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作者:袁亚忠【完结】

东方孤囚，百折而独秀，彗星陨落的轨迹，毁誉参半的后半生。

引子风云突变的一九二七

1927年的中国，风云际会，波谲云诡。身处这个错综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愿意抑或不愿意，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巨大旋涡中。在这个极速变幻的令人昏眩的时代，有的升起，有的沉沦，历史在这里留下无尽的困惑与思索。作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也不例外。

随着北伐战事的节节胜利，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激化，革命联合阵线的基础日渐脆弱，处在风吹雨打的飘摇之中，国共两党即将度过甜蜜的合作期。

就在中国共产党人仍积极发动革命群众大力支持北伐战争之际，中国的上空突然乌云滚滚，阴风阵阵，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右派挥舞着血淋淋的屠刀，在上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通缉令，就是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和决定挽救革命危机的方针政策，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全部集聚于此。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恽代英、董必武等80余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参加了大会。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共产国际代表，苏、英、美、法等国共产党代表以及各群众组织代表。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统一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移到汉口市郊的黄陂会馆举行。

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坐在陈独秀身边的是刚刚到达武汉才25天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和苏俄政府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鲍罗廷、维金斯基、米夫等人。主席台上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唱《国际歌》。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唱完《国际歌》后，代表们纷纷坐了下来。突然，有人发现了被誉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师师长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仅隔了一会儿，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

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和关于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为了做好大会的政治报告，会前，住在中央机关６１号的陈独秀冥思苦想，精心准备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发言提纲。他满以为自己精心构思的这篇得意之作，会顺利被大会予以通过，孰料结果却出人意料。

陈独秀以其雄辩的口才，在大会上侃侃而谈，历时５个多小时而不歇。

他首先从１９２６年３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谈起，认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其进行镇压，因此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其次，对于蒋介石叛变，他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叛变，现在只剩下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他把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比俄国要强得多，也很重要，因而应重视汪精卫等人的作用；

再次，对于土地问题，他为当时党的土地政策定了调子，即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的土地则不能没收，因为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又次，他谈到了军事问题，认为通过让工农参加军队的办法，就可以改造旧的军队；

最后，他不惜笔墨大谈特谈他十分赞赏的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认为共产党现在没有力量推翻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因为国民政府任何军队到了上海以后，都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右倾，因此革命应在东南以外的地方进行，尤其是向西北地区发展。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２４页。

这个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规定大纲、陈独秀命题作文的长篇政治报告，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更没有得到一致同意，反而被视为陈独秀以及由他领导的中央从四大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辩解之词，因而在大会现场遭到了各地代表前所未闻的抵制和反驳。

刚刚赶到武汉的上海区委代表罗亦农，对报告给予了两个字的评价“糟糕”。叶挺则连忙问身边的人：“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与会代表就陈独秀的政治报告进行辩论。辩论持续了整整４天，气氛非常热烈，甚至充满了一点火药味。要求签名发言的达３８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其中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注目。

任弼时，湖南长沙人，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刚从苏联莫斯科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后回国。到达上海时，正赶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他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４１号见到了毛泽东。会前，两人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辩论期间，与会代表都收到了瞿秋白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充满激情地写了２万多字，他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瞿秋白列举了自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共１７例，并且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本来，瞿秋白是把小册子提交给了大会主席团，但在陈独秀那里被扣住，不准散发给与会代表。瞿秋白迫不得已，只好将小册子提交给参加小组讨论的各位代表。

面对瞿秋白的尖锐指责和批评，陈独秀有点坐不住了，不停地吸烟。中共四届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叽里咕噜地重复着“见了鬼了”的口头语。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代表们低头仔细阅读着小册子，脸上不时露出一阵阵会心的微笑。淋漓酣畅的文字，精辟深刻的分析，使得连日来与会代表们郁闷的心情暂时舒缓了些许。坐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身旁的恽代英一边翻小册子，一边笑着对她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的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他指的是瞿秋白在书中所提的“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领导的人怎样？”５个问题。

此时，仍在上海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周恩来，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正隐蔽在上海。因此，他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但十分关注五大的召开。他特地委托上海区委的罗亦农带来了两点意见，一是中央要承认错误，二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看了这两点意见，陈独秀甚至有点不相信，这些意见竟来自平时看上去那样宽容的周恩来。

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并卓有成效的毛泽东，也向大会提交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这是毛泽东和在广东、江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方志敏在会前联合制定的。但陈独秀等人对此不屑一顾，没有将毛、彭、方等人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

５月４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出席了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辞。随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此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但在报告中，罗易掺进了自１９２７年２月份到达中国后对中国革命的许多个人意见，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５月９日，中共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张国焘、任弼时、陈延年、陈乔年等３１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郭亮等１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３１人中，陈独秀一家就有３人，即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第二天，大会闭幕。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山４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

会后，陈独秀虽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压力。

还在当年的３月中旬，苏联驻华代表那桑诺夫、福金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去信中，仍乐观地相信陈独秀在中共党内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他们根本没料到，中国的形势会变化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他们的预言仅在一个多月后，就遇到了挑战。

５月的武汉上空，乌云密布，阴霾笼罩。处在反革命势力包围中的武汉国民政府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１７日，驻守宜昌的独立１４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之际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２０公里的纸坊，被第４军的叶挺部队粉碎。２１日，驻长沙的第３５军３３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之间，搜捕共产党和工农群众３０００余人，杀１００余人。中共湖南省委决定２０日发动长沙附近１０万农民自卫队，围攻许克祥，由于组织协调不当，最终失败。此时的武汉政权，经济萧条，人心惶惶，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喧嚣声音。

５月底，共产国际的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史称“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５个师或１０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默默地听着罗易一字一句地念着电报，半天没说一句话。他陷入了沉思，这份仿佛天外来音的共产国际指示一旦拿出来在党内公布，必然将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于是，他理了理头绪，缓慢地说道：“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他停了停，继续说道：“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经陈独秀这么一说，鲍罗廷、维金斯基转而一想，也觉得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形势，目前无法执行这个指示。罗易则认为，只要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于是，在给共产国际的回电中，他字斟句酌地写道：“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执行。”

６月１日，罗易邀请汪精卫到他寓所。寒暄之后，罗易问汪精卫是否看到过最近共产国际的电报。汪不知所云，于是连忙问是什么电报。罗易竹筒倒豆子般地将国际指示的内容全盘说给汪听。汪精卫听后，既惊又喜。他惊的是，共产国际竟然指示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军队，这不明明是威胁武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吗？喜的是，这样一份高度机密的共产党文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竟如此全不费功夫。

汪精卫不愧是政坛老手，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临分手才对罗易说：“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了片刻，随后点头答应了。

翌日，天真的罗易亲自将电报的抄本送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大喜过望，连忙说：“谢谢，谢谢”，便把罗易打发走了。此后，汪精卫便以此为借口，大肆进行“分共”的准备活动。

进入６月份以后，武汉的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闷热的夏天就要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对立之势，也如同夏日的骄阳一样，日趋紧张。汪精卫进一步加快了“分共”的步伐，而陈独秀等人却一再错误地估计了日益严峻的形势，导致革命的大好局面顷刻间消失殆尽，再也无法逆转。

６月１０日，冯玉祥邀请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于右任、鲍罗廷等人，在郑州的陇海花园召开会议，史称“郑州会议”。为了弄清会议情况，了解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张国焘也在会议前一天赶到了郑州。汪精卫在会上大发反共议论，指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孙科、徐谦也大谈武汉的困难以及他们最不满意的几方面情况。

３３军军长何键，则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糟成一团”。汪、孙、何等人一唱一和，再加上冯玉祥的默认，郑州会议实际上成为汪精卫等人密谋分共的一次预备会议。

虽然张国焘对郑州会议上汪精卫等人的基本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并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但陈独秀仍然对汪精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对郑州会议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一次公开的讨蒋会议。这一次，陈独秀又错了。他要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付出沉重的代价。

６月１３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已经根本无法逆转。

７月的江城武汉，天气更加的闷热难耐，革命形势也如同这闷热的天气一样密不透风，紧张得令人窒息。

４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的问题。陈独秀、李维汉、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张国焘、任弼时、毛泽东等５人出席了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此时的陈独秀胡子拉碴，脸色疲惫。作为中央总书记，他不得不首先发言。在谈到将来时，陈独秀提出了三种方法，一是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是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是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首先提出赞成第一种方法，并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当即打断了任的讲话，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争辩道：“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并用力将意见书撕碎，扔到了地上。

与会代表见此情状，目瞪口呆。陈独秀在党内一贯的家长制领导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则主张上山。毛泽东也点头表示同意，认为如果不保存实力，将来一旦发生事变，我党就会束手就擒，无力反击，而上山则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见此情状，只好回答说：“同意上山。”①

１２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５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是陈独秀自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其实，共产国际的训令早在６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局面能够有所挽回，甚至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但奇迹没有出现。

拖了半个月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并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此时，苏俄政府派出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前来武汉的途中。于是，鲍罗廷赶在离开中国之前，执行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太上党”--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最高领导层。

当天，鲍罗廷约陈独秀等人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共产国际总要找一个人为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做替罪羊，不是我陈独秀，就是别的人，与其让别的人背黑锅，不如自己来背黑锅，我陈独秀素来敢作敢为。想到这里，陈独秀又觉得有些心安了。

也许是担心陈独秀心里不好受，鲍罗廷安慰了陈独秀几句，并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共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同时，还建议瞿秋白和正在住院的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学校。陈独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鲍罗廷的建议，他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他必须对全党有个交代。

与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立即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辞职书，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请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实际上，共产国际训令已经指令中共另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的辞职报告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７５页。

随后，陈独秀抽空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他把各种文件整齐地叠放好，将自己的私人物品装进了包里。当时，任弼时的弟弟任作民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临走时，任氏兄妹送陈独秀到了门外。陈独秀神色憔悴，表情复杂，脸上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对他们咧了一下嘴，算是打了招呼。

出门后，陈独秀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手里拿着一把大芭蕉扇，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同行的是秘书黄文容（玠然）。他们乘船到达武昌，住到党组织在武昌的地下机关一家纸行的楼上。

７月１５日下午，经过多方布置后，汪精卫等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会后通过了一系列“分共”决议，史称“七·一五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经历了近四年的风风雨雨后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这也标志陈独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代的结束。从此，他将回归到一种平静的生活。但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叱咤中国文坛、政坛多年的风云人物，显然他不会甘心于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在这里又将展开一幅新的画面。

第一章人间变成“苦闷的囚牢”

１

江城武汉，自古被称为“九省通衢”，乃兵家必争之地。大革命以来，江城武汉见证了大革命的轰轰烈烈，也留下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英勇捐躯的鲜血。此时的武汉，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勃勃，显得更加死气沉沉，到处是惊恐万状、劫后余生的荒凉景象。

１９２７年７月底，正值武汉的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挡。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一起住在武昌一家纸行的楼上，知道这个地点的人不多。此时，其他中共领导人正忙于组织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因而也无暇光顾这位已经离任的前中共最高领导人。

陈独秀难得如此清闲。自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来，或忙于著书立说，或忙于政治活动，或忙于教书育人，或忙于交际应酬，平日里他总是忙作一团，难得有一分属于自己的轻松时间。表面看似清闲的时光里，却掩饰不住陈独秀内心里炽热的火苗，他在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中国革命究竟怎样了？我陈独秀究竟错在什么地方？难道中央不都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吗？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难道共产国际就没有任何错误吗？他想来想去，始终找不到答案。他有太多的话要对人倾诉。

陈独秀顾不上酷暑的炎热，也顾不上自己已经停职，提笔疾书，给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把一切工会、农民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第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第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他不知道这样主张向国民党全面退却的建议，显然不会被中央所接受的。

写毕，陈独秀用毛巾揩了揩头上的汗水，将信递给黄文容，嘱咐他尽快去一趟汉口，把信交给张国焘和瞿秋白。黄文容接过信看了一眼，陈独秀问他感觉怎样。

“汪精卫已制裁共产党，你的意见中央怕是难以接受。”黄文容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先送去吧。”陈独秀还抱有一线希望。

下午，黄文容从汉口回来了，脸色有点难看。

黄文容刚一进门，陈独秀急忙问：“交去了？”

“交去了。”

“怎么说？”

“没有接受。”

黄文容如实地回答道。

陈独秀听后，只是“哦”了一声，似答非答，便不再做声。此时，他仍然希望黄文容带给他有利的一些好消息，但不久还是失望了。

过了一会儿，黄文容看见陈独秀情绪有些低落，于是又打开了话闸。

“国际又派来一个代表罗明纳兹，带来了国际的训令，打算近日开一个紧急会议。”

“你听到国际训令的内容没有？”陈独秀急忙问道。

“可能与改组中央有关，另外，鲍罗廷要回去了。”

“鲍罗廷和瞿秋白上庐山，回来了吗？”

“回来了。”黄文容答道。

就在陈独秀蛰居纸行楼上，很难得到外界消息的时候，发生了两件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也足以改变陈独秀的未来人生之路。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江西南昌，一阵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率领起义将士３万多人，向盘踞在城内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时间，枪声呼啸，喊声震地，火光四射。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南昌城内的反动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

８月７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４１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张太雷、任弼时、陈乔年、邓中夏等２１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列席会议。李维汉主持会议。由于武汉笼罩在汪精卫政权的统治之下，到处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枪声，因此会议是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会议集中批判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政策，并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对策。

在议及陈独秀的处理问题上，任弼时建议陈独秀可去莫斯科。随后，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３人为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会期仅有一天，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已没有了陈独秀的名字，实际上是解除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

但鉴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共的巨大作用，因而对他没有作任何处分，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特例吧。陈独秀去职后，瞿秋白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着手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８月中旬，瞿秋白、李维汉来到纸行楼上看望陈独秀。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并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看到他们进来，陈独秀感到十分意外，于是连忙招呼黄文容端茶送水。瞿、李坐定后，简要地将会议情况通告了他。陈独秀对不让他参加会议很有意见。瞿秋白记得，当时确实有人提议通知陈独秀来开会，只是由于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坚决反对而作罢。

他不便把这些情况告诉陈独秀，于是只好转移话题，对陈说道：

“上次你给中央的信，我们看了，形势变化很快，中央没有接受你的意见。欢迎以后常来信，帮助我们工作。”

陈独秀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大家劝你去莫斯科。”李维汉说了一句话。

陈独秀无精打采地摇了摇头，拒绝了李维汉的建议。

看到陈独秀气色不太好，估计有些情绪，瞿、李二人对视了一下，立即起身准备告辞。临别时，瞿秋白伸出手与陈独秀握手告别，叮嘱道：“你好好休息，以后再来看你。”

陈独秀点点头，要黄文容下楼送瞿、李两人。

“老头子思想没有准备，手都是冰凉的。”

出门后，瞿秋白对李维汉说道：

“老头子”是当时党内很多人对陈独秀的称呼，一则是陈在党内年龄大，资历老；再则从一大到五大，陈一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因此，很多人背后习惯称陈独秀为“老头子”。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革命家。１９２２年，陈独秀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与他相识。当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正在苏俄访问，并担任了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他出色的翻译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邀请他一起乘火车回国。在大革命期间，由于对革命的认识发生分歧，瞿秋白对陈独秀提出了一些批评，尤其是五大期间批评最为尖锐，但两人私下的交情仍比较好。看到瞿秋白成为中央总负责人，陈独秀内心里颇有感慨，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瞿、李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文容十分紧张，但又不敢贸然去请医生，担心暴露了身份，只好悄悄地上街抓了几服药，熬了给陈独秀吃。幸好陈独秀也不是什么大病，没过几天也就慢慢地好了。

陈独秀是个闲不住的人。多年风风雨雨、四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使他对隐居的生活十分的不习惯，总感觉到有劲无处使。但是，此时的武汉乃至全国到处都是国民党挥舞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革命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因而，陈独秀一方面在反省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常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中。正如他在１９３０年２月答国际的信》所说的：“自１９２７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另一方面，他又重新拾起文字学研究的个人兴趣，编辑了《革命文学史》一书。在卷首，他写了一首《献诗》，表达了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满腔悲愤之情。他写道：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丽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在卷尾，他又写了一首《致读者》的诗，号召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页。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从这两首诗中，丝毫看不出陈独秀由于受到政治批评而发泄种种不满的情绪，仍然可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如往日一般，激情似火，狂傲不羁。

几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好友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来到纸行楼上看望陈独秀。汪原放在陈乔年的介绍下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兼任武汉《国民日报》编辑。刚进门时，汪原放大吃一惊。由于天气炎热，陈独秀正打着赤膊，身上披一大块白布做的汗巾，躺在竹席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

寒暄一阵后，陈独秀对汪原放说，他不愿再呆在武昌，感觉很难受，想住到上海去，看汪什么时候回上海，问一下汪孟邹，他是否可以回上海。汪原放本来早就想去上海办点事，于是答应马上回去上海一趟。月底，汪原放急急忙忙从上海赶到武昌，告诉陈独秀，汪孟邹希望他尽快到上海去。接到汪孟邹的回信后，陈独秀十分高兴，于是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示可否去上海，并要黄文容尽快将信送到汉口去。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８页。

２

８月底，黄文容从汉口回到武昌，告诉陈独秀，中央已经同意他去上海。因为此时的武汉也并不安全，反革命势力十分嚣张。就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后不久，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争斗，国民党各派宣布实现所谓的“统一”。在各派的反对和压力之下，蒋介石通电下野去了日本，汪精卫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也正在考虑将中央机关迁移上海，以便以上海为中心，指挥全国的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于是答应了陈独秀的请求。

９月初，汪原放来看望陈独秀。看到陈独秀情绪很好，汪原放分析回上海一事肯定有了眉目。果然不出所料，陈独秀兴冲冲地告诉汪原放，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他打算尽快走，并要汪原放落实回上海的乘船事宜，届时与他一起走。汪原放立刻点头答应了。随后，陈独秀半是责怪半是感慨地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也介绍人了党，做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是一样的吗？你叔叔胆小怕事，不也挺好？”汪原放未置可否，只是笑了笑。随即站起身来，对陈独秀说，“我去准备一下。”便下楼走了。

从陈独秀那里出来后，汪原放立即着手联系由武汉开往上海的船只。考虑到陈独秀的安全，汪原放联系到了９月１０日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并特地包了一个四个铺位的客舱。

９月１０日，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的中秋佳节。陈独秀已经是归心似箭，早没有了过中秋节的心情。一大清早，他就起来开始准备行装。为了防止被人认出，陈独秀戴了一顶风帽，把额头压得低低的。临行前，黄文容对陈独秀叮嘱道，“你装成一个病人，躲在船舱里别出来，其他事情都由我和原放来应付。”

收拾停当后，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以及所住的纸行经理陈啸青４人一起，到码头登上了英国轮船“公和”号。上船后，陈独秀立刻进入预订好的船舱，躺在上铺一动不动的。随着长长的一声汽笛尖叫声之后，轮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调转方向，驶往了上海。想到即将告别伤心的武汉，陈独秀不觉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躺在床上，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虽然感到身心疲惫，但眼睛却凝视着舱顶。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随着船只沿江东去在渐渐地展开，脑海里浮现出在武汉的不平凡经历，一幕幕宛若就发生在昨天，始终挥之不去。

自４月份雄心勃勃地离沪来汉，到现在灰溜溜地离开武汉返回上海，历史似乎又回归到了原点。仅仅５个月时间，中国革命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变化之剧烈，速度之快，令近不惑之年的他有些目不暇接，头昏昏眩。他弄不明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他想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但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对，就是它！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影子，那就是共产国际。

一想到这里，陈独秀就气愤不已，嘴里喃喃自语道：“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到九江时，夜幕已启，一轮明月高挂天空。轮船的甲板上站满了赏月的人，嘈杂的声音扰乱了陈独秀的思绪，他想出来透透气，但又担心暴露了身份，只好呆在客舱里不停地吸着烟，不久客舱里就烟雾弥漫起来了。半夜时，看到甲板上赏月的人越来越少，黄文容、汪原放就叫陈独秀到甲板上来赏月，也算是庆贺中秋节吧。

闷坐了整整一天，陈独秀走出客舱，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江上吹过的清新空气，感觉清爽了许多。凭栏眺望，皓月当空，触发了陈独秀的思乡之情，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天船就该到我的家乡安庆了。”

见陈独秀起了思乡之情，汪原放关切地问道：“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天再回上海？”

陈独秀默不作声，只是抬起头望着月朗星稀的夜空。是啊，他何尝不想回家乡去看看呢！自从参加了革命，陈独秀四处奔波，就很少有时间回家，尤其是与姨妹高君曼双双出走杭州后，激起家庭变故，乡邻众议，他就再也没回过安庆了。但是，现在这种形势，这种身份，自己能回去吗？他心里也不禁疑惑起来。

“中途下船恐怕不好吧？”黄文容提醒道。

“安庆比较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地下去。”陈独秀表示同意。

此后，三人不再做声，赏了一会儿月就回客舱睡觉去了。

一路上，陈独秀很少开口，白天从不到甲板上来透风，吃喝拉撒等事情都由黄文容等三人料理。船主弄不清这四位客人的来历，也不便去问，只是看得出他们的身份有些不同。

两天后，轮船抵达上海。汪孟邹亲自到码头迎接，随后将陈独秀送到早已安排好住处，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彭礼和的房子。不久，陈独秀又搬到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居住，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陈独秀对上海是再熟悉不过了。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既是中西各种思想交流荟萃之地，也是各色人物聚集的繁华大都市。自１９０３年因在东京剪清政府学监姚昱辫子而被日本驱逐回国，陈独秀首次到上海后，便多年生活在这里。包括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及五四以后宣传革命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活动，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但是现在，他不能在像以前那样叱咤风云了，他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在党内又是遭受批判的前任领导人，他只好夹起尾巴来做人了。

这次来上海也亏得汪孟邹叔侄的周密安排。汪孟邹是陈独秀１９０２年春再次去日本途经南京时结识的安徽同乡汪稀颜的弟弟。当时，陈独秀写了２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一书，正准备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汪稀颜写信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汪孟邹，称陈是“皖城志士”，要他接待陈独秀的来访。自此以后，陈独秀与汪孟邹结下终生友谊。

１９０４年，陈独秀就是在汪孟邹开的芜湖科学图书社的楼上创办和发行《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改为《新青年》），也是经汪孟邹介绍后，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陈独秀在上海生活窘迫时，也多次得到过汪孟邹的接济和资助，因此他对汪孟邹叔侄的鼎力帮助心存感激，无以言表。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移到上海。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郑超麟等人，乘坐日本军舰也抵达了上海。瞿秋白、李维汉代表中央前去看望陈独秀。在谈到今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时，瞿秋白对陈独秀说，中央打算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取名叫《布尔什维克》，要陈独秀经常写些文章予以支持。陈独秀正在上海闷得慌，于是立即答应下来。

搞文字写作是他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等杂志时，陈独秀都是激情飞扬，创作了一大批宣传革命、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革命卖国政府的文章，影响了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使他们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壮大了革命的力量。看到自己的拿手好戏将要派上用场，陈独秀甭提有多高兴。于是，他又爆发出惊人的写作能量，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由于隐蔽在家，收集信息不易，他便经常翻看上海及各地的各种报刊杂志，找些写作的题目。

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时，《申报》刊登了汪精卫的一个讲话稿，竟表白自己要“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陈独秀看后，十分气愤，他鄙薄汪精卫的为人，对他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于是，他以“撒翁”为笔名，一口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和《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篇杂谈，揭露了蒋汪合流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批驳了汪精卫的虚伪言论。

此时，陈独秀的创作欲望十分惊人。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布尔什维克》创刊到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７日第１９期停刊，他一共发表了１４０篇“寸铁”类的短文和杂文。以至于有时正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来看他时，也劝阻他别再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但陈独秀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在继续给中共中央写信，阐述他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执行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看法。他不同意中央对当时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的判断，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退却和防御为主的策略。他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政权绝不会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会迅速地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会那样快地高涨起来，要适当地保存革命力量，待革命高潮到来时再举行武装起义。他强调，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即便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切不可存在“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这段历史时，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些，作出的评价也许会更加公允一些。当时，陈独秀囿于条件的限制，避居上海，只能根据其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的失败。因此，他的许多看法和观点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但是，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是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为与共产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我们党的政治纲领急需确定下来，应该迅速由中央起草送共产国际批准。

１２月１３日正当广州起义时，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和“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这一点，则苏维埃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些观点表明，陈独秀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是正确的。

他赞成举行广州起义，认为广州起义无论是成败，都应该举行。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处于左倾盲动主义的支配下，陈独秀的错误意见自然不会被接受，正确的部分也未被采纳。然而，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３

１９２７年底的一天，天空灰蒙蒙，呼啸的北风透着刺骨的寒冷，街上的行人稀少。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偕夫人史静仪，急急忙忙地从街上走过，赶到陈独秀的寓所来看望父亲。在哥哥陈延年牺牲后，乔年觉得有必要经常来看看日渐衰老的父亲。虽然在他和哥哥的眼里，父亲更多的是一位整日四处奔波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从小就呵护他们成长的慈父。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至亲，尤其是父亲刚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肯定心里感到很寂寞，作为儿子的他，时常来看望一下父亲也是人之常情。

见儿子和儿媳来了，陈独秀很高兴。但是一谈到革命的问题时，父子俩就话不投机，争辩了起来。史静仪见两人吵起来了，连忙向陈乔年使眼色，并说道，“你们俩很少见面，还是不要谈这些吧！”再聊了一会儿家常，陈乔年与史静仪便匆匆跟父亲告别，回家去了。史静仪是湖北武汉人，曾是最早到苏俄留学的女共产党员。回国后，在北京工作期间，与陈乔年认识并结合。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独秀的家庭情况。１８９７年，陈独秀与安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小名高大众）结婚。婚后两人育有３子１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和玉莹（筱秀）。１９１０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双双出走后，又生下１子１女，子美、鹤年。由于陈独秀长期在外从事革命及宣传活动，因此与子女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以至于有人说他是“父子情薄”，这并不属实。

但是，陈独秀对子女尤其是延年、乔年兄弟的要求十分严格，却是千真万确，说他是“严父”则当之无愧。１９１５年，陈独秀要延年、乔年两兄弟到上海来读书。兄弟俩刚到上海时，与父亲、姨妈高君曼住在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兄弟俩便搬出去独居，自闯人生。当时，高君曼见兄弟俩孤苦伶仃，想叫他们搬来一起住，陈独秀大发雷霆，骂高君曼是姑息养奸、妇人之仁，高君曼只得作罢。１９２０年２月，延年、乔年赴法勤工俭学，起初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在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北四路恒丰里１０４号，陈延年等人正在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下午，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１０４号，陈延年等人被捕，被押往龙华监狱。陈延年立即给汪孟邹写信，请其设法营救。汪孟邹找到此时正在上海的胡适，胡适将信转交给曾与陈延年相识的吴稚晖。吴稚晖立刻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称已捕获到陈延年。杨虎接信后大喜，马上带人赶到龙华监狱，提审了陈延年。７月４日深夜，陈延年被国民党用乱刀砍死，五马分尸，年仅１９岁。陈延年就义后，国民党当局竟下令不准收尸。

就在哥哥陈延年牺牲不到一年，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英勇就义。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６日，在陈乔年主持下，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因叛徒告密，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及江苏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被捕。起初，陈乔年等人被关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翌日，被引渡到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刚被捕时，敌人并不知道陈乔年的真实身份，因为陈乔年化名王某。虽然敌人想方设法，用尽各种手段想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但都未能得逞。

得悉儿子被捕后，陈独秀十分焦虑，担心乔年再步延年之路，遭遇不测，但以现在自己的处境，又不能出面营救，空有救子之心而无救子之力，心里自然很是难受。此时陈独秀心绪已乱，再也无心写“寸铁”类的短文，手头上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的书稿也不得不停下来了。有时，好友汪孟邹及原放叔侄过来坐一坐，陪他说说话，解解闷，但也无济于事，无法排解他内心的忧虑。想到自己过去没有对儿子们尽到一个做父亲应有的责任，陈独秀感到十分内疚。

陈乔年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设法营救，但都无功而返。在狱内，陈乔年也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敌人多次对乔年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但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６月６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就义，死时年仅２６岁。

陈乔年牺牲后，陈独秀的女儿玉莹（筱秀）急忙从老家安庆赶到上海，来料理后事。看到胞弟牺牲的惨状，筱秀悲恸欲绝，终因伤心过度而死，年仅２８岁。后事皆由汪孟邹料理了事。不久，高晓岚也终因受不了３个子女接连去世的沉重打击，而在安庆病逝，度过了其并不幸福的一生，终年５２岁。

幼年丧父，陈独秀无法感受锥心之痛，而一年之内失去３个子女，却让他感受到了中年丧子的人生悲剧。人生三大不幸，已得其二，夫何言哉？况且自己既遭国民党通缉，东躲西藏，不得安生，又在党内受到批判，难以得到同情和理解，家仇国难集于一身，让陈独秀真是欲哭无泪。但是，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有暗自垂泪，默默地独自品尝这份苦痛。

有一天，同乡好友潘赞化来看陈独秀，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为延年、乔年兄弟设位烧纸钱。陈独秀望着高君曼的背影，摇摇头地对潘赞化说：“迂腐。”以至于潘赞化都认为陈独秀有点不近人情。其实，陈独秀又何尝不怀念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怜子如何不丈夫，但他不想也不愿把强烈的悲愤之情表露无遗，以求得旁人的怜悯，内心的痛楚只能由他自己独自来承担。家破人亡，人间悲欢，让年届知天命的陈独秀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４

１９２８年３月，上海，冬天的寒冷尚未完全退去，春天的阳光还只是偶尔关照冒出尖尖细芽的小草，街上的行人仍然裹紧了衣服在春寒料峭中急忙走着。

这一天，中共中央派人来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将于６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即予以拒绝。鉴于陈独秀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又对中央的路线提出过重要意见，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其列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但是，与“八七”会议恰恰相反的是，那时陈独秀本人就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但遭共产国际代表的阻挠未被邀请。这一次，他人在上海隐居，却特邀他远赴苏联参加六大。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奈而又显得有些滑稽。

当时，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参加六大，中共中央派人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但都未能取得成效。除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瞿秋白等人亲自登门拜访，诚恳邀请外，此外还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来劝说他，也都是无功而返。陈独秀为何再三拒绝邀请呢？是否像王若飞所想的那样，是怕苏联共产党当时“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缘故来打击他”？陈独秀的这种担心也并非是多余的，但是也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更深层的原因。

其一，自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日益滋长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不满情绪。陈独秀认为，自“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一些做法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位上了５０岁的老人。尤其是在对待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的问题上，他十分反感共产国际代表在大革命期间居高临下、越俎代庖。

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国际代表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全部推脱给他陈独秀来承担，并且把他当作替罪羊，发动党内同志来批判他。对于有些善意的批评，陈独秀或许还能够接受，但对于他所谓的“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坦承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他始终坚持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他陈独秀一个人的错，而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以及革命力量太弱小所导致的。

其二，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是“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指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身上，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对当时劝其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其三，陈独秀担心共产国际一再要他到苏联去研究中国革命是一个幌子，目的是让他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甚至还担心自己离开中国后，孤身一人在外恐怕遭遇什么不测。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怎样劝说他去苏联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反正他都一概予以拒绝。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隆重举行。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向忠发等人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以及在湘赣边界领导工农红军的毛泽东、朱德等人未能与会。

瞿秋白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整个报告长达７万字，讲了很长时间。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也作了政治报告。

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①黄玠然（文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１辑。

会后，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于过于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因而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在大会讨论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时，与会代表就陈独秀对于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的代表主张应根据党的纪律，对陈独秀进行严厉的处分。王若飞对陈独秀所犯错误则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在去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也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由于王若飞及其他一些代表的工作和努力，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用了这样一段比较公正的话：

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

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①

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刻意回避了陈独秀的责任问题，而是采取中央领导集体承担的方式，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连“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几个字都没有提。应该说，对于陈独秀来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公道的，也是他能接受的。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却使得原本客观公正的评价严重地走样。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５页。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邓中夏、王若飞等人继续留在莫斯科。王若飞还特地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六大的情况，并劝他不要再消极了，要站在六大的路线上重新为党工作。陈独秀阅毕信后，心里显得比较平静，未作出什么激烈的举动。以至于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他在中共中央的信中也坦然承认道：“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所以，当张国焘在六大召开前后，鼓动陈独秀反对六大选举的中央，另立一个所谓的工农党时，陈独秀明确地加以拒绝了。

中共六大以后，陈独秀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在拒绝参加六大时，陈独秀曾明确表示不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以与往常一样为中央刊物多写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得好的话，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在六大召开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独秀的对立情绪可能会导致其另行办报和组建新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的领导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出乎预料的，正因为无法预料才使得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丰富多彩。陈独秀的人生轨迹也将发生新的转变。

５

文字音韵学是陈独秀一生的个人兴趣和学问爱好之所在，不管是奔波忙碌于革命活动，还是执教鞭于高等学府，只要有闲余时间，他便一头钻进去潜心研究，并且有很深的造诣，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古文造诣颇深而又一向自视甚高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很推崇陈独秀的文字学。

安徽是产生众多文字学大家的地方。明清以来，归有光、戴震、方苞等人形成的桐城学派，影响中国文坛达数百年之久。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与桐城相距不远，自幼便受到桐城学派文风的影响。虽然生性叛逆的陈独秀，十分痛恨死板僵化的八股文章。１７岁考秀才时，面对古怪刁钻的题目，他即兴发挥，将《康熙字典》、《昭明文选》上的生僻难字拼凑了一通，竟考取秀才。

由此他更加厌恶八股考试，以至于次年参加完江南乡试后便再也没有去考科举、搏功名了，而是留学日本，投身反清革命。１９０３年，他创办《安徽俗话报》，倡导文学改革。１９１７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震惊文坛的《文学革命论》，主张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但是，尽管陈独秀对古文字学极尽批评之能事，却惟独对文字的训诂、音韵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保持了终身的学术兴趣和爱好。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政治巅峰时期已经过去，虽然他有些不甘心，也曾想方设法去抓住最后的机会，但历史终究没有再眷顾这位曾经的时代宠儿，无情地弃他而去。既失意于政治，又回过头来转身投入到纯学术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几乎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式的政治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有的甚至在学术上取得了远远超过其政治作为的辉煌成就，或许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但是，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的单纯学者，而是一个周身流淌着革命血液的政治人物，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始终会紧密结合在一起。

避难武昌时，陈独秀就开始构思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但限于条件并未着手实施。来到上海隐居后，他就开始整天埋头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等方面的问题，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

由于受到国民党的通缉，陈独秀的住处和行踪十分保密，除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像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陈乔年、汪孟邹、汪原放等一些人外，知道他住处的人不是很多，因此来看他的人可说是寥寥无几。当时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提起中国文字拼音化这个问题。遇见来访者是湖南人，他就问这几个字湖南话是怎么遇见是湖北人，他又问湖北话该怎样读；遇见广东人，他又问广东话是怎样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陈独秀的做法，当时就招来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认为他是在故意回避政治现实，造成一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假象；

有人认为他是从此要退隐山林，一心一意到纯学问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不管别人怎么议论，陈独秀仍然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这是他多年以来一贯的风格。如果一听到别人议论什么就立刻改弦更张，那就不是他陈独秀了。

１９２９年３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研究，陈独秀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全文共分自序及说明、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州话五个部分。为了使《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陈独秀分别请天津出生的邓颖超校核北京话，湖北出生的项英校核汉口话，浙江出生的茅盾（沈雁冰）及陆缀文校核上海话，广东出生的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

在《自序》中，陈独秀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起源。他认为，用常用的衍音象形字，不能够使大多数中国人识字写字，重新造新字又很难，而且长期以来书面文字仅仅是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所以，一旦到了要使用的文字，代表现在言，叙述现在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中国的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来，有很大的缺陷。他还指出，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开展所谓的平民识字运动，而那些平民千字课丝毫没有注意到平民日常生活的需要，９０％的日常所需的文字都没有，教育平民识字而不会写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认为必须要推行中国的拼音文字，使更多的人不仅能说，而且会写。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制定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汉字是一种象形的方块字，长期以来只有读音而无拼音。辛亥革命后，一些文字学家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而并未推广应用。陈独秀深知其弊，想推动中国文字朝拼音化方向发展。他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好，注音字母不能通行的重要原因就是自身缺点太多，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那些人都没有要把汉字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却偏偏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以至于弄得不伦不类，自然也就难以推广起来了。

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甚至嘲笑那些说他想做仓颉（传说中的汉字发明者）第二的人，指出：“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他也意识到，自己写这本书是十分冒险的，他只是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来加以讨论、纠正，并通过实际的行动，使中国尽快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分析了当时的国语不流行，而普遍采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中国还未曾达到国语成立的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他不能够叫做国语。”他指出，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作为标准，在真正国语未确定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为标准语来过渡。因此，他主张采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并认为上述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种地方语能够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语言，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陈独秀提出以地方语作为标准语的基础，对于解放后我国的汉语拼音化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在《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中，陈独秀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一共个，所采用的字母形体，在他看来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但是，他也根据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能全部实用的实际情况，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９个结合声母及３个单声母。

书稿完成后，陈独秀将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商务印书馆害怕由此惹祸，因而不敢出版。但陈独秀毕竟是“五四”时期的文坛领袖，非一般无名小卒可比，于是胡适、赵元任、王云五等社会名流共捐赠稿费１０００元，使陈独秀暂时得以维持了一段清苦的生活。

第二章创造一个新党

１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五四”时期以来意气风发、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力巅峰，沦落到几乎四处躲藏、销声匿迹的地步。政治上的失意，让陈独秀有些消极，同时也让党内一部分人对他的际遇产生了同情。这些人以后慢慢地由同情、支持，发展到没有陈独秀亲自参加的小派别----“陈独秀派”，并在中共党内开展不公开的派别活动，最后发展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取消派，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

当时，参加这个派别活动的人，主要有彭述之及其妻子陈碧兰、郑超麟、尹宽、何资深、蔡振德、马玉夫、刘伯庄、任曙、陆沉等，他们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到中共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彭述之在五大时，就因坚定支持陈独秀而受到过批评，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职务，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郑超麟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编辑，以及中央出版部部长；

尹宽先后担任山东区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担任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并继毛泽东之后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蔡振德担任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先后任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

刘伯庄先后担任了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和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曙（任旭）担任过中央长江局委员和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先后担任了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和江西省委书记。

这些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是他们认为“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并且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陈独秀一人感到不满，为陈独秀的遭遇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在六大以前，由于上述人员还各自担任着各级党的领导职务，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和部门，因此他们的活动尚未公开化，显得比较隐蔽，以至于没有引起党内的重视。除此之外，当时陈独秀对党还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因而他本人并不支持这种分裂共产党的活动，毕竟共产党是他和李大钊等人亲手缔造起来的，他不愿也不想看到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

据当事人郑超麟回忆，他们曾经极力争取说服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独秀一口回绝，坚决表示不参加反对党的任何活动，而且反对搞宗派主义。此时，陈独秀仍然希望瞿秋白、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渐渐接受他的意见。他甚至相信虽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错误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共产国际会觉悟起来而且会接受他的主张。

他非常自信自己给中共中央的意见十分正确，不带有任何偏见，完全出于对党的忠诚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如果从个人品质和作风上来衡量陈独秀，应该说他是合格的。他一直认为，从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候起，他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都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干部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他的工作作风是正大光明的。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党内受到批判，就马上站到反对派的阵营去，还是有比较强的组织原则。

中共六大结束以后，瞿秋白因大革命后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受到批判，而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余飞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秘书长李立三等人则回到了国内。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宣传部长蔡和森。

但仅仅不到一个月之久，蔡和森就因六大以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了职务。加之不少中央委员相继牺牲、叛变、消极，毛泽东等人又在井冈山领导工农红军，因此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立刻由候补中央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并接替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他们趁此机会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了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了，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宗派主义活动。

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汪泽楷，从莫斯科一回来后，立即就去看望陈独秀，并向陈汇报了六大的情况。半年前，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乔年做媒，汪泽楷与杜琳结婚。汪泽楷在六大期间，看到自己媒人的父亲及前中央总书记受到大会的批评，心里感到很不满，再加上对中央的政策早有意见，因此，见到陈独秀后，汪泽楷立即鼓动陈独秀在党内另立山头，与他们一起反对现任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听完后大吃一惊，断然拒绝，并表示不会参与，如果要参加就会另外创造一个新党，而不是在党内搞什么反对派。见话不投机，汪泽楷只好悻悻而去。

其实，创造新党的想法，最早是由张国焘首先向陈独秀建议的。

张国焘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受李大钊的赏识，并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和各种组织活动。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从中共一大到六大，张国焘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反对武装暴动，遭到周恩来等的抵制和批判。

南昌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后，张国焘逃亡香港，两个月以后又跑回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整饬纪律，作出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张国焘一向自视甚高，个人权力欲望很强，受到中央的严肃处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在探知陈独秀隐居的住址后，从年２--４月期间，张国焘经常到曾经的老师和不久前才被解除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家里坐一坐，每次都是大发感慨和牢骚，期望得到他认为是同为天下沦落人的陈独秀的同情和支持，为有朝一日能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做准备。

一天，张国焘又到陈独秀家里来坐，陈独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张国焘对时局发表了一番看法，并对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政策提出批评，然后就直奔主题，建议由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工农党。陈独秀不知张国焘极究竟是何用意，于是问张国焘工农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张国焘　尽巧舌如簧之能事，绘声绘色地说，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坚持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听到张国焘讲得如此动听，陈独秀有点动心了，但凭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很困难。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到如今初具规模，其间经过多少波折才发展到今天，另立山头绝非易事，岂是说做就能做到的。于是，他指出，共产国际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弄不好还会给予严厉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不重视东方问题，只顾自己的利益，也不会给予有力的支持。

张国焘还不甘心，坚持认为可以依靠本国的力量而非外来的力量。陈独秀继续泼冷水，就目前的内部状况来说，即便有多数人同意这个计划，筹集经费也是很困难的。

想想现在这个样子，革命正处于低潮，经费来源比起共产党建立时还要差得多。就拿他陈独秀本人来说，作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通缉要犯，连公开求职谋生的自由都没有了，整日躲躲闪闪，不得安宁，大规模地筹集经费谈何容易。见张国焘情绪低落，陈独秀只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待今后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随后不久，张国焘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大会上，张国焘被视为大革命时期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评，由于他作了检讨，因此重新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留在莫斯科。张国焘组织工农党的计划胎死腹中，不了了之。想不到现在汪泽楷又旧话重提，陈独秀只好以此来打发汪泽楷了。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在党内另立新党，一方面是他预料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等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虽然六大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批评了大革命结束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采取的左倾盲动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陈独秀的预期目的；

另一方面，陈独秀一向自认为光明磊落乃正人君子之道，他虽然对中央有不同意见，但犯不着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在党内开展宗派主义活动，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毁了自己亲手创立的共产党。

而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则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把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作为自己捞取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一旦个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便毫无组织原则，大闹特闹。郑超麟事后也承认，他们当时反对中央并不是什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而只有人事的斗争，他们始终没有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因此，此时的陈独秀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与汪泽楷、郑超麟、彭述之等人搅合在一起，以至于李维汉对当时的陈独秀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共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但是，后来的陈独秀终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渐渐地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２

１９２９年春，上海，淅淅沥沥的春雨伴着一阵阵北风下个不停，太阳偶尔露出云端，送来些许温暖的阳光，但转眼间又被绵绵细雨所打断，紧跟着又是雨雾濛濛的天气。陈独秀似乎早已经习惯了江南天气多变的春天，他整天专心致志地埋头编写他用心血浇铸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就要完成了，他得抓紧时间尽快修订，以便交付出版。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然后推开窗子，呼吸一下窗外清新的空气，感受春天到来的气息。近两年平静的书斋生活已经让陈独秀感觉到有些压抑，甚至是窒息，以往风尘仆仆四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似乎真的离他越来越远了，刚到知天命之年难道就真的老了吗？陈独秀不甘心，虽然党内同志背后都称他为老头子，但他并未感觉自己老，他还有使不完的劲，他太需要火热的革命激情，来刺激他快要麻木的神经。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陈独秀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一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急急忙忙来到位于上海北四３０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的寓所，敲了敲门，高君曼开门将其引进屋里。来人见到陈独秀后，连忙叫了声“舅舅”，陈独秀愣了半天，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见外甥来了，陈独秀感到分外高兴。自延年、乔年、玉莹（筱秀）相继死后，陈独秀倍感家破人亡的凄凉。今天外甥特地来看望自己，心里有种别样的亲切和温馨。

陈独秀连忙叫吴季严坐下，沏了一杯茶递给吴季严。问过一些家常后，他问吴季严从什么地方来找到他的。吴季严告诉陈独秀，自己前两年到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舅舅住在此处。

一听到吴季严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赶紧要他介绍苏联的情况。虽然他不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并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但他很想了解苏联目前的状况。

吴季严见陈独秀想听苏联的情况，于是立刻将自己在苏留学期间的所听所闻绘声绘色地讲给舅舅听。他说，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现在也闹分裂。１９２６年７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今年２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他接着说道，由于牵涉到苏共中央的内部争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和驱逐回国，吴季严本人也在其中。吴季严越讲越起劲，渐渐地有些眉飞色舞了。他继续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什么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斯大林根本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更适合。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才华出众，盖世无双，在苏联国内深得人心。吴季严如此天花乱坠的一番描述，陈独秀听得很入迷，他绝对没有想到苏共中央也是矛盾重重，怪不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指示常常是朝令夕改，让他和中共中央无所适从。临走时，吴季严将从苏联带回国的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吹捧托洛茨基的文章，留给陈独秀看。这些文章不仅改变了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而且改变了陈独秀的未来人生道路。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托洛茨基及其思想观点。

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起初同情俄国资产阶级民粹派，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１８７９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团体--南俄工人协会的工作。随后，创办报纸《我们的话》，宣传革命。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与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１９２６年，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同盟，即联合反对派集团，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１９２７年５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年１被俄共（布）开除出党，后又被“开除国籍”，１９２９年２月被驱逐往土耳其，１９３７年流亡到墨西哥，次年创建第四国际。１９４０年在墨西哥被暗杀身亡。

托洛茨基是俄共（布）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演说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他的基本理论，就是他撰写的《不断革命论》所宣扬的“不断革命论”，其核心有三点：一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消灭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贫农及一切私有者；三是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即国际革命论，主张以苏联作为基地，发动革命，使无产阶级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上述这些问题，原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列宁去世后，演变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激烈争论。其中，中国革命是这场苏联党内争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此，托洛茨基相继写了一批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和文章，著名的有《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

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的联共（布）之间的争论问题，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我们也无意再去作何评论。不过，联共（布）党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不仅影响了联共（布）党内外，而且还波及到第三国际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陈独秀恰恰成为了中共这场内部争辩和分裂的主角。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开始拿起托洛茨基的文章来阅读。他越读，就越发现自己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上，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终于在国外找到了知己，尽管在党内并不太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看到精彩处，他又情不自禁地多次提起笔在原书上圈圈画画，做下记录。尤其是对大革命的论述，陈独秀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深深打动了。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始终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才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他自己并没有大的过错。他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诿过于已十分不满，认为目的是推卸责任，找他做替罪羊而已。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中宣称，在过去的５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遭受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的危害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惨烈。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们，开始时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支持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等等。

陈独秀读后，大为感慨。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原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竟然还有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支持他陈独秀的观点。后来，他在给共产国际信中指出：“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注）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回忆说，他只是在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之后，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了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的真实根源所在，那就是共产国际。他由此进一步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的错误。他甚至旧话重提，指出大革命初期要中共加入国民党，已根本毁坏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它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最后步步向资产阶级投降，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他以此攻击中共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并没有把这些错误的根源系统地、彻底地指责出来，以致留下现在的祸害。

从陈独秀上述反思来看，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作出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他要从托洛茨基那里，吸收对其有利的理论依据来为自己辩护，以期证明他陈独秀是正确的。

陈独秀是一个个性坚定、固执己见的人，尤其是一旦他自认为正确时，往往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不顾一切地坚持到底而不管结果怎样。如果说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在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之后，大有未曾谋面却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在思想观点上全面倒向托洛茨基，成为他转向托洛茨基派第一步的话，那么，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却使他与原来为之苦苦追求和奋斗的事业背道而驰，相距愈来愈远，终至一去不复返。

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月间，此时的上海，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季节。陈独秀的心情，也随着入夏的气温慢慢升高逐渐好转起来。虽然，他现在仍是国民党以３万大洋通缉的“共党要犯”，并且自１９２７年９月避居上海以来，行动受到限制，只能整日埋头研究文字学，又遭受了家破人亡、物是人非的人间悲剧，但他渐渐从悲痛和孤独中走出来。于是，他也偶尔出去走一走，主要是到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尹宽等几个亲密一点的老部下那里坐坐。

一天，陈独秀又照例来到住在上海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的彭述之、汪泽楷家中，这里已成为“陈独秀派”分子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文件的活动场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早就从留苏归国学生王平一那里，见到了一系列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文章传入党内。

彭述之等人最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期间推行国共合作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中国的翻版，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样一些材料。

后来，他们又从王平一等一批留苏归国的托洛茨基派那里，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据郑超麟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是有什么电光闪过了他的头脑。接着，他们又将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文章，介绍给陈独秀。

起初，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是把托洛茨基引为异域知己而倾心仰慕的，但对于托洛茨基的其他观点则持不同看法。毕竟陈独秀不是一个人云亦云之辈，而是一个对诸多问题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因此，陈独秀在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汪泽楷等人一起学习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文章时，每次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然后就同他们辩论。

尽管经过彭述之、尹宽等人的一再解说，每次辩论完后，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辩后，陈独秀的态度逐渐有所变化。到后来，他每次再来时就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尹宽等人的意见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反反复复一次一次地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与此同时，彭述之、尹宽等人还推荐陈独秀到距郑超麟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横滨桥一家名叫“新宇宙书店”，借有关托洛茨基的书籍。这家书店是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中国托派学生开的。陈独秀在尹宽家看的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两本书，就是尹宽从该书店的梁干乔那里借的。

在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学习和辩论托洛茨基的文章及观点时，陈独秀不仅口头上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他们看，一共写了七八篇，或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充分发挥了他文笔好的特长。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是《论中国革命性质，这也是他在１９２８年８月５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１９２９年秋天，陈独秀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只是在革命的性质上，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这一年的８月至１０月，他又重新恢复了搁置已久的给中共中央写信的习惯，短短三个月时间，他就洋洋洒洒写了几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了统治地位，封建主义和残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失去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去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的残余。

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已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农民在革命中只能是一个从属的地位。针对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做法，他明确提出反对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认为这是逃避、退缩。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早已经不是农村支配城市了，而是城市支配农村。

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就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背叛革命后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就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权。据此，他认为，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对象，因此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他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事实中得出的教训。

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的问题。陈独秀认为，现在全国仍处于革命低潮，指责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的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动员社会各界贤达之士广泛参加，从内部来夺取政权。

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总和。因此，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中共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会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但贫农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地站在领导地位，坚决地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上千的劳苦饥寒群众，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来，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殊途同归之效，即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以期达到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①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４３页。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把自己一些原先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反而把托洛茨基的只言片语当作宝贝，视作真理，并且经过自己的加工整理，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从陈独秀的转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贫乏和过于固执己见的性格弱点。陈独秀由一个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步伐之大，速度之快，即便在现在看来都有些匪夷所思，难怪在当时更是石破天惊，震撼寰宇。但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急速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没有更多的闲余时间，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更没有将其上升到系统化的地步，往往是现炒现卖，将他所能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尽快应用到革命斗争第一线，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它们投身于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去。因此，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宣传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独秀个性倔强，不随意屈服于他人，但有时又显得固执己见。随着年龄增大，更加盲目地固执己见了。他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导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一直是心有不甘，耿耿于怀。因此，他一旦看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的文章后，立刻感到气味相投，心心相印，于是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一来，他左手刚扔掉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右手马上又拿起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陈独秀的这次转变，彭述之在陈去世后写的《悼陈独秀》一文中，颇有点盖棺定论地将其吹嘘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从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他就再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总是站在时代前列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反而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有为）梁（启超）分子，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与时俱进历史进程后的一次巨大倒退。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两年前，陈独秀藏身外国轮船上回上海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句发自肺腑之言，至今言犹在耳，历历在目，然而最终看到的却是南辕北辙。这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个人的悲情，只有苍天在上，无语应答。

３

就在陈独秀渐渐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引起中苏外交纠纷的“中东路事件”，又引发了政治敏感度颇高的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产物。它是根据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旅大租借条约》和《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清政府出资５００万两白银，沙俄政府修建，双方共同经营的。１８９７年７月，中东铁路动工兴建，１９０１年竣工，南起大连，北过哈尔滨，后越过中国边境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明确表示，废除沙俄政府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并“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一切产业……归还给中国，不收任何报酬”。但是，由于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后忙于国内战争，再加上列宁于１９２４年去世，因此苏联政府并未履行诺言，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

１９２４年５月，中俄双方签订了《中苏协定》，根据苏联政府的旨意，中东铁路仍暂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仍由苏方把持铁路的经营大权。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政府组织了一个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其目的是继续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俄政府。大革命期间，斯大林仍拒绝归还。由于苏联政府迟迟不归还中东铁路，使得中东铁路成为易于引起中苏之间瓜葛的导火线。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后，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曾多次与苏联政府交涉未果。同时，蒋介石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英美反苏的外交战略，也有意挑起中苏之间的事端。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７日，哈尔滨警方借口苏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党宣传大会”，出动大批警察搜查了领事馆，引起苏方的强烈抗议。

７月１０日，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方５９名高级职员全部遣送回国。７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１８日，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２１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引起全世界关注。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国际国内各种势力迅速作出反应。美、英、法、日等国趁机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武力收回中东路，并提出国际共管中东路的方案，企图染指中国东北地区。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立即对该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在事件发生后也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并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动全面进攻的开始，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以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连续在党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旗》上，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这些文件和文章，一方面揭露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真相；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向苏联进攻的开始，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而提出了一些不切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宣传口号。

“中东路事件”及其中共中央对于事件的处理策略，自然引起了政治嗅觉灵敏的陈独秀的高度注意，他一反两年来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的态度，接连写了三封信给中共中央，阐明自己对该事件的意见。

７月２８日，陈独秀提笔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疑问。他指出，在宣传口号上，要慎重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否易于接受，而不能一味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空洞口号，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误民政策。

他认为，中东路事件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英美帝国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国际纠纷的导火索，由此而来的战争是慢性的，而不是即刻就会爆发的。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以援助中国为幌子，共同向苏联进攻，还是苏联退让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争夺中国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而最受战争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维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的伎俩，不能轻易上当受骗，否则对于我党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他批评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过于单调，脱离了普通群众的现实需要。

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提出的意见不仅十分中肯，而且难能可贵。遗憾的是，陈独秀的意见并没有被接受。

８月３日，中共中央复函陈独秀，坚持认为陈独秀与中央对于中东路事件的意见分歧，不只是部分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还包含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指责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无产阶级利益。随后，中共中央还将陈独秀的来信及中央复信，一起刊登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第３７期。

还未接到回信，陈独秀立即又在８月５日以“撒翁”笔名，再次给中共中央写信，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针对政治形势和革命策略等问题，提出了１２条意见和建议。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并没有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个人看法，而是对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全面意见。他认为，当前的形势不是革命高潮时期，而是处于两个高潮间的过渡时期，因而应采取退守政策，不应采取直接进攻政策，不能强迫群众游行示威或罢工，这样只会失去群众。要发扬党内民主，不能用“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

他还错误地提出了“大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能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大讨论。

看到８月７日《红旗》上刊登了他７月２８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后，陈独秀于８月１１日，再次致函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央对他的指责，并继续对中东路事件的宣传策略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党的宣传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群众的需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但又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他进而批评中央对于中东路事件的处理策略，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地、死板地用命令主义的方式一味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采用灵活多样的策略来解决。他甚至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是简单化和全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

２０日，在《红旗》报第３９期上，中共中央公布了陈独秀８月１１日的来信，同时发表了长篇文章《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文章还指责陈独秀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缺乏阶级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①

看到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争论一来一往，且有愈益激烈之势，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急忙约见陈独秀。一见面，气氛就显得很紧张。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代表以党组织的身份，批评陈独秀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并表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独秀对代表们的粗暴态度感到十分反感。他反唇相讥，指出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结果，双方谈话不欢而散，不仅未能解决分歧，反而使各自的成见愈益加深。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５——２９７页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围绕“中东路事件”的争论，本来是一个简单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然而，这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最终却发展成一场原则和路线之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与这个争论纠缠在一起的是，当时的党中央认为陈独秀还存在一个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党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和方针的问题。因此，争论从一开始，就预定了将以陈独秀的失败而告终，事后的发展也果不其然。

有人认为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事件与中共中央发生分歧，被开除出党的。实际上，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即便没有“中东路事件”这个小插曲，陈独秀最终被开除党籍也是必然的。

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不仅加剧了一向固执己见的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也使得当时的党中央把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视作党内最严重的威胁，而对其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最终导致事态急剧发展，一发不可收拾。

４

还在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人切磋、交流、讨论托洛茨基主义时，中共中央就已经觉察到陈独秀等人在开展非组织的党内派别活动。为了挽救陈独秀等人以及防止党的分裂，１９２９年６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亲自到位于老耙子路的陈独秀家中做思想工作。他们指出，陈独秀借口“城市支配农村”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劝其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并未予以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针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影响到党的团结，会议特别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和《政治决议案》两个决议。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的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①。

在《政治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以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这两个决议案的出台，实际上向陈独秀和托洛茨基中国派的接触，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信号，但陈独秀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①李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六），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５页。

与此同时，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中共党内小集团。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等人分头活动，利用各种关系，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他们拿托洛茨基的文章到处给人看，宣传托洛茨基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规模。彭述之、汪泽楷负责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动。马玉夫则利用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工人运动干部的身份，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家绸厂工人支部，还争取了个别工人和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郑超麟则利用其夫人刘静贞是云南人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

当时，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与其说他们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认同，还不如说，是陈独秀这个昔日的中共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影响了他们。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一方面大力发展宗派组织，另一方面，则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加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甚至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的代表进行辩论。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反对派。

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３日，就在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第三封信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出了第４４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

通告指出，中央已经发现党内存在一个反对派，它在党内外都有其秘密组织，出版秘密刊物，并凭借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党的路线。中央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但是在组织上，也必须坚决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共产党的统一。最后，通告对陈独秀发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强硬的警告，表示“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这份通告全文发表在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显目位置上，意在惊醒陈独秀及其同伙。但此时的陈独秀，正与中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在发生争论，对立情绪日益加重，根本不可能听得进其他人的建议和警告。

对于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当时党内许多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１９２９年８月３０日在上海英勇就义的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时，曾多次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彭湃等人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周恩来看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彭湃等人的革命精神。

从苏联留学回国、此时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却对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攻击。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校长、后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赏识，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六大结束以后，王明回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９月１日，王明以“韶玉”的笔名，在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２卷１０号上，发表《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的长篇大论。文章指责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７个错误，表现了５种机会主义的特点，并口口声声要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陈独秀看到这篇文章后，虽然不知道“韶玉”为何方神圣，但从文章的语气来看，想必作者一定来头不小。文章中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了“陈独秀主义”的提法，多少让他感到有些愕然。他想起五四以后与李大钊一起和胡适激烈地争论“问题与主义”，想不到几年后“主义”一词，竟冠名到他本人的头上来了。陈独秀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恐怕事情绝不会止于此。

几天后，陈独秀到郑超麟家里坐，见到了８月中旬才从苏联回国的刘仁静。刘仁静曾参加了中共一大，后与陈独秀发生分歧去苏联留学。留学期间，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与刘仁静已是多年未见面了，自然少不了要寒暄一阵。随后，刘仁静告诉陈，他在回国途中，特地到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并在伊斯坦布耳住了２０多天。陈独秀一听立刻来了神，赶紧要刘继续讲下去。刘仁静见陈独秀来了兴趣，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

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里，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叮嘱他尽快翻译出来。随即他们又谈到第３０期《红旗》报上刊登的陈独秀８月１１日给中央的信及中央复信等事情，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事常过来坐一坐。”刘仁静爽快地点头答应，他也很希望与老上级陈独秀多多来往，毕竟大家现在都是同道中人。

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布第１９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通告中指出，如果在党内发现小组织的活动和反党宣传，就无异于是反革命的行动，党中央将毫不犹豫地在组织上予以严厉制裁。陈独秀看到通告后十分生气，不以为然地嘟囔道：“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彭述之见陈独秀生气了，急忙来劝慰，并献计道：“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壮大点声势，这样一来中央要开除我们也不那么容易。”陈独秀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于是叫彭述之去准备。

陈独秀这个时候有些孤注一掷、一意孤行了。在他的掌控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一面加紧组织人马，一面在各种场合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

９月２０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上海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地进行辩论。彭述之三次发言，极力为陈独秀及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他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相反，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继续。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彭的发言赢得了托派分子的喝彩，却遭到恽代英及其他会议代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恽代英等人回去后，及时向中央如实作了汇报。此时，中共中央感到事态更加严重，陈独秀及其同伙是铁定了心要搞党中党，成立反对派，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将导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大分裂。

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停止这种活动。”同时，通知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动派的文章。”①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书面警告毫不理会。１０日，他复信中央，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话。”他决心要“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陈独秀在信中，还指责中央领导人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用“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陈独秀心里应该明白，对中央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和攻击，自然会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处罚，但他似乎顾不上这么多了，他决意要走上不归路。

中共中央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到陈独秀的回信后，立即在１５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陈独秀及同伙越走越远的反对派行为。会后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的复信，具有很明显的公开反共产国际、反中共六大、反中央、反党的路线，指示各级党的支部，如果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继续坚持错误，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同时，要求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精辟地指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最后指出，对反对派“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①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６页。

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首先将陈独秀手下几员得力干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他先开除出党，其含义不言而喻，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但可惜的是，陈独秀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以他一以贯之的个性和作风，他也不会就此罢休，中途退场。如果那样做了，就不是陈独秀了，历史也少了五彩斑斓的趣味。

翌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坚持自己的观点，仍然认为，“目前既是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托洛茨基为同志，并且表示：“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①

同日，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中共任务的信》，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决议措辞强硬：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特殊，因此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决议还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再次出面对陈独秀做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表示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②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了。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他复信共产国际，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绝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历史最终没有出现戏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

①李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０页。

②《陈独秀著作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７８页。

５

深秋的上海，寒风瑟瑟，街道两边的树，早已被秋风扫落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着。除了为生计发愁的小贩在拼命吆喝外，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都在躲避着即将到来的严冬。

陈独秀也渐渐开始了他政治上的严冬期。

１０月份他刚过了２０岁生日，仅仅一个月以后便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时常精神恍惚，夜不能寐，脑海里始终冒出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他总喜欢从外部而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而内心里充满着极为强烈的怨恨之情，并且时常流露出脸上。他绝对没有料想到中央会痛下决心开除他，以为自己至多受个党内处分而已，想不到竟落到这个地步。他的悲剧就在于：在他被迫接受开除出党的结果时，仍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还自以为是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他陈独秀才找到了这条道路。

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经常到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家里坐坐，有时这些人也到他的寓所去，安慰一下日渐苍老的陈独秀。他们彼此引以为同志，又刚都被开除了党籍，相互间免不了惺惺惜惺惺，发泄一番内心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更多的是商量进一步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后，决定由陈独秀起草一篇分量重的文章，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

经过几天的精心构思后，陈独秀于１２月１０日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全文１２０００多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通篇充满了为自己辩解和批评他人之词。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错误。他回顾了党成立以后直到大革命失败的过程，指出：“我们应该很坦白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他自己的错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觉得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他把自己该承担的大革命失败的部分责任，也一古脑推得干干净净。当然，大革命的失败，绝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都推卸给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而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陈独秀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十分不满。他甚至认为，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其错误的一种手段，是杀鸡给猴看，向党员群众示威，是“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

他接着攻击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认为“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

除了极力为自己辩解和攻击中央以外，陈独秀还大加吹捧托洛茨基，称赞他是“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广为散发，迅速在党内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混乱和震荡。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日、德、俄等国文字，流传到了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如获至宝，立即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后，写出了一篇“审查报告”，提交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从这篇《告全党同志书》中，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陈独秀自去年８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共活动；第二，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第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第四，共产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后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面标明《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足见国民党及蒋介石对陈独秀的重视程度，他们迫切希望看到共产党堡垒能从内部攻破，但他们不久就失望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及彭述之、尹宽、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进一步加紧组织人马，成立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小组织。

事情还得从这年９月说起。

当时，陈独秀还在写信与中共中央争论。彭述之向陈独秀建议，学习梁干乔等人成立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的做法，组织党内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尽量多拉一些人，扩大势力，以便与中央抗衡，不至于被开除。

起初，陈独秀并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只准备采取加入原有的“我们的话”派或是两派合并的方式，以壮大声势。但是，“我们的话”派总干事会认为，陈独秀等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因而加以拒绝。此时刘仁静刚从苏联绕道土耳其回国，曾试图撮合两派的结合，但终因“我们的话”派提出的要求过高，难以被陈独秀等人接受而未成功。

９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齐聚老耙子路陈独秀寓所，凑集可以被拉拢的人，一下子就凑了几十个人。拟定的名单中，包括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何资深、刘伯庄、马玉夫、罗世凡、蔡振德、吴季严等。

陈独秀担心名单一旦公布，中共中央一定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于是叮嘱彭述之等人暂时不要公开，看看中央那边的动静再说，因此这件事情一搁就是两个月。

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和陈独秀相继被开除党籍后，他们自认为不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于是毫无顾忌地开展成立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洛茨基主义中国派的开始。从此以后，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相继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一被清理出来。就在陈、彭等５人被开除后，中共中央又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凡以及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

１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报第６０期，发表了《中央通知第六十号——怎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策略》。通知中的第七部分是“坚决反对取消派”，首次将陈独秀等人定位为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取消派。通知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这是对同情和支持陈独秀观点的党内其他人员发出的警告。

三天后，陈独秀就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摆开架势与中共对立。

１５日，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以后，陈独秀约集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上海昆明路彭述之的家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一屋子，来的都是跟陈独秀走得较近的一些人。陈独秀主持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刘仁静起草、陈独秀修改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第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第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第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这份《意见书》，是刘仁静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来的，通篇充满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中国托派分子思想的大杂烩。

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后改为罗世凡）任常委，秘书长吴季严。老资格的郑超麟因为曾担任过中共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编辑，所以未能入选常委，他为此而愤愤不平。会议还决定出版内部刊物——《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改名为《无产者》月刊）。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为了显示反对派力量的强大，陈独秀提出要多拉一些人在《意见书》上签名，但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的人，怎么办呢？郑超麟脑瓜子转得快，对尹宽说“除了陈独秀不能排在第一位外，其他人都可以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尹宽表示同意，但考虑到自己的姓名笔画少，他希望多拉几个王姓的人排在前面。陈独秀也觉得郑超麟的主意好。于是几个人挖空心思地思来想去，一共凑集了８１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排名第４７位。这份名单包括了彭述之及夫人陈碧兰、郑超麟及夫人刘静贞、尹宽、刘伯庄、李季、吴季严、何资深、杜琳、薛农山、谢庄、陆沉、刘毅、张以森、庄季贞、彭桂秋、段浩、朱崇文、王永庆等人。但刘仁静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因此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拒之于门外。

这些人中，曾留学德国、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李季，曾写了《马克思传》。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就在８１人中列入他的真名实姓极为不满，表示要退出。

１９３０年３月，陈独秀等人决定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发现这份８１人签名的《意见书》后，按图索骥，将真名实姓的人逐一找了出来。为了不扩大打击面，于是在４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报上发出通告，要求上述签名者“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地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结果，没有人理睬，于是中共中央相继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似乎又想重新燃起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热情，发挥老骥伏枥的精神，再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此一时彼一时，即便陈独秀纵有旷世之才，也无法再干出当年的那份伟业。

陈独秀想起自己过去就是从宣传革命真理、唤起革命群众，才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又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来从事托洛茨基理论的宣传。在他的领导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吴季严等一批人加紧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并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反对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杂志创刊，由陈独秀担任主编，作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在讨论刊名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模仿使用列宁于１９０５年在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无产者》的名称。从此以后，陈独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被简称为“无产者”社。

第三章家长式的作风永远改不了

１

刚到了知天命年龄，陈独秀便感觉到精力有些不济了，以往自己做事情时总有使不完的劲，但现在稍微坐久了写点东西就觉得有些疲乏。但此时，最令他焦急的是国内各立山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托派小组织。

原来，各派小组织都有自己的渊源和来历。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最初是苏联托洛茨基派的一部分，后逐渐成立了自己独立的秘密组织，其政治纲领都来自托洛茨基的理论。

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围绕苏联建设与革命、世界革命及共产国际的使命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中国革命也成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不分场合地在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甚至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面对面地激烈争吵。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不仅影响到联共（布）党内的统一和苏联的普通民众团结，而且还波及到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一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并逐渐形成一个派别。起初，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从苏联托派分子手中传阅托洛茨基的文件，以后渐渐卷入到联共（布）党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争论中去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盛大集会。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区芳、梁干乔、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人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经过主席台前时，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帜，并高呼口号。苏联两派群众随即发生激烈的冲突事件。

红场发生的事件，震惊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使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来的联共（布）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４天后，联共（布）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并要求托洛茨基等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遭到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季诺维也夫的拒绝。联共（布）中央立即将两人开除出党，并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苏联政府顺藤摸瓜，将参加过红场游行的外国留学生包括史唐、梁干乔等人，分别予以遣送回国。

史、梁等人回国后，将托洛茨基的一些文章带回国内，并开展宣传活动，同时他们也酝酿成立中国的托派组织。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留苏回国的原中山大学学生，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会上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当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因此只能隐蔽在党团组织内部，开展活动。

１９２８年７月一９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前，被苏联政府流放在中亚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共产国际六大只翻译了该文件的第一、三两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并严格规定阅后一律收回，不得带回国内。

当时，参加会议的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看到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随即，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苏学生中间，正式建立了托派小组织，并选出干事会，由安福任书记，王文元负责宣传，范金标负责组织。他们在留苏学生中开展秘密活动，并与苏联的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同年底，在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中，据说发展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加入了干事会。

为了进一步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的主张，１９２９年４月，全国总干事会决定仿效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的做法，也创办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其机关报。因此，全国总干事会也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托派小组织。

第二个托派小组织就是陈独秀等人建立的“无产者”社，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第三个托派小组织是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创立的“十月”社。

１９２９年８月中旬，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隐居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一所房子里。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刘仁静与陈独秀等人走得很近。虽然他不同意陈的一些观点，甚至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是“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但与陈还是经常来往。刘仁静曾担任早期团中央负责人，而陈独秀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是上下级关系，因而自认为与陈渊源颇深。再加上与“我们的话”派也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曾试图促成两派的结合，由于“我们的话”派提出过高要求，难以为陈独秀接受，两派未能结合在一起。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以“列尔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中共作对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起初，中共中央不知道“列尔士”为何人，后经调查发现该篇文章为刘仁静所写，于是批评刘是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１２月２９日，中央致函刘仁静，要其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

与此同时，刘仁静先后与“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派闹出分裂。

还在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刘仁静就对陈的一些观点提出疑义，甚至认为陈独秀“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因此，当他于１２月１５日参加托陈派成立大会，看到自己起草的大会纲领、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该意见书比他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因此，刘仁静并未加入“无产者”社，他打算另立山头，只是开始没有明言而已。

刘仁静一面批评陈独秀，一面攻击“我们的话”派。他指责“我们的话”派之所以拒绝接受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他还批评“我们的话”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路线。

有鉴于此，刘仁静便与王文元一起，拉上刚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陆一渊、紫亮、董汝斌、廖麟、黎彩莲、周庆崇等人，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告同志书》，宣布“全国总干事会”已经死亡，提出要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社的错误。由于他们在同年３月３０日出版《十月》作为其机关报，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十月”社。

１９３０年夏，一些游离于“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和“十月”社三个中国托派小组织以外的人，主要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托派分子如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战斗”社，这就是中国第四个托派小组织。

至此，中国的四个托派小组织均粉墨登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击，相互倾轧，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遵奉托洛茨基为真理。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革命胜利，这四个托派小组织相继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

２

陈独秀一生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从１９２１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创，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无可奈何地花落去了。

虽然他经过近两年时间才逐渐走出阴影，想重现往日雄风，无奈今非昔比，反而因组织党内反对派落得个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使得他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多年的政治经验没有帮助他再现人生辉煌，却让他与时代的主旋律越走越远。或许他真的老了，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但是，陈独秀不服老。他仍有冲天的政治热情，他想再搏一回，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的舞台。５０岁的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渐渐走向衰老的开始，然而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却是渐趋成熟的黄金时期。显然，陈独秀高估了个人的能力，低估了形势的急速发展变化。他满以为凭借自己以往在中国政坛上的赫赫声名，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殊不料应者寥寥无几。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陈独秀内心里极力责怪那些自命不凡的留苏归国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听使唤。他想联合各派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壮大声势，以增强抗衡中共中央的力量，想不到那些人却蝇营狗苟，只顾自己的利害得失，完全不理会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反而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才王伦的狭隘眼光来看待他，把他骂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

他极为鄙薄那些傲慢无礼的家伙，却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每每想到这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十分懊恼。但是，他又必须以十二分的耐心，去说服那些纷纷割据一方、自立为王的人，托派组织四分五裂的状况是他极不情愿看到的。念及此处，他又不得不打起精神硬着头皮来做。

还在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听从彭述之等人的建议，着手成立党内反对派时，他就想到要与“我们的话”派实行联合，并委托刚回国且与该派有密切关系的刘仁静，居间联络和调解。陈独秀向刘仁静表示，愿意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策略，与“我们的话”派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刘当即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

几天后，陈独秀、尹宽同“我们的话”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尹宽家中，进行了首次面对面谈判。陈独秀穿着一件考究的墨绿色哔叽长衫，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待人到齐后，便拿出几元钱，叫人从饭馆里买了几个菜，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谈到联合问题时，陈独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提供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双方共同讨论问题；

二是陈独秀派全体成员加入“我们的话”派。史、宋二人当即表示同意。但“我们的话”派负责人梁干乔一向以中国托派的正统自居，害怕陈独秀等人的加入，会危及到他的领导地位，因而反对陈独秀等人的加入，并攻击赞成加入的宋逢春是投降主义，将其开除。宋逢春后与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发起成立了“十月”社。

陈独秀对“我们的话”派迟迟不予答复感到气愤，尤其令他恼火的是，“我们的话”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提出了有辱自己尊严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是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陈独秀愤而拒绝了“我们的话”派的苛刻条件，遂决定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立了“无产者”社。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社机关刊物《无产者》创刊后，陈独秀担任主编，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是一手操办。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筹措“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和油印费用。与此同时，他又着手整顿“无产者”社，用刚被开除党籍的何资深取代外甥吴季严担任秘书长，以充实领导力量。

虽然此时“无产者”社成员仅仅100多号人，而且老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居多数，但陈独秀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摆出一副要与共产党争地盘的架势，大力扩充基层组织，仅在上海就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设置一模一样，此外在北平（今北京）也设立了一个支部。很多地方的机构是设置了，但往往是十羊九牧，有将而无兵，徒有虚名而已。

当然，陈独秀还是没有忘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在《无产者》创刊号上，发表题名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文章，认为国民党政权正在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国民会议，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

４月３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７月１日在《无产者》杂志第３期发表。陈独秀引经据典地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工人阶级运动，依靠这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

组成的红军，“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讧而溃败；（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然而令陈独秀的失望是，他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红军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并且日后成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武装主力。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问题十分关注，遥控和指挥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他对陈独秀倾向、加入中国托派，在态度上经历了起初带有疑惑的审慎欢迎，到后来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最初，托洛茨基主要从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那里，了解到陈独秀的一些情况，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因而对陈独秀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从“无产者”社给他寄去陈的《告全党同志书》后，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甚至要求中国的托派都要向陈独秀学习。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称赞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赞扬“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要求“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并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加入中国托派的做法。

最后，他要求各派能摒弃成见，加速实现统一。９月１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刘仁静，明确表示“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这实际上是把陈独秀提高到中国托派领袖的地位上来了，为互不服气的中国托派组织，扫清了领导人的障碍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国际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尽快实现统一。

托洛茨基的一再来信，迫使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转变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分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并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纲领。但是，各派本来就是被迫坐在一起来谈统一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心怀鬼胎，各施诡计，争吵不断，最终无功而返。

看到四派迟迟未能实现统一，托洛茨基于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各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他认为，现在进行统一的各派之间已完全没有原则的分歧，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大声呼“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托洛茨基的来信，又使得四个托派组织不得不再次坐到谈判桌上，协商统一问题。一向对那些青年托派分子没有好感的彭述之，自恃有托洛茨基对“无产者”社的铁杆支持，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了。在统一问题上，他极力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遭到其他三派的激烈反对。于是他就指使参加协议委员会的另两个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想方设法阻止统一，致使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向陈独秀汇报时，又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缺乏诚意。陈独秀一度听信了彭述之等人的话，对托派统一的前途，也感到心灰意冷了。

恰在此时，尹宽通过其他托派，了解到是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在阻挠各派统一协商的真相后，立即报告了陈独秀。陈独秀对彭述之等人的两面派做法十分气愤，遂决定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负责人谈话，做工作，言辞恳切地宣讲中国托派团结和统一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同时，陈独秀对内部领导人员进行调整，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径，召回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亲自挂帅，与尹宽一起担任“无产者”社代表。陈独秀如此这般不计个人得失、大刀阔斧的行动，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工作进展顺利。由此可见，中国托派组织的最终统一，完全得益于陈独秀前后全力以赴的大力推动。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达成统一意见，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租了一幢房子召开统一大会。“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会场，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执行。由于经费没有解决，最后由李仲山典当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得了２００多元，才使得会议能够开下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何资深对会议进行了很严密的保护措施。他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子住进了房子，除陈独秀外，其他所有代表吃住都在会场内，不得随意出去，直到会议结束后方才离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根据各派协商的每２０人出席１人的原则，由各派指定人员参加。“我们的话”派规模最大，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７人参加；“无产者”社其次，有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５人，第二天又补上彭述之，实际与会的有６人；“十月”社再次，有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清泉）4人；“战斗”社最少，仅赵济、来燕堂２人。

陈独秀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３分钟，然后，作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根据托洛茨基１９２９年夏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修改而成的。全文五个部分，第一，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第四、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五、共产主义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他指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目前国内没有革命形势，将来要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在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能写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并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如８小时工作制等。

陈独秀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文元不同意“人民政权”的提法，濮德治则反对提“国民会议”的口号。最后，大会还是通过了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以及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和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等四个文件。但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案》，因为提到红军是“土匪”，遭到青年托派的有意阻挠，未能通过，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

会议决定了统一后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采用“无产者”社的原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治等人组成，其中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委员、陈亦谋为组织委员、王文元担任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任秘书长，组成中央常委会。并决定出版机关刊物《火花》。

在大会闭幕式上，陈独秀致闭幕词，他踌躇满志地说道：“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他又要罗汉专门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告诉托，他的中国同志正在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陈独秀高兴得太早了。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暂时搁置前嫌，实现了统一，但面和心不齐，虚有其表。统一会议刚一结束，各派之间就因本来固有的矛盾加上新的纷争，各展权谋，互施诡计，闹得不可开交，乌烟瘴气。陈独秀旧恨才去，又添新烦，只得拖着老迈的身体，不断在各派之间进行调解，以维持表面上的繁荣景象。

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一批人形成了统一的反对中共的同盟，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最终完成了他一生当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至五届中央总书记，仅仅十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历史归属就此基本定格。或许，有人会唏嘘感慨，甚至扼腕叹息陈独秀曲曲折折的人生之路。但是，正如一首歌曲所唱的，不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这句歌词用在陈独秀身上倒有几分相像。

３

就在陈独秀积极促成中国托派统一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晚年陪伴其度过余生的生活伴侣——潘兰珍。

在此，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陈独秀的爱情婚姻生活。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陈独秀一生与三位女人结下姻缘。

陈独秀的结发元配是高晓岚，小名大众，１８７６年３月４日生于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家。１８９７年陈独秀与年长他３岁的高晓岚结婚，这是陈独秀一生中惟一一次明媒正娶。一个是刚中秀才的青年才俊，一位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这段婚姻的不平常。果不其然，短暂的蜜月一过，两人就无话可说。

以后，陈独秀长期在外奔波革命，高晓岚则独守空房，在家抚育子女。高晓岚与陈独秀一共育有三子一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和筱秀。１９３０年７月，高晓岚经受不住一年之内两子一女（延年、乔年、筱秀）相继去世的沉痛打击，在安庆老家孤独地含悲死去。一直到１９３２年陈独秀关押在南京监狱时，小儿子陈松年来探望时，陈独秀才得知高晓岚已经去世。刚一听到此消息时，陈独秀猛地一怔，脸上露出痛苦之状，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高晓岚为自己生下三子一女。因此，陈独秀特地叮嘱儿子回去后，替他买几刀纸钱，在高晓岚坟前烧一烧，聊表内心的愧疚之情。

与陈独秀结合在一起并伴随他度过辉煌中年时期的第二个女人是高君曼。她是陈独秀的原配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小名小众，１８８６年出生于安庆。早年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见多识广，接受了许多新思想。

１９１０年，陈独秀与高君曼自由恋爱，为亲友乡邻所不容，被迫离开安庆，双双出走杭州。在杭州，这对才子佳人经常漫步西子湖边，与友人诗酒自娱，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而美好的岁月。以后，高君曼积极支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奔走各地，尝遍了流离之苦。后由于一些生活琐事，两人矛盾加剧，感情逐渐生疏。１９３０年６月，高君曼偕女儿子美、儿子鹤年离开上海，独自凄凉地居住在二次革命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买下的几间破草房子里，每月仅靠亚东图书馆从陈独秀的版税中支付的３０元艰苦度日。１９３１年冬，高君曼因肺结核在南京病逝，终年４６岁。高君曼死后，无钱安葬，幸亏好友潘赞化（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

高君曼出走南京后，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恰巧此时潘兰珍住在后楼。两人同住一幢楼，隔窗相望，一来二往，便渐渐地产生了感情，接着两人就同居在一起了。当时，陈独秀５１岁，而潘兰珍才２３岁，相差近３０岁。

潘兰珍，又名潘若仙、运仙，１９０７年生，江苏南通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４岁时，潘兰珍随父母逃荒到上海，其父起初在外滩码头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挑行李，后经人介绍，进入英美烟草公司仓库当装卸工，母亲拾煤渣。潘自幼到一纺织厂当童工，后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由于受到一流氓的欺骗，与其同居后生下一小孩，但未能养活。孩子死后，潘兰珍不堪忍受折磨，逃出虎口，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孤苦伶仃地独居在这幢楼房。不久，陈独秀搬来这里后，认识了潘兰珍，随后同居在一起。从此以后，这对老夫少妻携手走过了陈独秀的终生。

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３００００大洋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在上海的这些年都一直使用化名，即便与潘兰珍生活在一起后，也始终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说是南京人，姓李。潘兰珍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非常相近。陈独秀有空就教潘兰珍识字，虽然生活拮据，两人倒也自得其乐，十分融洽。

１９３１年的一天，潘兰珍偶尔听到楼下的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上海话，指共产党）。她对陈独秀说了之后，立即引起陈的警觉，当即决定搬家。在郑超麟的帮助下，陈独秀搬到了周家嘴路一条弄堂里，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１１号的一幢楼上。陈独秀的警惕性很高，每次搬家都要求住楼上，以防不测。潘兰珍还一直以为是陈独秀害怕旁人说他们老夫少妻的闲话，才反反复复搬家的。单纯的她始终没有料到，与自己共同生活了两年的老头子，竟然是一个隐藏着巨大秘密的国民党通缉要犯，中国共产党的前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１９３２年９月，也就是陈独秀被捕的前一个月，潘兰珍与陈独秀为了一件生活小事发生争吵，潘一气之下，跑到了浦东的娘家住起来。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她的羊皮袍和驼绒被拿到当铺典当了，并把当票和潘兰珍值钱的一点东西用一个小布包装好，放在一个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一时之气消，她还会回来的。殊不料，仅仅一个月之后，陈独秀便被捕了。

这段充满苦涩而甜蜜的黄昏之恋，让晚年的陈独秀备受感动，患难中得到的情侣，也使更加不忍心再去伤害潘兰珍，往年豪情冲天、英雄气概的陈独秀也添加了一丝丝的儿女情长。

４

托派组织象征性地统一起来后，陈独秀满心希望它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然而，其他三派本来就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不得已才与陈独秀派联合的。那些青年托派分子自恃留学苏联，得到了托洛茨基的真传，因而往往自命不凡，根本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多次制造难题让陈难堪。再加上彭述之等人在内部搞小团体，更使得陈独秀举步维艰，以至于陈独秀也想甩手不干，但他又太想把这个几百人的中国托派组织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反对派，即使是蚍蜉撼树，他也要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当时，陈独秀面临着内外部巨大压力和种种矛盾。在外部，中国托派要听命于国际托派的遥控和指挥，托洛茨基动辄来信，虽然对陈独秀的工作大力支持，但也引起其他青年托派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经常揭露和批评托派的错误理论，大批革命群众在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后纷纷脱离托派，使得托派组织的地盘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而且，当政的国民党也似乎不领情，仍然把托派视作共产党的一部分，加以打击和镇压。在内部，让陈独秀伤心的是，青年托派分子们只顾个人利益得失，彼此纷争，大搞阴谋诡计，闹得鸡犬不宁。

首先是陈独秀的得力干将尹宽，带头搞分裂。由于尹宽协同陈独秀反对彭述之等人阻挠各托派的统一，深受陈独秀的器重，招致彭述之等人的忌恨和排斥，因而未能选上“无产者”社出席托派组织统一成立大会的代表，更未进入托派中央。尹宽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纠集一班人，控制了几个托派的支部，不听号令，并从事反托派中央的活动。

其次是另一位陈独秀派的骨干马玉夫，叛逃国民党。马玉夫曾经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有较深的工人群众基础。还在江苏省委工作时，就与彭述之、汪泽楷、蔡振德等人组成所谓的“陈独秀派”，反对中央。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与上述三人一起被江苏省委开除党籍，随后他便把上海的几个工人党支部，全部拉到托派中去了。当四个托派组织组成协议委员会商讨统一问题时，马玉夫、吴季严成为“无产者”社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工作，但受彭述之的指使，极力阻挠各派的统一，被陈独秀撤除代表身份，改由陈本人和尹宽参加。

马玉夫对此耿耿于怀，于是退出了“无产者”社中央。马玉夫一向自视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威望高，自认为托派中搞工人运动第一人，平日里总喜欢自称为“工人代表”。当他在托派统一大会上连托派中央都未能进入时，他更加恼怒，一气之下，就跑到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密，又发表自首文章，宣称社会主义在中国“绝无存在的余地”。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由于马玉夫的告密，国民党将托派中央机关破获，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３人外，将托派中央委员几乎一网打尽，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何资深、江师常、楼国华、刘静贞（郑超麟妻）、张以森（何资深妻）等人全部予以逮捕。

区芳躲藏，５名常委中４人被捕，致使托派中央机关陷入瘫痪，名存实亡。对于马玉夫的叛变，陈独秀深感震惊和痛苦，连声哀叹道：“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再次，原“我们的话”派头目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给托派组织予以又一沉重打击。梁干乔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因同情托洛茨基，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组织中国留学生参加红场游行，年底被驱逐回国。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梁干乔与区芳、史唐等人一起建立总干会，负责华南区工作。

他自认为，在中国托派中，只有自己和刘仁静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且他本人在苏联加入托派时比刘仁静见到托洛茨基还要早，只有他才是中国托派的正统，理所当然是中国托派的领袖，大有舍我其谁的味道。

因此，梁干乔十分害怕比他资历更老的陈独秀加入托派，对其地位构成威胁，于是极力反对托派组织的合并。当中国托派组织召开统一成立大会时，作为总干会负责人的梁干乔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未能进入托派中央，因而对托派中央由“无产者”社把持的状况更是恨之入骨。

于是，梁干乔携陆一渊等四人一起跑到南京，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成为其手下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投靠国民党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感到“怀疑”和“失望”。后因企图在军统内部发展个人势力，遭到戴笠的忌恨，梁干乔又跑到了西安，投靠胡宗南，任政治部主任，是长期专门从事反共和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先锋。此是后话。

本来就人心涣散的托派组织遭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更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陈独秀对于托派组织的四分五裂深感失望，心急如焚，他决心重整旗鼓，进一步充实力量，于是他调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进入托派中央，重组中央机关。但是，仅仅两个月后，托派中央组织便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祸不单行。

１９３１年８月，尹宽受陈独秀的委托，召集新的托派中央委员宋敬修、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独秀主持会议。当晚，由于叛徒告密，与会者全部被捕，托派组织再遭重创，元气大伤。自此以后，托派中央常委就一直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三个人在苦苦支撑着，陈独秀企图重整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即便如此，陈独秀与长期的铁杆支持者彭述之也闹翻了脸。

彭述之，湖南益阳人，早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他忠实地执行陈独秀的路线，颇受陈独秀的赏识。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共四大被当选为宣传部长，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起成为中央常委。他处处挟陈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言后，他都要站起来做注解，不厌其烦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引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中共五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仅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出任中共北方区委副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江苏省委工作，积极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达到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努力，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无产者”社后，他一方面借口保护陈的安全，仅由他一人知道陈的行踪和住址，其他人只能将意见由他转交陈独秀，实际上他成了陈的总管；

另一方面，他又在“无产者”社内，大搞小团体活动，利用其以往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其在“无产者”社内部的力量，达到架空陈独秀的目的。在“无产者”社的常委中，除陈独秀、尹宽、郑超麟、何资深之外，其他如马玉夫、蔡振德、杜培之、罗世凡、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

在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时，彭述之指使马玉夫、吴季严阻挠统一，被尹宽告知陈独秀。陈独秀一向对搞阴谋诡计的人深恶痛绝，立即撤换了马、吴二人，由自己和尹宽参加，加速了托派组织的统一。陈独秀为此与彭述之闹翻，两人关系破裂，连私人交情也荡然无存。据郑超麟回忆说，陈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往往容易走极端，他易于相信人，但失望后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彭述之就是如此。有一次，何资深与陈独秀谈话，在讲到彭述之时，何资深说彭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其实空无一物。陈则鄙视地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

陈独秀重新调整托派中央组织机构领导人后，在召集的一些会议上，两人又经常吵架，大会大吵，小会小吵，以致于常常弄得不欢而散。一次，陈独秀又冲着彭述之发火，大嚷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完后拂袖而去。在场的人十分惊讶，赶紧跑去拉他，但还是拉不回来。彭述之急忙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②这样，两人之间的疙瘩越结越深，矛盾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决裂。即使是在陈独秀去世后，彭述之还写文章，说陈是“晚节不保”。由此可见，两人矛盾之尖锐，怨恨之深。

①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未刊。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陈独秀仍然抱定决心，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托派中央的工作。似乎越是压力大，就越能激起他无穷的斗志，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

托派组织统一大会曾决定出版机关报，由王文元任主编，但不久王就被捕了。紧接着，托派机关在８月再遭重创，陈独秀忙于重整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陈独秀才腾出时间来，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刊物《火花》，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不仅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得由他亲自操刀，而且编辑、蜡纸、油墨和纸张费用都靠他一手张罗。

他利用《火花》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在《火花》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一文，历数四年来国民党统治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对内大搞白色恐怖、对外摇尾乞怜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在同期杂志上，他还以“独秀”署名，写了《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文章，指出国民党多年来不断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惟一前途。

由此可见，陈独秀虽然成立了托派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策略，但与梁干乔、马玉夫等人卖身投靠国民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国民党仍然充满了愤怒，举起如椽大笔，猛烈抨击国民党，以至于国民党始终都把陈独秀当作危险的共产党首领予以通缉，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才解除通缉令。

５

就在于陈独秀为重整托派组织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驻华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八”事件。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全部撤回关内，不到半年的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到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达到了高潮。

对政治形势极为敏锐的陈独秀，再次表现出奔走呼号、宣传发动的天赋，连续在《火花》、《校内生活》及《热潮》等杂志和传单上，发表各类文章、宣言，强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患。陈独秀爱国御敌的拳拳之心，力透纸背，跃然纸上，体现了大敌当前作为一个爱国者的诚挚之情。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立即以托派中央的名义，在《火花》上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１０月—１１月，他在《火花》杂志上相继发表《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抗日救国与赤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和《此次反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痛斥侵华日军侵占东北，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支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和对日宣战的要求，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他认为，抗日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并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

同年１２月５日，为了给抗日民主运动的主力之一——青年学生的有力支持，陈独秀又创办了《热潮》周刊，自任主编。这是陈独秀一生最后一次自办刊物。在《发刊词》中，他满怀激情地指出，２０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然起伏跌宕，但其势力之迅猛，将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挡得住，特别是两种热潮的合流，将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的时期，我们要努力以我们的热潮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最后，他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从创刊到“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停刊，《火花》一共出版了７期，数量不算多，影响却比较大，尤其是“时事短评”和“评论”类的文章。这７期《火花》共有１０２篇“时事短评”，都出自陈独秀之手。“评论”文章共计４８篇，其中陈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就有１２篇之多，而且每期的首篇都是署名为“顽石”。

几乎可以说，是陈独秀一个人在支撑着《火花》，当然为杂志写稿的还有彭述之、刘仁静等人。有一次，刘仁静问陈独秀：“你用的笔名‘顽石’有不屈不挠之意，而‘三户’作何解呢？”陈笑了笑，答道：“看你这个博学之士，难道你忘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吗？”听陈如此一说，刘仁静恍然大悟，原来陈独秀取的这个笔名有很深的用意，暗含着自己力量虽小，但将来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此外，中共中央机关曾设在“三曾里”，那里只住了三户人家，陈用“三户”的化名似乎也含有怀旧的意思。

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以他一贯辛酸泼辣的笔调，针砭时弊，篇篇文章似匕首、投枪，刺向当政的国民党和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愤怒控诉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内战、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揭露英美等国袒护日本、不惜牺牲中国的真实面目，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

１２月１５日，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汪精卫上台后，一面打着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面高唱边抵抗边交涉的滥调，以欺骗民众。但是，仅仅三天后，汪精卫集团就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杀手无寸铁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即“一二·一七惨案”，彻底暴露了其投降媚日的反动政策。

闻听此事件后，陈独秀当即决定２０日的《火花》第４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全方位报道这个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他在该期杂志上发表两篇重点文章，分别是署名“顽石”的《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和署名“三户”的《“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他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汪只是替蒋介石做了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国民党政府“死刑”。

１２月２６日，陈独秀在《热潮》第五期发表《谈谈“越轨行动”》一文。他针对国民党政府指责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为“越轨行动”，热情歌颂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逃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

“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此后，一直到《热潮》停刊，每一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可见陈独秀对爱国学生运动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积极宣传他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界，他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急速发展而前后有所不同。

“一·二八”抗战以前，他主张，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的奋起自救，千万不能依赖现在的国民党统治阶级，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湮灭他一切的敌人”。

同时，他继续主张在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成立一个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

为此，陈独秀还兴致勃勃地为国民会议拟定了纲领，包括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民众参加战争、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等等。自从接受托派观点、组织托派反对派后，陈独秀就一直对国民会议情有独钟，且念念不忘，此时他又提出来，无非是想借助抗日反蒋的浪潮，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斗争，但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这种主张无疑是与虎谋皮，难以实现的。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鼓舞了满腔热血都已沸腾的陈独秀。他在政治主张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形势的发展走向也作出更为激进的估计。

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上海及全国各阶层掀起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高潮。陈独秀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的次日及第三天，相继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两份油印传单。他大声疾呼“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

立即召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当凇沪抗战被国民党政府破坏后，陈独秀又发表了《为日军占领凇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纵敌卖国”六大罪状，号召“全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地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提出“全权的国民会议”，此时他显然认识到以往的“国民会议”是存在缺陷的，是依托在国民党政权下，仰人鼻息的附属物。因此，他认为，现在“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绝不能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正是由于陈独秀在各种文章中，一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因此，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他被捕时，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依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曾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抛出了橄榄枝，想缓和与中共严重对立的状况。大敌当前，国难日深，陈独秀奔走呐喊，一再呼吁全国各阶层联合抗日，他当然不会无视拥有独立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越来越认识到，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是谈不上真正抗日反蒋的，而必须与中共合作抗日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的一天，陈独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对彭述之、罗汉说，尽快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两人均表示同意。陈要罗汉负责联系事宜。此时王明已去苏联，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负总责，而且中央机关的联络地点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罗汉想方设法找到施卜君的夫人，通过她，才将陈独秀等人的信转交给中共中央。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已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控制之下，所以中共中央接到信以后，未予理睬。陈独秀哪里知道，在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已经把中国托派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第三党相提并论，当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件事情，表示：“取消派（指中国托派——引者注）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９－１９３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陈独秀自然不可能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态度，因而对他的去信有如石沉大海感到有些遗憾和不解。

６

中国托派一直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即使在１９３１年５月实现统一后，也是派中有派，四分五裂，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争斗不断，并未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在陈独秀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同时，他与托派内部的一些极左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托派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中，陈独秀要求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做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立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决议还主张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可以与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联合行动”。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此前对红军的诋毁和污蔑态度。

会议在讨论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其中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和刘仁静最为激烈。陈岱青早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担任法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也成为托派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区委。在陈岱青手下还有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他们都极力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是过分幼稚和可笑的，“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他们特别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共同行动”策略和对红军态度的转变，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即斯大林——引者注）派的主张”。素以中国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也批评陈独秀提出的“组织苏维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完全是一码事，指责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

针对陈岱青等人和刘仁静的指责和攻击，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警告他们不能走到取消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批评他们曲解和反对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反对与苏维埃红军“会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最后，他指出，陈、刘等人“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

陈独秀与法南区委及刘仁静的争论，都登载在托派内部刊物《校内生活》第３期上。争辩双方都打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旗号，来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标榜自己才真正是托洛茨基理论在中国的忠实执行者，都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

以陈岱青为首的法南区委自恃在上海根基牢固，影响大，不仅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拒绝向基层散发托派常委的宣传文件，而且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接受托派中央常委的屡次警告。对此，陈独秀不得不动用组织制裁手段，撤销了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接着又解散法南区委，扫除了内部极左派反对堡垒的障碍。

与此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不赞同陈独秀代表常委起草的决议案，并因此分裂成以赤声（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晴光（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两派。两派互相对峙，彼此攻击，闹得鸡犬不宁。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是右倾“取消主义等待的路线”，批评后者的极左思想和分裂组织的错误，要求两派立即纠正错误，实现合并。

对于陈独秀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两派都不满，加以抵制。为此，陈独秀于４月份召开托派中央常委会议，特地派刘伯庄去北平调解。汪泽楷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彼此之间互不买账。刘伯庄曾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候补中央委员，资历比汪、任两人都老。陈独秀原以为刘一去就能马到成功，促成两派团结合作。

但刘到了北平后，发现两派之间的矛盾远比在上海的陈独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多次调解都不得要领。同年６月，夹在两派之间受气的刘伯庄，一气之下跑回了上海，不再出面，只是给托派中央常委去了一封信，声称：“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陈独秀见特派员去了仍不能说服两派组成新特委，恼羞成怒，立即给擅自回上海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并且给任曙以警告处分。但是，北方区委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服从托派中央的指示。陈独秀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高皇帝远，他也无可奈何，这件事最后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

除此以外，托派中央常委中的另一位常委彭述之，也对陈独秀提出的推翻蒋介石之后建立“民众政权”主张表示异议。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在没有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时候，“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要提出“反蒋”就可以了。

而且，彭述之还四处散布对陈独秀不满的言论，私下告诉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现在以托派常委名义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往往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并不代表其他常委的意见。对于陈独秀的许多观点，他都不敢苟同。正因为如此，法南区委和北方区委，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跟陈独秀顶撞，拒不执行托派中央的有关文件和宣传口号。

陈独秀对托派内部极左派的批判，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要统一托派意见，就是想形成一股合力，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中趁势发展成为与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相抗衡的力量。但由于他一贯独断专横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喜欢摆老资格，动辄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来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因此，他不但未能统一意见，结果还适得其反，反而使托派组织更加四分五裂，最终成为历史的尘埃。

同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虽也不乏一些灵光一现的思想，但终究与当初创立中国共产党时那般惊世骇俗、叱咤风云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情总被风吹雨打去，当后人再回首这段历史时，除了依稀还能听到他几句争论的声音外，似乎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第四章被捕与公审

１

革命总是与风险相伴随的。陈独秀一生，漂泊各地，奔波革命，并因此屡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追捕。被捕入狱前后共计５次，监押的时间长达５年以上。

这５次被捕，均发生在陈独秀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期。如果说，从１９１３年的第一次被捕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英勇献身精神；那么，１９１９年第二次被捕和营救的历史事实，更生动地反映了陈独秀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的显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而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的第三、第四次被捕与营救的经过，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从一大到二大前后，在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下，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并表现了当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为推动和保护革命力量所做的努力；从１９３２年的第五次被捕和监押近五载的漫长岁月，特别是他在法庭上的抗辩词与自撰的《辩诉状》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后期的陈独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

陈独秀的第一次被捕，发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二次革命”失败后，时间是１９１３年，地点在芜湖。

辛亥革命前后，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就积极投身到反清、反帝的火热革命潮流中。他一方面创办各种报刊，撰写许多爱国反帝、针砭时弊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先后组织过多种反清、反帝的团体，如青年励志会、岳王会、抗俄义勇队、亚洲和亲会、中国青年会、欧事研究会等等。陈独秀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怨恨，使他多次受到通缉和追捕。

１９００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即因反清言论而为当地警察所追捕，使他不得不离开求是书院而逃往南京。不久，他又返回家乡安庆，创办“藏书楼”，公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宣传反清思想。为此，年藏书楼被查封，陈独秀被通缉，乃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他又同张继、冯自由等组织反清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

不久，因参与剪掉清政府驻日学监姚昱辫子的活动，被遣送回国。从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１２年１０年间，陈独秀在安庆、上海、芜湖等地，先后倡导、创办了“安徽爱国会”、《爱国新报》、《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以及岳王会等革命团体和报刊，并以主笔的身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激进文章，积极投入了辛亥革命前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后，陈独秀被安徽都督柏文蔚慕名委任为都督府秘书长。

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２日，李烈钧等人在江西宣布独立，兴兵讨袁，标志着“二次革命”爆发。曾于同年６月底被袁世凯免职的柏文蔚立即由上海返回安庆，再次出任安徽都督，陈独秀继续担任都督府秘书长。随即柏文蔚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安徽独立，响应讨袁。

不久，柏文蔚部下的一个旅长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８月７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陈独秀逃亡到了芜湖，与原柏文蔚部下的一个师长袁家声一起，声讨当地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应，指责龚“按兵不动，是何居心？”龚振鹏恼羞成怒，急命部下将陈、袁一起绑了，“拟即枪决”。①陈独秀临危不惧，并“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

②由于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气，范鸿偃劝告龚振鹏，陈独秀不能杀，但龚不听。时任皖军副司令的旅长张子刚，闻讯后，急忙率领手枪卫士赶到龚振鹏司令部，准备实行兵谏，才使龚未敢立即下手。在南京的柏文蔚获悉后，也火速赶往芜湖，亲临解救，陈独秀才幸免于难。陈独秀获救后，急偕高君曼避往上海。次年，他再次东渡日本，继续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

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未刊。

②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１９１９年６月，地点在北京。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再度由日本返回祖国。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袁世凯复辟帝制，思想文化界等尊孔复古逆流十分猖獗，乌烟瘴气，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种昏暗的时局，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在上海毅然创办了著名刊物《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２卷１起改名为《新青年》——引者注）。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冲决封建网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１９１７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沪迁京。１９１８年１２月，陈独秀又同李大钊等创办另一著名刊物《每周评论》。即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在陈独秀周围，团结了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思想界名将，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势力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研究，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和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三个手握重兵的皖系军阀将领等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等五条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印好后，第二天，陈独秀就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喝茶的人群中去散发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①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又约了邓初（邓仲纯——引者注）和高一涵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陈独秀到新世界后“见戏声援场、书场、台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陈独秀与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他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由于陈独秀一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所以当晚１０时许，当陈独秀正在屋顶花园散发传单时，立即被警察逮捕。当夜，反动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围抄了陈独秀住宅，抄去书籍、信札等。陈独秀被捕后，在学生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各大报刊，如《晨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纷纷发表消息，刊登评论和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学生们的营救电函，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北京学生给警察厅的公函中说：这只能“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在电报中说：“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章士钊也在一份电报中说：“讵可复兴文网，重激众怒。”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说：“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陈独秀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

①９月１６日，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警察厅同意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北大同学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中，把陈的出狱描述为“光明复启”，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应邀到武汉讲演，国内各报均以大字刊登，陈独秀的影响更大，社会声望更高了。对此，北洋军阀政府更加不安，立即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等他回来时再加逮捕。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立刻商量对策，派人到火车站将陈接至同乡好友、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避风声。１９２０年１月，李大钊化装成外出收账的商人模样，雇一辆骡车，亲自将陈独秀送至天津，陈即由此乘外轮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①《宣言》原件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４日。

②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③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第三次被捕是在中共成立仅３个月之后的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地点在上海。

还在李大钊陪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两人即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陈独秀到上海后，继续主持《新青年》的出版，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宣传，为建党进行各种准备。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经李大钊介绍，来沪与陈晤谈。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于２月至８月，在上海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被推为书记。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

经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各地先进分子联系，相继在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等地，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１９２１年１月，陈独秀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担任了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指导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１３人。陈独秀因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不能离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会议最后仍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的职务，于９月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当时中央局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开会便在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２号。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组织壮大工作的时候。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个陌生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杂志。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门外来了两部汽车，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声称是租界巡捕房的，执行公务。

接着，不由分说地把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合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押上了汽车，同时将屋内的《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也搬上了另一部汽车。便衣继续守在陈宅，待捕来访者。陈独秀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

随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被捕房布置在陈宅附近的便衣抓了进来。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

“王仲甫”就是陈独秀，高兴地打了个响梆子。褚、邵两人在问清身份后，随即释放，陈独秀等５人被关入牢房。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任，与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余４人仍回监。陈独秀被捕后，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闹得满城风雨。

苏俄政府驻华代表马林花了不少钱，请了法国律师马和承办这个案子，并通过马和与法国审判官交涉，法庭同意审讯之前，只要交足保金可以将陈独秀等人保出候审，但得随传随到。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打了个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１０月１９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通过马和律师的辩护，最后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行放出，天后需到公堂听会审结果。２６日，陈独秀到公堂接受审判，法庭当堂宣布：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①陈出狱后，继续在上海工作。

第四次是中共二大刚开后的１９２２年８月，地点也在上海。

从１９２１年７月召开一大到１９２２年７月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已经日益开展起来。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经常与负责组织、宣传、工运的同志及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工作，并不断在《共产党》、《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他的许多工作虽是秘密进行，但也难以完全避免暴露。特别是党的工作日益活跃，他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使法国租界和上海反动当局日益感到威胁，便时时伺机对他再次实行逮捕，以绞杀方兴未艾的革命力量。于是便在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２号寓所，又被法国巡捕逮捕。他们还将查抄的书籍一并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后来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

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①。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８月１５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自治同盟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１０个团体的联合宣言。

①《“一大”前后》（二）。

②《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９８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７日

宣言强烈谴责法国租界当局的横暴，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种种罪行，热烈称颂陈独秀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是劳苦大众追求解放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宣言还号召各地群众起来，举行示威运动，营救陈独秀。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国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在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１８日，上海法国领事当局开庭判决：陈独秀被罚款４００元，交保释放；所抄书籍，一律销毁。①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①《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

现今说的这次被捕是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被捕，时间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地点仍在上海。过去的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了近５年的监狱。

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监狱中的原托派“中委”濮德治、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便把他俩吸收进来，重建了比较健全的５人“常委会”。陈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秘书谢少珊。濮德治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

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随即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领袖，包括中国托派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３万元缉拿陈独秀。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让费克勤见着了。

事后，濮德治批评妻子粗心大意。陈独秀要濮德治立即搬家，次日濮德治就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２２２号去了。但这更引起了费克勤的疑心，情报很快就由她和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那天，濮德治去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２１０号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由费克勤盯梢，国民党特务黄麻子等人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当场逮捕的有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谢少珊４人。陈独秀因胃病不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本可幸免。后因惟一知道他家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当晚７点在上海法租界岳州路永兴里号的寓所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这次被一网打尽。抓住陈独秀后，费克勤与国民党特务获得３万元奖金。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中，是这样说的：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即１７日的电报称，“……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５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②１９日的代电，讲得更详细：

“……据共犯谢少珊称甘愿自首，并或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③

①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的情形》（未刊稿），曾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１３期《火花》。

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字第１２７７号，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③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字第１２７７号，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不仅如此，谢少珊还供出了５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的地点，逮捕了何资深、王平一、彭道之、梁有光、王晓春等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完全是为托派内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是因为仍把陈独秀看作是“共党首领”。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中共内部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国民党政府一直把陈独秀当作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所以这次陈被捕，被国民党称为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以此大吹大擂，进行宣传。

２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法租界嘉兴路巡捕房。看到彭述之、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谢少珊等５人早关在里面，开始大吃一惊，但立即镇定自若，淡然一笑道：“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彭述之悄声告诉他：“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陈独秀与彭述之、濮德治等人交换了各自被捕的经过，肯定问题是出在费克勤身上。在谈到他们几个人中可能是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却表示了与众不同的谅解态度。他说：“这孩子胆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得很慌张，很不成熟。”②

①《沪上共犯陈独秀被捕记》，《晨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②唐宝林，《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然后，他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当局勾结好了，所以斗争失败。

１０月１７日，陈独秀一行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从他们家中搜到的１０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每人胸前缀了一个号码，陈独秀胸前缀的是“６号，因他是第６个被捕。赵镇镗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后，提出依据《民国紧急治罪法》第２条第２款及同法第６条起诉，但有关事项尚需调查，要求改期会审。陈独秀因患胃病，来法庭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情不严重，仍带来受审，但赵镇镗允许他坐下，彭述之等人则在一旁站着。

会审后，法院将情况报告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作主。１８日用快电报告了南京政府行政院。他不知道陈独秀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仍称之为“共党重要分子”。南京接到吴铁城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押解南京。

当时汪精卫已辞职赴德国，蒋介石在武汉。吴铁城不敢怠慢，命令上海警察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当天晚上，上海警察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１１点夜车押解到南京。火车轰隆隆地开出上海，陈独秀在京沪列车上“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①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一时传为佳话。

①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

火车到达南京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黄凯等人到车站接车，将陈、彭两人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并拨洋１００元作备用金。当时陈独秀和彭述之都没有被条，陈独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对中央党部的人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他不知道蒋介石在武汉，来人答应转告上面。陈独秀对彭述之说：“陈公博、顾孟余都是我的学生，现在做了国民党的大

官，不知他们能不能帮忙？”彭述之忙说：“赶快带个信去，请他们来一趟。”陈独秀内心正在打鼓，军法司的人告诉他们说：“顾孟余、陈公博不在京，是否来见你们，等他们回京后再定。”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之前，军法司的人都不敢处理陈独秀、彭述之的案件。当陈独秀问到在此能否读报通信时，军法司的人说：“不可，没接到命令，不敢作主。”陈独秀又问：“能否读书？”军法司的人说：“可以读孙中山的书。”陈独秀心想：也好，有书总比没有书读要强。军方找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他小册子，说“其他事我们做不了主，读总理遗教，我们能做主。至于见外来访客和新闻记者，目前都无法答应”。

隔日，黄凯带上陈、彭案卷材料，赶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情况。当时，蒋介石正调集５０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１０月１９日上海《晨报》发表文章，宣称陈独秀已不是共党首领，主张区别看待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蒋介石由此联想到不久前陈独秀写的那篇《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对于怎么处理陈独秀，蒋介石正犹豫不决。

见到黄凯后，即指着材料问：“谢少珊是个什么人？”黄凯告诉他：“是共产党反对派秘书，一个２０来岁的青年人，据称上过黄埔。”蒋介石听罢立刻来了精神，要黄凯拍个电报给吴铁城，“叫他派人把谢少珊带来见我！”黄凯小心翼翼地问蒋是否要亲自审问，蒋介石似笑非笑地说：“审问是你们的事，我只想搞清楚，陈独秀是不是和江西共产党一回事。”黄凯毕恭毕敬地回答道：“据谢少珊说，陈独秀和他们没有关系。”

尽管已被中共开除，但陈独秀的被捕，仍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许多报纸大字标题，有的还有社论。只是他前几次被捕时，全国一片抗议和营救声。这次却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刀下留人。首先，胡适打电报给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胡适给蔡元培拍过电报后，自己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件司法审判。”

接到电报当天，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坛暇、宋少屏等８人合署致电南京，说陈独秀“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学术幸甚，文化幸甚。”

①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绝无在今日“杀害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应当“依据法律进行特赦”，予以释放。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１２人又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以求从宽处理。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给蒋介石拍来电报说：“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被誉为２０世纪世界三大哲学家的罗素等人也相继给蒋介石拍来恳求电，特别是英国的罗素和美国的杜威更是陈词灼热，对陈独秀一片爱心。惟有在王明等人控制下的《红色中华报》在第３７期著文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一一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由于国内外著名人士的呼吁营救，国民党也想争取陈独秀反共，所以１０月２４日，蒋介石当面问清了谢少珊，确信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没有关系后，立即打电报给南京的军政部，谓“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②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第３２６页。

②《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２５日下午，军法司长王振南将陈独秀带到军政部会客厅，何应钦正襟危坐，传讯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何首先拿出曾在北伐时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由陈独秀亲笔签字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送到陈独秀手中说：“合作，合作，现在仍需要合作！”陈独秀把《宣言》掷到一边，吼道：“不合作的是你们！”

何应钦笑了笑说：“先生不要发火。”并告诉陈“蒋介石来电，将他交到地方法院去审判”。还解释说蒋介石、陈立夫没有时间见他。陈听了后心里稍稍平静了一些。当何问他是否知道赣鄂等省共产党暴动情况时，陈说“此均为干部派（当时称中共为干部派，托派为反对派——引者注）指挥，与我毫无关系。”何请他谈谈托派的主张和对抗日问题的意见时，陈表示赞成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并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英美有利。”

①传讯进行了近两个小时，何应钦谈兴很浓，请陈独秀为他题字，陈独秀也不推辞，提笔写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身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看了，也不得不佩服陈独秀，此时此地用此语，于彼于己，都最恰当不过了。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向陈独秀“索书纪念”②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幸而墨尽，才得解围”。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从何应钦处回来后，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给陈独秀看。因为蒋介石、何应钦都表示由法院来办陈案，军法司也不愿做恶人头。当天王振南就接受了记者采访，表示一接到通知，就将陈独秀、彭述之移交江宁地方法院。陈独秀回到十禀巷军法司时，情绪有了很大的好转。彭述之见了，自己情绪也跟着好起来。因为他心里明白，陈独秀不死，他也死不了。

①《申》，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②《陈独秀致王灵均信》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

③《陈独秀军部挥毫》，《晶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９日。

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要王振南备文将陈彭两人转送江宁地方法院。江宁看守所所长龚宽见陈独秀有来头，将他送到主犯人病室２号房，这是先前“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住的房间。牛兰是去年夏天被捕，８月被判无期徒刑。陈独秀进屋后，有人将随车运来的行军床与铺盖搬了进来。陈独秀见里面有洗脸架、桌凳，室内清洁，光线也好，表示很满意。陈独秀将带来的几本孙中山的小册子和《水浒传》等书放在桌上，便和龚所长来到候审室。检察官员吴绍昌按惯例做了讯问笔录。

陈独秀移交法院审理的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师，蔡元培介绍了汪壬龄，胡适介绍了刘律师。陈独秀开始不愿意请律师，他说：“我是一个穷措大，没钱。”律师界闻讯后，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郭蔚然等著名律师，都纷纷跑到看守所，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做陈的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陈独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只接受章士钊和彭望邺，别的都婉言谢绝了。①

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挚友。１９３０年《苏报》案后，他曾创办《国民日报》以代《苏报》。１９１４年，陈独秀又在日本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宣传革新思想。后来，陈独秀在《存殁六首绝句》中，曾以“章子当年令有名”的诗句赞扬章士钊。但是，后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在１９２６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中，章士钊参与镇压学生运动。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愤。于是奋笔疾书，给章士钊写了封快信，说“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

②从此，两人一直处在敌对地位。但是他们俩对早年的友谊还是难以忘怀的。所以这次陈独秀被捕后，章士钊即以全国著名大律师的身份跑来找陈独秀，陈开始不愿见，章却不顾一切地冲进看守所，劈头就说：“为何不见？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陈说：“倘若弃暗投明，我欢迎你这样来为我辩护！”章说：“为今之计，只当争取早日获释才是。”陈独秀接受了章士钊为自己的辩护人，两人又重建友谊。章士钊这次来到南京时写了首诗，仍对陈独秀的为人表示无限的钦佩。

①段锡朋致胡适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０２页。

诗云：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陈独秀与胡适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交往了。春夏间，陈独秀埋头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写成后，想卖给商务印书馆，于是想到了胡适。胡适将书稿转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碍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胡适见陈独秀生活困难，就与赵元任一起私下筹集１０００元，赠予陈独秀作稿费。

陈独秀被捕后，一天，陈的学生、北大校长蒋梦麟带了一兜水果和几部小说来看陈独秀，陈特别高兴。当他问到胡适近况时，蒋梦麟说：“他很关心你，给蔡元培拍了电报，要蔡院长就近营救你。”并告诉他，胡适现在四处奔走，为陈独秀找律师。陈独秀很感激地说：“我已听说了，真难为他。”《大公报》刊出蒋梦麟探视陈独秀的消息后，原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时住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处长的段锡朋，也带了水果来看陈独秀。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在南京候审的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听到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劝胡适专心做学问，“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陈独秀给胡适去信，是想叫胡适寄点英文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甲骨文方面的著作来，并争取早日出版他的中国拼音文字著作。

当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以及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陆军７８师党部和全国许多县党部，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予处决”、“处以极刑”、“明正典刑”。陈独秀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给胡适的信中，仍悠闲自得地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杀头）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得最后。”②陈独秀这种豪爽的性格，视死如归的大丈夫精神，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尊敬。

①这些电文，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１４３页。

３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４日、１５日、２０日，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相继三次开庭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由苏州来的胡善偁和朱隽分别担任审判长和检察官。

４月１４日上午９时，第一次开庭审讯陈独秀案，审判长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５人升座，章士钊等５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１０人。闻讯前来参加公审的各界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留着短短胡须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首先由检察官朱隽提起公诉，宣读《起诉书》：“查被告（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其个人行为，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固无论矣。即以中央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

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的《政治决议案》、《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等文件，以及以陈独秀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等文章，指控陈独秀“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对于国民党政府冷嘲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扫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

并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竟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党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称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则证凭确定，自应令其负责”，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①

①《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３年出版，以下引陈案文件，除另注出处外，皆载此书。

陈独秀态度安闲，若无其事。他把法庭人员当作他的学生一样，侃侃申辩，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运动以前，专注重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大众方面，盖以十月革命之感召与战后世界大势之所趋，使余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接着，陈独秀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内“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对外“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的残暴黑暗统治。最后批驳了所谓“危害民国及叛国”的谬论。法庭一片寂静，惟有陈独秀的陈词，像珠落玉盘，撞击着人们的灵魂。

当审判官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时，陈独秀毫不掩饰地说：

“这是事实，不可否认。至于理由，可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皆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到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政府不予接济。至如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①旁听席上，人们纷纷议论，皆说陈独秀“言之有理”。检察长被驳斥得十分狼狈。这次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１１点３３分。

４月１５日，第二次开庭审讯。审判长首先与陈独秀查对了昨天审讯之笔录后，看了一眼案卷，然后问陈“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肯定地回答：“是。”胡善偁就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其他人去了。第一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等６人。第二天主要是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光群（罗世凡）、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等６人。

４月２０日，第三次开庭，这次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不少人是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赶来旁听的，“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达２００多人。②

①《陈独秀开审记》，《国闻周报》第１０卷第１７期，１９３３年５月。

②《陈案辩论总结》，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

辩护开始后，检察官朱隽宣布陈独秀等人的法庭审问结论。朱隽“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都是内部问题……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任，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６条及第２条第２款。”

接着，大律师章士钊出庭辩护，其词５千余言，侧重法理，逻辑性很强，条条针对审判长的讯问，逐一批驳。如说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还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没有矛盾的。他说：“孙中山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又云：‘国民党既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对好朋友”。他指出陈独秀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为陈独秀曲为巧辩，甚至认为“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章士钊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为陈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殊不知，从陈独秀和托派的观点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他们一贯自认为，托派“反共”，与国民党反共有本质区别；他们“反共”是为了“拯救共产党于堕落”。其实托派“反共”，在客观效果上，正是章士钊辩护词中所描写的，托派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同盟军。

因此，陈独秀在听完了章士钊的辩词之后，立即拍案而起，当庭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的政治主张，应以本人的文件为根据。”①

①刘仁静谈托派问题，１９７９年５月９日。

陈独秀本人的文件就是《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对于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做了认真的准备，早在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０日就撰写好了《辩诉状》，约４０００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是一篇既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词严，攻敌则尖锐有力。他在《辩诉状》中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主义，内困于封建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绝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在这里，他仍以共产党自居，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又雄辩地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认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国”的实质。“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之革命政党，无不曾经

‘叛国’”。孙中山等“曾推倒满清，推翻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孙中山“岂非已叛国两次！”然后，他矛头一转，猛烈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说：“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冕之王，擅作威福，法律只制裁小民，文武高官，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他又说：“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他还说：“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出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己的被告身份变成了原告，国民党的原告身份成了被告，把法庭当作战场，把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

最后，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予以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人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从中世纪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１９３３年９月德国纳粹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进步和革命人士在反动派的法庭上，变被告为原告，审判反动当局的佳话。陈独秀这次法庭斗争，正好发生在季米特洛夫莱比锡受审事件同一年的前５个月，同样脍炙人口，轰动社会。他以不久前抒发过的“匹夫不可夺志”的气魄，傲然挺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虽然经过托派的侵蚀，仍以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泼辣酣畅的激扬文学，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勇敢精神。他高举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大旗，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在法庭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陈独秀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不仅不同意章士钊为他曲为巧辩，而且很多老朋友为了替他减轻罪责，多次劝他修改供词，他也始终坚持不改。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文蔚，事后对他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①

①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４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６日下午２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一面在陈独秀反共上大作文章，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文字，大肆渲染，说“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反对史丹林派（斯大林派之意，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即从证据上观察，该反动派亦尚无实施暴动之准备。审察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以昭平允”；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并严厉指出，陈独秀所组织之中共反对派，是“以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而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为最终目标，是不独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并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其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决定判处陈独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１３年，剥夺公权１５年，其他被捕者各判５年、２年不等。陈独秀当场奋起，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旁听席上也纷纷吼叫起来：“判得太重。”胡善偁见势不妙，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陈独秀判刑的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７７期载文说：

“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面前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

５月２７日，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后，开始准备《上诉状》，他在狱中用了半个多月时间，陆陆续续写了５千多字。到６月１５日，《上诉状》写成，托蒋豪士律师至上海，转交章士钊，代呈国民党最高法院。

在《上诉状》中，陈独秀首先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的谬论，阐明反对政府并不等于反对国家，不能搞“朕即国家”。国民党“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谓反对民国者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是可笑的“世间滑稽之论”。接着，他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致数十倍；新税各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

农夫辍耕于田，工贾咨嗟于市，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前年不战而断送东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岩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

……人民爱国之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国民党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的“建设业绩”，以我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的领导机关，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后世？其次驳斥所谓“图谋变更国体”的谬论，阐明了苏维埃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是一致的，不能说是“变更国体”。他指出：“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属“变更国体”。

而“苏维埃并非新奇之物，只‘工农兵会议’的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国民党谓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理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接着他无情揭露了所谓“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的谬论。他指出：“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的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复谓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他进一步阐明了工农苏维埃制度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

最后，批判法院判罪是“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而且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反对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因此，法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所以，陈独秀不服判决，要求上诉。

①《法治周报》第１卷，第３３期，１９３３年。

在等候国民党最高法院批复的过程中，有一天，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了一封信，希望汪氏叔侄能来南京狱中探望他。此时汪原放在上海，而他的叔叔汪孟邹却在长沙。

汪原放，安徽绩溪人，与陈独秀是同乡。汪氏一门与陈独秀交谊甚厚，汪原放的父亲汪稀颜，是清末陈独秀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的同学。

１９０２年秋天，陈独秀赴日本之前，汪稀颜告诉陈独秀：“我有个弟弟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发行。以后有什么出版发行的事可以找他帮忙。”这就为陈独秀以后与汪氏叔侄结缘打下了基础。１９０２年底，汪稀颜突然病逝，年仅３０岁，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年龄，实在可惜。陈独秀在哀痛中写下了悼诗：“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汪原放的叔叔汪孟邹，在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汪原放１３岁时便进书社当了学徒。１９０４年底。陈独秀与房秩五、吴守一等人准备办《安徽俗话报》，去芜湖找汪孟邹搞出版发行，汪就安排陈独秀住在科学图书社的阁楼上，在汪孟邹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该报共出版了期，发行量最多时达３０００多份。１９１３年春，汪孟邹接受陈独秀建议，去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出版社）。“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避居上海，穷得丁当响，汪孟邹经常送些钱给陈独秀以济燃眉之急。有一次陈独秀指着高君曼对汪说：“在她的心目中，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施主呢！年夏天，陈独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由汪孟邹照顾高君曼及两个孩子。后因高君曼患肺病咯血，陈独秀又急急赶回上海。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经汪孟邹介绍，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每月编辑费、稿费２００元。

《青年》杂志创刊号出来后，汪孟邹将该杂志寄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同乡胡适，并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约他为该刊写稿。《新青年》发行量大增，陈独秀建议“亚东”与“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汪孟邹担心资金不够。于是决定上北京找老朋友帮忙，招股扩建，这次共筹集了３０余万元资金，为亚东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１７年，在沈尹默的极力推荐下，蔡元培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改在北京编，上海印刷，陈独秀时常记挂汪氏叔侄，推荐北大一些学者的著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经营。“五四”运动前后，亚东出版了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许多名流的重要著作。１９２０年春，陈独秀出狱后回到上海定居，在汪氏叔侄关于婚姻的争论中，每次他们都请陈独秀仲裁，但每次陈独秀都支持汪原放婚姻自主。１９２２年秋，汪氏叔侄开始准备为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前后共编辑出版了四集。１９２５年，汪原放由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任汉口《民国日报》编辑、经理，后住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大革命失败后，汪原放随陈独秀由武汉返回上海，受到汪孟邹的严厉训斥。陈独秀要汪原放不要再与自己联系，又通过乔年告诉汪原放：“不要再干了，还是把书店事做好要紧。”①从此以后，汪原放仍回亚东图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整理出版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他是中国最早用新式标点出版古籍的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

汪原放这次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立即就赶到了南京，并带来了一本由亚东图书馆刚编辑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交给了陈独秀。陈翻了翻这本小册子，见收进了他自己写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外，还有法庭的《起诉书》、《判决书》及《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费了不少心。”汪原放告诉他，小册子出版后，要的人很多，社会影响很大，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两所教会学校）还选为法律系教材。

陈独秀翻开章士钊的《辩护词》，就皱着眉头说：“行严真糟，你看吧，这成什么话。”连忙拿笔将下面一段文字删去，“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便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并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②陈独秀为什么想起要删掉这段文字呢？因为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但却被社会各界各政党派别完全“误解”。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３２页。

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５９页。

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想利用这个工具；那些老朋友，包括章士钊等人，也因其反共而为他辩护，奔走营救。他觉得即使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他要扭转这种舆论，使社会理解他，然而谈何容易。《辩护词》中的文字可以删去，又怎么能抹去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在人们心中陈独秀反共的形象。尽管陈独秀在法庭上始终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坚持正义的立场，但一般社会公众都不理解他，这使他更感到迷惑和痛苦。

６月２２日，检察官抛出国民党最高法院的《上诉答辩书》，批驳陈独秀“所组织之中央反对派，即以打倒三民主义，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为目的，即为危害中华民国，事理至为明显。被告又以其叛国宣传，尤为明晰”，并指斥其上诉是“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希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①

陈独秀接读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后，立即提出《再抗辩书》，陈述两点意见：（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治，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别”为理，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②

《再抗辩书》于７月７日写成后，陈独秀把它寄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国民党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至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１日，才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褫夺公权部分，徒刑期减为８年。陈独秀并未露出喜悦的笑容，他想“我对国民党无功，何以减去年徒刑？”他在自己的牢房中来回踱着方步，百思不得其解。

①《火花》，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②《火花》，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第五章东方孤囚

1

陈独秀是闻名遐迩、声震寰宇的大名人，因此他在监狱的生活也显得与众不同。

判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45号（现在东南大学边），呈正方形，占地面积41925平方米，是直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部管辖的普通监狱。牛兰被判无期徒刑后，和夫人汪得利也曾被关押于此。

陈独秀一个人住一个单人牢房，其他人住的是普通牢房。据说为了收留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监狱申请了很大一笔款，特意把他的住房翻修一新。陈独秀入狱后，开始对政治犯管制很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独秀对此非常愤怒。有一次，他因要写信而遭到监狱看守拒绝，为此他对典狱长大发脾气，说：

“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都不如。”

“这是政府制定的监狱法规。”典狱长连忙答道。

“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陈独秀愤怒地说道。

“恶法胜于无法。”典狱长无话可说，只好敷衍地答道。

“恶法就要打倒！”陈坚定地说。

陈独秀为打倒监狱恶法而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当天陈独秀就拒绝进食，饿了一整天。典狱长怕出大乱子，自己担当不起，赶紧过来劝阻陈独秀：

“你要想开些，这是上面的规定，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典狱长几乎有点哀求地说道。

此时，陈独秀已饿得头昏眼花，但坚持不为所动，于是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不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又没有吃饭，脸变成了成了菜色，很难看，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第三天，陈独秀还是不肯吃东西。典狱长见此情况，慌了神，赶忙向上级汇报，得到许可后，不得不答应了陈独秀的要求，把“三不准”变成了“三允许”。陈独秀的绝食抗议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判刑后，国民党曾想劝降陈独秀，毕竟陈是前任共产党总书记，是所谓的共党“要犯”，如果能劝降成功，说不定利用陈的影响，还会对共产党造成致命的打击，将减少国民党在国内的主要威胁。基于此种打算，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不少要员纷纷前来狱中探望陈独秀。

一天，第一夫人宋美龄迈着优雅的步子，来到监狱探望陈独秀，她想利用自己特有的女人魅力劝降这个“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铁道部长顾孟余提着一兜礼品跟在她的后面，一帮监狱看守忙不迭地在前面引路。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在北京的编辑部中同人之一。

“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宋美龄一进门就连忙微笑着说道。

“谢谢蒋先生。”陈独秀有点不冷不热地回复道，他知道宋美龄此行的目的绝不会像她笑得那样轻松。

讲了几句闲话以后，陈独秀突然对顾孟余说：“你当大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知道陈独秀是指去年托人带信给他的一事，忙说：“哪里，确实是外出了，后来要求见你，正赶上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宋美龄赶紧插话，她不想场面过于难堪。

“我不是当官的料。”陈独秀正色道。

说完后，他朝顾孟余望了望说：“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中带刺，坐不住了。顾孟余平白受了一顿挖苦，也不是滋味。于是两人立即起身告辞。出门后，顾孟余仍怒气未消地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还陆续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后来他回忆“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朋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络绎不绝地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知道陈独秀来头不小，于是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就变得更加好起来了。为了满足陈独秀读书的要求，还特地搬来两个大书架放在陈的房间里，许多老朋友陆续给陈独秀送来了各种书籍，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陈独秀身体有病，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根据陈独秀的要求，狱方还从上海请来著名中医黄钟先生到狱中，专门为陈治病。病号随时需要人照顾，狱方又安排了同狱只判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看护陈独秀。两人被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濮德治和陈独秀还是亲戚，陈独秀的母亲和濮德治的母亲是堂姐妹，陈母比濮母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20岁。按辈分，他们是表兄弟，实际上濮德治一直把陈独秀当成长辈看待，三个人呆在一起，自然有很多话可说。后来，狱方还允许陈独秀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起了“特殊的优待”生活。

１９３３年夏天，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监。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上海音信全无，这次还是从柏文蔚那里才知道父亲公审的情况。

他想到两个哥哥没有了，姐姐没有了，母亲和姨妈也相继于大前年和前年去世，这时在牢中见到惟一的亲人，他的泪水禁不住一下子流了出来。不料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批评儿子是“没出息”，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坚强起来，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要学娘娘腔，悲观失望。不久，刚满２０岁的小儿子陈鹤年也闻讯赶来狱中看望父亲。

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他就在南京替《民声报》收发电讯，认识了一班朋友，于是天真地提出要帮陈独秀越狱，结果被陈独秀骂了一顿，说他是“胡闹”。血气方刚的陈鹤年原以为自己是一番好心，结果却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转身愤愤地走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一面。

２

自从陈独秀在狱中有了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后，几乎“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①除了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等同乡世交和国民党要员如宋美龄、顾孟余、徐恩曾等人外，很多学术界的同仁、老朋友也经常前往探视，据有资料可查者就达五六十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胡适。

①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２７５０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适，１８９１年生，安徽绩溪人，１９１０年１９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陈独秀结识胡适是通过汪孟邹的介绍。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汪孟邹写信约胡适为该杂志写稿。１９１６年２月，胡适将俄国作家库普林短篇小说《决斗》的译文寄给了陈独秀，从此两人便有了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催促和鼓励下，胡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杂志第２卷５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随后，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推崇，胡适从此而少年成名。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于是，陈独秀立即写信动员胡适回国，说：“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缺乏上选，足下来此即可担任。”胡适于当年夏天回国，成为北大的教授，年仅２６岁，并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及《每周评论》，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吹“文学革命”。两人从此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３１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１９２０年春，陈独秀回上海定居，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此后，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事业各异，但友情却终生保持。陈独秀很爱惜胡适的才华，对胡适有如兄长之待小弟，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破而已。胡适后来给陈独秀写信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①胡适一生极重友情。陈独秀每次被捕，他都出面尽力援救。这次陈独秀被捕，首先也是胡适通过汪孟邹告知，立即打电报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设法营救。陈独秀待审期间，胡适特意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说。高度赞扬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绩和他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正是由于胡适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最后才使陈独秀幸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①《胡适往来书信选》（上），第356页。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时经过南京，因时间紧迫，未去监狱看望陈独秀。陈获悉后，非常气愤，在给汪原放的信中，将胡适大骂一顿。汪原放回信替胡适辩护，叫陈独秀不要放在心上。胡适到北京后，听说陈独秀对他有意见，连忙写信给陈独秀作解释：“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

陈独秀看后，余气未消，又于11月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要与达官贵人周旋，没时间看老朋友，他已经够忙了。”但他随后又说：“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与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汪原放见“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

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也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两个月后，胡适果然如期来南京探视陈独秀。秉性耿直的陈独秀，这时火气已完全烟消云散了。这次陪同胡适一道来探视的，还有张慰慈与刘英士。胡适怪陈独秀没有专心学术研究，要当政党领袖，结果身陷囹圄。陈独秀也不相让，立即反唇相讥道：

“你跟着蒋介石做官，如果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见陈、胡两人刚一见面就发生了争论，张慰慈、刘英士忙把话题岔开。陈独秀顺势换了话题，口气也缓和写了，说道：

“我准备写自传，已给汪原放去信。”“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写传记的。”胡适听了高兴地说。

“我的东西怕不好出，叶楚怆处，你帮我说说话。”陈独秀说。叶楚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你放手写，不必先求早出版。如果此时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写得不真实。如果不真实，不如不写。放手写，就是为后人留真相。”胡适劝说道。

“你说得对，我就先尽管写，不管出版的事。”陈独秀对此表示赞同。

两人谈笑自若，又和好如初。胡适回到北大后逢人便说：“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言下之意是，胡适深以为自己不如陈独秀，虽处苦中却能泰然处之，自得其乐。

探监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

邓以蛰，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是同乡。邓家与陈家是世交，陈独秀青年时代与邓以蛰及其兄邓仲纯“交游甚密”１６岁东渡日本留学，与陈独秀同住在东京清寿馆，与陈独秀共住一室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４年，邓仲纯则在日本学医。当时，陈独秀与苏曼殊、邓仲纯、邓以蛰等人“常相聚首”，友情甚笃。在此期间，陈独秀经常沉醉于拜伦与雪莱的全集，因为看多了，陈独秀就时而拜伦的浪漫主义，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时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等。在邓以蛰眼里，陈独秀就是南宋的陈同甫再世，而陈独秀本人也最服膺陈同甫和叶水心。苏曼殊善书画，曾送给邓以蛰一幅荷锄图，图中燕绕春柳，落花无情，陈独秀欣然在画上题诗：“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树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平常陈独秀叫苏曼殊“疯和尚”，但题诗时，总是客气地称其为“曼上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后，南京柳亚子先生回忆起在日本时，曾问及苏曼殊的三个朋友中谁算是最“贤”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友定谁贤。”柳亚子认为，曼殊最贤的朋友是陈独秀。

邓以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随即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与美学。回国后不久，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执教，主讲美学与美学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之一。他与朱光潜、宗白华三人并称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邓以蛰很敬重陈独秀的学识人品，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

１９３３年秋季的一天，赴欧洲考察归国的邓以蛰途经南京时，特意赶往老虎桥监狱，看望了近２０年未曾见面的陈独秀。邓以蛰并不了解陈独秀归国后的思想和他所热心的事业，但背地里，邓经常替陈独秀说话，他心里想的只是维护青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

这天，天空下着蒙蒙秋雨，街道两边的树叶在秋风的扫落下日渐稀少，路上的行人很少，即便有几个也是急匆匆地在往前赶路。

邓以蛰撑着一把伞，踏着路面深浅不一的积水，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终于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独秀印的名片，狱卒一看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立即请他进去。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陈独秀见到２０年未曾见面的老友钝生（邓以蛰２０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叫这个名字），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深切体会。邓以蛰比陈独秀小１２岁，这年４２岁。刚一见面，邓以蛰就急忙上前，紧紧握着陈独秀的手说：

“仲甫兄，你为何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厉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吗？”

“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陈独秀面色黑瘦，八字须挂在菜色的脸上，轻描淡写地说道。

“还有其他病吗？饮食如何？”邓以蛰又十分关切地问道。

“以前所疑的肺病呀！心脏病呀！概无根据；此地饮食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陈独秀说。

说话功夫，两人就一起走进了陈独秀的牢房里。邓以蛰四处看了看，颇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地板比门外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仿佛整个牢房都在颤动似的。破旧的洋式窗户安得很高，下面是黏手的黄色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光线只有书那么宽。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是一张旧藤椅子。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本和洋装书，十分整齐。陈独秀请邓以蛰坐到自己平常坐的藤椅上，他则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好友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即使多年未曾谋面，仍然感到非常亲切，一见如故。两人谈到了当前形势和中日问题，陈独秀还问邓以蛰：

“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家？”

“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

陈独秀又想到了曾同在日本求学时还有他的二哥邓仲纯，忙问：

“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

“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子又死去了，非常懊丧。”邓以蛰答道。

陈、邓两人在牢房斗室中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彼此知根知底，因而少了很多顾忌和客套，谈得很融洽。他们之间的谈话，有的是无关紧要的一些琐事，只是要找些话说，彼此之间叙说分别后友情而已。陈独秀文才好，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陈独秀是性格外显、敢爱敢恨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一会儿，就容易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直觉得痛快。不知不觉间，两人就聊了两个钟头，直到看守来叫时，邓以蛰才依依不舍地向陈独秀告辞。出门时，陈独秀摇摆着身躯走路，让邓以蛰想到了家乡特有的架步，倍感亲切。

在回旅社的路上，邓以蛰不由得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的影响呢！当年，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逐一评价了一番。让当时还是门外汉的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自己也慢慢地喜欢字画了。邓以蛰是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五世孙，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收藏的山水小画和浙江山水画等。

回到旅社后，邓以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挥笔写下了这次探望陈独秀的全部经过，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同年１１月５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他署名为“邓叔存”。

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也曾到监狱里看望陈独秀。

刘海粟，江苏武进人，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学院，在国内首次采用女模特儿写生，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甚至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上海教育局和军阀孙传芳曾一度下令禁止。刘海粟据理力争，指出“艺术尊严与市侩营利迥然不同”，“鄙人首倡模特儿写生光明正大”，而“现有许多人胸无点墨，坐井观天，俨然以卫道士自居，信口雌黄，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刘海粟因此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刘海粟与陈独秀相识于“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在１９１７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又和美术家吕澂在“五四”前夕，揭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主张批判传统的中国文人画，提倡现实主义，学习西方美术，鼓励创造性和发展个性。在当时的美术界中，勇于实践这种“美术革命”思想的当首推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３人。尤其是刘海粟在人体模特儿问题上，与封建礼教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五四”的反叛精神。刘海粟对陈独秀“五四”运动中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感到十分敬佩，相见恨晚。陈独秀对刘在上海美院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１９２２年８月，陈在上海被捕后，不久便获释，人们只知道是孙中山、马林等人营救的结果，实际上当时是刘海粟起了关键性作用。刘找到了当时上海滩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同情共产党，思想开明，性格豪爽，重承诺。刘要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后到法国巡捕房，保释了陈独秀。①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历史，知道的人不多，刘过去也不愿多说。

①谷苇，《刘海栗谈陈独秀》，《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５日

“五四”运动以后，刘海粟曾多次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美术，举办个人画展，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１９３３年底，刘海粟旅欧回来，听说陈独秀入狱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探望。典狱长开始不认识他，刘海粟拿出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开的条子，典狱长见他是大画家刘海粟，慌忙客客气气地将他带进了陈独秀的房间。刘海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在法庭上英勇斗争的事迹，心情十分激动，赶忙快步上前，紧握着陈的手，大声说：

“你伟大……”

“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陈独秀也很兴奋，刘海粟尚未把话说完，就立即抢着说道。

说毕，两人哈哈大笑。陈独秀知道，刘海粟是无党派人士，比别人说话方便，于是他又大声抗议道：

“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

两人就这样虽在狱中却似旁若无人、谈笑风生起来。监狱看守和同在狱中的人见了，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相互交谈中，陈的气概和风度，给刘海粟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了一副珍贵的对联：“行无愧做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将这副珍贵的对联一直保存下来。他认为：“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与此同时，陈独秀还自撰过一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充分表现了他坚信自己真理在手，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第３２８页。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上黄山，画了一幅《古松图》。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刘海粟在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刘画此孤松时孤苦伶仃的心情。刘海粟再次去探视陈独秀时，拿出《古松图》请陈独秀题签。

陈见孤松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浓荫，想到“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的诗句。他见画纸不好，就说：“你这幅画，纸笔都很差，和我现在一样，所谓李拐碰李拐。”陈独秀触景生情，大发感慨，即刻挥笔题诗曰：“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诗幽默易懂，雅俗共赏，富于哲理，隽永有味，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表达了他虽身陷囹圄却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陈独秀观赏了一会儿，重新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

陈独秀在狱中时，很多人慕他名气大，字写得好，都纷纷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可惜，现在所见已不多。有一次，汪原放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他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汪原放见了，揣度陈独秀是自比“孤山竹”，将潘兰珍比作“蕙兰花”。一张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显然这条屏的意思，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并对自己往日的奋斗屡遭失败，毫不介意。“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尤其可见陈独秀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当时来探监的除了陈独秀的亲属故旧、同乡、老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原本不相识的人。他们是慕名而来的。当时，江苏南通有位程老先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文字学家。１９３７年初，他在《东方杂志》第３４卷２号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３月份又在该刊的５、６、７号上看到连载的《实庵字说》，于是就决定不辞劳苦，亲赴南京监狱，探望这位“知音”。陈独秀也非常高兴。一回生，二回熟，谈了几次，两人所见略同。据说有一次，两人读到“父”字时就争了起来。陈独秀说“父”是画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

程老先生则认为“父”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独秀听了很不高兴。因为在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史争论问题上，陈独秀是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而是“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他考虑到中国氏族社会父权大，他想用文字学说明中国没有产生奴隶，只有家用奴仆，以此来论证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程老先生则毫不留情地反驳他，说“先生错了”，等于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于是陈独秀一扫平常的斯文，很不客气地和客人争了起来。程老先生则以自己学富年高，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见陈独秀不给脸面，就发火说陈独秀“不通”，陈则回报这位先生“浅薄”。一场彼此斗气的争辩，气得这位程老先生拿起拐杖扭头就要走。坐在一旁的濮德治忙上前劝解。

陈独秀想了想，也是的，人家大老远而来看他，结果把老先生气成那样，也赶忙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当时为了化解两人的火气，濮德治还诌了一首打油诗：

“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能，究竟人谁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饭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陈独秀听了，连笑带骂地对濮德治说：“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濮德治忙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①后来陈独秀谈到中央大学校校长罗家伦是他的学生，答应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程老先生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在狱中生活期间，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亲自赶来狱中探望，有的还来过多次。但也有一些老朋友，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来狱中探望过他。但对他身陷囹圄仍十分关心，非常想念，在文章书信中经常提到他。著名文学家鲁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鲁迅就特别关注。他于当年１２月１４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早年的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躯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１９３３年３月５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记得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夜，鲁迅写《南腔北调＜守常全集＞题记》，回忆他与李大钊相识的经过时，也提到了陈独秀。“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１９３４年夏天，原《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去内蒙古调查方言，不幸染病，回北京后去世。北大为刘半农举行追悼会时，胡适作了一副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少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鲁迅写了《怀刘半农君》一文，文中除了表示对刘半农深切怀念外，又重点提到陈独秀与胡适。“《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１９３５年的春天，鲁迅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又想到“五四”时期的

《新青年》。他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９日，鲁迅不幸因病去世。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对濮德治说：

“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濮德治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在陈独秀看来“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濮德治又问道。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他从藤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接着说：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周作人——引者注）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当时适之与守常争论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濮德治又问道。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还是我刚才的那个意思，他们是不轻易附和别人的，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惟有周氏兄弟还来稿。”陈独秀说。

陈独秀还清楚地记得，胡适、钱玄同当时就不来稿了。在陈独秀遇到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这是陈独秀始终不忘记鲁迅兄弟的主要原因。当他们谈到现在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时，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

“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可愿为鲁迅作一篇纪念文章？”濮德治问陈独秀。

“可以，但现在不行。”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他打算将来有时间，一定要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３

１９３３年夏季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就问她与陈独秀是什么关系？女士回答是“学生”。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一看是潘兰珍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一下子把他惊呆了。

陈独秀自１９３０年秋天，在上海熙华德路石库门时结识潘兰珍后不久，两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也过得十分融洽。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回浦东的娘家去了。所以陈独秀被捕时，她才得以幸免。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的羊皮袍子及驼绒被子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气消了，她一定还会回来的。万万没想到等不到潘兰珍回来，陈独秀就被捕了。

陈独秀被捕后，对潘兰珍一直放心不下，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他的学生，原黄埔军校教官，早期中共党员，后为托派的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第２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并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实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物，有怨言否？”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

被捕半个月后，还要高语罕再到位于岳州路永吉里号的他家里寻觅潘的钱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个布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组织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语罕加以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监狱探望。

后来，由于潘兰珍坚持要来南京，与陈独秀共度患难，所以才有这次见面，陈独秀惊喜之余，忙问：“你怎么来了？”

潘兰珍见了陈独秀，两眼都红了，忍住泪说：“编排得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回真成南京人了。”

陈独秀连忙赔不是，说：“没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忙解释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

“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潘兰珍说，她的声音已缓和多了。

陈独秀又问：“你怎知道我出事了？”

“我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当时上海人对共产党的称呼——引者注）的头子，我当是谁呢？一看报纸上的照片，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潘兰珍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要高语罕告诉你，叫你不要来呀！”陈独秀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潘兰珍坚定地说道。

潘兰珍来了以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友失而复得。想到这里，陈独秀心里真是乐滋滋的。

从１９３４年秋天开始，潘兰珍从上海迁居南京，先在陈的学生段锡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监狱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住，每天到狱中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上午９点来，下午５点回，中午在牢房和陈独秀一块用餐，休息。日子久了，在监狱看守中间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天，典狱长找到濮德治说：“有件事想请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牢，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这使我们很为难。”

濮德治知道是说陈独秀与潘兰珍的事，忙问：“出了什么事？”

典狱长绷着脸“你可知道那位潘女士的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在他的牢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传出去，它不要叫我和他一样坐牢吗？”

濮德治要求狱方再调查核实一下，典狱长十分肯定地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他接着又说：“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人，以为他们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人的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

第二天，濮德治将典狱长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独秀，希望他“往后能自爱一点”。不料陈却神色自若，丝毫不在意。这下可把濮德治惹火了。他与陈独秀是娘舅表亲，所以愤然地说：

“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领，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陈最初听了默无一言，似乎有点愧疚之色。但听了小报所说，立即就火起来了。

“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

“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

陈自知理亏，沉默良久后说道：

“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后来濮德治又问到潘兰珍的事，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的前前后后详细地叙说了一遍。濮德治听了很受感动，忙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他见陈独秀脸放红光，精神振奋，又忙补充说：“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天天到狱中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出身贫寒的潘兰珍大开眼界，看到了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３年中，正是由于有了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陈的安慰和帮助，才使陈能以病弱之躯，在艰苦而漫长的牢狱生活中顺利度过，又进行了极其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

４

陈独秀入狱后不久的一天，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当时化名吴静如）闻讯后，从上海赶来南京探监。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陈非常器重他，说他是个“才子”、“理论家”。１９３１年５月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后，陈独秀曾写信给蔡元培，请其设法营救未果，被判处１５年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那里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１３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瞭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还有陶铸、顾卓新、潘汉年等大批共产党人，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就是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的。正因为如此，陈独秀非常担心郑超麟的情况。

刘静贞告诉陈独秀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店。”刘静贞边说边解开礼品袋，从饼干盒底下拿出托派“临委”的几份材料给陈独秀看，并说：“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带出去。下次我来，你事先做好准备。”刘静贞自告奋勇地愿意冒险担任交通，这样，陈独秀就通过刘静贞又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刘静贞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传进托派的文件和书报，带出陈独秀的文章和建议，使陈在狱中能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这种联系是要冒很大危险的，据刘静贞说，监狱方面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很多时候，她都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狱方无法搜查。

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首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任曙、陈其昌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们个个都“力争自己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由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集广东、北平的托派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并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再次陷入瘫痪。任曙没法，撒手而去，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由刘伯庄任书记，刘伯庄干了几个月之后，又不辞而别。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再次改组，由陈其昌出任书记，他与蒋振东、赵济搞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三人委员会”，进行活动很少，不久尹宽出狱，也参加了临委。

刘静贞将陈独秀的文章、建议和书信从狱中带出去以后，陈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上的争论扯了出来，在托派内部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问题、国民会议问题、“共同行动”问题和经济复兴问题等。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等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９篇，另外，在同一时期的《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篇。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来看，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纳粹主义在德国上台。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必须改变国际策略，于是准备成立独立的托派国际组织——第四国际。他对多次遭到沉重打击的中国托派的命运十分关心，于是派了一个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中文名字李福仁）作为第四国际代表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托派重整旗鼓。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他还把另一位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也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的外围报纸《中国论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草娃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思想观点的影响，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于是，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因此，伊罗生就彻底转向了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受其影响，于是与刘仁静联合，一起反对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的托派中央，认为他们“太保守，不能开展工作，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４页。

他们把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的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调到上海。这批思想更加“左”的青年托派分子，试图夺取托派临委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刘仁静的支持下，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猛然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认为，正确的“联系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以，他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个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①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福建事变发生时，他们还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了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员主义”，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②

①《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以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火花》第２卷第１期。

②　史朝生致陈其昌“党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致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来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

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激进主义”。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则拼命攻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反过来批判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一直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定并发出《临委紧急通告》。通知各支部１０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并拟订议程四项：（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战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于是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是“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而由代表大会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之阶段。

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是，“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

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①在信中，他还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声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切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领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日前不可操切！”②

但是，年轻气盛的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于１月１３日，按原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阵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与其“作无情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李福仁、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王欲华、扈焕之等人组成常委，史朝生任书记。③

①《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②　《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③《中央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帮毛头小伙子竟然趁他入狱之机，在内部大搞分裂。于是，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指出“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地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权威来钳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都须代表大会及第四国际来解决，而“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对李福仁不满，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陈其昌看了后高兴地说：“好，要给他警告。”

殊不料，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来自监狱里的干预更是火冒三丈。

１月２５日，新的托派中央给陈独秀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主义错误，与中间派搞“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作“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接着，又于２月４日他们以“中央常委”的名义发表第二号通告——中央委员会已与陈其昌、尹宽做“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中央决定将他两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陈独秀对此当然表示反对，所以随后也被“开除”了。②

１９３５年３月，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入了托派组织，致使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及李福仁等４个新的托派中央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同时，其后台刘仁静和尹罗生也在北京站被捕。押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判刑后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新中央的“消亡”，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①《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同年夏天，王文元出狱来到上海。当时托派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陈独秀在狱中对此十分关心。他写信出来，要陈其昌、赵济、王文元暂时成立一个３人委员会，着手整顿工作，共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这时，李福仁和伊罗生被捕后，因为是外国人而很快获释。为了能够尽早恢复托派组织，李福仁多次找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并表示愿与陈独秀合作，因此李福仁与陈独秀等人的关系有所好转。年底，召集上海现有的人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推选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由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李福仁５人组成，陈独秀也表示同意。

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在回国途中，专程去挪威的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了中国托派组织及“开除陈独秀”文件。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开除陈独秀是“不允许的”，并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大大地夸大其词的，是“荒谬”的。①伊罗生把这次谈话的记录寄给了中国托派。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对于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但他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

“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他还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托洛茨基被刺身亡为止。

１９３５年下半年，王文元、陈其昌、尹宽等人在筹建新的托派中央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两件事情，造成了陈独秀与托派“新中央”的矛盾。一件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账”，要史朝生等以往“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③

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②　《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９月出版。

③《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子），第３页。

另一件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条件上。并说“实际的民主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

……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夺取政权”。①他们同时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陈独秀对此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那些托派分子好走极端，动辄批判这个机会主义，那个投降主义，大搞戴帽子，打棍子，实在让陈独秀感到很失望。后来，当陈独秀出狱时，有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

①商吉士（尹宽），《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第４页。

５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方针，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了２６０个团的兵力和１００架飞机，集结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奉命陆续前往西安，紧张部署“剿共”事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驻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都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但屡遭失败。这使张、杨对“剿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消极情绪。在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运动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张、杨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意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１９３６年上半年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

军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西北地区各武装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大联合。

西北抗日联合形势的出现，使蒋介石感到大为不满和震怒。１２月４日，蒋介石亲自乘飞机赶往西安，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由蒋调集３０个师的嫡系部队进驻西北“剿共”。张、杨知道蒋介石提出的这两条路他们都走不得，他们决心既不参加内战，又不离开西北，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虎城也据理力争，拒不服从“剿共”命令。

１２月７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蒋则拍桌子大叫其“剿共”政策至死不变。１２月９日，西安地区１００００多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爱国请愿游行，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愤怒的学生冲出城门，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即电令张学良派兵武力制止，张学良驱车赶到灞桥，为学生爱国的激情所感动，１０，１１日两天又接连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

张学良为情势所迫，与杨虎城商议，决心实行“兵谏”。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凌晨，张学良派出自己最亲信的卫队包围了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杨虎城的部队控制了西安城，扣押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１０余人。随即通电全国，陈述其事变动因乃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狱中囚犯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无不高兴万分，欢声雷动。监狱当局立即奉命戒严，中央岗亭上架了两挺机枪，枪口对着各监房的出口，以防不测。典狱长大声喊道：“有再叫嚷者，拖出去枪毙！”但监房里还是人声鼎沸，不断地谈论着此事。有的说，“这一下蒋介石可完了”，有的又说，“蒋介石有钱有办法，也可能不会完蛋”，那些判长期徒刑的人则说，“我们有出狱的希望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绝于耳。

濮德治立即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好消息告诉陈独秀，陈听说后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赶快掏钱，托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两人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定要喝个一醉方休！”

说话功夫间，陈独秀将书桌收拾干净，找来两个茶杯作酒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此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今天有人给报了。”说完，他把酒酹在地上。接着，他又斟满了第二杯酒，呜咽起来说：“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完，他不禁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起来。濮德治与罗世凡都从未见过陈独秀痛哭流泪，急忙劝慰他一阵子。

陈独秀激愤地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于是，他转悲为喜劝大家喝酒，濮德治、罗世凡和他一起痛饮了几杯。后来濮德治回忆此事时说：“这样儿童式的天真，事情一来，沉不住气，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不能说不有点稀奇。”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和处理捉蒋介石事宜。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慎重研究，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一种是由引发的规模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一种是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结束“剿共”内战，早日实现民族抗战。

中共中央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前往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立即下令“讨伐”张、杨，并电召赴欧美看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立即回国，企图取代蒋介石建立亲日政权。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开展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两派经过激烈较量之后，英美派终于占了上风。

１２月２２日，宋氏兄妹一行作为南京政府的代表到达西安，准备与张、杨谈判。２３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开诚布公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和平协议。

即：（一）改组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２５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１２月２６日夜晚，南京城内一阵阵的爆竹声把陈独秀从睡梦中惊醒，监狱外面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一打听，才知道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了。陈独秀感到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

“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根据何在？”濮问道。

“从昨晚的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是有群众基础的。”

“爆竹是警察下命令放的嘛！”濮德治不以为然地说。

“下命令放的，最多只能放个把小时，昨晚放了一整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陈反驳道。

“不要凭感觉分析了。”

“只要不是瞎子聋子，也会认识到这一点。”

“只要不是儿童，谁也是不会作这样幼稚的分析。”濮德治顶撞道。

陈独秀没想到一向听话的濮德治竟然来反驳自己，气愤地指着濮的鼻子“你才幼稚呢，你以为蒋介石一吹就倒了吗？你们会走到无知盲动的地步。”

“你是老而幼稚，你以为蒋介石能一辈子称王称帝吗？你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濮也很不服气地说。

陈一听“机会主义”这个名词，就条件反射地更加火冒三丈，拍桌大骂濮“无知”、“幼稚”、“没有进步”。濮德治害怕这样争吵下去又要招来典狱长的训斥，就只好忍着气轻声地说：“以后再看吧，历史会做出判断的。”陈独秀还在气头上，在那里喘着气，似乎没有听见濮德治在嘀咕着什么。这样，一场近似儿童般的争吵就暂时平息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第六章狱中短歌骂尽“满朝文武”

１

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仅６月３日和４日两天，北大被逮捕的学生就近千人，军阀政府“化校园为囹圄，待学生如俘虏”，全部关押在北大的法、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最大的监狱。为了安慰与鼓励大批被捕的爱国学生，６月８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２５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大声疾呼，号召青年人要把监狱变成研究室，立志达到人生最高尚优美的境界。他说道：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去做，努力争取实现自己当年的诺言。这次入狱后，他就决心把研究室与监狱合而为一，充分利用与国民党斗争而争取得来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阅读大量书报，刻苦钻研学问，勤奋撰写论著，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为了治学著述的方便，陈独秀还在狱中自号“明宜”，并以此作为与友人通讯联系的化名。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老战友，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吴虞，获悉陈独秀在狱中勤奋读书，潜心著述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夜半四点即兴赋诗：

早年谈易记儒生，意气翻惊四海横。

党锢固应关固计，罪言犹足见神明。

尽知大胆如王雅，何必高文似马卿。

万古江河真不废，新书还望狱中成。①

入狱之初，陈独秀对被捕、审讯、判决坚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们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

①《吴虞日记》，《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

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３页。

为此，他准备在两三年内，首先集中精力完成以下文字学著作：

《甲戌随笔》

卷一甲戌随笔。

卷二音韵文字杂志。

卷三古史资料。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连语类编》

《荀子韵表及考释》

《屈宋韵表及考释》

《晋吕静韵集目》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中国古史表》

（以上八篇合编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

《实庵字说》

《识字初阶》

《干支为字母说》

（以上三篇后与陈独秀１９１３年在上海所著《字义类例》合编为《实庵字说及其他》）

《老子考略》

与此同时，拟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学》

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接着，他对翻译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点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作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启蒙作用。现在人们侈谈什么‘直译’，而反对‘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绝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自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补以意译，我主张直译、意译应相辅而成，绝不应偏向一方，而违‘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尽管博学多艺，但也不恃才傲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１００元，除药费２６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３２０００册，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大致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摩根著的《古代社会》、《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思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著）等。

文字学：《殷墟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说文解字》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日本近代文学名著《不如归》、《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如《我的回忆录》，就是《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孔子与儒学》，后来仅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是有所进步。

与当年的年轻气盛相比，眼下的陈独秀少了过去的急躁和冲动，而多了一分理性与宽容。他对孔子采取了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

在文章中，陈独秀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用，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

对于“第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

他尖锐地指出：“数千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但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①

当年举起“打倒孔家店”大旗的主将，如今却能分清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与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孔子之间的区别，不能不说是一种勇于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人生追求。

２

入狱之初，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陈独秀就把精神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

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在狱中，陈独秀曾对濮德治说：“文字学的用处可大呀！”“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过去的小说家（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的道路。……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做科学的探讨。”

②据濮德治回忆，在陈独秀的牢房中有两大架书，这段时间，他“成天埋头钻研《说文》，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

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页。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的一生，政治与学术就像人有两条腿，总是交替着进行。每次政治上受挫，他就注重学术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时，就开始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他常以自己的经验去规劝友人。他曾为鲁迅从事政论文章的写作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感到殊为可惜。他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①他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说他“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予“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适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他出版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他认为此书可起“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合手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运动。②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胡适了。

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而所从著者，对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把“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现在，他再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１４４页

胡适和陈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也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感到十分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１９３４年，王森然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特发评论说：

“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字，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已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而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却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学家。他的拼音文字稿托胡适交给商务印书馆后，由于该馆主持人王云五担心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所以其书始终未能出版。但这并未打击他从事文字学研究的积极性，这次入狱后，他仍继续潜心他的文字学著述，最后终于硕果累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第一类：音韵学方面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论文。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喊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单韵字研究中传统的“叶韵”（“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义，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合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的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作者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些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荑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①陈独秀出狱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该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号和２１号上。

《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简单及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辗转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１９４１年春取出此稿，书短序赠送北大以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仍未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人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１９４１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２５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颉刚等（均为陈独秀的学生）意见。魏建功等认为“此作开古音学一新纪元”，但具体的学术观点，不能完全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③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断论。”④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１９４０年冬，陈独秀重订此稿，１９４１年秋写了自序一篇，在江津白。沙镇油印若干册，馈赠友人。

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２１号。

②陈独秀，《连语类编》手稿。

③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１９４２年７月）未刊稿。

④陈钟凡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荀子韵表及考释》，考释战国时期荀子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著于狱中，但未注明写作年月，曾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卷第号上面，后收入《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它》一书。

《屈宋韵表及考释》，考释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狱中未完成，而中日战起，陈出狱之后，间或写一二时论文章外，完全致力于《小学识字教本》之写作，故此稿以后也未能续成。本稿及上稿，都纠正了一些流误。此文没有公开发表过。

《晋吕静韵集目》，此稿完成于狱中，未注明写作年月，亦未见发表，后收入《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他》一书。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此稿考证了广韵数字同韵异读的情况，指出并补正了顾炎武、江永、江有浩等人在广韵研究上的舛误和不足。此稿曾发表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４号上，陈出狱后，又于１９４０年春，重新修正。

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何资深——著者注）汇编成第一本《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及其他》。１９４９年３月，该书排出清样，大３２开，共２７１页，约２０万字。但因上海解放，社会变迁，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妥善保存至今，但不知何日能与读者见面

第二类：文字学方面

《干支为字母说》，这是一篇短篇学术论文。文章认为“干支”“起源甚古，约在殷商之前。……观《尔雅》所载干支之异名，概为复音字，其义绝不可解。”故陈独秀断定干支与汉字不同，乃外族传入之“译音”；指出阴阳五行家对于干支的解释是“逞臆妄说”；干支为星宿辰属之说，也不能完全说通，因此，论文认为：“干支之解释求之于义，不如求之于音，故近人干支为字母之说，有所取焉。”①该文未能公开发表。

《实庵字说》，这是继１９１３年《字义类例》之后，又一部逐个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在１９３７年《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５，６，７号上连载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又说：“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谊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捃拾。……此较孙诒让所著《名原》，仅录古文者有别。”②

①陈独秀：《干支为字母说》手稿。

②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

说起这部书的写作，还有一段小插曲。陈独秀在从事这本书的写作时，恰逢当时国内学术界发生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在原始氏族的废墟上直接产生封建社会，中国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因而在《实庵字说》一书中，他从文字考证的角度来佐证上述观点的合理性。他在考证“臣、民”等字后，认为，“古之中国氏族社会之后继之以奴隶社会若古希腊罗马然者，则大误矣，希腊罗马由奴隶制而入封建，中国、印度、日本则皆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者也。”陈独秀从文字考证，来阐述中国社会有无经历奴隶社会的观点，受到了郭沫若等人的批判。今天，历史早已有了定论，再来探讨已实无必要。

《识字初阶》，此稿在狱中只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成为文字学巨著。其内容汇聚陈独秀毕生文字音韵学研究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是陈独秀竭力鼓吹汉字拼音运动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另觅蹊径之所为。此稿分上下两编，上编解字根及丰字根共５４４个字，共分十类：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鱼虫、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廓、象服饰、象器用；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目录上列了两章：（一）字根并共者并３６６字。（二）字根或字根并合字之附加编旁者。第一章又分甲，复体字；乙，合体字；丙，象声字。其中甲、丙两种在书稿中已完成，乙合体字，写到“抛”字，未作注释，乃成绝笔。因为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作者写到“抛”字时，友人包惠僧来访，旋即卧病不起，２７日就谢世了。因此，正编第二章只留下了目录。

即便如此，陈独秀临终前说过：“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①当时有人提议请他人代写，以完成书稿。陈独秀说：“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也。”②于是，该书稿就这样残留人间。

①转自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

②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着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但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汉字规律，每在政治活动的余暇，就孜孜以求。《字义类例》着重以“分析字义的渊源”，探寻字义产生、发展的规律，但未能探寻到整个汉字的发展规律。《实庵字说》进一步解剖麻雀，从每个字的具体分析上，寻找一般的规律。最后在《小学识字教本》中，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历代学者甚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字形为主，如许慎的《说文解字》；二是以字音为主，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三是音形结合起来，如近代有些文字学家。陈独秀对这三派，各取所长，形音义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已意，独成一家。他的文字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即使是初期的《字义类例》，不少地方也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尤其是《小学识字教本》中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科学系统的，“他却是第一人，这也是他最大的创见。”①无疑，陈独秀是吸取了前人的成果的。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本书解字多采黄生、顾炎武以来诸人之说。”但他却不是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经过长期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体系。

１９３９年春，陈独秀在《小学识字教本》上编完成时，写了一篇“自序”，寄给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征求意见。他在附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②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

“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③魏建功在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④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价》，《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③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④魏建功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清样编。

这部书稿表明，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博大乃至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为了求得一字之真义，陈独秀不仅旁征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作了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察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如甲骨文、金文、篆、隶等更不用说是一一经过研究的了。可见，这部书稿中凝聚了作者非常巨大、繁杂的劳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并非纯粹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用，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他的研究，也不无瑕疵之处。陈独秀研究文字学，都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参考资料绝不能搜集得那么充分，尤其是狱中数年，自己上街买书、进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自由也没有，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特别是晚年从事《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一直是在贫病交加中进行，以致未能写完就去世，还来不及从头到尾地修改，自然存在不少的不足之处。但是，直到　　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注）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①后任台湾大学教授的台静农认为，陈独秀关于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是极科学的方法，使两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由芜杂而有体系可寻”。中山大学教授严学认为，“仲甫先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悼敬乎！”编辑出版家刘志成先生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辨析汉字字根，研究汉语同源词，那应当首推风云学者陈独秀。”可见学术界还是给予了陈独秀这本书很高的评价。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价》。

最为可惜的是，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与他本人一样坎坷。１９３９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得知陈独秀在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后，就约请他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５０００元稿费。陈独秀后来就先把能自成体系、单独问世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的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他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不像别的学派那样，将形、声、义三者割裂。因此，陈独秀的这部著作，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陈立夫显然是怕引起读者误会为“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或用《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①。结果，直到陈逝世，该书还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陈的嘱咐，未动一分。后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５０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流传各方，直至１９７１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将此书正式出版，易名为《文字新诠》，由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形式堂皇，却不记作者是谁，也不登陈独秀写的序。１９５５年，四川巴蜀书社，又以《小学识字教本》原书名正式出版。此是后话。

①陈独秀致魏建功的信（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９日）。

除了上述文字学方面的文章外，陈独秀还撰写了《中国古代史表》一文。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此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３７卷第２２号。

３

陈独秀对中国古代诗词有很深的研究，他本人也很喜欢写五言诗、七言诗和对联，不喜欢规矩严格的词。他就是写五言、七言格律诗，有时对仗也不工整，“七绝”中还会突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愿意受任何限制的。诗如其人，这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倒有几分相符。

年轻时，陈独秀经常与一帮朋友诗词唱和，写过不少的诗，但自从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忙于组织和宣传发动工作，撰写的理论文章居多，而难以有闲情逸致题字作诗，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入狱以后，陈独秀有了整块的时间，或潜心文字学研究，或写作诗词。因此，他在狱中写了不少诗词，有的是为他人题画写字，有的是自吟自赋。诗言志，就其狱中所写而言，不管是送人的，还是自存的，所写内容都不是风花雪月，卖弄文采，也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而是鲜明地表示他积极向上、坚持革命的志向，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风骨，同时也表现了他泼辣尖锐、生动幽默的文笔。

１９３４年，陈独秀在狱中随兴之所致，写了脍炙人口的《金粉泪》５６首。这组诗因其矛头猛烈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既不发表（当然也不可能发表），也不示人。直到１９３６年或１９３７年，老朋友汪孟邹到狱中探望他时，看见陈独秀牢房墙壁上挂的章士钊为他写的一幅条幅时，才引发出陈独秀首次将《金粉泪》示人。章士钊写的条幅是：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藩、吴。议从刻本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

心魂依苦具，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红蕖聚散

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甲戌初冬。　①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汪孟邹看后，深有感慨地说：“行严（章士钊）的诗有些像你的《存殁六绝句》，尽读世人沧桑，读起来有些悲凉。”

《存殁六绝句》是１９１０年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杭州期间，怀念亡友吴孟侠、何梅士、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和存友赵伯先、章行严、孙少侯、郑赞承、江彤侯、苏曼殊时写的组诗。其一讲吴樾和赵声，诗云：“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孟侠”讲的是故人吴樾，胸怀炸弹，“碎身直蹈虎狼秦”；“伯先”讲的是在世的友人赵声，“仗剑远游五岭外”，不幸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即呕血而死。组诗的其六写的是苏曼殊与葛循叔，诗云：“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①陈独秀深切怀念亡友葛循叔，“东风吹泪落孤坟”，而存友苏曼殊１９０９年夏与自己分手后，次年１１月去了南洋，“南国投荒”，在南洋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全诗充满了对悲壮革命历程的反思和追忆，对存殁旧友的无限怀念之情。章士钊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见到周恩来总理时，“偶及旧事”，周恩来对《存殁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②

①《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９日。

②章士，《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１９６页

章士钊写条幅，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后的一天，陈独秀突然想找四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挂在墙上，“朝夕瞻对，以释消愁。”他最先想到的便是章士钊，于是便在当年９月２７日，致函汪原放，说托刘静贞转上宣纸一条，请即送交章士钊：“请其大笔一挥……最好能写他的近作诗词，愈速愈好。”章士钊接信后，随即作诗并写成条幅，于１９３４年冬天自己裱好后寄给陈独秀。这次汪孟邹看了章士钊的条幅，联想到陈独秀的《存殁六绝句》，并环顾了一下陈独秀的书架说：“你现在闲居斗室，可还写诗？”

陈独秀急忙从书架中抽出一沓纸来，即从未示人的《金粉泪》５６首交给汪孟邹看，汪连看了几首，怕狱卒发觉，不敢再看了，就急忙卷起来说：“你给我拿回去，让原放看看吧！”汪孟邹本来就是个胆子极小的人，虽与陈独秀私交很好，在白色恐怖下，他不敢参加共产党，有一段时间与陈来往都很害怕。可是，这次他却胆子大了起来，竟把这组“反诗”携出监狱，之后之辗转秘藏，保存了下来。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句，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感愤，抒发了他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金粉泪》命题的意旨，是因南京旧时为“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而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在他们暴虐统治下的全国人民，却水深火热，血泪河流。此时，蒙冤服刑于南京监狱的陈独秀，对此感慨万千，愤然将这组诗命名为《金粉泪》。诗的内容，都是根据作者读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见所闻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广阔的范围内，针对国民党的政策，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前途，无限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

陈独秀在《金粉泪》中，写了很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此处聊引数首：

飞机轰炸各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飞机轰炸”指日机轰炸锦州，“天朝”指国民党政府。）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淡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拍手汉号淘。

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

（“苏马幽居”指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苏炳文与马占山，被强制退休。“蒋蔡逃”指主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被赶跑了。）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

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东邮。

（“庆东邮”讽刺国民党政府表面上不承认“伪满洲国”。）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三民”指三民主义，“海底”指１９３３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

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关东少帅”指张学良，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淮上勋臣”指段祺瑞，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为学生。“何郎”指何应钦在天津宴客语。）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

无力复仇应抱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漓丰死伤。

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回銮”指蒋介石在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字以后回到南京。）

《金粉泪》中的大多数诗，是揭露和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作者站在革命和进步的立场上，对曾经与自己一起进行革命活动的国民党要人，极尽戏弄、嘲讽，泼墨最多。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兰衫吴秀才。

（“吴秀才”即吴佩孚，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经正”、“礼教尊“日文明”皆指当时“着孔读经”的复古活动。“孙联帅投壶”指孙传芳在当年北伐军挺进韶关时，

还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箭入壶的古礼，不知灭亡将至。）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不行。

此处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骑射”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１日报载，张学良、何成浚、张群等发起“武汉骑射会”。）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

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

（“木鞋”指日本，“三民”即三民主义，“祭陵保墓”指国民党官僚戴季陶等到陕西谒周陵、茂陵，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他们以为祭陵保墓可以使中国中兴。）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

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

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金刚法会”，当时报载戴季陶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

还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宣称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会恭候大法”。）

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

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道统）灰飞大圣悲。

（“道统”即“稻桶”——饭碗。“保墓”，维护道统的戴季陶之类“大圣”，是为了保自己的饭碗。）

陈独秀毕生追求民主政治，对蒋介石建立专制极权，推行特务统治，深恶痛绝。此处不妨再引数首：

世事由来似弈棋，黄龙青白要斯梯（红袍不及兰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黄龙青白要斯梯”指清朝黄龙旗，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德国纳粹标徽。“红袍”指古时高官礼服，“兰袍”指学纳粹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青衣”指贱服。晋愍帝被匈奴军掳去，曾着青衣行酒。１９３３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谈判时，日方曾要求制裁蓝衣社。随即，蓝衣社与中国军队及国民党组织一起，遵照《塘沽协定》，退出绥东、察北、冀东地区。）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嬴家”指秦始皇。）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博浪狙张良”指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博浪沙。在此，作者影射蒋介石为现代秦始皇。）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

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

（“关门”显系“开门”之误，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英美主张门户开放，日本主张闭门独战。“佝偻主人”国民党雄兵百万，不去抵抗日本侵略，只知残害百姓。）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

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

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

（“男干事女干事干干事，大委员小委员委员委委员”，彼中自嘲之词也——自注。）

（“嫌疑反动”指国民党诬革命为反动，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即两手拱着默不做声。）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还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党中党”指国民党中还有中统和蓝衣社这种特务组织。“黑白人”指沙皇时代的反动帮派“黑白党”。）

垣墙属耳党先生，士气消沉官运亨。

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党先生”指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金粉泪》中，几乎把国民党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军政要员都揪出来示众，揭露他们高唱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诗中公开点名讽刺的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这些诗，刻画人物，人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在此，不妨照录如下，以快朵颐。

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未见性真。

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

（“吴兴体”，浙江吴兴人赵孟頫，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

他的书法妩媚，称吴兴体。作者在此讽刺汪精卫。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出卖，献媚于敌人。后来他投降日本，做了伪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不是偶然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及１９２０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在１９２１年任广东国民政府教育长、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共同签发《汪陈联合宣言》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关系更密，了解甚深。这首诗写于１９３４年。）

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裙带相连、授受权位，垄断了中国的政治——

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

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

（谓宋孔相继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玉高唐”，战国时楚人宋玉，善词赋，有《高唐赋》等名篇。“一门亲贵”指宋家，讽刺其以女结欢蒋家与孔家。）

陈立夫说国民党是伊尹、周公，陈独秀指责他是恬不知耻，不知天高地厚，有诗云：

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

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没有伊、周那样的人物，有的是残害人民的“妖孽”，“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多行不义必自毙，国民党的统治不会长久。）

何应钦如前所述，“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在与日本交涉中，他最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屈服妥协，丢尽了中国人脸。

胡汉民身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只因陈树人之子与自己的眷属有暧昧关系，竟唆使陈济棠杀之——

萧何立法身难免，唆杀陈郎道路哀。

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

（萧何是西汉制定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

国民党立法院长胡汉民也曾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司马家儿”指晋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司马衷之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又立羊氏为皇后，两帝共一后。）

戴季陶，这位当年曾在陈独秀等创建中共时，差点加入共产党的“左”倾分子，后又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最大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原来竟如前诗所述是一个复古狂之外，还是一个诲淫诲盗的伪君子、假道学——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

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

（戴季陶有惧内癖，筑金屋于宝华山僧舍，曰“不二书斋”，以与僧人同宿来欺骗其妻。）

关于吴稚晖，亦有诗云：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

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

（吴稚晖因其儿子患风流病症而绕室长叹，说“吴氏之祀斩矣！”“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

世纪初，在拒俄运动中，吴稚晖在上海，陈独秀在安徽，奔走呼号，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力主清共，屠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后又唆杀作者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烟火将断。

早年张人杰（静江），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后，一度任国民政府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北伐时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位。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分赃中，求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发怒，国民党中充斥着这种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陈独秀有诗云：

分肥不及暗生嗔，蹩脚先生老气横。

惟有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

（谓张人杰主持建设委员会，所建设的，纯粹遗留几个电灯公司而已。）

当年迫害赴法勤工俭学革命青年的李石曾，更是一个贪官。他垄断庚子赔款及故宫财物，以公款万元赠京剧名角程砚秋出国，被报纸披露出来——

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

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

吴稚晖、张人杰、李石曾三人还是故宫盗宝案的窃贼——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

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吴稚晖对陈独秀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１９４２年陈独秀去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Ｑ“跳梁小丑”。说他“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①云云。

①吴敬恒（稚晖），《挽陈仲甫先生》，载重庆《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

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监守自盗，大官大盗者，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铁道部长孙科、实业部长陈公博等人——

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

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

（孙科任铁道部长时，侵吞３００万元，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低头分取一杯羹，实业宣传花样新。

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

（谓陈公博当实业部长，只会弄虚作假，粉饰太平。）

此外，《金粉泪》还讽刺国民党官员抽大烟，“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炮暗中吞”；“凛凛威风”的监察委员们只会拍苍蝇；“皇皇大典”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欺骗民众，“官运高低靠后台”。

这样一个贪官污吏横行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样前途呢！“民国”、“民国”，何民之国？所以作者称其“所谓民国”，实为“亡国”，真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由此可知，国民党政府所吹嘘的“统一”“升平”、“新生活运动”、“储蓄致富”等等，在陈独秀看来都不过是唬弄老百姓的假象。陈独秀也以此为笑柄，作诗予以嘲笑：

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

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新生活”指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

检查毒品官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毒品。“奖券航空大发财”指当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蓄致富”。）

陈独秀自幼就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

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巢县新焚”指１９３４年４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气苗敝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

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兵车方过忍潮饥，租吏追呼乌夜啼。

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

（指广东、湖南皆以交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当时，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机。有诗云：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中国出路何在？革命，惟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

微笑撚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

（蒋介石曾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辛亥革命。本诗以

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

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captain，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国民党暴虐统治。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牲——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

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陈独秀写《金粉泪》一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政府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的第一首诗就是：

放弃燕云战马嚎，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燕云”指河北、山西大同一带。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型。）

最末一首是：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这组诗首尾相顾，前后呼应，把平时陆续写成的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首诗，都是为这两首两句两字做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绝无无病呻吟的颓废，而充满激情与活力，针砭时弊。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

４

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许多老朋友都建议他写自传。狱外的托派朋友希望他能仿效托洛茨基写《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抒发自己的政见。托派组织还答应帮助他找资料，后来伊罗生也表示愿意把他收集的资料提供给他。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不要叫我失望”。汪原放叔侄也非常关心陈独秀写自传，他们认为此时出版陈独秀自传一定好卖，探监时曾多次问陈独秀何时动手写自传。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极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的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政治事，不是与国际纷争的事，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由于政治原因使他的拼音文字草案未能出版，现在动手写自传，能不能出版，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各项开支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鹤年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患病居上海，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　年她去世后，儿子陈鹤年在上海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出售，对陈独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他的写作积极性顿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一一引者注）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出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８页。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２０元，每月可付２００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还向高要书，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真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东出，３月１４日，在给高语罕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汪孟邹当时在长沙——引者注）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兴趣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谈到读书，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学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①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汪原放经南京去北平，到监狱看望陈独秀，说《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写了几封信，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７月８日给陶亢德的复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遵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遵函希望我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②

②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汪原放走后，陈独秀静下心来写自传。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花了２０天的时间，陈独秀流着汗水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１００００多字。第一章题为“没有文章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　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陈独秀又提到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在这里，无论与休谟或富兰克林比，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实庵自传》欣喜无比，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①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自８月中旬寄上海《宇宙风》杂志后，陈独秀随即出狱，旋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粗制滥造赶写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绝不能袖手旁观。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他续写自传的信中“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

①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从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曾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续出单行本。

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然汪孟邹几次催促，但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重大，可以流传下去。”他答应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后，再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但《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魂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采、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传而感到惋惜。

５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使监狱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８月１５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来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屋顶炸塌，玻璃碎片哗哗往地上掉。陈独秀慌忙躲到桌子下面，才幸免于难，事后见人还“读笑自若”。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原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陈钟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遂决定去找胡适帮忙，先把陈独秀从狱中保释出来。陈独秀半信半疑地说：“这样行吗？”陈钟凡告诉他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正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要蒋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释放全国政治犯，加上日本连日轰炸南京，这是个机会，有可能答应保释你出狱。”时任国防参议员的胡适也参加了庐山会谈，陈钟凡找到胡适后，即兴冲冲地跑来狱中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陈独秀一听就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陈钟凡劝陈独秀“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陈独秀摇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可见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当时，局势已对国民党政府十万火急，非常紧迫，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内外危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即找一个自己能体面下台的台阶。８月１９日，胡适等笑逐颜开地跑来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找了兆铭（汪精卫），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给他的回信。信上说：“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急已为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著安，弟汪兆铭顿首，八月十九日。”①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卅日终审判决，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压“深自悔悟”，陈独秀就可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

所以，林森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③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④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①《汪精卫致胡适》，《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②司法院呈文，呈字第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国民政府指令，指字第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司法院训令，训字第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并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３８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８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３年，以示宽大，此令。”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在狱中呆了２０８４天（５年差５３天）后的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据濮德治后来回忆：“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为标题，登载他的出狱。我和罗世凡向陈提议，‘爱国情殷’四字，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但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凡都气坏了。”①其实，对“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他之所以不愿利用新闻记者采访的机会声明辟谣，主要是因为他考虑到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午，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首先在其学生——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家中住了几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机炸坍，傅斯年见这里不安全，避难其他地方去了。当时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夫妇去他家住，陈独秀没有答应。后来陈钟凡坚持要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钟凡家房子宽敞，便于月底移住陈钟凡家。陈独秀出狱后，８月２５日，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文采飞扬，荡气回肠，极具感染力。在此，不妨照录全文，以飨读者。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并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身者，是外患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国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闻有所讹误。①

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之名，将其释放出狱，指责为“罗织冤狱”的“污蔑手段”，是不值得一驳的欺世谎言。

陈独秀之所以将此信寄给《申报》馆，大概是《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②陈独秀这次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

①《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的信》，《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２辑。

②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１辑

《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做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察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

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淡漠，认为《申报》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９月９日南京邮戳发出，到上海正是抗战最激烈之时，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披露陈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否则，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从８月底至９月中，陈独秀在陈钟凡家住半月期间，各方人士前来探望慰问，有送赆仪的，陈独秀一概不受，惟北大同学和旧友的赠送，略受少许。当时日军占领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派飞机轰炸南京，南京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逃难的人群拥挤不堪，码头早已水泄不通，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于是陈决定先去武汉再说

①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

第七章在武汉的岁月

１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２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１０年前，陈独秀与黄文容等４人一起，挤在一艘外国轮船的一间客舱里，从武汉顺长江东下，隐居上海达５年之久。１０年后，陈独秀与潘兰珍又从南京溯江而上，避难武汉。相同的都是避难，不同的是前者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而后者是为了免遭日军的炮火袭击，且东西方向恰好相反。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就给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何成浚请警察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１９３１年，正是他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２０余名共产党人被杀。蔡孟坚一见到陈独秀就上下仔细打量一番，而且还不厌其烦地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陈独秀到汉口后，住了两晚旅舍。这时，武昌有位姓兰的人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去武昌他家去住。陈独秀找到暂栖之地后，立即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２６号陈仲甫收。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的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字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这处住所，是原来一个桂系军官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也还安静。避难中的陈独秀夫妇，能住上这等房子，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因而一时安顿了下来。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国际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勾结，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发出要“征服世界”的狂叫，在世界人民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波兰、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运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制定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国内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内各阶层的政治态度。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派之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和国民党内英美派的推动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陈独秀出狱前夕，就拟了几条“抗战提纲”，其中一条是“暂时对国民政府休战”，①陈独秀这种转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抗战后开始的。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日积极性，于是，他就转而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未刊稿。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他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不断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他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大礼堂的门后窗前都挤满了人。他为《武汉日报》、《扫荡报》、《政论》、《抗战》等报刊写稿，还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的抗战意见》的小册子。他在这些讲演和文章中，表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　，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帅权”，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底。”②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面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

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③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的继续”。④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⑤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６）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空前热烈，国民党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侵略军企图“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大受鼓舞，十分兴奋地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７）

①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五），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４月版。

②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抗战文选》第３集，战时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③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④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⑤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６）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２８页。

（７）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６卷第６期

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那时对抗战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在南京傅斯年家住时，他曾与傅谈论目前形势。傅斯年当时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很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多点自信有拨开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地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这么乐观。”

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他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②还说：“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２年，甚至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都可以。”③陈独秀的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独秀认为：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④

①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

②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

③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我的抗战意见》，第１９页。

④陈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个双十节》、《宇宙风》第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①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一八”、“九二八”时期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　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两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之抗日战争。”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中昭明告示全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抗战的积极性和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⑤所有这些，与他在“一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政府的话相比，简直是１８０度的大转变。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１９２９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首先接受托洛茨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盟”。

①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日。

②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③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④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⑤陈独秀，《反对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为此，他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写的长达１２０００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的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了两篇文章，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同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指责中共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反动的观点”，谁如果相信这种观点，“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另一篇是该年７月１日在托派内部刊物火花》上发表的《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文章①，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谈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

①《火花》，第卷第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情。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后者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糊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们战友竟也在做相反的‘美梦’，……也是极糊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９０页。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托派出版的几份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断言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共产党的“新政策”，又胡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接着在信中自吹：“我们这个团体，自１９３０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斗争。……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新政策’。”在鲜明地表示了他们托派的政治主张后，陈其昌在信中就对鲁迅进行吹捧和拉“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①

鲁迅阅此信后，对托派的自夸感到恶心，对托派给予自己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在报上公开登了出来，信中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他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他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②托派临委拉拢鲁迅碰了一鼻子灰。

陈独秀在狱中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深怪陈其昌不应该对鲁迅产生幻想，并用宗派主义的眼光攻击鲁迅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回报，绝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③

①《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②《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０６页。

鲁迅一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以后，陈独秀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人，“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这无疑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说明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③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摒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他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的斗争方法。”④应该说，与其他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相比，他的表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①《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２９页。

②叶剑英等三人给《新华日报》的信。

③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④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２

陈独秀出狱后，在他的多次讲演和发表的文章中，虽然一再表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但对于其他问题，仍然坚持着他一以贯之的立场与原则。当时，蒋介石曾千方百计地拉拢他。出狱时，蒋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去狱中接陈独秀。丁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丁默邨接陈独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今南京湖南路１０号）去住。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强，只得让陈独秀住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去了。

接着，蒋又命他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议会，给你们１０万元和５个名额。”并表示可以请陈出任劳动部长。陈独秀听完后笑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有什么意思。”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硬，就不好再往下说了。

蒋介石见自己的亲信不行，又要一直很关心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出马。胡适见陈独秀两鬓添了不少白发，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与以前判若两人。胡适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干什么事呢？”胡适满面笑容地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议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陈独秀摇了摇头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陈见胡适默不做声，便换个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对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周佛海等人，陈独秀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独秀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见昔日老师陈独秀，面对国民党的极力拉拢而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很受感动，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凭鸾风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性率依原韵和诗，答道：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豹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①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

对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的拉拢，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但延安中共方面对他是什么态度，陈独秀却显得特别关心。1937年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他经上海到南京。告诉陈独秀：他到南京后，先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欣然允诺”，并叫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开了个保释名单”。陈独秀一听罗汉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有了联系，立即来了精神，忙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样？”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他还告诉陈独秀，他曾以个人名义，向叶剑英提出

“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信，提议“合作抗日”，未见答复，现请“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答应电告延安党中央，并请罗汉亲赴延安联系。①陈独秀听了，沉吟半晌后说：“你再和叶剑英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其实，中共当时的意思已相当清楚。早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人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６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就曾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探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周恩来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④

①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陈独秀本想在南京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的消息，但因日机轰炸更紧，南京形势紧张，陈独秀只得于９月中旬先去了武汉。当他搬到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不久，罗汉就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罗汉于８月底起程，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傅克农处领了路费及去西安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一道于９月２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是林伯渠，与罗汉是老熟人。大革命时，罗汉受中央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７军政治部主任，攻打南昌时，与林伯渠军有过很好的配合。罗汉在西安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待，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他说：“和仲甫一晃有１０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吗？”林伯渠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当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罗汉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要罗汉在七贤庄稍住几天，并立即给延安发了电报，请示中央。其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当晚，刚从山西太原来西安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绝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掺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９月１０日，毛泽东接到林伯渠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信息，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中共中央给林伯渠回了一个电报，提出了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央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２５日宣言是一致的。

见到延安的电报后，罗汉便立即启程回南京。９月１５日，罗汉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厚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古担心“三条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特地嘱咐罗汉“不妨口头表达”。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得知回延安的“三条件”事，十分不满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后来他与包惠僧谈及此事时，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对于延安要求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的问题，陈独秀从自己的书桌上找到了一份手稿，交给罗汉看。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３１页。

②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⑤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６）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始终没有刊登。事后，陈独秀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交换意见”。

１０月１６日，罗汉偕董必武在武汉拜访陈独秀。董必武劝陈独秀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份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这样一来，陈独秀注定了此生再也难以回归到中共的阵营中来了。

３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１２月９日至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原定的在“三条件”下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决定，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层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３００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在会上有人当场指出：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决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合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

①王明，《中央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１页。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案”，王明想趁共产国际的这股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在会上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他在国内推行“左”倾路线的观点，与反动派比较，中国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为了“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

会后，康生立即紧跟行动，于次年１月，在《解放》周刊第期上，连续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论文，信口雌黄地说：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至今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接着，《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杂志也刊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等。陈独秀是“汉奸”这一新闻，无疑具有爆炸性，随后国内其他报刊纷纷予以转载。

王明、康生等人捏造事实，对陈独秀进行莫须有的诬陷是毫无根据的，也是耸人听闻的。因此当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为陈独秀鸣不平。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了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９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从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返，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也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

其实，王明、康生等人的造谣污蔑，在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的。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看，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罗斯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特汉奸”，不用说在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一八”时，也难逃法网。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３００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谭、不可置信的。在康生的文章发表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２６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级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说道“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实际上黄平、张慕陶、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注）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领取５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是亘古未闻的荒唐奇事，说明它不过是康生、王明的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大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不可能

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

王明到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直接在王明的控制之下。《新华日报》针对９人公开信等社会舆论连续发表了几篇“短评”。但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①

①《陈独有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陈独秀看了这个“短评”，更加气恼，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３月１７日，陈独秀愤怒地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尖锐的公开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对中共的怨恨。《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又把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３月２０日刊出。信中首先叙述了他出狱时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针对“陈独秀是否是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问题。”“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

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接着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当时，陈独秀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其实他并不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主要矛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怀不满，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于是便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作文章。

针对陈独秀的公开信，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说陈“虽然表明了他已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不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行动”。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①

①《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于４月２４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几次托人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当年４月间，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从长沙赶到武汉，来调解这场笔墨官司。徐特立劝慰陈独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这样由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引发的“汉奸”风波，才慢慢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却不肯善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注）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②何之瑜写信邀陈独秀避往长沙，陈独秀认为“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因而没有答应”。就这样，陈与中共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①《黄理文谈陈独秀》（吴文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②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贺松生即何之瑜（何资深）。

４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１９１６年入北大学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年初，张国焘先后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参加过党的创建活动，曾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中共一大、二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

１９２４年５月，张国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在北京腊东胡同被捕叛变，供出了北方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机密情况，交出了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及骨干名单，使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同年１０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也被救出狱。他隐瞒了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重新钻入党内，在党的四大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陈的器重。１９２７年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张以临时中央代表身份赶到九江、南昌，企图阻止起义。在翌年党的六大上，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由于他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因而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在此期间，由于张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互不相容，于１９３１年１月被王明排挤回国。随后，张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鄂豫皖及随后创建的川陕根据地中，张国焘又疯狂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又大搞分裂主义，拒绝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公然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坚持南下川康的逃跑主义路线，使红四方面遭受惨重损失。后来由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抵达甘孜，联合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张才被迫同意北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二、四方面军分别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会师，完成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为了帮助和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召开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仍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洛川会议后，又安排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对此大为不满。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久，将张国焘所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当托派处决了，并扬言张有托派嫌疑，加上这时原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叛变投敌，使张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时刻准备逃离延安。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礼，张国焘以边区副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祭礼完毕后，张未按中央“马上回延安”的嘱咐，而趁此机会逃到西安，于４月１１日乘车到了武汉。

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当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张国焘一直躲避起来，而且公开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说：“国民党没办法，共产党也没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当老百姓，我以后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当时给他指出三条出路：

（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

（二）暂时休息一个时期，国内外均可；

（三）自动声明脱党。张国焘回答说：“第一条根本不可能，可以在二、三条中考虑。”在武汉期间，张国焘竭力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联系。

蒋介石大喜过望，吩咐戴笠为张“照料一切”。戴笠立即在武昌找了座漂亮的小洋楼，派小汽车把张国焘接了过去，并委派张的同乡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安全。从此，张国焘一头扎进了国民党的怀抱，公然向蒋介石表示忏悔，声称“在外糊涂多时”。４月１７日，他公开声明脱党，随后并发表了《张国焘声明》和《张国焘敬告国人书》。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被开除党籍后，于是极力想拉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几天之后，他在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已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相知，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此番见面，免不了唏嘘一番，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物是人非、同病相怜的感觉。

此时已步入中年的张国焘，明显地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四方脸膛上看起来显得很疲惫。

陈独秀有点讽刺地“你不是在延安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唉声叹气，将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陈独秀听说张国焘跑来投靠蒋介石，顿生反感，他很瞧不起那些投敌卖友、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因而，他们刚见面时的热情变得不冷不热起来。张国焘为了唤起陈独秀和他对中共的同感，谈起了他在延安时讨论陈独秀回党的“三条件”问题。

张国焘说：“他们不是诚心要你回去的。”

陈独秀仍很气愤地说：“写检查是扯不上的，但不要搞无中生有（指诬陈为‘汉奸’一事——引者注）。”

张国焘又兴致勃勃地捡起１０年前的话题说：“我还是以前那个意见，成立一个第三党。陈先生对自己出山再发起一个党怎么看？１９２７年中央“八七”会议后，张国焘受到批判，并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张国焘不甘心自己的失意与冷落，为改变目前政治上的颓势，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他曾设想组织一个“第三党”（工农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友党，而不是它的支部。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号召力，结果被陈独秀所否定。今天，张国焘重提１０年前旧事，陈独秀对此却兴趣全无，于是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成立一个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吗？”

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已经很消极了。五四建党时期的那股干劲不见了。于是他说：“你好像没有信心？”陈独秀淡淡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结果，两人话不投机，无果而终。

但是，张国焘并不死心。在蔡孟坚的凑合下，张国焘还多次拉陈独秀一起吃饭，当时陈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但每每谈到实质政治问题上，陈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后来包惠僧回忆此事时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一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也对我说：

‘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国焘叛变后，俯首接受国民党豢养，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民参议员”，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抗战结束后，他即受冷遇。１９４８年６月，他在上海办《创进》报，宣传反共。１１月逃往台湾，１９４９年冬，移居香港，曾与顾孟余等组织活动，成为“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和“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因倒卖黄金赔本，只好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１９５６年张国焘曾想回国，但又不接受公开承认错误这个先决条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我的回忆》，成书后获得一笔稿费，以维持生计。１９６８年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投奔儿子。后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入多伦多市老人院，并受洗礼入基督教。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日夜，张国焘在病床上因毯子落地，自己无法拾起，冻死在异国他乡。

１９３８年夏季的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也很不愿意见到他。

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并亲自替托派临委起草了《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

１９３５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人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议》等（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引者注）。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的通告》，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现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接着，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９日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故意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

①《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３卷第２１期。

②《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但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与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两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大大出乎刘仁静的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的冷遇。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３页。

对于刘仁静的来意，陈独秀一会儿就听出来了，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上海托派工作。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彭述之——引者注）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１９３８年３月，陈独秀写了《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又把他在信中表明的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声明他“已不再属于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不料，陈独秀听了刘仁静的陈述后，不冷不热地说：“我知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两人头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我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儿，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看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刘仁静怅然无语，没有落座便走了。刘仁静想回到托派中去的努力失败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原托派分子，后投靠军统头目戴笠，时任国民党第１０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５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面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的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到上海后，重新加入了托派临委，当时的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后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等。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主张“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要“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则攻击为“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坐而论道。

①《“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并将从上海方面寄过来的意见，“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①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抗战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陈独秀的“忠实学生和同志”郑超麟出狱，见到陈独秀后，两人都很伤感。郑超麟问陈独秀去不去上海，陈摇摇头说：

“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陈还将自己写的“抗战纲领”给郑看，郑表示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的共同抗日的主张。郑超麟见话不投机，只在陈独秀处（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就走了，陈独秀送了很长一段路程，从此二人再没有见过面。②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页。

②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未刊稿。

陈独秀到武汉后，给住在家乡安庆的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无念我耶？……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以后，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一对狱中难友重逢，两人都十分高兴。交谈中不免又提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托派临委于１０月初就罗汉在南京、西安与中共接洽合作抗日时发来的信给濮德治看。濮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陈独秀说：“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批评陈其昌等人与彭述之一样，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策略则是非常错误的。”郑超麟则“走得更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唇不对马嘴”。对于彭述之和尹宽，陈独秀认为：“即使意见和我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并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①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刚出狱（１１月２８日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也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三人谈论形势。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谈到”。王试图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刊物，但当即遭到陈的反对。他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②。

王文元、濮德治问陈独秀，什么是新方法、新途径？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因此，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办法、必须抛弃。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民党而又不阿共产党政治流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③即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与拥有武装的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阵线。他企图在抗日阵营中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何之瑜整理汇刊）、第２３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王文元和濮德治都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确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赞同陈的“实干态度”：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因此，王文元与濮德治都同意留下来，与陈独秀走一段“新途径”的尝试。首先是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当时，陈独秀

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之拉上了关系。何原属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１２０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打响了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提升为１７９师师长，因作战负伤，在汉口治疗。何基沣给陈独秀留下的印象很好，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骄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在与何的交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不力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治疗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与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里去，对士兵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但是，王文元、濮德治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

“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么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治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基沣的湖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士兵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此时的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借他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积极与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以争取民主自由为共同目标的抗日联合战线，与正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此举又遭到王文元、濮德治的反对，他们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两人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出席由第三党、全救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组成的“四派联席会议”时，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携家属逃难到武汉，与陈独秀住在起，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联席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陈独秀又派濮德治去河南大学请罗章龙，亲自写信给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而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罗章龙曾与何孟雄等人发起“调和运动”，反对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与陈独秀也可算得上是知行之交。

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登载在报纸上。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陈独秀的行动，引起了上海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经过讨论，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通过了一个所谓《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接着，又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提纲”还认为陈独秀“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引者注）表示让步……”最后还说，陈独秀“要想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就这样，双方的关系因此而“决裂”了。

①犀照，《活的少数派要在依附死的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②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③《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１第７页。

其实，１９３８年３月陈独秀发表的那个所谓“脱离托派的声明”，只是他自己企图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的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也相应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５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当陈独秀要派人到何基沣部去做政治工作时，王文元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如想顺利发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班工作人员。”而陈独秀则讨厌上海的那帮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２３９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２３９页。

然而，陈独秀在武汉的努力，并未得到了什么结果。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３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当他们把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蒋介石免除师长职务，“着毋庸回任”。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

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至。陈独秀写信招高语罕来武汉，高语罕迟迟不来；派濮德治去郑州请罗章龙，罗表示婉言谢绝：“陈先生的好意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运动。”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托匪汉奸”事件的影响，使那些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陷”，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治、罗汉等人，也先后离他而去。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期望再展宏图的计划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常使英雄泪满襟。

面对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陈独秀自己也不得不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隆隆炮火声中，带着几多的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第八章不觉辛苦乱离中

１

早在１９３８年春，陈独秀即有离开武汉之意。

他在２月１１日给何之瑜的信中说他“决计入川”，“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也拒绝了。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注）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王文元等人劝陈独秀去香港，以便脱离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予考虑，理由是：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身份了。”

①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

可见他所以选定入川，还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由于特汉奸”事件的影响，他被迫耽搁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６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川资是以前刘辅给的５００元钱。包惠僧从南京到武汉时，陶希圣拿出２００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几个同学凑的，陈独秀非常高兴，说：“是北大同学给我的，不好不收。６月１２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先将刚从安庆逃难来武汉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生的孙女长玮送到四川宜昌。当时谢氏已是７６岁高龄，因为两个孙子（延年、乔年）、孙女（筱秀）、儿媳（高晓岚）的死打击太重，悲伤过度，两眼都已经失明了。隔日，陈独秀给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１７号找史岳门，并说他准备明后天乘武汉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２９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达宜昌，因为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到了武汉，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他们转辗打听，在汉口吉庆街１６５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兄弟四人哥哥（孟吉）、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姐弟３０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陈独秀只得又写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等到陈独秀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直到７月２日，陈独秀才与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估计陈松年已到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因为当时下船换票十分麻烦。

陈独秀是有生之年第一次到四川去，而且是因为时局紧张才不得不走的。当船只从武汉溯江而上，沿途经过宜昌进入三峡。此时，他早没

有了当年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与喜悦心情，无暇欣赏三峡的美丽景色，更无诗兴大发的雅趣，只有对局势艰难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一路上，由于船上人多眼杂，他只能与包惠僧闲谈，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第１４６页。

船在当天就抵达了重庆，陈独秀的老朋友周钦岳和高语罕前往重庆码头迎接。陈松年一家早在十多天前已到达，找到当时已到重庆的安庆胡玉美公司的总经理胡子穆，将其安排住在绣壁街。陈独秀夫妇则由周钦岳暂时安顿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又搬到了上石板街号川源公司楼上。罗汉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顾陈的生活。

稳定下来后，陈独秀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便特地为他设宴，接风洗尘。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四川吃辣菜，习惯吗？”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此时，张恨水４３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安庆接壤，也算是安徽同乡。在南京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对他们的不藏书于名山颇有同感。

一天，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望陈独秀。沈尹默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从１９０７年起，先后在杭州高等学校任教，结识了在杭州张军小学的陈独秀、苏曼殊等人，辛亥革命后分手。１９１２年，沈尹默任北大教授，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为汪孟邹亚东图书馆招商扩股之事上北京，偶遇沈尹默。沈立即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推荐陈独秀，随后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与《新青年》北上中，沈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沈尹默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写白话诗与胡适、刘半农合称《新青年》上尝试新诗创作的“三巨头”，是中国新诗最早的开创者之一。沈尹默不仅新、旧体诗词的功力很深，而且酷爱书法艺术。有一次朋友聚会时，陈独秀当众对沈尹默说：“你的诗很好，字则俗在骨。”沈尹默当时一听，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恨不能钻入地缝。但转念一想，他觉得陈的当面批评虽然十分刺耳，却也是在理在行，于是更认真努力研习书法，终成为我国著名的书法大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联名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他辞职回上海，旋即去重庆，受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之聘，任监察委员。

这次闻听老朋友陈独秀来重庆后，沈尹默特地前来拜访。他见陈独秀一副病容，身心交瘁，当即写了首诗赠陈：“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乖逐入市，曲尽宜归山。”他劝陈独秀到山中歇息，不要再计较声名。陈独秀也作了一首诗与之唱和，其末句为：“但使意无违，王乔匆久持；俯仰无愧作，何用无吝悔。”沈尹默见到“俯仰无愧作”一句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禁想起了“八年之事”（指民国八年——引者注）。１９１９年３月，当时北京一些报纸上纷纷流传陈独秀有嫖娼之事的谣言，他与汤尔和联合，以北大“进德会”中有“私德不修，祸及社会”的条款攻击陈独秀，极力怂恿蔡元培校长撤了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时过境迁，今天再回想此事，沈尹默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没坐多久，便告辞走了。

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虽拼命组织了托洛茨基中国反对派，无奈托派始终不成气候，因此许多事情他都要靠朋友帮忙。

入川之意决定后，陈独秀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不过在背后，周又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劝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乱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

①《周钦岳谈陈独秀》。

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人，他耐不住急躁的性子，总是要用笔和嘴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他非常害怕这个社会忘记曾经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人物——陈独秀。近５年的牢狱之灾，让他陈独秀销声匿迹，从社会公众的视野中隐藏起来了。现在，他出来了，他要所有的人不要忘记他的存在。

刚到重庆后的第五天，即７月７日，恰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纪念日，陈独秀挥笔写下了《抗战一年》的文章。他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他还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会走向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仅过了一周，即７月１４日，陈独秀又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做《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充分展示了他的讲演天赋，滔滔不绝，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的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他还不忘吹嘘一下川军，甚至说出了“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最后的长城”的话，不知他是逢场作戏、言不由衷的吹捧，还是确实这么认为。

紧接着，陈独秀又马不停蹄地于７月１６日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他批驳中国社会“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强调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工业不发达）和政治上（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未“成熟”。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①

①《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似乎早已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是紧张忙碌，越能激发出他的能量。自到达重庆之后，他不顾舟旅疲劳和天气炎热，不是外出讲演，就是拼命写作。他也要为生计而着想。

当时，《时事新报》约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可付三四十元，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除７月７日发表《抗战一年》的文章外，他又相继于１６日、２１日、２７日及８月１日和２日在《时事新报》、《华侨日报》和《政论》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敬告侨胞》、《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和《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等多篇文章。

在《论游击队》一文中，陈独秀影射攻击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及游击战争理论。他说：“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作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接着又说：“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①

①《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口无遮拦，影射攻击中共，使周钦岳等朋友都感到十分为难。加上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重庆天气又太闷热，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住了一个月之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９０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邓仲纯，即邓初，是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的二哥。抗日战争爆发后，邓离开青岛山东大学回皖，随后又避难入川，在江津县城开了一个“延年”医院。他告诉陈独秀，江津是小县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经常有人还提到陈独秀。陈听了介绍后，才放下心来。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做寓公”。有一次，陈独秀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道：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①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２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日一大早，陈独秀和潘兰珍就大包小包地带着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县城。原来说好是住黄荆街８３号邓仲纯家，因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好，结果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这使陈独秀感到十分尴尬，后来他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得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与妻子的接待，才留了下来。方妻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中午楼上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陈独秀笑了笑，安慰她说：“总比住客栈好些罢。”过了几天，又得到东门郭家公馆房东的同情，由方孝远帮助租了两间住房，请陈独秀搬到了郭家公馆，才“聊以安身”。陈独秀深有感慨地叹口气说：“出门之难如此。”②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他也只好将就着。

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楼下，条件较好，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方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就在方桌上挥毫作书赠人。陈独秀曾在此为邓仲纯写了一副篆书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因为邓仲纯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酷爱中国古诗文。堂屋厅前有一棵槐树，天热时，陈独秀和家人喜欢坐在树下纳凉，老远就能看见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乘客上了江堤，从郭家公馆门前就能望见。

陈松年到重庆后，为了生计，和安徽同乡邓季宜、潘赞化等人筹办“江津九中”。因为原安徽国立二中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而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及学生。不久，陈松年一家也随该校搬到江津城外德威坝，松年也在九中总务处谋得了一份工作。但薪资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故全家生活并不宽裕，勉强糊口而已。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从各方迁来江津。

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２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同乡好友邓仲纯。台静农是安徽霍邱人，热爱文学，１９２２年中学毕业后即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１９２３年转入北大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半工半读。１９２７年即出版小说集《地之子》，是鲁迅指导下出名的四骁将之一，深得鲁迅赏识。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就选了他写的《红灯》、《新坟》等四篇小说。１９３０年秋，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常委。

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４年，曾因“共党嫌疑”三次被捕入狱。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国文教授。抗战爆发后，转移到大后方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邓仲纯是他在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

陈独秀和台静农的父亲是同乡熟人，当时正好都在邓仲纯家。陈独秀是第一次见到台静农，非常高兴，当即邀他一同去看柏文蔚先生。柏当时也到了江津，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们看到柏文蔚时，只见柏留着长长的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武形象。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督军，陈独秀任军政府秘书长，两人曾共过事。

多年未见面，免不了彼此叙叙旧。从柏文蔚那里回到邓仲纯家后，台静农与父亲将要回白沙镇。临别时，台静农父子希望陈独秀能去白沙镇玩玩，说那里迁来了国民党的不少机关。正巧白沙镇的聚奎中学举行成立６０周年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７０大寿庆典，不妨到那里去看一看。邓蟾秋也来对陈独秀“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于是，陈独秀就决定和潘兰珍一起去白沙镇小住一段日子。

几天后，陈独秀和潘兰珍乘船去白沙镇，从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要走三个多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早已在岸边等候。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陈独秀夫妇入住台家后，因台静农酷爱书法，故早已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陈独秀在四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书，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台静农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十分惊异。

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幅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写的。”台静农非常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因而十分佩服陈独秀超凡的记忆力。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为“父”，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还大３岁。台静农心想这也许是老一辈人自谦的风范吧。从此以后，他很敬重陈独秀，自称为陈的“私塾弟子”。

次日，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热情地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足穿青布白底鞋，和周光午并行到礼堂。这是校董邓蟾秋１９２９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大剧院。邓蟾秋捐献了１００００多银元，所以门匾上有“鹤年堂”三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仔细看了看，连声说“写得好”。礼堂占地１００平方米，可容纳１４００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师生们见到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五四时期如雷贯耳的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竟然到偏僻山村学校来了，十分好奇，纷纷起立，鼓掌欢迎。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面容清瘦，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周校长的开场白完了之后，他就倒剪双手，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他讲

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教育”。他首先从匡衡凿壁借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又讲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因为他的安庆方言很重，引起学生一阵笑声，增加了会场的一点活跃气氛。４０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全体师生起立，掌声雷动。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着点头走出了鹤年堂。周校长边走边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到聚奎中学时，正赶上邓蟾秋７０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间平房里。于是，他在餐厅的桌子上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四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四字。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邓蟾秋高兴极了，如获珍宝，收藏了起来。周光午说：“陈先生写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了笑说：“好好，这是陈先生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景致呀！”

后来，在聚奎中学盖了座碑亭，将陈独秀的八个大字刻在碑亭的石碑上，万古流芳，昭示后人。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有一天，高语罕领着戴笠、胡宗南拎着一大包礼物来到陈独秀家。戴笠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们两人为什么会突然造访陈独秀呢？陈对此感到十分纳闷。

原来，张国焘叛逃国民党后，曾向蒋介石建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利用陈独秀的抗战言论，来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的反共文章作用更大。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本来想要张国焘陪同，可是张不敢来，最后找到陈独秀的老朋友高语罕，请他引见。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３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

戴笠一进门就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陈独秀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只是尽一个国民应有的义务而已。戴笠一边将带来的苹果和茅台酒放到桌上，一边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并故意挑拨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先生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说说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洲，波罗的海四国及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戴笠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吗？

殊不知，陈独秀对戴、胡这两位不速之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听了他们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当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得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之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以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污蔑，幸公道自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事后，戴笠与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页。

陈独秀滔滔不绝的一番大论，着实让戴笠、胡宗南两人感到惊讶。他们原来还只是听说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风采，想不到流落到此的老头子还有此等高见，真不愧为政坛老手，难怪蒋介石非得要我们两人来走一趟。这一趟也还算没有白跑，他们回去也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了。于是，再聊了几句闲话之后，他们便与陈告辞，急忙赶回重庆向蒋汇报去了。

戴、胡走后，潘兰珍看到他们在陈独秀面前毕恭毕敬，一个劲地说陈老长、陈老短的，觉得她跟着陈独秀也沾了不少的光。她兴奋地对高

语罕说：“县长到哪里去，都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怎么也没见人打扫街道。”高语罕笑着对她说：“戴笠、胡宗南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他一定会来的。”

３

１９３８年冬，天气渐渐地转冷了，寒风瑟瑟，吹到脸上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陈独秀和潘兰珍见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又搬回江津县城。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８３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一家住。陈独秀见房子多了，就将一直与儿子陈松年住在一起的嗣母谢氏接了过来，以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道。一家人住在一起，增添了不少的家庭欢乐。过春节时，陈独秀还特地叫儿子陈松年一家来，全家老小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寒来暑往，转眼间又到了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季节，漫山遍野长满了各种鲜艳的山花。度过了漫长的冬季，陈独秀感觉一身轻松。今年，陈独秀就满６０岁了。

一天，罗汉来看望陈独秀，入春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陈独秀。罗汉问道：“住在这里行吗？”陈颇感为难地说：“恐怕不是久留之地。邓太太和潘兰珍相处不好。”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准备去一趟重庆，回来后我再想想办法。”陈独秀万万想不到，这次与罗汉分手，竟成为永诀，再也没有见到对他忠心耿耿的罗汉了。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５月３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罗汉出事后，北大同学会继续委托何之瑜（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何之瑜当时在江津九中任教，与陈松年一起共事。

１９３９年４月，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没有忘记陈独秀这位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带着侍卫长龙飞虎，亲自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了陈独秀。在寒舍中，周恩来认识陈妻潘兰珍后，先寒暄了几句，便直截了当地问陈独秀：

“独秀先生，恕我冒昧，以后的路，你究竟打算怎么走？”

陈独秀与周恩来共事多年，深知此人精明干练，对他素有好感，但对他提出的问题却一时颇难回答。

周恩来见陈独秀沉吟不语，继续说：“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土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绝非闲云野鹤，隐士逸民，如独处江津，心里也并不痛快吧！”接着，周恩来就直接说明了来意，“独秀先生，这次我们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你贵体欠安，特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去，中央与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

“什么，请我去延安？”

陈独秀大感震惊，愣愣地瞪着周恩来：“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

周恩来不便与他谈及以往的是非，只是望着他诚恳地说：“历史旧账，我们都不必纠缠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

“哈哈！”

陈独秀怪异地笑了起来，眼睛里泛上一层晶莹潮湿的东西，他连连摇着头说：“我不去，我绝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果而散。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不如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做点学问。”

“独秀先生，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对你的帮助。”

“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陈独秀如此固执，谈话显然难以再进行下去。周恩来吩咐侍卫长龙飞虎从皮包里取出１００块银元放在桌上。陈独秀一见，赶忙站起身来，大惊道：

“恩来，你这是为何？”

周恩来边笑边招呼陈独秀坐下说：“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富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点钱，请你一定收下。”

陈独秀的眼中滚出了几滴热泪，他双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

“‘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家属……这钱我怎能收？请你们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

的。”他坚持把银元放回到龙飞虎的皮包里。

见陈独秀态度很坚决，周恩来只好要龙飞虎把钱收起来，随后与陈道别，赶回了重庆。

事隔一年后，１９４０年５月３０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住在成都的杨鹏升写信告诉了陈独秀。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在给杨鹏升的回信中“周恩来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然受一班小人挟持，也难以自拔。”接着仍余怒未消地说。“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①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

陈独秀不知道，１９３８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经失势。

建国后，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在他写的《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那时王明问题已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早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就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如果当时陈独秀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接受周恩来的劝告，到延安去看看，面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直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但是，历史不是可能假设的。事后再来做千言万语的解释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是后话。

１９３９年５月份，地处西南内陆的江津，天气不冷不热，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好季节。陈独秀开始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生活，精神也日渐变得好起来了。

一天，潘兰珍陪着陈独秀到城东“支那内学院”散步。刚从南京迁来的“支那内学院”有不少陈独秀的新朋故交，如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等人。“支那内学院”是江津公园所在地，种满了树木花草，风景秀丽。这天，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邓燮康等人都在“支那内学院”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因嗣母谢氏刚去世不久，就摇摇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众人听了，也就不再勉强。在回家的路上，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之事我不太习惯，况且他们拉我来，多是出于尊重，我的话多了，就超出我的身份，那是给脸不要脸了。”潘兰珍笑了一下说：“你这老头子，想的可真多。”

还在１９３８年底，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到江津来看望陈独秀时，就带来了去年６月２５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信及邀请陈独秀赴美的建议。陈其昌在到江津之前，上海托派临委就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因为抗战初期，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当时联系了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想请陈去美国写自传。陈因为身体不好，再加上他一直对去国外搞研究没有好感，因而没有答应。他对包惠僧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３８４页。

当时，汪孟邹也转而一想，陈独秀刚出狱，身体不好，抗战爆发后，陈免不了又要东奔西跑了。因此，汪孟邹就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介绍了陈独秀入川后的情况，并请其帮助陈去美国。他在信中说道：“仲甫于７月２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信，现在离渝百二十里江津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主。如幸谓然，即请斟酌分别进行，感甚祷甚。”胡适接到来信后，曾为此事奔走安排，由于陈独秀坚持不肯去美国，只好作罢。

陈独秀接过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的信，翻翻看，上面写道：“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他无论如何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看罢，陈独秀很不高兴地对陈其昌说：

“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

“老托讲的有道理，猴子（指李福仁－引者注）也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陈其昌说道。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陈其昌劝导道。

陈其昌之所以一再劝陈独秀出国，是因为陈独秀刚到重庆后就写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章，攻击中共的抗战政策和策略。此时，在上海的托派又恢复了对陈的信心，故临委于去年１１月作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的代名）“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①《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临委刊行的油印小册子）卷１。

陈独秀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从彭述之开始，李福仁、刘仁静等人都是左得出奇，说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所以他疑虑重重地对陈其昌说：

“你们这么搞，怎么能和你们搞到一块？”

“没有这么严重吧？”陈其昌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刚出狱时，我和超麟讲不去上海，那时还没有现在坚决。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我不和你们划清界限，我怎么和群众见面？”陈独秀摇了摇头说。

陈其昌想了一下，说：“你认为中国托派已没有前途了吗？”

陈独秀点头肯定地说：“没有前途，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王，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他对托派已经是彻底失望了。捧不起的阿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陈独秀主意已定，决计再不与上海托派来往，拒绝去美国。１１月３日，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申述了他不去美国的理由：一是因为自己近来身体不好，二是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他去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①对于他与上海托派的分歧问题，他表示绝不让步。在信中他强烈谴责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以来的“极左”错误，哀叹中国托派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足区区的５０人，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也就在１００人开外。他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建议中国托派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的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②这封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托李福仁转寄给托洛茨基。

１９３９年１月９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一并由李福仁寄给托洛茨基。该报告，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信中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的罪名，自称：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③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③《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上海托派极　　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国民党五中全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理睬他们的这些建议。

３月１１日，托洛茨基复函李福仁，答谢陈独秀１月给他的信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氏表示“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于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的这封信寄到上海后，托派临委又写了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Ｄ．Ｓ》同志问题，猛烈抨击“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直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观点”，认为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路线。”“假如他仍坚持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报告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①中国托派确实想要陈独秀远走高飞到美国去，免得他在国内对其指手划脚。

①《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陈独秀多次拒绝托洛茨基和托派临委要他去美国的建议，除了上述的具体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他深深感到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在祖国处于存亡危急之际，他不应该离它而去，他应该坚定地留下来，为抗日救国事业多做一些贡献，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到底。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极其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５

１９３９年入夏后，日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正处在日军飞机往返的途中，日夜轰鸣的飞机声让陈独秀感到，住在江津县城也嫌嘈杂了。每次飞机过后，他都要大口地喘着粗气，歇息半天才能回过神来。这对于一个年届６０，且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说，是十分难受的。

一天，陈独秀想起了住在成都的好友杨鹏升，两年前分别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所以他特意给杨写了封问候信。在发信的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其中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陈独秀翻了一会儿，把书买了下来。他不敢在街上多停留，发了信便匆匆回家。

隔日，陈独秀与江津富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聊，提到此事。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就死了。”陈独秀问他家里还有什么，邓燮康说：“杨鲁承有三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带信给杨彭氏。杨彭氏有个儿子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陈独秀见到杨庆余后，十分高兴。问他祖父的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杨庆余告诉他：“有《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还有《群经大义、《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陈独秀听说鹤山坪夏天凉快，避暑比县城要好，加上潘兰珍与邓太太不睦，县城敌机太吵，于是决定去鹤山坪住一阵子，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家在鹤山坪的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整理杨家旧书，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邓燮康劝道，“施校长家称施家大院，在那一带很有名。”陈独秀心想给杨家整理旧书之余，还可用点时间把《小学识字教本》写完，于是便高兴地答应了。

１９３９年７月，邓燮康找了几个挑夫，将陈独秀、潘兰珍的行李挑了，又雇了两顶轿子，走了２０多里地到了鹤山坪。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便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一公里左右，没有大路，不通车辆，但走石板路，来去很方便。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应酬，陈独秀每月有北大资助，交给施家作伙食费。后来，江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夫妇，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望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了。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陈独秀搬到鹤山坪后，邓仲纯一直是陈的义务通信员和保健医生。在施家大院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了他家来，陈独秀嫌施家小孩子多，便转移到了石墙院——杨氏山庄。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十三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大厅，两边是偏房。左边有一折门对着过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在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屋顶没有天花板。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是七间正房中东边的第二间，约２０平方米，南墙有窗户。这间房子是杨氏太太彭氏住的，陈独秀来了，彭氏让了出来。陈独秀住宅的东头一间是杨家的灶房，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灶房安在进门处。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潘兰珍做家务之余，新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邓燮康问及整理杨氏遗稿之事，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两遍，写得还算不错，有价值。”邓燮康说：“章太炎不喜欢杨鲁承的东西。”

据说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兴冲冲带着《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去见章太炎，章太炎看完书稿后，在后面写了“杂乱无章”四字。杨鲁承十分恼怒，拿起书稿就走了。

陈独秀听完后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书稿也这么小气。”他是指当年章太炎在日本时，借钱给人还要还利息。回到鹤山坪后，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地就没有兴趣了。一次，江津县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杨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龚灿宾说：“你是以人之短比人之长。”陈独秀点点头说：“也是。”

独居山村，陈独秀常写几句诗赠给朋友，以排遣孤独寂寞的心情。一夜秋雨后，陈独秀吟《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诗：“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陈独秀还书写了赠方孝远小诗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葛康俞的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为“舅舅”，与陈松年是表兄弟。葛康俞的母亲是邓仲纯、邓以蛰的姐姐，因此称邓仲纯、邓以蛰也叫“舅舅”。

１９３８年春天，葛康俞与弟弟葛康寿由安庆避难到武汉。一天夜晚，他们去看陈独秀，多年不见离乡的亲戚，发现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陈独秀故作此诗赠给他。杨鹏升的妻子和平女士来信索要诗，陈独秀也写了一首寄过去“前年新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年年底，陈独秀在武汉时，认识杨鹏升，故有“前年新识相夫子”和“不堪回忆武昌城”之句。当时在江津城外德感坝江津九中练习书法的葛康寿，写信向陈独秀请教书法，陈独秀回信读书法三要事：“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托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认识的教授郑学稼曾来信问他做官之事，他回信说：“谋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所短，若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与陈独秀书信来往密切。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中旬，陈独秀刚过了６０大寿，但流落异乡，加之国难日深，众亲朋好友也未能前来祝寿。一天，陈松年来看父亲，由于收人太少，他实在没有余力帮助自己的父亲，只能经常去探望他老人家，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从江津九中到鹤山坪，先要过江北上，再步行１０公里。虽是深秋，陈松年走了一身汗，陈松年送来一封川康绥靖公署杨鹏升寄自成都西顺城街的信，里面有某先生托杨鹏升寄来的钱。多日不知道好友的消息，忽得鸿雁传书，陈独秀大喜过望。陈松年吃过午饭就回去了，陈独秀写了短函，叫陈松年带到江津寄发。因为有了钱，潘兰珍也喜滋滋的，但他们都不知道某先生是谁。

入冬后，陈独秀耳鸣症状稍减，但血压仍然很高。这时，杨鹏升来信邀请他去成都住一个时期。潘兰珍听说住在成都顺城街的杨鹏升家距离商场很近，非常羡慕地说：“好久没有逛商场了。”

陈独秀说：“听说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对血压不利。再说，万一遇上飞机，炸死倒痛快，炸残废了就麻烦了。”

１２月３０日，陈独秀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不日将去重庆看病，并将其本月内的近作《告少年》诗寄出。因为当时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苏联先后与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１１月底，苏芬战争爆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击败了芬兰军队，加上去年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被告布哈林、李可夫等２１人中，有１８人被处死。所以陈独秀在《告少年》一诗中，大骂斯大林如古代传说中的大厉疫鬼“伯强”、“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自诩’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从非所忌，坎坷终其生。”然后，他嘱望后生少年“毋轻涓涓水，积水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意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天再去重庆。陈独秀在江津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陈独秀，读到治病要花不少医药费的事，陈独秀说：“尚有编译局约购一稿（指《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引者注）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阎松圃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独秀笑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同年２月６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何之瑜陪陈独秀、潘兰珍到了重庆。章士钊帮忙联系，住进了仁和医院。当时章士钊已从重庆国府政乐庐搬到中山三路聚兴村５号住。章士钊特来医院请陈独秀夫妇去他家过春节。陈独秀摇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不过他答应出院后，到章士钊家住一阵子，两人谈到在成都的杨鹏升时，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陈独秀很有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

在仁和医院，陈独秀住在２号病房，这时何之瑜领着医生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医生替陈独秀量了血压，并对心脏和肠胃全部认真检查了一遍。然后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出门后，何之瑜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望医生一定要尽力。”医生点点头说：“听陈先生自己说，他是坐牢时把身体坐坏的，陈先生这个病与精神不稳有关，回去一定要安静休养，不要再过问政治。”何之瑜点点头，又问医生：“陈先生的病是否很严重？”医生低声说：“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三年，他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何之瑜大吃一惊，嘱咐医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这个春节，陈独秀就这样在医院里度过了。

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包惠僧应了一声，然后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当时包惠僧家住在重庆陈家桥。陈独秀“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潘兰珍接着说：“重庆太吵，先生烦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同年２月２０日上午，陈独秀从医院启程直接回江津，他受不了重庆的嘈杂，决定不到朋友家去住了。下午３点，船到江津，延年医院离江岸不远，邓燮康家就住在江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邓家的后面有一个小庭院，到鹤山坪的小路也从他家门前而过，来往重庆的小轮船也在他家附近停靠。陈独秀很喜欢这地方，有一次，陈独秀半开玩笑地对邓燮康说，死后能葬于此，就是死得其所。这次从重庆回江津，陈独秀就在邓家住了下来。邓燮康说：“住了两个星期医院，看上去精神好多了。”陈独秀也很满意地说：“今天坐了８个小时船，我当心病情要加重，看来还好。”隔日，章士钊从重庆寄来一封信，内有杨鹏升寄来的300元汇票，因杨鹏升没有想到陈独秀会提前离开重庆。陈独秀连声说：“这怎么好，又要人家破费。”邓燮康劝道：“能赠你钱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陈独秀说：３００元不是一笔小数，想必要他一个月薪金。这事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２月２６日，陈独秀特意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１６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张，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①

①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２０页

初春，身体稍好的陈独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诗《郊行》：蹑屣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淡香何以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１９４０年月５上旬，天气渐渐转暖，陈独秀想长期住在邓家也不是办法，于是叫了一顶轿子，与潘兰珍一起颤悠悠地回到了鹤山坪。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因台静农在帮助陈独秀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住在江津上游４０里地油溪镇的大姐原打算与陈独秀夫妇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想不到这次就是陈独秀和大姐的永别。６月，大姐因脑溢血突然去世，陈独秀悲痛之余，给沈尹默写了一首和诗，托台静农转寄，其诗云：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６

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南京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凭借巴蜀天险，进行抗战，同时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德、意、日法西斯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先后与德国、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由于芬兰反动派的挑衅，又爆发了苏芬战争。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艰苦的时期。

身处江津的陈独秀，虽然消息闭塞，但仍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中国托派的动向，继续不断地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从而提出了许多至今仍难以评判的一系列特殊见解，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就是后来被他的学生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这些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上，具体内容是：

（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①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的错误，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无产阶级——引者注）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十月革命——引者注）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②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反动堡垒”，“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③

（三）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④“至如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⑤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⑥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②均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③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④《陈独秀的事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⑤《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育函墨迹》，台湾《传记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⑥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四）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②“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③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原先是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在思想上、理论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实际上，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由于苏联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对于“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治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④

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②《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③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④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但是，在１９４０年以前，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及所有托派一样，只仅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所以，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３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部被枪决（托洛茨基本人也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不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什么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攻芬兰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濮德治——引者注）的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２０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即上述四个方面的“最后见解”。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②《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就一点也不用遮掩了。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由此可见，他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十月革命”也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高兴地接受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生反对派”的桂冠。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

“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了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次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做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在第一个决议中，在批判了陈独秀致西流（濮德治）三封信中的思想观点之后，还表示“我们最后希望独秀同志对此加以慎重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独秀同志讨论。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独秀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②。而在第二个决议中，则猛烈抨击陈独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可能的观点。并宣布“独秀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③

①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③《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对于托派临委的批判，陈独秀是自然不会接受的，而且他不怕孤立，绝不沉默。他或者直接给临委去信，或者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乡村中的陈独秀，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过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其实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

中国托派一开始就以中共反对派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内部矛盾重重，派系纷争，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且互不买账，都以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正统自居，而喜欢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只不过，原来陈独秀还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而现在只能是单枪匹马地同其他托派分子去斗争了。陈独秀以往是很不屑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但自从与托派分子绞合在一起后，他就自己也深陷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去了。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大公报》上，他首先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最后，他说：“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由于该文散布了悲观论调，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国民党政府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潘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②《大公报》本来还要刊登陈文的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被禁止了。

①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②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陈独秀文章被禁的消息流传开来后，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同年３月１９日，江津县特地举行了一个市民大会，由县长罗宗文主持，从外省请来了一个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凌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５师师长。１９１３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凌铁庵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文散布悲观情绪，破坏抗战，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恼。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思想观点，中共方面也做出了强烈反应。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５月８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的确点出了陈文的要害。但此文刊出后不到２０天，陈独秀自己还没有见到，就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了。

第九章久病山中眼塞明

１

陈独秀一生四处漂泊，奔走呼号，居无定所。虽然继父陈昔凡曾置下庞大的家产，但他丝毫不眷恋继承遗产，过行尸走肉般的优裕生活，而是投身

自己钟爱的事业，即便艰难困苦，也在所不辞。自１９１０年与高君曼双双出走后，陈独秀便与原来的家庭基本脱离了联系，主动放弃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其间，除在北京大学任教等少数时间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写作拿稿费和版税来维持生活。自担任中共总书记后，起初是不领取津贴的，后来中央虽然每月补贴数额不等的几十元钱，但也往往是解决生活问题而已。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上海隐姓埋名，更不可能抛头露面去谋职业。因此，陈独秀一生都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艰难，晚年更是主要依靠亲朋旧友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晚景虽然凄凉、穷困，但丝毫不改陈独秀的平生鸿鹄之志，他更不愿意低三下四地投身卖友来换取高官厚禄，这尤足以显现其贫穷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陈独秀入川后，为躲避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颠沛流离于重庆和江津之间。几年的监狱生活使得早就患有肠胃病的陈独秀身体更加虚弱，还新添了高血压顽症，更使他饱受疾病的折磨。１９４０年２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望陈独秀。看到他一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的样子，阎松圃颇有感慨地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只得苦笑道：“幸亏有朋友帮忙。”阎松圃的话确实概括地反映了陈独秀当时寄人篱下的落魄窘境。

入川后，本来就没有正常经济来源的陈独秀，生活上更加依赖亲朋旧友的资助。当时，他的收入来源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偶尔为报社写稿，得一点稿费，但很不固定。陈的老友汪孟邹曾写信告诉胡适，说陈刚到江津时“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但以后写得越来越少；二是担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能象征性领一点津贴，这是由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介绍的；三是“北大同学会”见当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生活窘迫，经常捐助他一些生活费；四是新老朋友如蔡元培、邓蟾秋叔侄、康绥靖公署参议员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就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都由杨个人全部赠送；五是大姐家也偶尔给一点帮助，因为其姐夫父子经商，生活较宽裕。

陈独秀始终抱有“无功不受禄”的思想，仍然保持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本色，对待各种馈赠绝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受。他收受别人的赠款遵守几条原则：第一，素昧平生者，概不接受。他曾致信杨鹏升，表示：“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他曾多次接到一不留姓名者寄来的钱，都一再表示一旦知悉，将全部奉还。第二，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除非以“北大同学会”名义）或共产党的叛徒，即使并非政治拉拢而是出于同情赠送的，也一概坚决拒绝。当年北大学生，此时已有不少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一些人不忍心看到昔日老师如今生活困苦，想资助陈改善生活，陈独秀认为是嗟来之食，会玷污他的名声，拒不接受。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亲自送钱给陈，他坚持不接受，让罗、傅两人十分难堪。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①朱家骅也曾汇一张２００元的支票给陈，他毫不犹豫地原封不动寄还，朱又托张国焘转送，陈仍不受，再找郑学稼寄送，陈独秀还是拒绝了。早年曾为共产党员、后叛逃国民党的任卓宣汇寄５０００元给陈，不久就被退回。②第三，绝不曲阿奉迎，丧失做人原则。陈独秀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经同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报国民党教育部后，教育部长陈立夫答应出版以作为国文教师的参考书。

①郑学稼，《陈独秀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②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陈立夫在审查书稿后，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要求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听说后，十分生气地说道：“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陈可忠见陈独秀坚持不改，怕得罪陈立夫，因而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好对陈独秀说一直在筹集刻书费用，但前后分两次寄来１００００元预付款，后来也再没有来索要。但陈独秀到临终时，也未动用一分钱，还叮嘱潘兰珍：钱不能用，更不能拿《小学识字教本》去卖钱。

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接济和帮助晚年陈独秀最多的“北大同学会”和杨鹏升。

“北大同学会”是由当年任教或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组织成立的联谊会，旨在加强与分布于海内外的北大校友的联络。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此时桃李遍天下，有的甚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前面提到的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等人，想接济晚景凄凉的陈独秀，但又担心陈的犟脾气，弄不好还会挨一顿臭骂，于是纷纷通过“北大同学会”来资助陈独秀，这样一来陈也不好拒绝了。当时，“北大同学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的生活费３００元，而且还具体委托罗汉照顾陈入川后的生活。罗汉在１９３９年５月的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罗、何两人尊师如父，悉心照料，假如没有“北大同学会”和他们两人不辞辛劳的照顾，晚年的陈独秀可能会更加凄惨。

陈独秀未曾就读过北京大学，但１９１７年初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文科学长，在北大呆了两年，因而对北大很有感情。尤其是在他晚景堪怜时，“北大同学会”并未嫌弃他，反而一再资助和接济他，陈独秀对此心里很是感激不尽，但念及自己乃一介书生，无以为报，因而只能尽其所长，决定将书稿《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京大学保存，流传至今。

在私人资助中，除邓蟾秋叔侄外，就数杨鹏升最多。杨鹏升，四川人，是陈独秀于１９３７年底在武汉时认识的，当时杨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衔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办公署主任。后来，杨鹏升担任康绥靖公署少将衔参议。他因十分仰慕陈独秀的学识和为人，但又顾及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好的陈独秀的自尊心，因此每次寄钱来时，都主动向陈索要题字、拓碑和为其父写墓志铭等之类的事，并随同寄来信纸信封、宣纸等，使陈独秀觉得是杨本人有求于他，而非无功受禄。陈独秀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因而多次写信，除了感激，就是希望他不要总是寄钱让他感到心里愧疚，难以接受。１９４２年４月，他在回复杨鹏升寄来元时，曾写道：“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提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陈独秀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心理在此信中表露无遗。

１９４１年冬天，陈独秀曾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时，心有所感地写了一首诗，诗中自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僧贯休，描述了他那个时候寄人篱下、几近完全靠他人施舍度日的清苦生活状况，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不已。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到此诗后，提了几只鸭子去探望陈独秀，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十分凄惨。朱蕴山劝他不要再搞托派，又劝他不妨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独秀死后，朱蕴山写了几首诗来纪念他，诗中反映出陈在四川的一些清苦生活情况：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虽然晚景凄凉，但陈独秀依然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安贫乐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美德，并没有因为贫病交加而甘于堕落，出卖自己的灵魂，显示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不屈的铮铮风骨。

２

陈独秀一生轻钱财，重感情，十分珍视亲朋友情，虽因性情急躁，爱憎分明，得罪过不少的人，但了解他的人却无一例外地称赞其不拘小节、不耍阴谋诡计，是极为重感情性情中人。因此，陈独秀一生门生故旧遍布天下。１９３９年继母谢氏以及１９４０年对陈独秀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和大姐的相继去世，给处于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在情感上的打击尤为巨大。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陈独秀的继母谢氏因病在江津病逝，终年７８岁。

陈独秀的祖父人称白胡子爹爹的陈章旭，一生育有四子一女，只有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有两子两女，因此陈独秀自幼便过继给了叔叔陈昔凡为子。陈昔凡长期在外做官，继母谢氏未曾生育，视陈独秀如己出，关爱有加。陈昔凡死后，陈独秀在外从事革命，全家主要靠她和高晓岚操持。由于屡经陈独秀外出革命而祸及家庭尤其是两个孙子延年、乔年的牺牲，使得她焦虑成疾而导致双目失明。１９３８年６月底，在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护送下，谢氏从安庆到武汉，并随陈独秀一起入川。８月与陈独秀和潘兰珍一起住在了邓仲纯家。同年冬天谢氏摔了一跤后，便卧床不起。次年３月２２日因医治无效去世。此时，陈独秀身无分文，幸得安徽同乡好友潘赞化、方孝远等及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解囊相助，才办理完谢氏的丧事。

陈独秀安葬了继母谢氏后，久久不能从悲痛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没精打采，经常呆呆地坐着。想到自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未能为母亲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反而多次让继母担惊受怕，继母死后又全赖朋友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继母对自己可谓恩重如山，然而，自己却无以为报。想到伤心难忍处，陈独秀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心中充满了对死去亲人的愧疚和伤心之情。

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多日足不出户，不见外人。在给好友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深沉地表达了他此时悲恸欲绝的心情：

“弟遭丧母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

陈独秀当年以反封建礼教著称于世，几十年之后，继母谢氏去世，他也披麻戴孝，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寄托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所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又说道：“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仅仅一年后，蔡元培的去世，又给刚从丧亲之痛解脱出来的陈独秀以很大的打击。

蔡元培，字孑民，１８６７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光复会，在上海创办《警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使北大一时成为全国新旧思想汇集的中心。他上任仅两周便慧眼识珠，聘请因创办《新青年》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出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时，蔡元培、陈独秀与随后进人北大任教的胡适（１８９１年生），一起号称北大的３只兔子（因３人年龄彼此正好相差一轮，同属兔，故有此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入狱，蔡元培约集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八位文化界名人联名致信南京国民党政府，援救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期间，蔡元培不仅前去探望，而且送钱物给牢狱中的陈独秀。陈入川后，生活窘困，蔡元培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陈独秀力所能及的资助。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７３岁。

陈独秀从报纸上得悉蔡元培去世的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日，他在给好友台静农教授的信中说“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几天后，何之瑜来坐，谈到蔡元培的去世时，何建议陈独秀写篇纪念的文章。何走后，陈独秀有些闷闷不乐，潘兰珍以为是陈独秀身体不舒服，急忙问：“为什么不开心？”陈独秀低声说道：“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电援救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北大的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写。”潘兰珍没有见过蔡元培，故对此毫无体会。陈独秀与高君曼曾经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在上海一品香饭馆设宴为蔡元培赴法国饯行。弹指一挥间，转眼就是２０年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沏了杯茶，点上一支烟，慢慢地陷入了沉思。想起过去蔡元培忍受冬天的寒冷，亲自登门拜访，顶住压力聘请他为北大文科学长，几次入狱都出面援救，...一桩桩，一件件，宛如就发生在昨日，蔡先生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在脑海里浮现，历历在目，没齿不忘。虽然他曾对蔡元培听信谣言，解聘他北大文科学长一事耿耿于怀。然而，如今斯人已逝，空留一腔悲痛和伤心而已。

念及至此，陈独秀提笔在杨鹏升寄来的军用信笺上，刷刷地写下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１０个字的题目，然后一蹴而就，写完了２０００多字的纪念文章。在起题赞扬了蔡元培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优良美德后，陈独秀不惜笔墨用大段文字深切回忆了蔡元培、胡适和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最后，还就国粹和道德问题谈了一番感想，认为“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这一晚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想起当年北大的三只兔子，最老的一只死了，最小的一只到了国外，中间的这只如今也是风烛残年、苟延残喘了，因而不免又增加了一分烦恼。在４月７日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还说道：“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表达了对死去的蔡元培的无尽追思和此时他的悲痛之情。

文章写好后，陈独秀交给了何之瑜，３月２４日在《中央日报》全文发表。

蔡元培去世３个月后，陈独秀的大姐也在江津上游公里的油溪镇因脑溢血去世，终年６９岁。

闻知大姐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连夜写了一首《挽大姐》的挽诗，以悼念故去的亲人。他在诗中深情地回忆了兄弟姐妹四人，长兄、二姐早逝，自己最小，大姐对他的亲切关怀的往事。可如今，“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大姐生病，自己到油溪镇去看望大姐，临分别时，“姐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从此与大姐生死两重天，惟有留下无尽的思念。全诗缠绵悱恻，极尽哀思，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母亲、蔡元培、大姐三位亲人相继辞世，对陈独秀的刺激非常大。常言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过去两个儿子延年、乔年被国民党杀害，陈独秀还能强忍悲痛，如今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和惆怅沉沉地积压心头，使他沉湎于无限的悲痛和巨大的精神打击。或许，陈独秀真是老了。饱受疾病折磨没有压垮陈独秀，但亲友接连去世，却让他有些消极了。１９４１年７月，当他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人，在五月五日端午节屈原祭日相聚大醉之事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诗兴大发，挥毫写了一首诗送给魏建功。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抒发了陈独秀万念俱灰、悲观忧郁的心情，他一生奔波革命，而大半政治生涯归于失败，如果就这样客死异乡，倒不如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而后快。

３

１９３９年７月，因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县城形势更加紧张，加之潘兰珍与邓仲纯的妻子不和，陈独秀决定到离县城约１０公里的鹤山坪帮杨家整理遗书。起初，住在施家大院，后搬入杨家的石墙院居住。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在石墙院左边的一间偏房，作为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但屋顶没有天花板，地面是潮湿的泥地，一到下雨的天气，便满屋漏水。看到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得很拥挤，于是杨家又腾出一间约２０平方米的房子，给陈独秀做书房。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陈独秀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

鹤山坪距离江津县城较远，虽然偏僻了点，但还安静。陈独秀在整理杨氏遗书之余，偶尔也帮潘兰珍种种菜，两人倒也相安无事，老夫少妻其乐融融，与邻里关系也还处得不错。但想不到的是，本来就落难于此穷乡僻壤之地，家徒四壁的陈独秀还遭遇了一场颇为蹊跷的被盗事件。

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江津县警察局突然接到鹤山坪所在的五举乡政府的报案，称住石墙院的陈独秀寓所被盗。当时，陈独秀正在江津县城邓仲纯所开的“延年医院”看病，本打算在县城住几天才走，想不到刚离开两天就被盗。听到家中失窃的消息后，陈独秀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潘兰珍更是不知所措。于是，两人当即决定赶回鹤山坪石墙院。

陈独秀和潘兰珍急匆匆赶到了鹤山坪，推开家门一看，屋里满目狼藉，翻箱倒柜，仅有的一点东西散落一地，装着换洗衣服的皮箱被敲开，值钱的衣服都被拿走。陈独秀多年来写的书稿不翼而飞，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印章也没有了。陈独秀仔细一看，原来窃贼是从卧室南面

的窗子爬进来的，窗门也被敲破，桌上还留下脚印。在失窃的东西中，惟有书稿和印章是陈独秀的心爱之物，也最为感到痛心的。潘兰珍见此情景后，气不打一处来，大骂窃贼狼心狗肺，有眼不识，不去偷富豪之家，竟然还来偷已经是一贫如洗的陈独秀。但气归气，骂归骂，七零八落的东西还得两人去收拾整理。收拾停当后，陈独秀当晚就给好友杨鹏升写信，告知家中失窃一事。“窃去衣物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还抱怨这里“盗风太炽”。

江津县警察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鹤山坪调查，但查来查去，始终未能将盗窃犯抓获，只是将失窃衣物大多归还，而陈独秀最钟爱的印章及呕心沥血写出的书稿却“杳如黄鹤”，无影无踪。当很多好友获悉此事后，纷纷前来安慰陈独秀。他表面上不失幽默风趣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但内心里却极为伤心、抑郁，一连七八个月都无心写作，除给杨鹏升写写信之外，就连杨要陈为其父写墓志铭也迟迟未动笔。直到潘兰珍一再提醒，陈独秀才在该年的１０月份写信告诉杨，墓志铭已写好。

该案一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才告破，据窃贼交代，当他们打开箱子时，发现是书稿和各类文件时，担心暴露自己，于是便一把火烧了，但印章却始终未能如愿归还陈独秀。这一失窃案有些离奇，疑点也较多，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有关该案发生的原因，长期以来就有两种说法。

一是树大招风，引贼入室。陈独秀入住江津后，虽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有时甚至揭不开锅，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就连柏文蔚将军赠送的贵重皮袍也进了当铺，房东杨老太太还买过潘兰珍的旗袍等衣物。但是，陈独秀毕竟名气大，就连本县最大的官——县太爷新上任都得去拜访他，而且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如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戴笠、胡宗南等人都先后去拜见他，与陈来往的又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富豪名绅。因此，在一般人看来，陈家即便不是家财万贯，也至少是富裕人家，箱子里装的肯定是非金即银。岂料，翻开箱子看时，却都是些破旧的换洗衣服，不值几个钱，让窃贼大失所望。所以，当江津县警察局侦查此案时，衣物大多追了回来。

一说是国民党特务策划了此案。陈独秀曾是国民党政府通缉了多年的共产党要犯，三年前才从南京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他的一举一动自然都是国民党特别关注的。陈独秀入川后，不在重庆住，也不在江津县城住，偏偏要跑到远离县城的鹤山坪来住，隐居山林，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度警觉。去年，戴笠和胡宗南突然微服造访，表面上是来探视，请他对时局发表看法，实际上却隐含着看陈独秀在做什么的意思。陈独秀住在偏僻的鹤山坪，整天足不出户，闭门写作，又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探望，自然让国民党政府感到极不放心。于是，趁着陈独秀夫妇去县城看病并打算小住几天的时机，蓄意制造了一个家中被盗的假象，借以检查陈的行动和书信。事发后不久，曾为北大学生、时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就对其同学龚灿滨说，重庆方面很不放心陈独秀，经常派人来过问陈独秀的行动和了解与陈有交往接触的人，一两个月就要问问。

陈独秀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不到万一他绝不会轻易说出来。他在给何之瑜的信中，谈到国民党当局曾派密探到何任教的江津九中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他们愿探的三件（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注）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他嘱咐何之瑜“不必谨慎过度。”

以上两种说法都有成立的可能，只是由于当事人都已过世，该案自然也就成了难以解说的千古之谜，何时能揭开谜底也成了一个疑问。

４

陈独秀早年便患有胃肠病，长期的革命生涯，漂泊各地，生活无规律，使他的胃肠病更加严重。再加上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使陈独秀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出狱后他又患上了顽症——高血压和心脏病。入川后，主要靠亲朋好友资助接济才能勉强度日的陈独秀，自然也拿不出余钱来治病，使得晚年的陈独秀饱受胃肠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人常见的病痛折磨。

陈独秀离开江津县城住到鹤山坪后，好友邓仲纯隔三差五的就来为陈免费看一次病，或者陈到县城去。有时，陈独秀也到重庆去检查身体，顺便带点药回来吃。１９４０年，北大同学会曾请重庆名医为他诊断，医生检查后说，陈独秀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３年。尽管大家都瞒着陈独秀，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当时，他几乎每月都给杨鹏升写信，经常在信中说“两耳轰鸣”、“血压又涨”、“头昏眼花”之类的话，可以想像陈独秀当时遭受病痛的折磨是多么严重。

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５日，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的胡适，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的近况。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迫，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

同年春天的一天，江津县长罗宗文来拜访陈独秀，听陈说患有心脏病后，告诉他当地有一种说法，玉米缨能治心脏病。陈独秀这天很高兴，还为罗题了一幅唐代诗人杜甫《曲江对酌》中的一首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随后，陈独秀便经常托人从乡里弄些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缨来煎水喝。后来，陈独秀又从当地的老中医那里打听到一民间偏方，蚕豆花泡水喝，可以治疗高血压。他又想方设法找人或自己与潘兰珍去摘些蚕豆花来，晒干了泡水服用。想不到的是，正是蚕豆花最后要了陈独秀的命。

转眼之间，就到了１９４２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也是陈独秀走完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年。

年初的时候，陈独秀在向好友杨鹏升抱怨江津的物价太贵，加之天气炎热，对身体不利，因此他曾一度打算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贵阳生活，但陈独秀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未能如愿。

春天的江津，常常是春雨绵绵，浓雾缭绕，空气中透着一股发霉的潮湿气味。入春以来，陈独秀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头昏目眩，偶尔还伴有高烧，一睡下就不想起来。起初他还以为是犯春困了，并没怎么在意，他想尽快完成早已想好的几篇文章。但他每次写起来又感到精力不济，写写停停，而不像以往那样下笔如有神助文如泉涌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怕是难得熬过今年了，真是天不济年啊！

５月１０日上午，陈独秀起来的很晚，感觉到头有些昏昏沉沉，于是叫潘兰珍去煎一碗前几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水喝。喝下蚕豆花水后，他顿时感到腹胀难受，他苦皱着眉头，连叫了几声。以前，他喝蚕豆花水时，可从未有过这种现象。潘兰珍有些急了，把剩下的蚕豆花拿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由于这几天阴雨不断，前些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浸雨后晾在外边一直未干，竟然长霉了。难怪陈独秀喝了后感到肚子不适。当晚，陈独秀越来越感到腹胀疼痛难忍，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未能入睡。

躺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后，陈独秀感觉好了一些，便没有再去留意。陈独秀便起身给何之瑜写信，要他到鹤山坪来一趟把他前些日子写的几篇论世界大势的文章带出去寄往报社。

１３日上午，正在重庆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包惠僧，特地赶到鹤山坪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出狱后，从南京到武汉就是包惠僧一手安排的。虽然在武汉码头与前来接他的何成浚闹了点不愉快，以至陈独秀责怪包惠僧办事不力。但是，分别几年的老朋友远道而来，陈独秀心中十分高兴，感觉神轻气爽，连忙叫潘兰珍到镇上买了点猪肉来招待包惠僧。中午，潘兰珍炒了四季豆烧肉和几个乡里小菜招待包惠僧。陈独秀谈兴很浓，与包惠僧边吃边聊，丝毫没感觉有什么异常。陈独秀这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腹中自然空空，因而胃口大开，多吃了一碗饭。包惠僧吃过饭后，便与陈握手告别，赶回重庆去了。晚餐时，陈独秀又继续吃四季豆烧肉，还连夸潘兰珍手艺越来越好，菜也做得好吃。潘兰珍看到陈独秀一扫前两天的痛苦状，今天吃了这么多饭，估计陈应该病好了，又听到陈连声夸奖自己，喜出望外。殊不料，陈独秀久病之后暴饮，致使他潜伏的病情急剧恶化。

当晚，陈独秀便感到腹痛如刀绞，夜不能寐。到半夜时分，他吃力地坐起来，哇哇地呕吐不止，把白天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吐完后，他稍微感到舒适些，但精神十分疲惫，两眼无神，彻夜不安。深山老林中，缺医少药，陈独秀只好强忍着，他想熬过今晚，明天或许会好些，再叫邓仲纯过来看看，应无大碍。

次日，潘兰珍托人捎信给山下的陈松年，要他尽快请医生来给父亲看病。

医生还未请到，又发生了一件意外。１７日晨，陈独秀起来上厕所，由于头昏眼花，两脚无力，绊了门槛重重地摔了一跤。潘兰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陈独秀扶到床上躺下。此时，陈独秀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颤抖，高烧不退，病情更加恶化。

１８日，陈松年请来江津名医邢叔德为陈独秀把脉治病。邢叔德为陈独秀注射了一针，把完脉后，对陈松年和潘兰珍如实地说道，陈独秀已病人膏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他们尽力照料。

次日，陈松年到镇上去请中医，正好遇上从县城赶来的邓仲纯。一走进卧室，邓仲纯看到陈独秀无力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不禁一阵心酸。想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陈独秀是何等的充满活力，如今却形容枯槁，怎不令人寒心。陈独秀睁开眼，见是邓仲纯，便点了点头，张开嘴想说两句话，无奈却从牙缝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出来了。邓仲纯连忙给陈独秀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陈独秀感觉稍好一些。凭着多年行医的经验，邓仲纯的感觉告诉他，陈独秀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

５

陈独秀病情加重、不省人事后，陈松年立刻告诉了同在江津九中的何之瑜，何立即派人专程赶往重庆，请陈独秀十分信赖的两位名医周纶和曾定天前来鹤山坪。周、曾两人仔细研究了陈独秀的病情后，确认陈独秀病已垂危，实无挽救良方，所以未能前来。但是，为了表示对陈独秀的最后友情，他们又各赠药品，尤其是周纶医生慷慨大方，把他夫人预防血压变化的贵重药品也让来人带给陈独秀，令邓仲纯、陈松年、潘兰珍感动不已。

５月２２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迷，邓仲纯打了强心针，陈独秀才从昏睡中醒来，看到他所信赖的周、曾两位医生均未能前来，心中仅存的一线生还的希望也荡然无存了。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是是非非的人世间的时光已经屈指可数，漂泊潦倒的一生也该结束了。但对生的渴望又使他心中涌起万分的酸楚，不禁老泪横流。次日，江津县医院医生邹邦柱、康熙光来了，给陈独秀用肝油通了大便，然而病情仍未好转。

随后几天，陈独秀一直处于昏厥状态，奄奄一息。一天２４小时守在陈独秀病榻前的邓仲纯，清楚地知道该为陈独秀准备后事了，他连忙叫人尽快要何之瑜及陈松年的一家人接到鹤山坪来。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５日上午，从昏迷中醒过来的陈独秀，无力地举起干瘦如柴的手，示意潘兰珍过来，要她叫何之瑜进来。何之瑜明白，这是陈独秀要留下临终遗嘱了。陈独秀睁开浑浊的双眼，断断续续地对何之瑜说道：

“之瑜，你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顾我多年，其情毕生难忘，现在，我快要……离开了……”

“请先生别这样说，照顾不周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何之瑜强忍着悲痛说。“之瑜，你是我最可信赖的人。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也不要登报。我的书稿由你和松年、抚五（指同乡好友王星拱，北大教授——引者注）等人商量处理。你可记得？”

“学生记在心里了，请先生放心。”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音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此情此景，凄婉动人，何之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随后，陈独秀看着潘兰珍，吃力地对抽噎着的潘兰珍说道：“这十多年，你跟着我，没让你过一天好日子，真难为你了。我死后，一切要自主，生活务自立，不要拿我的名声去卖钱。你还年轻，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在南京时监狱里时，有朋友赠给我的五个古陶瓷碗就留给你作纪念了。这些年来别人赠送给的钱该还的要还。”潘兰珍哭着答应了。

陈独秀最后要潘兰珍叫三儿子陈松年进来。此时，陈松年已哭红了眼。陈独秀对儿子说道：“我一生奔波在外，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让你受苦了。你已成家，生活上能自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待时局好转了，把我的棺木和你祖母的棺木运回老家埋葬。”陈松年呜咽着点头答应了。

由于感情极度冲动，又说了一大段话，原本就十分虚弱的陈独秀旋即又昏了过去。

次日，包惠僧的夫人夏松云和朋友杨子烈一起来看陈独秀。原来，包惠僧１３日从鹤山坪回去后告诉了妻子，陈独秀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包惠僧与段锡朋等几个北大同学凑了３００元钱准备给陈治病用。夏松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陈独秀，并把钱送过来的。看到夏松云进来，陈独秀说了一声：“谢谢。”隔了一会儿，又对夏说道：“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后，又昏睡过去。夏松云和杨子烈当天下午就赶回了重庆，告诉丈夫，陈独秀想见他一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星期三。中午时，包惠僧听妻子说陈独秀临终想见他一面后，急忙从重庆赶到了鹤山坪。刚一进门，陈松年就对包惠僧说：“父亲从上午９点就一直昏睡不醒了。”包要到卧室去，何之瑜叫他暂时不要进去，以免吵醒陈独秀。潘兰珍听到屋外的说话声，从卧室里走出来，拉着包惠僧的手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邓仲纯轻声告诉包惠僧，已经交替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还没有醒过来。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儿日文医学书籍，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

晚上，潘兰珍叫包惠僧进卧室来。她一手托起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对着陈独秀的耳朵轻声说：“包先生来了！”陈独秀没有任何反应，潘兰珍用手放在陈独秀的鼻孔前，又俯身去听，已没有了呼吸。此时，正好是晚上９点４０分，陈独秀闭上了双眼，享年６３岁。就这样，陈独秀平静地走完了他曲曲折折的一生。

当时，在陈独秀的书桌上，还摆着他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５月１３日，陈独秀生前写的最后一个字是“抛”。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陈独秀预感到即将离开人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数以百万计文字的陈独秀就这样抛舍了这个曾经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抛舍了令他难以忘怀的亲人和朋友，从此去往再也无须烦恼和忧愁的极乐世界。他，就这样走了……

陈独秀在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度尽人生春秋之后，当年北大学生、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曾作探望纪事诗一首，诗中叙述了陈独秀晚年流落异乡的凄凉景象。

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

船行到白沙，过此都停轮。

便道去探望，探望此老人。

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中。

今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

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往江津市，仆仆感风尘。

无人与往来，邓初①照顾频。

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拜访二三次，师友已情亲。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真。

谁知三年后，客死在江津。

①邓初即邓仲纯——引者注。

６

晚景堪怜的陈独秀在战乱中客死异乡，其亲朋好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让他们焦虑不安的是丧葬费从何而来。一生四处漂泊的陈独秀，生前除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大量的书稿外，从未留下任何物质财富，这让亲朋好友们犯难了。

陈独秀去世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和《江津日报》都刊发了他逝世的消息。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出版的《江津日报》第一版报道了陈独秀在江津去世的消息，称陈为“一代杰人”。其他两报也都对陈独秀的一生进行简短的评论，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

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而对他的晚期则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正是由于陈独秀晚年生前孤寂、身后萧条，因此死后一大笔医药费和丧葬费无从解决。北大同学会紧急出面，发起募捐，共捐得３３０００多元。值得一提的是，捐款人中竟有曾悬赏巨金长期通缉陈独秀的蒋介石的名字，且捐款数额不菲，为１００００元之巨。陈独秀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此外，许静仁捐款１５０００元，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捐款２０００元，众多名人如段书贻、王星拱、胡小石、欧阳竞无等人都纷纷慷慨解囊。

陈独秀的丧葬费有了着落，但安葬之地仍然让身为异乡人的陈松年和潘兰珍发愁。正在此时，江津名绅邓蟾秋叔侄站出来帮了他们一把。

邓蟾秋，名鹤年，江津白沙镇人，１８６７年出生在江津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一生经商，积累下巨额财富。为人行侠仗义，关心教育，资助“聚奎中学”发展，在当地有较高声望，尊称为“蟾老”。邓燮康，邓蟾秋之侄，１９２９年毕业于复旦大学，１９３２年与叔叔一起创办江津农工银行，后发展为四川商业银行，任总经理。抗战爆发后，流亡江津的许多知名人士包括陈独秀和一些流亡学生都得到过他们叔侄俩的资助。陈独秀到江津后，经邓仲纯介绍认识了邓氏叔侄。１９３７年，邓蟾秋７０大寿时，陈独秀题写了“大德必寿”、“寿考作仁”两幅篆体条幅以示祝贺。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生活十分清贫，邓氏叔侄也多次解囊相助，故结下深厚友谊。

陈独秀去世后，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从江津县城赶到鹤山坪吊唁陈独秀，得悉陈独秀死后竟然归葬之地都尚未落实，当即表示愿将自家位于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的一块园地，捐赠给陈独秀作为墓地，并且为表示对陈独秀的尊敬，愿送楠木棺材一副。陈独秀生前为躲避日机轰炸曾到过康庄小住几天，以后每年春秋时节都偕友人来游览。看到这里背依青山，面临滔滔江水，遍地橘林，风景优美，陈独秀不禁心旷神怡，感叹道：“得此佳景，平生足矣！”如今看到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人杰陈独秀竟连安葬之地都没有，邓氏叔侄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邓氏叔侄的慷慨情谊令陈松年、潘兰珍感动不已，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地。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日，是陈独秀出殡的日子。上午，在江津９中礼堂举行陈独秀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除了陈独秀的亲朋好友外，还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以及江津县各界自发而来群众一二百人。追悼会简朴而肃穆，会场内没有花圈，也没有青松翠柏和鲜花，只有陈独秀的遗像静静地摆放在礼堂主席台的一张桌子上，两边挂了几幅挽联。上面写道：

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

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翻益惘然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

一生功过自有评述

简短的追悼会结束后，陈独秀的棺木被抬上等候在江中的一艘木船上，由水路直抵康庄。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装着陈独秀遗体的楠木棺材缓缓地放进了早已挖好的墓穴里，众亲朋依次作最后告别，然后众人垒土筑成一座高高的坟墓。墓前竖立着陈独秀生前同乡好友台静农教授用隶书体写的墓碑：

独秀陈先生之墓（１８７９－１９４２）

走完６３个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后，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陈独秀，就这样静静地枕着青山、伴着绿水，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曾经的辉煌、曾经的苦难、曾经的争议，转眼间变成了过眼烟云，化作一缕轻风缓缓地飘向远空。

叶落归根，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生前对自己百年后魂归故里的最大愿望。陈独秀临死前，特地嘱咐儿子陈松年，待局势好转后，将其归葬故乡。陈松年始终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只是当时正处于抗战的最艰难时期，因而一直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结束后，１９４７年５月底，遵照陈独秀的遗嘱，陈松年筹集了一笔路费后，将陈独秀和祖母谢氏的两副灵柩用木船先运往重庆，再办理货轮运输手续后，顺长江东下。在办理货运手续时，陈松年担心陈独秀三个字的名声太大而在沿途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有意将陈独秀三字隐去，改用其科举时曾用过的名字“陈乾生”，这样很多人就不会知道棺木里装着的竟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了。由于陈松年妻子临产，他未能随船到安庆，而是写信给在安徽任教的堂兄陈遐年教授，请其在安庆码头负责迎接。

６月２日，一艘由重庆直达上海的货轮停泊在安庆码头。几个擎着白布旗帜的人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年约５０来岁的陈遐年立即上船，办理完签字接收手续后，将叔父和叔祖母两副灵柩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等陈松年一家返回安庆后才入土安葬。码头上没有举行什么盛大的仪式，只有陈独秀的一些同乡好友和本家亲戚来到码头迎接，场面有些冷清，仿佛这个世界和家乡都已经忘记了陈独秀似的。当时有人在陈独秀的灵柩即将入皖时得知，故旧及文化界“并无发动往接的意思”，因而情不自禁地感慨说道，一代名人陈独秀真是：“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①

①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未刊稿。

同年秋，陈松年一家从重庆乘军事学校所包的轮船，顺流而下直达南京，再换船返回阔别近１０年的故乡安庆。临行前，陈松年特地到曾慷慨解囊资助陈独秀安葬一事的邓蟾秋叔侄，感谢他们的大恩大德。陈松年回到安庆后，随即着手准备将停厝在太平寺的父亲和祖母灵柩入土为安。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后，陈松年将父亲的灵柩移至安庆北郊叶家冲（现属安庆市十里铺乡）与母亲高晓岚合冢，了却了母亲生前不能与父亲同寝、死后要合墓的遗愿。墓前立有以陈氏四兄弟之名镌刻的石碑：

先考陈公仲甫之墓

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陈独秀一生四处奔波，四海为家，除了青少年时期呆在老家安庆外，青壮年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漂泊在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有在死后，陈独秀才得以魂归故里，长眠在这块曾经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陈独秀一生育有四子二女，其中与结发妻子高晓岚生育了延年、筱秀（玉莹）、乔年和松年三子一女；与高君曼生育了子美、鹤年（哲民）一子一女。其中，延年、乔年分别于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女儿筱秀也因兄弟俩去世，悲伤过度而死，仅留下松年、子美、鹤年两子一女。

陈松年，１９１０年生，尚未出生，父亲陈独秀即与姨妈高君曼双双出走，一直到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入狱才得以见到亲生父亲一面，父亲在他幼年的印象中十分淡薄。他自幼与祖母、母亲相依为命，亲身感受到父亲、两兄长因参加革命而给家庭带来的种种不幸。１９３８年６月，陈松年带着妻儿老小一家与陈独秀逃难入川，在安徽同乡办的江津九中任教。他陪伴父亲陈独秀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１９４７年秋回到安庆，安葬了父亲。

解放后，陈松年一直在安庆窑厂搞技术工作。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泽东乘船路过安庆，从安庆地方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后，特地嘱托要按革命烈士家属对待陈松年一家。从此以后，陈松年一家每月享受３０元的补贴，直到去世。“文化大革命”中，陈松年因父亲陈独秀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对历史问题（包括陈独秀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陈松年相继当选为安庆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和市政协常委，并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１９９０年去世，享年８０岁。陈松年与世交之家窦珩光结婚，育有三女一子，长玮、长玙、长琦、长璞，除小女长璞外，其他都大学毕业。

陈鹤年，又名哲民，谱名遐和，１９１３年生，为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１９３１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到扬州读高中，毕业后考入陈独秀当年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政法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鹤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运动。１９３８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全家到达香港，他进入《星岛日报》工作，直到退休。１９５２年，他将妻子儿女送回大陆定居，而他继续留在香港，不料“文革”期间妻儿子女在大陆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与同学许桂馨结婚后，生有三女一子，祯祥、祯荣、祯庆、祯祺。

陈子美，１９１２年生，与陈鹤年同为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高君曼在南京去世后，她与弟弟分别，到一家妇科医院做助产士。后与一年长她１０岁的银行职员张国祥结婚，育有４个子女。抗战结束以后，与张离婚。解放战争时期，与李焕照结婚，又生二子。解放后，陈子美随同丈夫一起定居广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子美抛别丈夫和儿子，偷渡香港，一直与家里失去联系，杳无音信。前几年，据报道，陈独秀的最后一个子女——陈子美在美国孤独地去世。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提到一个人，她就是陪伴陈独秀度过生命中最后１２年的潘兰珍。在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遵照遗嘱，除了用北大同学会赠来的钱为陈独秀办丧仪外，其他各种赠赐都一概谢绝。陈独秀安葬后，经何之瑜介绍，潘兰珍到重庆，进入陈独秀的生前好友朱蕴山、光明甫在重庆附近办的一个农场工作，自食其力。抗战结束以后，潘兰珍于１９４６年带着陈独秀留给她的部分稿费、文稿、字画和五个明朝景德年间的古陶瓷碗回到上海。此时，潘兰珍在上海已是举目无亲，于是她在浦东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并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找了一份煮饭的工作，以此谋生。不久，潘兰珍与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组成新的家庭，但没过多久，丈夫又得暴病而亡。潘兰珍接回１９３１年收养的养女潘凤仙一起生活，母女俩相依为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潘兰珍因患子官癌在上海去世，终年４２岁。

８

陈独秀，这位在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驰骋中国政坛、文坛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几度风雨，几度辉煌，几度沧桑，生前备受争议，褒贬不一，死后又因历次政治运动而受到各种批判。如今，陈独秀与生前并不相爱的结发妻子一起，长眠于曾经生他养他的故乡土地上。瞬息间，历史已成为如烟往事，随风而逝。渐行渐远的陈独秀，留给人们的并非只有星星点点的零碎记忆，而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且会历久弥新，使人感叹，使人思索。

故事本该到此为止，但交代一下陈独秀墓地的变迁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陈独秀客死江津后，葬在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前坡康庄园地。

１９４７年６月，其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灵柩运回故乡安庆，同年秋葬于安庆北郊叶家冲。“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独秀被当作全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判。陈独秀的墓地也没有逃脱厄运，那座孤零零的土坟任凭风吹雨打，墓碑华表被撬走垫路，后又成了垒猪圈的墙石，坟墓受到严重的损坏。埋葬了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地方，也成了被家乡人民乃至全国都遗忘的角落。

１９７９年，在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年近７０岁的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经过多方寻找、辨认，才最终得以找到陈独秀原墓所在地。陈松年向安庆市人民政府反映了情况后，立即得到有关部门的２００元资助。１０月９日是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陈松年用这２００元，以陈氏四兄弟之名，对陈独秀与高晓岚合冢墓进行了简单的修整，并重立了一块不足一米的石碑，碑文写道：

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立碑那天，陈松年及其子女鸣放了长长的一挂鞭炮。向来寂静的山中，鞭炮声显得格外的脆响，附近乡邻男女老少及行路人纷纷驻足观望，走上前来，一看碑文，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来长眠在此的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１９８１年７月，邓小平在收到安庆市转来的陈独秀亲属的信上，亲笔批示道：“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安徽省和安庆市接到邓小平的亲笔批示后，引起高度重视，立即拨出专款２００００元人民币对荒草遍地的陈独秀墓进行修整。在原址上新修的墓，按照陈独秀江津原墓式样并仿照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墓进行扩建，建起了初具规模的陵园。与此同时，安庆市还将陈独秀墓作为市级文物单位加以保护。

重修后的陈独秀墓地，由长廊、石栏、供奉台、围栏和圆形坟墓等组成，均用白石料砌成。整个墓地呈正方形，约１２５平方米。地面长条白石块铺成，主墓呈圆形，墓高约１.８米，直径３.６米，四周用白石垒成，顶部的黄土微微隆起，长满了青草。整个墓地坐北朝南，四周茂林修竹环绕，清雅幽静。沿着４８米石阶长廊拾级而上就是墓地的汉白玉石栏杆，左右两边各筑有“丁”字形石桌。墓碑上刻有安徽省著名书画家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５个遒劲的大字。在四周郁郁葱葱的松杉与挺拔修长的楠竹交相辉映下，整个墓地显得格外幽静、肃穆。陈独秀墓已辟为“独秀公园”，供中外游人参观、瞻仰、凭吊。

一位学者在参观了陈独秀墓之后，曾即兴赋诗一首，以表达对陈独秀的敬仰之情：

大龙山下叶家冲，霜草萋萋夕阳红。

姓家何须铭华表，墓前常献野花丛。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石破天惊功业在，休将成败论英雄。

１９８９年４月，为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和陈独秀诞辰１１０周年，

四川省江津县（现属重庆市）人民政府根据县政协的议案，拨出专款修复陈独秀的原墓地。并立下墓碑一块，碑石背后刻有“陈独秀原墓址简介”，全文如下：

陈独秀（１８７９－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１９３８年８月流寓江津，１９４２年５月病逝，安葬于此，１９４２年６，其子松年，迁墓返乡，葬于安庆市北郊。

现墓地，系按原墓样修复的。

正因为如此，陈独秀的墓地现有两处，原墓址在位于长江头的江津，真墓在位于长江中游的安庆。宋代一首著名的词曾这样写道：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陈独秀九泉之下有知，也许会感到欣慰的。

附录：陈独秀生平传略

１８９７年，１岁。
１０月９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今属安庆市）广圩陈家破屋。

１９８５年，６岁。
开始随祖父陈章旭读书。

１８９６年，１７岁。
参加县考，中秀才。
１８９７年，１８岁。
与哥哥陈庆同一起参加江南乡试，落榜，痛恨科举制度的黑暗。同年，与安徽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小名大众）结婚。

１８９８年，１９岁。
考入今浙江大学前身、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长子陈延年出生。

１９０１年，２２岁。
１０月，第一次东渡日本，开始一生的政治生涯，参加“励志会”，半年后即回国。

１９０２年，２３岁。
春天，返回安庆，与柏文蔚等人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创办藏书楼，进行反清活动，遭清政府追捕，被迫再度逃亡日本，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子陈乔年出生。

１９０３年，２４岁。
参加拒俄义勇队，因与邹容、张继等人一起剪掉学监姚昱辫子，被遣返回国。５月，从安庆到上海，参与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编辑部工作。

１９０４年，２５岁。
在芜湖长街汪孟邹开办的科学图书社楼上，创办《安徽俗话报》，任主编。１１月，加入蔡元培等人创立的辛亥革命组织光复会。

１９０５年，２６岁。
在芜湖秘密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任会长。
１９０６年，２７岁。
夏，第三次去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与章士钊、苏曼殊三人合住一屋，生活非常清苦。

１９０７年，２８岁。
春，参与筹备“亚洲和亲会”。秋，从日本回国。岳王会发动反清起义失败后，到杭州陆军小学任教。

１９１０年，３１岁。
与高君曼双双从安庆出走，隐居杭州。同年，三子陈松年出生。

１９１２年，３３岁。
月，应安徽都督孙毓筠邀请，出任都督府秘书长，重办安徽高等学校。次女子美（高君曼生）出生。

１９１３年，３４岁。
二月革命爆发后，再次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失败后，偕高君曼潜往上海，四子陈鹤年（高君曼生）出生。

１９１４年，３５岁。
第四次去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１９１５年，３６岁。
８月，从日本回国。９月１５日，在上海创办著名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

１９１６年，３７岁。
９月１日，《青年》杂志从第二卷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该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提出２０世纪之新青年，在生理上要有健全之体魄；在心理上要有新鲜之信仰。月，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提出“文学改革”的口号。１０月底，到达北京，与沈尹默相遇，沈邀其来北京大学任教。

１９１７年，３８岁。
１月，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从上海迁居北京，住北池子箭杆胡同９号，《新青年》编辑部同时迁到北京。２月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在蔡元培支持下，对北大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聘请胡适、刘半农等人来校任教。

１９１８年，３９岁。
１月，新青年》杂志改为同人刊物，由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七人组成编委会，轮流编辑，每人一期，陈负责第一期。１２月，与李大钊等人联合创办《每周评论》，使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更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重要期刊之一。

１９１９年，４０岁。
５月４日，北京大学学生游行请愿，遭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五四运动爆发。６月９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次日和高一涵、邓初等人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９月，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释放出狱，北大同学召开欢迎会。出狱后，担任国史馆编撰。１１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

１９２０年，４１岁。
２月，在李大钊护送下，由北京南下上海。４月，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达上海，陈独秀热情接待，并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８月，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一起首先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决定将《新青年》作为机关刊物。１１月，孙中山、陈炯明联合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１２月，从上海启程到广州赴任。

１９２１年，４２岁。
１月，帮助成立广东共产党小组。发表大量文章，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２月，《新青年》移往广东出版。５月，苏联代表达敏到达广州，与陈独秀、陈公博等人再次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７月，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未参加，会后仍选为中央局书记。８月，以治病请假，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１０月，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长职务。同月，在寓所被法国巡捕逮捕入狱，不久释放。

１９２２年，４３岁。
４月，第一次西湖会议召开，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月，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８月，出席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月，再次被法巡捕房逮捕，旋即保释出狱。第二次西湖会议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１１－１２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１９２３年，４４岁。
１月，从莫斯科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参议。６月，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９月，随中央局机关返回上海。

１９２４年，４５岁。
５月，主持召开中共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６月，共产国际五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秋，与高君曼感情破裂，高带儿女迁居南京。

１９２５年，４６岁。
１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月，参与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６月，针对五卅运动，起草《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高全国民众》文告。

１９２６年，４７岁。
１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拒绝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３月，中山舰事件后，主张采取退让政策。１１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１２月，赴武汉参加中央特别会议，作政治报告。

１９２７年，４８岁。
４月，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随后到达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总书记。６月，长子陈延年在上海牺牲。月，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陈独秀的领导工作，向中央提出书面辞职。大革命失败后，隐居武昌。９月，返回上海，以“撒翁”笔名在中共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大量文章。１２月，出版《革命文学史》一书。

１９２８年，４９岁。
６月，次子陈乔年牺牲。拒绝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出版《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１９２９年，５０岁。
春，通过吴季严介绍，接触托洛茨基理论。６月，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警告。７－８月，连续三次向中央写信，阐述自己的意见。１０月，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央，坚持自己观点。１１月１５日，被开除党籍。１２月１０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日，成立“无产者”社，任总书记，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１９３０年，５１岁。
２月，致信共产国际，拒绝参加会议。３月，主办《无产者》创刊。７月，发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攻击红军，反对苏维埃运动。与潘兰珍结婚。

１９３１年，５２岁。
５月，在中国托派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在《火花》、《热潮》等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高举抗日大旗。

１９３２年，５３岁。
１月，与罗汉一起向中共提出合作抗战建议。８月，给托洛茨基写信，介绍托派中央重组情况。１０月１５日，在上海被捕，旋即被押送南京，入狱。

１９３３年，５４岁。
４月，国民党三次开庭审讯，被判１３年徒刑，不服决，准备《上诉状》７月，上诉被国民党最高法院驳回。１１月，为托派起草《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文件。

１９３４年，５５岁。
７月，改判有期徒刑８年。在狱中写了诗集金粉泪》，共５８首，对国民党政府和高级官员极尽嬉笑怒骂和嘲讽。

１９３５年，５６岁。
２月，致函胡适，商谈著作出版问题。与第四国际代表李福仁发生尖锐矛盾，后经调解，关系有所好转。在狱中潜心著述。

１９３６年，５７岁。
６月，得悉陈其昌给鲁迅写信后大发脾气。１２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非常兴奋，喝酒庆贺。

１９３７年，５８岁。
８月２１日，因时局紧张被提前释放出狱，先住傅斯年家，后住陈钟凡家。拒绝蒋介石拉拢，不接受中共“三条件”。９月，离开南京到武汉避难，发表抗日文章和演讲。

１９３８年，５９岁。
１月，康生发表文章，诬陷陈为“汉奸”。３月，傅汝霖等九人在《大公报》发表为陈辩诬文章。４月，徐特立到武汉调解，张国焘来见，劝陈组织新党，遭到拒绝。７月，溯江到达重庆。８月，迁居江津。

１９３９年，６０岁。
３月，继母谢氏去世，极为悲痛。７月，又迁居鹤山坪，整理杨氏遗书。

１９４０年，６１岁。
３月，蔡元培去世，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８月，寓所被盗，失去图章和书稿。

１９４１年，６２岁。
２月，去重庆治病，回江津后住邓燮康家中数月，夏天才返回鹤山坪，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

１９４２年，６３岁。
３月，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５月中旬，误食蚕豆花中毒，１７日开始昏迷，２７日晚９时逝世，享年６３岁。

后记

南国的秋夜，繁星点点，微风扑面，阵阵怡人。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是凌晨时分，抬头向窗外望去，夜色沉沉，树影朦胧，万籁俱静。此时此刻，历经数月艰苦写作的紧张心情，既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放松，但又有一丝惴惴不安的焦虑掠过心头。匆匆的时光就在这一次次敲击着键盘的声音中悄悄地流逝，心中不由得发出与孔夫子当年同样的感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自从接受了书稿写作的任务后，笔者遍寻有关陈独秀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档案材料，查阅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资料。至今已记不清自己究竟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多少次地为主人公坎坷曲折的命运而感慨不已，不知多少次地为主人公大义凛然的豪迈气节而感动，也不知多少次地为主人公质朴真情的流露而暗自垂泪。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尽量争取用写实的叙事手法，如实、客观地描述陈独秀怎样一步步地从权力的巅峰走向凄苦孤寂的晚年岁月。

历史是既成的事实，容不得事后的假设和猜测，更无法去改变它，但我们或许多多少少可以从中感受到晚年陈独秀的心路历程。勿庸笔者在此喋喋不休的絮叨，只须读者静静阅读，细细地品味。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言，有一千个读《哈姆雷特》的，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毕竟，读者就是最好的评判人。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期的中国，国难日深，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风云激荡。身处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会切身感受到跌宕起伏的时代带给这个国家和民族乃至个人生活的不幸与沧桑巨变。有的人安贫乐道，困守一隅，成为蝇营狗苟之辈；有的人愤然而起，奔走呼号，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因而成为时代的骄子和风云人物。陈独秀，就是后一类人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陈独秀，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世家，早年与封建时代的所有读书人一样，走的是考科举、求功名的科举之路。但是，生性叛逆的他，在中了秀才并参加完院试后，认清了科举制度摧残人性、扭曲人格的黑暗本质，因而没有再一如既往地继续老死科场，而是毅然告别当时的显学，逐步接受了新思想。随即，他又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投身到反抗腐朽黑暗清政府的滚滚洪流中。

在不断的民主革命斗争中，虽屡经挫折，但始终矢志不渝，信仰坚定。１９１５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向一切陈腐落后的事物宣战，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并因此而成为风云一时、声震寰宇的学界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积极领导广大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亲身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活动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后，走在时代的前列，率先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一起着手发起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由于在党内的巨大威望，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他连续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达到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顶点。

然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不仅急速地改变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也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旅程。为此，他消极沉沦过一段，但不管怎样，他都始终固执己见，有时甚至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随后，他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理论，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领袖人物。其间变化之大，变化之迅猛，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此往后，陈独秀在政治上一蹶不振，再也难现昔日之勇。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匪夷所思的巨大成就，即便身陷囹圄，也痴心不改，笔耕不辍，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结出了丰硕成果，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字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他转辗失所，颠沛流离，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凄凉的黄昏岁月。最后，客死江津，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不平凡一生。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陈独秀的一生几度辉煌，几度坎坷，几度辛酸，折射出那个巨变时代的特征。在生前，陈独秀就倍受争议，褒贬不一，死后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种种批判，形象被人为地扭曲。千秋功过怎评说。如今，历史终究将给出公正的评价。回首往事，方才悟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之真谛；展望未来，更增添了孜孜以求奋发进取之动力。是为后记。

作者谨记于
广州五山木棉花苑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