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啊？”赵德三佯装一脸惊讶的问道。
邱启明肯定的点了点头，说道：“那天贺部长的母亲过寿，你不是也去了吗？你是没注意看，贺部长和你们吴区长他们坐一桌，贺部长在酒桌上喝的有点多，你猜我看见什么了？我看见贺部长把手伸到了你们吴区长的大腿上摸呢……”
“贺部长喝多了而已，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啊。”赵德三在邱启明面前极力为吴姐说话。
邱启明鬼笑着摇摇头说道：“肯定是不喝多了才那样，你们吴区长根本就没有反应，这还不能说明贺部长和你们吴区长之间有那个关系嘛。”说着话，邱启明一脸猥琐的笑看着赵德三。
赵德三不想就这个事和邱启明继续延伸下去了，于是显得有些忌讳地说道：“行了，老哥，咱们还是不要谈论领导的事了，除非咱们是不想干了。”
邱启明连忙笑嘻嘻地说道：“对，对，不谈领导的事了，不谈了。”顿了顿，邱启明将话题又拉回到自己的事情上来，讪笑着冲赵德三问道：“对了，小赵，你说我是不是该给苏部长表示一下呢？”
听到邱启明这么说，赵德三知道苏姐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收别人的东西，但是这次他是牵线人，如果邱启明不表示一下也不合适，微微凝着眉头想了想，赵德三便饶有兴致的冲邱启明问道：“邱老哥，那你想怎么表示啊？”
邱启明笑眯眯的说道：“医术讲究对阵下药，表示肯定要投其所好，不知道苏部长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果然是老江湖，从邱启明这句很有哲理性的话赵德三就听得出他果然老道，一看就知道为了自己升副局的事情已经费了不少心思了。
在官场这几年的经历，赵德三已经总结出了两个官场之中人际交往必须掌握的既能，第一，就是喝酒，在官场，喝酒是一门学问，很多事情，只要能喝酒、会喝酒，就会在酒桌上解决掉；第二，就是送礼，送礼是从古至今，官场上一项官员之间来往最为频繁的活动。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
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的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截然相反、害人害己。
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
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分条缕说清楚，其中有很多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内容。
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难以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的人行贿，收礼的人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最直接送礼的方式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言辞的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政府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家荡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金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道：“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送礼者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崩溃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喜欢附庸风雅，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的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王奕恇、载振父子贪墨出名。
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王奕恇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代很流行，王奕恇、在振父子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组下院子，装饰一番后，作为‘会客’场所。
来者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在一起搓麻将。
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者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王奕恇父子根据宾客输钱多少，决定卖官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有宾客们自己玩，载振抽钱，好在宾客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出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使端方就是一位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
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凌然的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表示自己很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的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的家里由他慢慢赏析去了。
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背景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里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如何的好。有时候，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的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求他们办事的那些人就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的书画古玩，结果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
于是，如果看到了某件古玩周而复始的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
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大多数是附庸风雅而已。
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手下那些同样不是很明白的幕僚，评判的标准是一靠送礼者的吹嘘，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的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找赝品或者次品去滥竽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不论是投其所好，还是送书画古玩，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他们都不像是劳动所得来的合法正派。
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
最常见的做法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
源。
明朝中后期，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
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的就来求文、求字。官员们盛情难却勉为其难的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的接受不菲的润笔。
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到最后演变成了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
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到现在官场，仍旧有一些官员喜欢出版一些所谓的专著，从中赚取一笔合法酬劳。
据说，张之洞但仍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
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性，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
张之洞还真就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
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不过张之洞好的一面是把这笔费用用在了近代事业上，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第1640章 玉手镯
张之洞的例子算是比较好的，起码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事由。
很多官员润笔，事由可以忽略不计，比如给送礼者提携对联和字，给送礼者的儿子起笔名等，甚至压根就没有事由，对以润笔名义送来的钱财照收不误。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得简单了，送礼者完全不用琢磨怎么送的问题。
因为当时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送礼制度和文化。
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说，就能平平稳稳、和和气气的把礼给送了。
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往送，官员之间互相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儿。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同僚启程，官员要送别，这些名字听着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而且这些名目的开支，可以列在衙门的公款名下，官员们何乐而不为呢？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
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使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
这些银票都被官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就相当于现在领导身边的贴身侍从，要送礼，必须要从贴身侍从入手。如果不夹银票，他们就把你祝贺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让皇帝看不到你的孝心。礼金的具体金额，各个衙门都有一套执行标准。
《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个新任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本衙门各种迎来送往的礼金标准，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然下台。
在送礼制度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乐。一个人如果要额外表示诚意或者衷心，只需在标准之上加钱即可。
原本知府大人生日，下属知县只需送白银百两就可以了，如果某个知县奉上银两千两作为寿礼、外加名画一副求‘鉴赏’，知府大人马上就明白这个知县对自己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