩溪县的龙岩村。谁知却扑了个空。家人告诉沈默,大帅赋闲之后,便时常到邻近的山庙里,跟和尚喝酒下棋,经常不回家。

沈默问是哪个庙,家人说说不准,便派人私下去找,谁知大半天过去了,也没把人找回来,只带回了胡宗宪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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