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把毛人凤的形象涂鸦在纸面上，是六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给《知识窗》杂志写过一篇题为《军统三凶狗、猪、龟》的文章。1993年底，出版社约我们写一部毛人凤的传记，洋洋洒洒写下30余万字。

农家读书郎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毛人凤出生在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一户种田人家。照谱系规定，父亲给他取名“善馀”。毛善馀有4个哥哥，老大善安，老二善庆，老三善国，老四善富，这以后又有了六弟善高，即毛万里。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穷人家忙完了生计图发展，毛善馀呱呱坠地不久，他们家正值这个转变的当口。四个哥哥大多从张嘴吃饭的娃娃，长成了能帮父亲料理农活的劳力，家里佃耕的土地面积也就不断地扩大，到了老六善高出生时，粮囤里有了十几担积谷。不久，毛家父母开始考虑耀祖光宗的责任，决计把6岁的善馀送进学堂。

“老五身胚小，人又瘦，看样子不是干力气活的命。”当父亲的先向老大、老二作解释，他明白这两个儿子的心思，一味指望着卖掉积谷好娶娘子。

可谁叫江山毛氏宗族的传统有别于它处，有时候对读书进取的渴望要压了香火急切的一头呢？“你们的事，等两年再说吧。”父亲说完，闭上眼睛，捧着烟杆，嗞嗞地嘬着，摆出了一副不容分说的样子。老大、老二蔫了，嘟着嘴走出了堂屋。接着，父亲又把老三、老四叫来，半哄半压他说：“阿爸请算命先生看过了，你们兄弟六个，老五的八字最好，所以阿爸先供他读书。

等他发迹后，再叫他帮衬你们。”老三、老四年龄尚小，父亲发活不敢犟嘴，心里却把老五的福分羡慕到了极处。

就这样，毛善馀换上母亲给他缝好的小蓝衫，挎上书篮，颠颠地跟在父亲身后去拜先生了，一路上父亲的言语不多，说来说去就是穷人家读书不易，不好好用功对不起祖宗之类的话。小善馀一下子理解不了太多，却知道哥哥弟弟让了自己，难得的事一定要倍加珍惜才是。

毛善馀启蒙的学堂是吴村乡的一家乡塾，三间东倒西歪的土砖屋子，其中的两间用作先生和师母的卧室和灶房，剩下的一间当教室，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学生挤在里面，他们大半姓毛，先生也姓毛，按辈份算，应是毛善馀的叔祖父。因此，毛善馀的进学礼节要复杂一些，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一跪三叩首礼，接下来向叔祖父行族礼、拜师礼，最后还要去先生房里向师娘行侄孙谒叔祖母礼。

难为他一个6岁的村童，貌似木讷，却用心着哩，早把这等礼节熟记于胸，临场使来，毫无差池，喜得先生连连称善，逢人就夸善馀是个“知书达礼的种子”，还要两个不喜安分的大同学多学学善馀的样子，挤兑得捣蛋鬼们当面装着恭敬，背过脸去却挤眉弄眼地嘲讽善馀，并送他一个绰号叫：“磕头虫”。

毛善馀听到“磕头虫”的绰号，知道同学们骂他是马屁精，臭奴才，心里好生难过。但囿于家境的贫困，父母厚重的寄托，以及天生孱弱的躯体，他从小就认准了一个“忍”字。因为他没有明争的资本，也没有抵御侵害的能力，唯一的法宝就是默默地忍耐等待，以求在韧性与退守的维护下，把伤害减到最小，尽可能多地获取。如果说得幸入学是这一性格初尝胜果的起端，那么涉世的磨练却是从当“磕头虫”开始的。

“磕头虫”

一般乡塾的启蒙课本大多是《三字经》之类；先生用以教授的方法也大同小异，死记硬背是起码的。每天开课，学生们捧着线装的小册子，每半页六行，每行六字，先生领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字音差不多念准了，就摇头晃脑地往下背诵。

跟毛善馀差不多同年出生、同时入学的周启祥（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人，与毛人凤算是小同乡中的小同乡），脑瓜子好使，一天两个半页，能记十二行，没花多少时间就把《三字经》背得烂熟。毛善馀相对钝拙一些，一天只

能记三行，同样博得了先生的喜欢。原因是功夫在书外，他比周启祥更懂得如何遂先生的心意，尤其是取悦于先生也惧怕三分的师母。平时，先生常被乡里举办婚丧事务的人家请去帮忙，写应酬文字。临出门时，他照例把作业布置下来，指定该念的诗文，随后再暗中托付师母代为监督。师母要管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所谓监督，大不了就是走到教室外朝里探探头，看看哪个怠情，哪个勤勉。

每次观察，总发现十几个小猢狲中，惟独毛善馀屁股坐得最牢，埋头在那里用功。他偶尔抬头发现师母站在窗外或门口，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礼，还问“阿娘”有啥事要吩咐的，有啥要帮忙的，话音不响，听得师母心里甜滋滋的。先生一回家，问起学生的情况，师母少不了要对善馀多夸几句，虽说考较课文时，善馀不如周启祥等背得快，但记住的，决无差错。先生本来就赞赏恭敬敦厚、沉稳勤勉的品性，再加上师母美誉的余音犹响，反过来说这才是“大器晚成”，恼得满心想露一手的周启祥感叹不迭。

再往后，碰到先生师母一块儿出门，“学监”的担子，索性交给了善馀来挑。这时，周启祥和其他一些同学，正愁平时憋着的一肚子不服没地方发泄，有此良机便一个个跑过来挑衅撩拨，甚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善馀。面对种种羞辱，小善馀口里不说，心里明白，这叫得之东隅，失之桑榆，自己受先生恩宠，无形中又成了大家对先生不满的靶子。

然而，好一个善馀，别看他年纪小，琢磨事已懂得了审时度势。他自知家境贫寒，天分不足，无力与人较劲，便狠捏了一个“忍”字诀，以求退守保周全，硬把溢在眼眶里转悠的泪水压了回去。傍晚，先生师母回来，问起情况，小善馀谁的恶状也下告，倒是乡塾的邻居们看不下去，说了公道话，气得先生抓起板子要打捣蛋鬼们的手心。这时，小善馀又出头替大家遮盖，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先生是闯过世界的人，以为孩子的用心“仁厚”，一感动就放过了那几个捣蛋鬼。这样一来，捣蛋鬼们和小善馀相继成了好朋友，“磕头虫”的绰号慢慢地也听不到有人叫了。

倒是大人们啧啧不已，当着先生的面说善馀人小鬼大，表面上看有点儿木讷，其买“世故”得紧。先生爱其所爱，自然忙着袒护，笑眯眯他说：“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论读书，善馀比起启样他们欠点颖悟，但论处世做事，我看他出息大着哩！”

“小神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天，正当毛善馀把“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旧训嚼得滋滋入味时，县衙门里突然来人宣读圣旨，说是：“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原本满心希望在科举上博个出身的毛家父母，一下子傻了眼，失望之际，硬把毛善馀从学堂里带回家来。

道理很简单：读书没了进取，再花那银子干啥？这时，老大、老二已成家分开单过，家里短了劳力，活脱脱的一个儿子，总不能晾在书篮里干晒吧。父亲的主意定了，善馀不敢执拗，离学堂时，倒是先生不忍弃舍，千叮咛，万嘱托，要小善馀好自为之，千万别把学业荒废了。

其实，没有先生的关照，毛善馀也会好自为之，几年的乡塾没有白读，学了诗文长了心，十岁的村童，眼界瞄上了高台阶。眼下，无奈归农，造化随缘，到时候少了本事怨谁？为此，小善馀狠下了决心，白天农活再累，晚上仍是自学不辍；没有先生点拨，就把习过的《大学》、《中庸》反复嚼上几遍，读得烂熟于胸。与此同时，足以自矜的，就是习字，几年用功下来，一笔正楷写得端庄工整，同族中不少进过县学的老廪生看了都夸赞不己。

旧时里衡量读书人，一手字是门面，字写得好，不露诗文就讨了口彩。

更何况乡下人，见着廪生们夸赞，也跟着叫好，一传十，十传百，毛善馀便得了“神童”的美誉，不知不觉地竟引出了一门“倒贴”的亲事。姑娘出自江山礼贤乡的一户小康人家，姓姜名春梅，论品貌都不错，只是比善馀早生了两年。姜姑娘的父亲轻财重才，见了毛善馀的一手好字，认定这娃儿大器，便托人传话，说是只要放过定礼，姜家愿意每年贴一担米供未来的女婿继续读书。

这种人财两得的好事、毛家打着灯笼也难找，怎会拒绝呢？于是，一应程序快马加鞭，不过月余，年方13岁的毛善馀由父母作主和春梅姑娘订了亲事。举行仪式的那天，老六善高一边喝着糖茶，一边琢磨着，倏地恍然大悟，原来读过书的娃儿讨娘子容易，回过头来嬲着父亲直嚷：“我也要上学堂！”

最后得到的是一记巴掌。

隐忍之心

宣统三年（1911年）初秋，在老丈人的资助下，毛善馀考进了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按照张之洞等朝廷大臣们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的。规定只收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相比当年的乡塾，自然是桌子量凳子，高了一截。

毛善馀初辞稼穑，又闻墨香，重新琢磨断弦再续的从学生涯，不争不抢，否极泰来，又一次尝到了忍耐等待、随缘而成的好处。再说新地陌路，无依无靠，他更把沉稳自抑，不露机锋的退守功夫把持得紧了。堂堂一个文溪高小，从上到下，没有不说善馀谦谨敦厚的。

然而，自抑屈从于外力重压，期待得愈多，限制也愈多，自由禀性期以迸放的渴望也愈热烈，就像地表上的岩石一样，硬冷厚重的内在却是奔腾的溶浆。善馀这时的心灵正经受着两重世界的煎熬。白天，他恭敬处事，不为忤逆，仿佛匍匐在别人的世界里。夜里遐思无限，心志张扬，如同驰骋在自主的世界里，忽而高仰，忽而低俯，现实梦境，亦真亦幻，从中心理固然得到了调适，心机却变得超乎寻常的深邃与不可捉摸。当时，文溪高小曾发生过一桩震惊学堂内外的事，详述前因后果，倒很能解读毛善馀这个时期的性格。

当时，和毛善馀一起考进文溪高小的，还有姜春梅娘家的内亲王莆臣，他比善馀小5岁，称善馀为“五哥”。他的父亲是个中医郎中，在城关镇开诊所，相比其他的一些同学，王的手头要宽裕一些，为此就成了一些高年级学生时常勒索的对象，特别是那几个不成器的乡绅子弟，入学就是仗着老子走动县学教谕的门路成就的，平时不好好念书，常常溜出学堂，在外干一些吃喝嫖赌的肮脏勾当，钱不够花了，便敲同学的竹杠。王莆臣年幼力单，在他们眼里就像随意拿捏的羔羊。

面对如此蛮横的强抢豪夺，当“五哥”的善馀不能不拿点当哥的模样来。但“忍辱”惯了的他，出头不敢强项，只会打躬作揖讲好话，这几个小恶棍哪里会吃这一套？听得不耐烦了，索性连带着把毛善馀也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小恶棍逞过威风，扬长而去，毛善馀一声不吭，领着哭哭啼啼的王莆臣回到了寝室，好言抚慰，哄得小弟睡着了以后，方开始倾倒心中的怨毒。他独自盘算了好一阵，想起个人来，那就是早自己一年进文溪高小念书的周启祥（这时已改名为周念行），于是拔足狂奔，半夜里敲开了周寄宿的学生寝室的大门。周念行披上衣服走到门外，两人捉头嘀咕了半天。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学堂里早起打扫院子的役夫在东墙根发现了这几个小恶棍：一个个被布条蒙着眼睛，堵住口，手足并捆，像赤豆粽子一般堆在泥地上。衣服解开一看，浑身上下都是伤痕，抬到家里，足足躺了四五天才可下地。学堂监督找他们一问，说是夜里睡不着觉，便去东墙根处练体操，没想到这里伏了伙强人，不等他们叫出声，便扑将过来，整治成了“粽子”模样。

学监听着没头没绪的讲述，明白是这几个宝贝在外惹祸遭了报应。但碍于受过他们老子好处的情份，自然要装模作样地来一番“缉凶”，结果闹腾了半月有余，也没人提供线索，便打算偃旗收帆。那几个挨揍的“宝贝”怎肯甘休，搜索枯肠，忽然想到了出事前榨过毛善馀、王莆臣那一节事，便跑到学监那里揭发。学监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是全学堂年龄最小的娃儿，一个是全学堂闻名的敦厚“君子”。于是，履行公事般地把毛善馀、王莆臣叫来，轻描淡写地查问了一下。

年小的战战兢兢，敦厚的一脸中肯，结果自然是毫无所获。最后，学监自认晦气，一面托人说情，一面备了厚礼，亲自去那几个小子家里赔不是，这才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谁知，学监还真看走了眼，策划这事件的主谋，恰恰是貌相恂恂的毛善馀，原来，那晚他和周念行嘀咕了半天，目的就是求助。周一听，便说我有个要好的同学戴徵兰（戴笠在文溪高小时的学名），仙霞乡人，最爱打抱不平，何不请他帮忙。于是，周念行从中联络，约好了两人见面的时间。一照脸，互通年庚家谱，真是世界太小，又拱到了一个窠里。原来，毛善馀和戴徵兰不但是同年同乡，而且还有着另一层特殊关系，即戴在乡塾的启蒙先生毛逢工，也是毛善馀的本家伯父。接下来，场面好不热乎，帮忙的事戴徵兰满口应允。

他不像毛善馀惯处弱势，从小就是个作威作福的孩子王，张手便呼来了一群不安分的朋友。毛善馀赶忙制止，以为那几个家伙的老子都是本地的势力人物，明刀明枪地干，到头来大家一起倒霉。不如风高月黑，不露声色地搞一下，让他们瞎猫逮不住活耗子，明吃亏一趟。于是，连日策划如何觅踪，如何埋伏，如何动手，布置得环环相扣，果然一举成功。

事后，戴徵兰对毛善馀深藏不露、长于心机的隐忍功夫十分赞赏；毛善馀则对戴徵兰敢作敢为的胆魄与强悍粗豪的性格钦佩不已，总觉得和他在一起，自抑的积郁得以一吐为快，弯曲的脊柱终可挺直，干什么事都会充满信心。或许就是这种互补的心灵磁力，使得许多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变为现实，戴徵兰很快也成了最能吸引毛善馀的人。

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充分。

“青年会”书记员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番号令，万象更新，等到学生们度完寒假，重返文溪高小时，学堂已按照新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改称为“学校”了，那个学监也有了新名，叫“校长”。然而，对学生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法令宣布对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的废止，初小、高小的学生再也不用读经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提倡“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对靠着读经功夫授课的先生们来说，可是出了大难题。

指望着新教科书指点吧，有关部门一时半会儿编印不出来；靠着自己的理解以救燃眉吧，说透了，这不等于是巾生扮了小花脸，自己出丑吗？于是三五天捱下来，学校里乱了套，闹哄哄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不过，这种状况对戴徵兰一伙倒是很合脾胃，他们早就对旧学堂的规矩厌烦透顶，只要是对着干的勾当，心里一百个愿意，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政府的号令，大旗一挥，猎猎作响，一个个都成了冲击旧秩序的陷阵者，并且还追逐社会上正流行的结社风，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青年会”的组织，以宣传讲卫生、禁止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为宗旨，玩起了新潮。

戴徵兰是发起人，会长的位置自然不会留给别人。周念行笔头功夫不错，诸如“青年会”发起宣言、征集会友启事等舞文弄墨的事，都归他操持，毛善馀写得一手好字，戴徵兰选他当了书记员，总之，丁归丁，卯归卯，大小角色安排停当，“青年会”的活动便风风火火地展开了，逗得那些平时也为旧规矩所累的学生们技痒，纷至沓来，一下子搞得阵容壮大，名头响亮，成为学校里最显眼的学生组织。

毛善馀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当家、一呼百应的场面，尤其是看到曾经仰为泰斗的校长先生在戴徵兰面前平和谦恭的姿态，陡然间觉得体魄撑大了，许多过去敢想不敢说，或是敢说不敢做的禁锢，一下子都解放了。然而，孩子的顽性，怎及得上革新家们的理念，“五育并举”，到了“青年会”手里，便另有一番新内容：“军国民教育”成了每天早晨玩刀弄棒的习武活动，发展到后来寻衅打群架成了家常便饭；“实利教育”，开始还讲究名正言顺，搞个木工部，学点儿手艺。

再往后渐渐地离谱，制成的小家具索性被拿到街上卖掉沽酒喝；“公民道德教育”更不像话，只要到“青年会”里转一转，那种烟雾缭绕、酒气熏人、赌具满地的场面，谁都知道最需要接受道德教育的是准；至于“美感教育”，几乎无从启口，除了议论女人的面孔和身段，就是唱唱黄色小调。后来有人回忆这一时期毛善馀的表现，说他赌钱喝酒均有爱好，也喜欢谈论女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像戴徵兰那么粗放，那么直抒胸臆，而是跟在后面应合，不随意挑头发动话题，不大声作惊人之语，即便笑，也常常是有容少音。

自诩人凤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民国临时政府的北迁和袁世凯的谋篡成功，“青年会”的黄金时代也告结束。不久，袁大总统在指使国会炮制的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内容，一经公布，旧俗张目，包括文溪高小的那些老夫子们，马上闻风而动，联络上江山县的遗老遗少们成立了“孔教会”，发宣言，上呈文，对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思潮大加鞭挞。

“青年会”本来就不伦不类，再加上种种越轨行为的外露，已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到了这时便成了软柿子，被人捏得皮破汁流。紧接着，袁世凯又颁布了《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说是考察当今各学校实际情形，“其管理认真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见，大多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

倘再事因循，不加整饬，恐学风日坏，污俗随之，关系于世道人心者至大..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饬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之。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而示惩儆。”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青年会”可算是遇上灭顶之灾了。前一阵子好不畏葸的老学监立即抖擞起精神，东搜西罗，一下子列了“行为放任”、“言论悖逆”等七大罪名，勒令“青年会”解散，并且警告会中人，若不及时改过，即行斥退。

毕竟是一帮不够斤两的大孩子，忽见棍棒加顶，一个个都吓破了胆，乖乖地收敛起来。好在毛善馀的放浪形骸有影无形，稍纵即逝，惹人注目的只是戴徵兰之类，所以很容易就躲过了先生们的斥责。待一切恢复平静后，毛善馀想想那段放任的日子，心中还是挺留恋的，有时，在学堂外偶尔遇见比自己高一年级的戴徵兰，见他还是那副桀傲不驯的样子，心底里又像是充了电，热热的颇有激情。

不久，县里派来了一位姓周的先生，取代老学监当校长。他倒是治校有方，为了刺激大家发奋，宣布成绩优异的，可以通过考试拔擢跳级，提前毕业。毛善徐本来就把读书看得很重，忽然又有了新的刺激，动力不打一处来。

再加上忍得刺锥悬梁的苦楚，一番用功下来，居然能提前与戴徵兰、周念行等同期毕业。当时，还有一位与毛善馀同时跳级的学生，叫姜绍谟，江山廿八部人，他不仅与毛善馀同年，而且还是毛未过门的妻子姜春梅的本家。这次获得跳级的美誉，比毛善馀来得更不容易。因为他是当年春天考进文溪高小的插班生，年底就毕了业。好事者为之扬誉，点成“一龙一凤”，毛善馀听了十分欢喜，特在发榜前改了名字，叫毛人凤。

考入省立一中

高小生活结束了，按民国学制，再往上有中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周念行、姜绍谟一鼓作气，考进了省立衢州第八中学。戴徵兰和毛人凤因婚约在身，准备先回老家圆洞房之喜。他们匆匆忙忙地送走了两位同学后，一路欢欢喜喜结伴而行，戴徵兰先到吴村乡喝毛人凤与姜春梅的喜酒，然后，毛人凤再去仙霞乡喝戴徵兰的喜酒。

说来也巧，戴的妻子毛秀丛，是本县凤林乡人，查查家谱，与毛人凤同族，论辈称呼，毛人凤叫她姐姐。这样一来，毛人凤与戴徵兰除了同庚、同乡、同学的关系外，又多了一层姻娅关系。这该怎么说呢？两个新郎信一边喝着酒，一边掐数着种种不解之缘，扳落一个指头，干一盅，半个时辰下来，面红耳赤，肢软语塞，头抵着头站不起来，索性压着桌面睡着第二天，阳光灿丽，戴徵兰送毛人凤返吴村乡，两人信步田野，一阵阵泥香随风飘来，拂得青春充溢的少年人心绪跌宕不平。

戴徵兰问毛人凤，今后作何打算？毛人凤不加思索他说：“读书呀。”“那好”，戴徵兰稍稍紧了一下眉头，一拍巴掌爽快他说：“我们就一块儿去。”

来年，两人应期赴试，结果双双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同窗之缘又有了续篇。

省立一中坐落在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城内，毛人风、戴春风（这时戴徵兰恢复了原名戴春风）来到此地，就像是梦游仙境一般，马上被那西子风光、六桥烟粉迷住了，遗憾的是，一中校规太严，平时住宿不算，连星期天外出，也得校方准假，否则就要受到处分。为此，生性不羁、喜好淫乐的戴春风把那舍监恨到了骨髓里，三天不骂睡不成安稳觉。

毛人凤也有悔恼，觉得不该冒冒失失地考这所名牌学校。因为名头响了，开销也大，单是一年的学杂费、膳宿费，就要卖掉毛、姜两家十几担积谷。此外，再算上路费与平时的生活费用，毛人风为一个“穷”字所累，总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一中的学生确实也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居多，讲讲时髦，摆摆阔气，都显着身份，所以一中也被称为“贵族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没些学业上的根基进不了一中，就算进了，冲着“寒酸”二字，也被压得没头没梢的。这种风气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毛人凤的内心矛盾，一方面守着心志（他自诩人凤），不肯放下孤傲的情性；另一方面居势贫弱，蒙羞于同济而无力振翼翻飞。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自抑的隐忍旧习日趋加重，心态常常处在严重的失衢状况中。不知不觉戴春风就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依靠。

因为戴家的经济条件比毛家要稍高一等，更重要的是戴有天生当头的魄力，一招一式震得住别人，敢想他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即便使坏，也毒得公子哥们又敬又怕。比方说花钱，不在乎多少，喜欢兜底翻，讲究囊尽的痛快，花完了，就想法子去捞，不惜坑蒙拐骗，诸如玩些诱赌、帮嫖、吃白食的勾当，因此，在一中算得上是个人物。

毛人凤凭着自己与戴春风的至交关系，出没于种种场合，关键时出个点子，弄得戴春风连连称是，从中多少也挣回点“得意”：瞧！你们谁能跟戴兄亲近到这个份上！如此两年聊度下来，毛人凤借符惊魂，日子总算过得穷而不酸。

谁知平地里突起霹雳，戴春风终因积怨太多，被人告发。校方为严肃校规，下了开除令。辞别的那天，本来就无意于学业的戴春风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大大咧咧地嚷着另奔前程的“豪言”，最后搂着毛人凤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失去了，要是混好了，一定来帮衬你。一席话听得毛人凤鼻子发酸，半天没有言语。

其实，他想的要比说的多。戴春风一走，别人充其量少了个领头顶撞的；毛人凤却不同了，连带着自恃的支架和保持一点自信的依托都离散了。片刻间心里空空的、虚虚的，好像抽掉了一截脊梁骨一样。此后，人也变了样，沉寂得寡言少语，整天埋在课本作业里，学起了“不问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的模样。然而，内心中的自傲挥之不去，积压愈重，期待解脱的渴望也愈是强烈。

五四“弄潮”

这一天没有等得太久。1919年6月，“五四”浪潮冲到了浙江，在北京学生南下代表团的鼓动下，省会各学校的学生马上行动起来。毛人凤所在的省立一中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得进步风气之先，学生们纷纷扔下课本，跑出教室，呼口号，开大会，打电报，发宣言，口诛笔伐卖国贼，把个爱国运动闹得如火如茶。当时，省立一中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在“自治”的名义下把校方搁空，事实上是接管了权力。于是，学校很快变成了学生的天下。

其间，毛人凤又因一手好字，得到了学生会的重用，抄宣言通电，写布告标语，忙得不亦乐乎。革命时期，变是主题，原先奉为资本的旧底，诸如官宦出身，有钱有势啊，大多成了浪潮冲击的对象。相反，无根无基，受辱受压的平民子弟，只要敢于冲锋陷阵，有所表现，获得的荣耀并不比别人少。这一切都足以使毛人凤振奋，渐渐地忘却了先前的卑怯。

不久，运动由“动口”进入“动手”阶段。学生们组织了一支支小队到商店里去查封日货。毛人凤自戴春风开除以后，几乎没有出过校门。这一回却不同了，臂上别着标志，手里举着小旗，往商肆大街边一站，市民们个个向他致敬，商家个个任他差遣，一旦搜出几箱日货，老板那副抖抖索索的模样，就像小鬼见了阎王一样。最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在西湖边上焚烧东洋货的场景，观者如潮，口号声此起彼伏，熊熊烈焰下，群情鼎沸，而主其沉浮者，竟是一中的学生，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自己。

“原来竟能这样！”毛人凤喜不自禁。他从天下为己任中尝到了自己主天下的快感，先前缺乏的自信心一下子喷涌出来，那感觉就好像变成了大人一样。

6月下旬，杭州成立学生联合会，接着分派代表去各地区学校进行宣传活动。鉴于毛人凤的表现不错，一中学生公举他为代表之一，奔赴衢州地区“点火”。有人回忆，平时不大爱在公开场合里慷慨陈词的毛人凤，到了衢州省立八中后，以抵制日货为题目发表的演说，居然得到了一致好评。事后，一些熟悉他的人大为惊讶，才知道闷葫芦里装的药并不少。

在衢州，毛人凤见着了老同学周念行、姜绍谟，还意外地邂逅了戴春风，互道契阔，才知戴被学校开除后，先去浙军吃了一年粮，咂咂没有滋味，扔下枪开了小差，流落在宁波，后来有人传话，母亲寻了上来，把他带回江山，训斥一通，又重新拾起学业来。眼下，刚刚拿到衙州省立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毛人凤见着戴春风，分外高兴，心里一直残存的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似乎突然消失，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更何况，新近又有了独自历练的建树，一说话，情绪少见的高昂，三言两语直把戴春风不好安分的肠子勾痒了。事后，据戴自陈，读书的念头是再也打不起来了，因为多年里浪迹社会，不仅开了眼界，性子也变得更“野”，实在不想重新回到规矩大多，与社会完全隔绝的校园里去了，于是定下决心，准备到上海滩闯荡一番。

毛人凤听着戴春风略显兴奋的表白，不胜啼嘘，到了节骨眼上，他就是拿不出像样的胆魄，瞻前顾后，疑虑重重，又犯了老毛病。他知道继续往下“深造”，家里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的供养费；然而，跟着戴春风去“闯滩”

吧，妻小之累，敬长之责谁来负？想到这里，他觉得两腿沉沉，迈不过拦在面前的沟坎，就连学生运动一时唤起的自以为是，似乎也变得有点缥缈了。

寂寞小教员

不敢走险，只有等待。毛人凤结束了衢州的使命回到杭州不久，发现运动初期迸发的激越正在趋于平淡，权与利的融合似乎也传染了学生，学联已搬到了一幢富丽的小洋房内，平时外出走动，坐的都是头等火车。如果有外地的学联代表抵抗，住宿常选在最好的新新旅馆；用膳是在最著名的聚丰园。

目睹悄悄弥漫开来的奢侈风气，毛人凤觉得这既是诱人的生活，又是不敢企及的生活，偶有染指，便生暗喜，心里对权柄的威力也不胜惊羡起来。很难说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与这个时期朦胧的“恋权”意识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作为裹人涡流的一个经历，这对进入社会和进一步理解人生是有影响的。

就在这时，省教育厅突然作出了各学校提前放假的决定。等到开学，本来已趋于平淡的学潮因一段时间里少了学生们的烘托、立即成了昨日黄花。

一切的一切，很快恢复了原样。或许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比憧憬幻想更现实，毛人凤“退热”很快，尤其是面对先生们依然如故的严厉模样，毛人凤只望能以尽早的回归本分来换取校方的“既往不咎”，好在忍让退守是他习惯的作业，“顺从”了半年，便觉得气氛宽松下来。第二年，他顺利毕业，而且还通过省教育厅的关系，在江山新塘边嘉湖小学谋了个月薪20元的教员职位。

吃粉笔灰当猢狲王的生涯一晃就是几年，日子过得清淡安稳，细嚼嚼别有一番滋味。乡村教员的身份虽然不高，但凭着识文断字的能耐，却受到种田人的尊重，有时发生一些纠葛，少不了要请先生们评评道理。因此，除了月薪以外，毛人凤常有一些仰仗排解纠纷得到的报酬。另外，几年辛苦下来，膝下有了一窝子学生，乍一看，大多聪明伶俐。

将来要是有一两个鹏程万里，当先生的那份荣耀肯定是够张扬的。事实也果然如此，后来这些学生中有毛万里、周养浩、刘方雄等人，相继成了国民党军统局里挂少将军衔的显要人物，就连出自木匠家庭的姜毅英，都成了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如此师生共济一堂，同谋秘事的联袂，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子里并不多见。当然，这都是后话。

不是当兵料

山小不留虎，池浅难育龙。毛人凤既称人中之风，新塘边嘉湖小学就不是拴得住他的地方。不久，广东大革命的风云翻动，毛人凤也和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青年人一样为之吸引，期望到那儿去寻找新的前途。他把想法告诉了父亲和岳父，两位老人家横竖不赞成。就这样，一直拖到1925年的暑假，毛人凤怕错失良机，一狠心，难得来次铤而走险，一个人悄悄地前往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到了广东，正巧遇上军校师生的第二次东征，为了方便学生们随军上课，特在潮州设立了黄埔军校的第一分校，毛人凤经过考试，被录取为潮州分校的第一批新生。

当时，黄埔有个规定：学生进校后，一般都要当一段时间的入伍生，参加军事训练，然后再经审核合格，才能算正式的学生，纳入编列。毛人凤赶上的这一趟，军事训练就是火线练兵的同义词，十几斤重的枪压在肩上，再背着行李，天天冒着炮火往惠州城方向急行军。毛人凤的身子骨本来就弱，进入省立一中后，又有十多年没从事过体力活，哪里吃得住这般折腾，结果不出一周便生起病来，被迫退下火线。

所谓下火线，其实也就等于退学。毛人凤病秧秧地斜躺在床上，一脸晦气。心想：平生难得粗豪一回，丢掉饭碗，辞别老父妻儿，千里奔赴疆场，结果弄得从戎不成，反而身心交瘁，几成废人。“往后能干什么呢？”他不敢细想，只觉得被感伤和惆怅重重地包围了，再数数军校发下的那点可怜的善后费用，连支付看医生的钱都不够。怎么办呢？颠来倒去，只得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信。谁知祸不单行，接到汇款的同时，也得到了老父亲病重的消息。

顿时里，亲情伤心一齐翻将上来，难过得一整天没沾水米，亏得旁人从中解劝，喂汤送药，身子才算离了病床。毛人风估摸着再过三五天，手脚硬朗了，便可启程返乡，偏偏等不得从容，浙江那边传来了噩耗，急得毛人凤来不及与熟人告别，当夜上路，匆匆赶回奔丧。抵达江山县城，正是1926年暮春的一个深夜，为了第二天赶早路，他去悦来客栈投宿，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竟撞上了戴春风。

快三十岁的人了，心情跟早年没什么两样，毛人凤又像是充了电一样，攥着戴春风的手直摇，一身的疲倦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把酒夜话，倾倒酸苦，直聊到烛灭天白。此时，毛人凤才知戴的遭际也不如意，唯一不同的是，戴依然自信无比。“或许这还是条出路。”毛人凤喝干了杯里的酒，把自己在广东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戴春风。

他知道戴性格中的搏杀成份很可能与硝烟的血腥投契，就竭力怂恿他去投考黄埔。戴春风听得过痛，又借着酒热，当下应允。第二天，一个急急奔丧；一个要筹措盘缠，匆匆地分了手。戴春风回到仙霞乡，凑足了路费，直奔广东，并改名戴笠，正式考入黄埔军校。真可谓：栽花有意，插柳无心，戴笠自此平步青云，登堂人室，这也为以后的戴毛携手、抗瀣一气打下了契机。

“代理”秘书科长

办完丧事，嘉湖小学肯定回不去了，且不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道理，单是江山县教育局的那份恼火，已经用“擅离职守”的恶名表达了出来，毫不容情地把毛人凤的教席职位剥夺了。有几个过去暗存芥蒂的士绅，趁机落井下石，打算举控毛人凤“投赤”

（当时统治浙江的孙传芳正是广东方面的死对头），吓得毛人凤闻讯而遁，偷偷溜到了老六毛善高就读的上饶中学躲了起来。未几，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又下浙江，毛人凤才松了一口气，携弟还乡。好笑的是，局势一变，人脸也变，昨日之“罪”，如今倒成了光荣经历。县教育局派人把嘉湖小学的聘书送上门来，还口口声声地要求他去县里宣讲大革命的道理。

毛人凤应也不是，推也不是，心里却把人情世故看了个透，就像歌谣里唱的：“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会什么客，穿什么衣...正在这时，十多年没通音讯的老同学周念行回来了。原来，他从省立八中毕业后，径直去了日本，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回国即投身北伐，眼下已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力湖北省黄肢县县长。这次是；临上任前回家看看，老同学不期而遇，三言两语，便说到了公干上。其时，革命草成，处处需要人才，周念行便向毛人凤发出了邀请，并答应带者六一起去。

黄陂在鄂中是个二等小县，依周念行原拟，毛人风是分派在秘书科长的职位上。不过，公事公办，还得履行一下手续，即呈请省民政厅委任。一般情况下，类似秘书科长之类的幕僚官，上面无从计较，所谓呈请，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偏偏这回不同，那个替厅长捉刀的主任秘书，下了一个暗扣，故意拖着不办，想从中索贿。周念行初入官场，未脱尽书生意气，凭着一股刚正，就是不附合，最后只得以委任科员报民政厅备案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然后再让毛人凤代理科长。这样一来，毛拿着科员的薪水，干科长的差事，挣了脸面，亏了宦囊，尽管如此，他仍然干得十分认真。

当时，县政的重头是整理北洋时期遗留下来的征收弊病，涉及到惩贪选廉、核查资产、清丈土地、重订税则等几个方面，如果上边没有靠山可依，面对贪官污吏、奸商劣绅的联手抗衡，毛人凤真有点心怵。幸亏周念行吃了秤砣，铁下心来要干出点名堂，毛人凤被牵带着也事事躬亲，毫不懈怠，每一项工作如何计划，如何入手。怎样进行，他都细细斟酌，谋定而动，一年多干下来。居然颇有声色，“怪不得戴兄那么看重他”。周念行体会到了老同学的才干，时下时地要夸赞几句。尽管按绩叙劳，毛人凤曾强烈地预感到科长前面的“代理”二字行将抹去，但脸上却丝毫不露骄矜之色，工作反而更加勤勉了。

六年“蜗居”

然而，心机再沉稳，也抵不过局势压人，不知怎么搞的，省政突然牌子一翻，落到了新桂系手里，治道跟着换了味儿。随后，一股“鄂人治鄂”的旋风又刮得甚嚣尘上。周念行是桂系的死对头蒋介石的浙江同乡，用不着考察.就被划人清理的行列。于是，上峰随便捏了个理由，把他“调省听任”了。

主官一倒，毛人凤抓瞎，不要说“科长”二字，连同“代理”一块儿捋了，只剩下单单薄薄的一个身子漂泊异地，看看混不下去了，索性卷起铺盖回了浙江老家。

贱出山，穷还乡，毛人凤又一次尝到了受挫的苦头，憾叹之际，怜惜进取之心，苦干强索，结局仍挣不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道。自此，不再焦躁，静下心来等候那破晓的一鸣。

几年里，他抱贱守贫，安于微职，一会儿在温岭县土地局充任股长；一会儿在衢广公司干干文书；一会儿又去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里当当秘书，归拢起来，都是些比芝麻绿豆还小的官，用毛人凤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四两白于，二两花生米”的勾当，刚够混饭。但他照样干得认真尽职，不出怨言。尽管环顾左右，老同学中有姜绍谟、王莆臣发迹在前；学生中有周养浩出息在后，都不足以推动他迎合攀附。

就这样苦熬苦等了六年，直到1934年夏天，戴笠拍来了一份召唤电报，毛人凤才怦然心动，决定结束“蜗居”的生涯。经过了一番准备，便揣着重燃的希望之火，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一拍即合

戴笠电召毛人凤，说起缘由，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初，毛氏兄弟随周念行在湖北黄肢公干，毛人凤当代理秘书科长，毛万里是个小科员。后来，新桂系控制了鄂政，周念行“调省”另用，毛万里自然也跟五哥毛人凤一样“晾”了起来。但他心思活，耐不得寂寞，颇有“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浪迹习性，在浙江窝了一年多，混不出个人样儿，便拔腿奔了南京。找到当教育部总务司长的老同学姜绍谟，被安排在总务司里当差。若论大小，高不出“四两白干，二两花生米”的档次，只图守着个金陵都城，也算开了眼界。

就这样捱到了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民族矛盾日趋白热化，于是在一片“共赴国难”的呼喊声里，国民党各派开始“大合作”，国民政府重新改组，教育部长一职落到了“CC系”手里，姜绍漠不是团体中人，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自然显得格外生分，他稍加思忖，便以为教育部总务司氏是干不成了，当即递出辞呈，卷铺盖返回江山老家。

毛万里遭受池鱼之殃，怎敢再吃教育部的官饭？只好跟着一起走。途经杭州时，突然从报上看到浙江警官学校招生的广告，心想：三年闯荡，落得一文不名，与其回家让人指戳，不如寻个新的所在，碰碰运气，想到这里，定下了报考警校的念头。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想不到这所坐落在杭州仓桥上的警官学校，竟是个大熟人的辖地。要论亲有亲，要说情有情。原来，就在毛万里随姜绍谟落魄出京时，戴笠正好被蒋介石召去，交代了要其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的重任。戴笠不敢含糊，出了门便全力张罗起来。干特务处，首先得训练一批专门的人才。

于是，借南京三道高井“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课”后进的“洪公祠”办了一期号称“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效果不错。但碍于地面狭窄，无从施展的窘境，戴笠旋即向蒋介石请求，另辟一块清静之地，建成训练场所，最好还能以公开的名义，向社会招生，老蒋觉得这个想法可行，马上签署手令，指定戴笠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事实上也就是鼓励他放开手干。戴笠心领神会，立即保举由胡宗南推荐过来的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往下如教务主任、训练主任等要职，一一换上自己的亲信。一眨眼功夫，就在“CC”系控制的浙江省境内，搞成了一个戴氏“独立王国”。

毛万里投考浙江警校，恰巧撞上警校正科的第二期招生，事实上也就是吸收和训练特务的开始。考试完毕还未发榜时，他打听到了戴大哥与这所学校的关系，心头爆喜，马上写了封信给戴笠。两天后，有人找到旅馆里，直接带着他去警校谒见戴笠。小弟见大哥，老乡会老乡，无需过多的礼仪程式，待毛万里说情了愿意紧随鞍前马后的诚心，戴笠马上发话说：“用不着去读什么警校了。明天就到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本部报到。”戴笠急着用人，像毛万里这样从小在一起滚打过的兄弟，他一百个放心，因此，一经“考查”，便速成“毕业”了。

到底是一方山水的根底，毛万里到了戴笠手下，觉得心也畅，气也顺，一路小跑，往南京杭州打了一个半来回，便从洪公祠老特训班的少尉书记提升至杭州警校特训班的上尉书记，再提升到南京本部的少校秘书。这一连串的腾达，毛人凤全部看在眼里，咂咂滋味，说不出是酸还是甜？其间，毛万里多次劝过“五哥”到杭州跟戴大哥一起于，毛人凤始终阴沉着脸，不表示答应，也不表示反对。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一千个乐意，道理很简单：一来他深深地仰慕着戴笠，相信他能干出一番成就；二来毛万里的腾达，说明戴很讲情谊，而论及情谊，自己跟戴的关系又远远要深于毛万里，倘若前去投靠，那盘果子肯定小不了。然而，他毕竟不像毛万里那么容易将就，内心的自傲养成了矜持的习惯，越是看重与戴笠的交情，越觉得自爱高于一切，怎肯落人不请自来的俗套呢？

每当被这种矛盾的心态弄得寝食不安的时候，他就一遍遍地回忆在省立一中的那段往事：他忘不了戴笠被除名后跟自己辞别的话——“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先去了，要是混好了，一定来帮衬你。”

你说过的话，难道..毛入凤恨不能当面责问戴笠。可他心里明白，真有见面的一天，责问也是多余的了。

其实，戴笠并没有食言的意思，相反倒是被毛人凤的“无动于衷”弄得暗暗伤心。他原以为：自己一树旗帜，毛人凤就会像当年干“青年会”一样，马上附和响应。谁知，左不见动静，右不见动静，便时不时地在批评毛万里的时候，夸奖毛人凤，想借此过过话，敲山震虎，搬动一下毛人凤的腿脚。

偏偏毛万里猜不透“五哥”和“戴大哥”的隐衷——表面上的不冷不热正掩饰着内心的渴求，因此，每每过话，都责备毛人凤不求进取，放着明道犹豫，反而加重了双方的误会：一个以为对方并非“看重”自己；一个以为对方无意出山“帮衬”自己，细想起来，真也是酸楚不已。

一晃眼，两年快过去了，毛、戴之间还是这么“僵持”着。其间，一些过去的同窗好友，诸如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以及江山的小同乡张冠夫、周养浩、刘方雄等，一个尾随着一个被戴笠网罗到了南京。照理，落单生孤寂，再矜持的人也该松动松动了吧。不然，惯有“忍耐”力的毛人凤依旧纹丝不动，反倒是戴笠憋不住了。

他原本喜欢一刀子见血，打了两年哑谜觉着太累，加上这两年特务处发展得很快，规模已今非昔比，不仅有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堂堂招牌，而且据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前不久，行刺张敬尧，暗杀杨杏佛，颠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可谓连战连捷，颇得蒋介石的赞许。美中不足的是摊子越铺越大，驾驭起来十分不便。

上学时，戴笠听先生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从政了几年，这个体会没站住，人到用时方恨少却成了烦恼的症结，有一天，毛万里为了点皮毛小事，与来南京向戴笠述职的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争执起来，一个自以为是头儿的“小同乡”，一个凭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资格，互不相让。事情让戴笠知道了，他不愿落下庇护乡党，结帮抱团的话柄，把毛万里结结实实地训了一通，然后说：“你就不会学学你五哥？”

“那你为何不请他来帮忙？”毛万里嘟哝着，戴笠眼里忽然闪出了一丝光，猛地往前探出身子问道：“你五哥在什么地方？”

“家兄现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毛万里觉着戴笠的口气十分郑重，一边回答，一边打量着戴笠的神色。

“他为什么对县政府的工作那么感兴趣？到我这里来不好吗？”戴笠终于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释然之际，脸有点热。

“是的，是的。”毛万里毕竟经事许多，再懵懂也该明白头儿的心意，忙说：“如果是戴先生要他来，他一定会来的，家兄常在我面前称颂戴先生有远见，有魄力，佩服得很”。后面的话显然是毛万里自己的恭维，但附上去，也不算过。戴笠听了，大觉受用，甚至还有些感动，咧着大嘴笑了，二话没说，唤过毛钟新，按毛万里提供的地址，拟了一份电文稿，即刻发了出去，全部加在一起九个字：“祈即来南京一叙为盼。”

戴、毛两人本来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无论谁主动一捅，就能穿隙而过，两载等待之后，终于有了一拍即合的结局。瞧着毛人凤匆匆打点行装，启程的忙碌劲，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熬资格”

1934年暮春，毛人凤揣着戴笠亲笔写的派令，从南京前往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此前，他已正式履行过加入特工的宣誓仪式，并被叙为上尉军衔，这与毛万里的少尉起点相比，显然是高了一层。另外，他听兼理特务处本部庶务的张冠夫介绍，过去特务处刚创建时，各人的薪水都是按资格裁定的。以黄埔军校的出身为例，第一期毕业的，每月80元；第二期毕业的，每月70元；

递减至第六期，是每月30元。毛万里来这儿时，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但也只能比照五期生，每月拿40元。而毛人凤初来乍到，戴笠亲自指定他的月薪是90元，足见，戴笠对他的重视与信任。临行前，戴笠又把毛人凤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用意。照戴笠的说法，杭州警校其实相当于特务系统中的“黄埔军校”，凡是他有心栽培的人，都必须先从那里干起，一上任，便有了当先生的身份，而后才算得上正宗。

然而，到达警校后，毛人凤才发觉事实与想象距离甚远。校长赵龙文或许看在戴笠的亲笔派令上，还算客气。顶头上司王孔安却是冷模冷样地毫不假以辞色，指派他一个区区文书之职，整天坐在冷板凳上抄抄写写。特派员办公室里，除了书记长以外，还有一批政治指导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一个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模样，根本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换了别人，简直无法容忍。这时，毛人凤才体会到戴笠临行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慢慢地熬资格吧。”熬资格的日子真不好受，除了要容忍以牌子名义压人的鄙视外，时不时地还要受“夹板”气。

说来这也是戴笠自己资格有限（黄埔六期生），且又为人悍狠的结果。这批“黄埔生”当面不敢不敬，背后常拿戴笠引进特务处的江山同乡开涮。毛人凤来到浙江警校不久，就得了“大毛”的绰号。原来，此前已有了“老板”身上“三根毛”的说法。

毛万里是一根，再就是戴笠的妻舅毛宗亮与机要秘书毛钟新，现在加上毛人凤，算是“四根毛”了。为了加以区别，这些贫嘴的家伙就把年龄最大的毛宗亮称作“老毛”；年龄最小的毛钟新叫“小毛”；剩下的毛氏兄弟就是“大毛”、“二毛”了。平时，这些奚落人的绰号，让毛万里当面听到，一场争斗决免不了。惟独毛人凤听之受之，神情泰然。时日一久，“大毛”的名头叫顺了嘴，毛人凤三字倒成了生疏的符号。

有一天，书记长王孔安在办公室里召集政治指导员们开会，会议进行到中途，校长赵龙文把他找去商量要事，耐不住寂寞的“黄埔生”趁机开起了玩笑，毛人凤自然又是众人取乐的对象。有人说：“大毛，你过去叫毛善徐是不是？还有二毛，叫毛善高是不是？”毛人凤不得已地点点头，眼睛仍盯在笔尖上，“忙”着抄写。

那人接着说：“我们乙班有个学生，也是江山人，叫毛善森，大概也是你兄弟吧？”毛人凤一愣，记得本家兄弟中确有个叫毛善森的，怎么他也来了？毛人凤来不及再往下想，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不就有了一个‘三毛’了吗？”引得一场哄堂大笑。毛人凤嘴角抽了两下，以笑非笑，心里充溢着羞辱。会后，他趁人不注意，跑到乙班，跟那个叫“毛善森”的见了一面，才发觉是冒牌货。这人真名叫毛鸿猷，只因当年报考省立第八师范，借用了毛善森的高小毕业证书，才把本名“丢”了。

尽管如此，说法上还是变成了“老板”身上第“五根毛”。对此，毛人凤从不辩解，只在假毛善森毕业后正式登记参加特务组织时，劝他改了名字，叫毛森。这就是日后军统中著名的“浙江三毛”①中的一毛。

对毛人凤在浙江警校“熬资格”的状况，文强（当时是浙江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有段回忆，他说：“（毛人凤）整天足不出户，不言不笑。不管有事没事，总是默默地守在办公桌旁。大概是由于他埋头工作，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一年后被升为记录员。当时，我是警校的政治指导员之一，我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参加政治指导员会议，总见毛人凤一言不发地做记录。

我们抽烟他不抽，我们喝茶他不喝。会后照例有一顿美餐，也不见他入座。在书记长颐指气使的指挥下，他谦恭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显出十足的奴才相。戴笠身边的人，对他无不冷嘲热讽，而他却安之若泰。”

其实，文强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人凤的看家本领，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忍住了，时间不负人，水滴石穿，再蛮横的性子也爆不出火星。有的人甚至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点评“五毛”之际，常常说几句“大毛”的好话。新上任的书记长张行琛就是一个。自接替王孔安后，毛人凤踏实勤勉、不喜张扬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旦发现有浮皮潦草的情况，就亮出毛人凤，要求大家向他看齐。当时，在警校本部附近，有一块被人称为“租界”的地方，专门用来进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工训练，一般人未经特许，是不准出入“租界”的。

但由于工作需要，再加上毛人凤寡言沉稳的禀性，张行躁就把进入“租界”传递公文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师生员工的眼里，这无疑是陡添神彩的一笔，如果说这一年多的生活中还有点滋润的话，恐怕也就像长不好的甘蔗，末尾梢上有点儿甜。

①“浙江三毛”即毛人凤、毛万里、毛森。

小校股长

1935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这也意味着在浙江警校特派员办公室“熬资格”的日子结束了。

然而，升官并不等于长身价，庙宇大了，菩萨也高。就拿武昌行营来说，其实与“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个二合一的班子，说俗了，也就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架子，同时还有着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事实上是这里的头儿，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凭着一年多的警校历练和静心细察的功夫，没过多久，毛人凤便瞧出了其中的一些暗扣。他记得戴笠在阐明特工的含义时，曾连珠炮似他说过一串意思相近的词，所谓：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秘密武器等等。随后去南京特务处本部时，他发现机关不设在复兴社总部所在的明瓦廊，而是单独地偏居在鸡鹅巷53号时，曾有点迷惑不解。现在终于醒悟：

原来，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显然，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不仅自立系统，在工作性质上还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密性。

悟到了这一层暗扣，回头再来掂量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不得不刮目相看了。黄埔四期生的底子，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潜入汉口，被周伟龙抓获。戴笠便以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

自此，戴、周结下厚谊。等到复兴社特务处开山立柜，周伟龙便成了组织中最早的骨干之一。眼下，他明里挂着湖北省警察署长的职，暗里负着特务处武汉站长的责，恃势傲物，眼高过顶，除了对张学良等几个高级官员尚有忌惮外，谁都不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上司，毛人凤犹觉根基虚浮，几天前看着还令他气壮的少校军衔，比照下来，似乎还不如警校当上尉时的心境，真可谓：

庙宇高了金身大，小鬼也须好身量。于是，更加小心谨慎，勤奋工作。一段时间下来，三科的同僚们惊异地发现，新来的毛股长居然是挨训最少的同志，不仅如此，看上去畏怯恭顺的他，还把左邻右舍身上的戗刺都抚平了。

所谓左邻右舍，指的是吃特务饭的同行。偌大一个武昌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不止三科一家，其中有政训处，属于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有第二科，是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它们各事其主，互不沟通，偶有龃龉，互不买帐，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就拿政训处来说，过去就多次与第三科“撞车”，但身为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硬把戴笠压得低去一头。可是，自从毛人凤到任后，与政训处打交道，便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见效的招数有二：一是态度上温良恭俭让；二是方式上推崇“合作”，不搞自守门户。只要你主动烧香拜了人家的佛，人家也会把香烛钱送过来。因循此理，再来个依样画葫芦，与二科的关系自然也不难处了。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姓陈，叫陈昶新，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主任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一个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另一个呢？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

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了十二分的尊重，时间一长，冰消雪融，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不见外”。

而后，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昶新也回赠一些他认为毛人凤感兴趣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这样一来，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令戴笠也获益匪浅。戴笠将毛人凤的做法总结成八个字的经验，即“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加以推广，他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固然浓厚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蜜月”色彩；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天生是块特务料

毛人凤所在的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毛人凤当股长的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介石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相比之下，“防奸”

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灵是干不好的。另外，最最难的，就是甄别情报的用处，能够根据亲疏远近的尺度，恰如其分地递送，否则，不要说干不长，丢乌纱帽、掉脑袋都有可能。

毛人凤谨慎小心、勤勉精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圆转恭顺的处世方式都给他带来莫大的好处，但最管用的，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本领，却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情报的价值，处理时能做到心明如镜、合丝合扣。要点归结起来两句话：首先是当戴笠的“耳目”，其次再是别人的“耳目”。

因此，每有情报，浮在面上的，毛人凤就装进档案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陈郡年——周伟龙——戴笠的路线，往上传递。如果是有“特殊”价值的，他就藏在肚子里，等到戴笠来武汉时单独汇报。比如类似贺衷寒手下那些“政训员”的非法勾当，以及由周伟龙控制的湖北保警系统敲诈勒索，暗通土匪、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他都直接向戴笠汇报，从而使戴笠在与同行的争斗中，有了震慑对手的“秘密武器”。这在戴笠刚刚起步，羽翼尚不丰满，却又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

为此，戴笠暗地里时时称赞这位老同学，天生是块干特工的料，不仅知道蒋委员长交办的公务，更了解自己要办的“私务”。于是，在戴笠的心中，毛人凤的份量日趋加重，每每去武汉“检查工作”，戴笠与毛人凤单独相处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久，毛又悄无声息地干了一桩让戴笠十分满意的事。

事情得从特务处对十七路军杨虎城的侦控说起。

杨虎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后来叛冯附蒋，为“中央”立了功劳，“荣任”陕西省的省主席。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控。杨虎城不甘示弱，明里与蒋周旋，暗里却加紧了反侦控斗争，最后蒋介石忍无可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用邵力子取代了杨虎城。为了避免用招过狠，逼杨走入极端的不良后果，依然保留了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统辖权力，但要求戴笠进行侦控的力度却加强了，重点是杨与共产党以及冯玉详等反蒋势力的来往。

戴笠为了不辱使命，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打入对手内部的“楔子”，此人就是国民党司法史上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出名的胡逸民。

胡逸民原籍浙江永康，是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时出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及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四·一二”政变前后，因与蒋介石有大同乡之谊等关系，一跃而为清党审制委员会主席。没想到爬得太快，遭人眼红，背后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说“胡逸民抓清党，自己的秘书就是共产党！”蒋介石派人一查，属实，唤过来一顿臭骂外加两个巴掌，送进了监狱。

后来靠着李烈钩、蒋伯诚等人的说情，又恰逢老蒋新娶宋美龄的好心情，才被释放出来，并且恢复了监狱科长的职务。这职务官儿不大，油水不小，几年里胡通过建造监狱的工程，捞到了五、六十万元的外快，接着买地皮、造洋房、购汽车、玩女人，胡吃海喝地抖擞起来。不久，暗机有了泄露，要不是看重他与杨虎城部下的特殊关系，有搜集情报的用处，蒋介石非办他个贪污罪不可。

胡逸民接受了“中央”的秘密使命，只身来到西安，杨虎城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马上给他一个陕西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再委他兼任十七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军职。同时还为他主婚，娶了一房姨太太。得人好处，报人恩德。望着位子、娘子、票子一作堆地涌来，胡逸民倒底是听命于蒋介石，还是知遇于杨虎城？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当然是戴笠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重摆棋盘，一眼瞄上了另一颗棋子——胡逸民新娶的姨太太向友新。乍一看，她算不上沉鱼落雁，但身材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稍缺定力的男人，把握不住，便会拜在那石榴裙下。戴笠第一次看见向友新是在一个交际场合上，凭着渔色的本能，立即盯上了她。如果说淫念是他最初对向友新发生兴趣的原因，那么随着毛人凤的调查深入，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利用向友新来完成胡逸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

拗不过戴笠的央请，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出面做东，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等搞了一次私人聚会，戴笠总算是结识了向友新。而后，向友新经不住金钱讨好的攻势，没多久便与戴笠打得火热。看看时机己到，戴笠便装出掏心窝子的模样，用无限同情的口吻甩出了毛人凤搞来的情报。

从戴笠的口里，向友新知道胡逸民不但在老家有个明媒正娶的黄脸婆，而且新近又在外面偷筑香巢，养了一个姓穆的小姐。于是，醋坛子打翻，一口一个“糟老头子”痛骂起来，闹到激愤处，甚至表示了要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戴笠哪能让她这样干，好一番温存，不但满足了肌肤之亲，而且还得到了向友新“效忠”的允诺，自此，有关十七路军及西安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落到了戴笠的案头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方法，这个唯一的交通员就是毛人凤。几个月下来，向友新经毛人凤的精心点拨，“工作”得相当出色，并且正式审请加入组织，成为一名女特工。由此毛人凤获得了戴笠的赞赏。当然，还有稍带的截获，那就是向友新对毛人凤的感激，连带着十二分“热烈”，爽利地把毛人凤强作镇静的外表刮去，撩拨出久埋心中的几条色虫，战战兢兢地爬将出来，为此续下一段情缘，半掩半埋，忍饥挨饿地折磨了他好几年（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世上难有不透风的墙。未久，机警的杨虎城发现内部出了纰漏，种种迹象又连带着胡逸民那边。于是，马上进行整肃，把胡逸民推荐过来的人捋得一干二净。胡逸民知情心惊，一时又理不清头绪，只好闷在屋里死想，慢慢地把疑点聚到了向友新的身上。或许是从爱护“干部”的目的出发，或许更有其他不愿说明的“关切”，戴笠和毛人凤决定再把胡逸民送入大牢。于是，贼喊捉贼地捏了个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老胡铐了起来。

向友新则根据组织的安排，去了冀东。随后，毛人凤也离开武汉前往西北“剿总”。真可谓：卿卿一对野鸳鸯，公事压身各自飞，遗憾乎？无奈乎？这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从“外藩”到“中枢”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东北军“剿共”

无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尾随红军入陕，再与十七路军以及甘、宁、青的“马家军”汇合，继续“剿共”。这里，蒋介石有一个如意算盘：希望通过“剿共”，让非嫡系部队与红军之间相互残杀，借以削弱双方的力量。然而，他又担心弄巧成拙，反让这些杂牌部队有了暗中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机会，甚至接受红军有关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为防不测，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方面，陡然成了戴笠开展特务工作的重点，毛人凤的调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促成的。

常言道：有功受禄，重用升迁。毛人凤来到西北公干，担任的是“剿匪”

总司令部办公厅第三科副科长，职务比先前跨了一步。其实，西北“剿总”

本就是武汉行营的原套班底，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代行总司令的责任，二科科长仍然是陈昶新，所不同的是第三科科长换成了西北区区长马志超，后来改为江雄风，这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马为第一期，江为第二期，论资格，足以压毛人凤一头，可干起“老本行”来，却不比毛人凤出色。再加上毛能审时度势，从不显山露水，凭着为人圆转谦恭，成绩堪佳的本钱，很快叙升一级军阶，提为中校，调任稽查处当秘书。

“大毛”摇身成了“大毛秘书”，认真勤勉的工作作风依然如故。不久，“政训”系统有密报说，东北军内有一份倡导抗日的秘密刊物《活路》在暗中流传。毛人凤凭着自己的经验，马上断定这个情报不准确。因为，此前二科科长陈和新要编印一些军事情报学、炮兵测量学之类的讲义，还请毛人凤帮他想办法，这说明东北军根本就没有印刷设备。

那么，这份《活路》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毛人凤猛然想起以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好像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印刷厂，会不会是那个地方？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科长，商量了侦伺的办法，先从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里借来两个人，然后找关系熟人，介绍进这个印刷厂工作。

不出几天，果然真相大白，《活路》确实是在这家印刷厂里印制的，通常都于夜晚进行，天亮停止。那两个混进去的小特务，为了认证确凿，还偷了一本杂志带出来。与此同时，毛人凤又通过当初向友新留下的、隐伏在杨虎城周围的暗线，得到情报称，杨虎城身边有共产党活动，而且杨的夫人谢荷祯就是共产党。

这些情报汇拢来，看得毛人凤心惊肉跳，不敢怠慢，马上向上司江雄风作了汇报。谁知，江雄风这时正在图谋新的出路，想去胡宗南那儿带部队，随手就把毛的密呈转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刚。

晏道刚名为参谋长，其实是蒋介石派在张学良身边的“监督”。可惜的是，他没干过特务的行当，拿了份《活路》竟直笔笔地找杨虎城质问，杨非但矢口否认，而且把已露端倪的线头全部掐断，毛人凤派往印刷厂的两个小特务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束手就擒曾痛骂：

“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起事端倪的查处不力。

几天后，戴笠随蒋介石去洛阳，专程飞来西安检查工作，毛人凤总觉得《活路》一事大有文章，便将前因后果直接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罢大吃一惊，连连埋怨江雄风潦草，晏道刚误事。接着，把江雄风召来，饬令他扩大侦察范围，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同时，又迅即作出决定，调毛人凤回南京本部机要室当秘书，专门负责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分析与整理。

一夜之间，毛人凤从“外藩”调任“中枢”，能贴附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这意味着外放考察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份突如其来的快意，拱得他嗓子眼发痒，有一天，他在鸡鹅巷53号门口，遇见了浙江警校时的老熟人文强（此时已调任洪公词特训班政治指导员），那一番神态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文强在回忆中叙述了这次重逢的情景：“起初，他还是老样子，谦恭有礼，我也照老习惯叫他大毛。也许他觉得‘大毛’二字刺耳，立刻显出骄矜的神情，告诉我他是老板（戴笠）身边的秘书，说完又以加重的口气补上‘机要’二字。接着便同我称兄道弟了。

在警校时，他把我们这些政治指导员全部视为上级。如今当上了机要秘书，地位变了，唯恐我看轻了他。”显然，自重作为屈就的底蕴，一旦有了机会与可能，还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前后感觉的差异，使文强觉得突然，观察便精细了几分，后来他又发现：

“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么？事变发生后又有何作为？不知什么原因，确凿的实迹至今犹如云遮雾罩，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按常规理论，无论是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还是特务工作的性质，绝无可能让毛人凤自享清闲。这里，只能把一些有关的说法罗列出来，从中寻迹觅踪也罢，以一斑窥全豹也罢，但愿多少能描摹出毛人凤的一些模样。

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月22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

陈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

这时站在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见到蒋介石。

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

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

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识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新机构，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官场角逐中站住脚跟，涂饰出蒋委员长嫡系机关的色彩十分重要，否则就挣不到名份。

于是，他尽可能地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罗致到这里来工作，并且委以各种头头脑脑的职务，其中以戴笠、郑介民、唐纵、张炎元、郑锡麟、徐亮、周伟龙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代表，号称“十人团”，齐崭崭地列入了“开山元老”之列。

这样一来，对外是叫响了，可对内呢？戴笠心里很不踏实。要说原因，难以言表，“野心”是个作祟的大虫。他这人从小就有入主之“癖”，而且一定得自己说了算，别人只能跟着振臂呼应。特务处按照他的想法，就该像个家一样，我是家长，由我当家。后来，他权柄渐重，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大本营指称为家，就是源于这种家天下的思想。

但是，目前业务发展得很快，规模愈大，实现目标的隐患也愈多，其间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黄马褂”。因为论资排辈，恰恰是戴笠的短处，在“黄马褂”里，六期生只能算小弟弟。再说，黄埔系的师生遍布党国要津，凭着一脉，去哪里都不愁吃香喝辣，所以并不怕得罪戴笠。真要想拉下脸来充老大，戴笠深觉底气不足。

于是，为长久计，他决定在“黄壳子”里，慢慢地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核心”来。

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积习，其中“帮亲不帮理”的乡党结最为根深蒂固。戴笠为功利所驱，非但无意摈弃老套，而且乐此不疲。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江山人涌来，前后有戴春榜、戴以冕、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戴善良、毛宗亮、毛宗鳌、毛钟新、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等，不是宗亲姻戚，就是同窗同乡，真可谓：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戴笠的做法自然引起了“黄马褂”们的反感，殃及池鱼，“江山帮”的人，轻则受奚落，重则遭辱骂，犹如家常便饭。举凡碰到这类“官司”，戴笠心里偏袒乡情，却又不愿触犯众怒，表面文章大多以亲严疏宽为主题，先把“自家人”克一顿，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敲打乡党们说，何时才知识大体。

戴笠明白，集中权力必须是胆魄与技巧融合得合丝合扣的过程，猛而易折，欲速不达，最好是随风潜入，润物无声。在早期的乡党中，周念行博学而稍迂；王莆臣聪明何余，老辣不足；张冠夫偏于忠厚；毛万里果敢善断、棱角突兀，容易树敌，戴笠不止一次地训导他：“毛万里这个万（萬）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

相比之下，毛人凤却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机，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周圆，尤其是那一副逆来顺受的阴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黄马褂”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

因此，重用人凤，戴笠称心，且不会引起“黄马褂”们“感冒”。于是，度过“熬资格”的阶段后，戴笠便有意识地增加毛人凤的历练，随后引入“中枢”，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不彰不显地替戴笠揽了一大把紧要的“家务”。

这个时期，毛人凤名为机要秘书，事实上具有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下面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事情发生在1937年的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史称：“淞沪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戴笠率领毛人凤、潘其武等人赶到上海建立秘密机关，坐镇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用以配合中国守军的抗战。有一天早晨，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处长在辣斐德路的秘密机关里突然接到戴笠的电话，要他“立即来一趟”，说完电话便挂断了。那位“黄马褂”出身的处长站着发愣，他不知道戴笠的电话从哪里打来，怎么能够立即赶去呢？一瞥之际，看见坐在旁边埋头文案的毛人凤，有口无心地问道：“毛秘书，你知道江先生（戴笠的化名江汉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毛人凤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可能是福履理路打来的。您得小心一点，此处照例不接待宾客，您坐自备车去，也不可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处长听完后，第一个反应是：人谓狡兔三窟，“老板”已不止三窟了。接下来又暗暗惊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板”在上海的秘窟，连我这个上海办事处长都瞒着，毛秘书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再想想毛秘书刚才那番下级尊重上级的谦恭态度，不由地连抽冷气，暗想“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小人物。”

神秘的“小人物”

认为毛人凤是个小人物，其实是“黄马褂”们长期藐视“江山帮”，惯以职衔资历取人造成的错觉。相反，惊讶之余，陡觉“神秘”，则很能反映出毛人凤薄名之下，权势难测的状况。文强在回忆中就描述过当时他和特务处的其他高级干部对毛人凤的印象，他说：“（毛人凤）的确是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参与什么样的机密，有多大权势”。

就拿处理文件来说，特务处的机要系统分甲乙两室，甲室专门处理呈送蒋介石的文件，内称：“通天文件”。乙室专门处理呈送何应钦的文件，内称：“通地文件”。以往的惯例，这两种文件都由戴笠指定的亲信秘书处理，书记长签字后呈送。这里说的“亲信秘书”，当然是指毛钟新、毛万里、王莆臣、周念行等组成的“江山帮”。一般说来，“通天”、“通地”，界限明晰，秘书们各自为阵，从不跨跃。何芝园专办情报；王莆臣专理外事；毛钟新专职内勤；毛万里专干外勤；周念行负责文书。可自打毛人凤来到南京后，情况就不同了。粗看起来，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埋头于文件处理。可看仔细了，便渐渐发现透着蹊跷，他既办“通天”文件，也办“通地”文件。

那时，特务处的“二把手”（副处长）郑介民率代表团去德、意、英、法等国访问了一阵，好长时间没来鸡鹅巷。访问归来，再审阅文件时，惊奇地发现好多“通天”、“通地”文件的底稿上，都签有“以炎”的名字。以炎是谁？怎么没听说过？郑介民感到迷惑，经打听才知是毛人凤的化名。

类似的惊奇和迷惑，还来自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公干时的老上司周伟龙。

早先，戴笠有个设想——搞一支像模像样的特工武装，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更充分的理由，一直埋于胸际。“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天赐良机，戴笠马上以抗日的名义向蒋介石上了个条陈，建议把上海的青洪帮力量武装起来，利用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既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可在万一失陷的情况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觉得建议不错，表示同意，并要求戴笠具体负责。戴笠找到杜月笙、杨虎、向松坡等人合计，成立了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后又扩充成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面再建一支足有2万多人的“义勇别动军”，配以枪枝弹药。

为了避嫌起见，戴笠把杜月笙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供起来，一个当主任委员，一个当代理主任委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大主任都是空心佬，真正的实权在戴笠手里。

作为戴笠的人，派在行动委员会里，周伟龙不乏心情激动。自背唐生智投蒋以来，足足有十年没带过军队，如今肩负重任，重返沙场，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总指挥，对全局的调控未必及得上“大毛秘书”。照理，特工系统的秘书职责，按条块都有根严格的区分，比如毛钟新是戴笠的私人秘书；潘其武是机关本部的秘书；张冠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各有各的行使范围。唯独毛人凤不受约束，似乎样样都管，特别是在戴笠行踪飘忽，藏首露尾的时候，毛人凤就像戴笠的“影子”，戴有什么指示，常常通过毛人凤下达执行。

12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沪上抗战形势出现逆转，别动军奉命随主力部队撤离上海，仓促间周伟龙突然想起青浦那边还有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未及通知，马上派人赶去。他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戴笠专门培训骨干的所在，十分珍爱，一旦疏漏是要挨板子的。谁知，派去的人到了那里，人毛没见到一根，马上打电话向周伟尤汇报，惊得周总指挥出了一身冷汗，问问周围，没人说得清子丑寅卯，最后无计可寻，只好拿起电话，接通了毛人凤处，才听到对方慢条斯理地说声“抱歉”，训练班昨天晚上就转移到苏州去了，命令是江先生亲自向教育长俞乐醒下达的。

“这我就放心了。”周伟龙表面上回答得平淡，心里骂开了娘，什么“老板”下的命令，还不是你大毛秘书干的好事！回头再想想两年前在武汉行营时倍受“大毛”供奉的情景，心如块垒壅塞，禁不住地将“妈的”二字喷出了口。不久，周伟龙竟为这个过节，请求辞去行委会书记兼别动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足见毛人凤当时的地位与权势有多么非同寻常。

当然也有窥破这层“神秘”面纱的，比如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组长的邓葆光先生就说：“戴（笠）为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戴有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示。这样一来，“老板替身”或“代言人”的形象便慢慢地树立了起来。

“代理”主任秘书

1937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务处本部内迁长沙，再到武汉。

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取消包括“复兴社”在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好在戴笠的大本营，原来就有两块招牌，复兴社的那块挂不住了，索性金蝉脱壳，弄个单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照常办公。再说，蒋介石也不会自阉“耳目”，废弃“秘密武器”

不用。相反，非常时期，他还觉得特工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在这个指导思想驱使下，特工系统开始了全面性的膨胀：原属中央党部指挥的调查局第一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来的调查局二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分别由原来的处长担任。

机构变更与干部任免的拟定，对大本营应是桩喜事，然而，戴笠却未喜先忧。说来也是块老心病，他担心那批“黄马褂”水涨船高，心气跟着膨胀起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副处长郑介民，明摆着可以坐上副局长的交椅了。

过去，蒋介石安排郑来作戴的副手时，戴就因为郑的资格学历高于自己而心里发怵。于是，通过提高书记长唐纵的地位压制郑介民，同时增强秘书的权力，来架空郑、唐，剥去他们的实权，逐步在特务处内部形成了“秘书核心制”。好不容易渐成惯例，突然来个大升迁，郑介民与唐纵都队副处跃入副局之列，心态一猖狂，山里老虎岂非又多了两只？

为此，戴笠急召毛人凤前来商议，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并由毛人凤起草，拟成一段文字呈送蒋介石，大意是：自称资历不够，难孚众望，恳请让委员长侍队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祖来兼任军统局局长，自己为副局长。呈文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连夸戴笠懂得谦虚。于是大笔一挥，允准所请连带着中统的徐恩曾也只能坐到副局长的位置上。

戴笠当上副局长，依次递减，郑介民只能屈就军统局主任秘书的职务；老书记长唐纵则被戴笠“推荐”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如此一去一蔫（而身居局长的贺耀祖又根本无意理会军统的事务），剩下的“山中虎”也就是戴笠一人了。面对这个煞费心机的布局，郑介民说不出地憋气，好端端的副局长高位失之交臂，居然还队当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

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

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1942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

这时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

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

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

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以免隔墙有耳。

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

于是，为了对外改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没有不管的。1939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过去，局外人的议论不少，有的说，毛是戴的“影子”；有的说，毛是戴的“替身”。透过表象，剖析内因，方知双方功利与满足的吻合，灵魂意志无代价地转赠、乃至合壁，才是更深刻的契机。

戴笠对毛人凤倍加重用，与其说是“老板”的知人善任，不如说是毛人凤对戴笠的深知与迎合。早在少年时代，他就领略到了对方的领袖癖，因此在体现权威的时候，他知道戴绝对容不得别人显山露水，损害自己的威严。

可是军统内部谁能时刻保持清醒，不逾雷池一步呢？比如周伟龙、梁干乔、张炎元、徐亮等“开山元老”，酒足饭饱之际，捞着个话引子就顺杆儿爬，吹吹当年的“赫赫功绩”，时不时要捎带出些许“老板”败走麦城的故事。

另外，再就是江山帮的弟子，更喜欢谈谈青少年时代与“老板”摸爬滚打的情谊，即便是说荣耀，小孩子家的玩趣，有多少能登堂入室？结果落了话柄，惹得“黄马褂”们一派不屑言语。这些作为传到戴笠耳朵里，都令他十分不快，明里难以呵斥，便成为“隐病”、“块垒”埋于胸际，一旦到了吐出为快的时候，对象就要倒霉了。

唯独毛人凤是个例外，非但对自己的过去缄默不语，也绝不谈什么“老板”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他倒是最有资格的），真有机会表示意见，他只强调：“我们都是戴笠的部下，有的还是他的学生。”毛人风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比如，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处室的头头脑脑时常以视察工作为名，前去捞油水。

毛人凤从来不凑这个热闹，即便外单位的负责人主动上门邀请，他也是这个态度，而且还告诉人家：“我不是单位的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这些行为落在戴笠眼里，好生舒服，立即觉得毛人凤没有“野心”。

对戴笠而言，毛人凤没有“野心”是不虚妄的，因此他的“谦逊”臣服能做到表里如一。再加上心细如丝、谨慎小心的天性，工作中几乎从下出差错，确实令别人难望其项背。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喜欢仿效蒋介石的办法，一手靠宗亲乡党，另一手靠弟子门生，途径是大办各种特工训练班，由此“学生”就成了他的“三宝”之一（另外两宝是汽车和手枪），所有的特工训练班主任一职，戴笠都自己兼任，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负责，但他们大多只能干一期，或者不足一期，他是怕时间长了，感情这东西会坏事。

息烽训练班的副主任徐亮，是特工起家的“十人团”成员之一，资格很老，待学生也不错，学生毕业后写信给他，称他“妈妈”，戴笠知道后大发雷霆。当时，毛人凤在场，瞧着戴笠拍桌打凳的模样，更将这前车之鉴牢记心头。所以，军统局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副主任安排毛人凤去进行“精神训话”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能不去的尽量不去；非去不可的，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从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另外，自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办“总理纪念周”的活动，渐成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应由机关首长主持，首长不在，幕僚长可以替代。由于戴笠兼职过多，经常外出“视察”，不在重庆，主持“纪念周”的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主任秘书郑介民的头上。

可是，郑介民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很少到军统局办公。依次类推，“代理”

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成了另一个合适的对象。毛人凤却不肯沾这个光，千方百计地笼络贪小的郑介民夫人。以后，轮到纪念周的前一天，他就打个电话给郑太太，逼迫“惧内”的郑介民按时到会，不得有误。这样一来，戴笠越来越认定毛人凤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并放心地把愈来愈多的权力交给了他。

除此而外，毛人凤还能够准确地号准戴笠的心脉，并以此为准绳，处理事务，无论大小公私，从不含糊，那种合节合拍的精妙，简直就像两个躯壳共有一个灵魂，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就拿忠义救国军的移交事件来说，当时迫于上峰的压力，戴笠不敢顶着不办，只得在具体过问此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面前，吩咐毛人凤召回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来重庆接洽。

毛人凤表面上唯唯应允，心里却知道戴笠一肚子的不乐意，因为掌握一支武装历来是他的奢望。于是，毛人凤变着法地予以拖延。不久，马志超来到重庆，毛立即关照他不要逞能，尽量取消极态度。

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分散得很，一旦缺少了上至毛人凤，下至马志超以及各个“纵队”司令的诚意配合，谁有本事一揽子接收下来？结果，移交工作从今年拖到明年，从春天拖到秋天，一直拖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完成，最后，在帮助戴笠进行“劫收”时，却发挥了先锋抢滩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但论起功劳来，首推毛人凤。

类似这样心领神会的默契，还可例举许多。比如戴笠生性喜爱结友，三教九流无所不纳，表面上看，亲亲热热，称兄道弟，真正贴心的并不多。在处理这类关系时，很少有人能像毛人凤那样把得准深浅。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来重庆，按惯例应住在戴公馆里。那一天，恰巧戴笠不在，毛人凤即通知总务处长沈醉准备招待，特别叮嘱，要把戴用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

沈醉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老板”看起来大方，但亲疏有别，凡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人凤看出了沈醉的犹豫，马上强调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否则，“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沈醉听罢，照着办了，果然无事。相反，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海外区区长黄天迈这样的人，大家伙眼里，都以为跟“老板”极有交情，红得近乎发紫，以至于像乔家木、周伟龙、张炎元这样的“元老”，都跟他们套亲近，但毛人凤却处理得很有距离，他知道：“老板”对这两个人只是利用而非信任。

与此同时，在处理有关情报之际，用不着戴笠开口，毛人凤也能对一应“私交”关照得极有分寸。重庆时期，军统局的情报五花八门，除了“反共防赤”、“曲线救国”、“侦控异已”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负有注视蒋介石嫡系部队动向的任务。一旦这方面的情报摆在了案头上，哪些秉公而论，哪些藏拙留中，哪些快送，哪些慢发，毛人凤心中有一把按戴笠心意丈量的尺子。如果是卫立煌、顾祝同之类，就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如果是刘峙、汤恩伯等，抓几根杂毛无妨；如果是胡宗南、蒋鼎文，那就非得掩饰不可，实在瞒不住的，亦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就是毛人凤无条件的敬业态度与无代价的奉献精神旁人难以企及。据沈醉回忆：在抗战时期，毛人凤于“军统局本部大礼堂对面一间小楼房里，安心地呆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拟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有一段时期，蒋介石因受宋美龄、宋蔼龄的影响，对戴笠的某些作为不甚满意，其中也包括他利用乡党挤走郑介民的事。于是，戴笠便想保送毛人凤到中央军事学校高级班去受训，弄个资格，并且避一避眼前的矛盾。

可是谁来取代他呢？戴笠犯了愁，横竖过了一遍亲信的名单，决定把原任上海二区区长的姜绍谟调来，“用龙换凤”。姜绍谟应召来到重庆，戴笠马上会见，表明了要姜接替毛人凤的意思。姜未置可否，当夜便宿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内。第二天一早，姜绍谟5点多钟起了床，在大院里散步。山城雾浓，这会儿还是一片昏暗，只见大礼堂对面毛人凤呆的那问小楼里，透出一线灯光，便走了进去，印入眼帘的是——毛人凤正坐在办公桌前，埋头批阅公文。

姜绍谟脱口道：“哟，你起得比我还早呀！”毛人凤一惊，抬头看是姜绍谟，一边起身让座，一边说：“哪里哪里，我还没睡呢。”这下轮到姜绍谟暗暗吃惊了。事后，他再去见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是别让人凤走吧，我接不了他这份工作。”戴笠忙问为什么？姜把早晨的事说了一遍，声称自己做不到。戴笠没有办法，只得让姜绍谟去了别的部门。其实，有其一，未必有其二；有其二，未必有其三，诺大一个军统局，戴笠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近似于毛人凤的人来。无计之余，只得拿出“人言不足恤”的勇气，继续让毛人凤干下去。

这样一来，毛人凤严然成了戴笠须臾难离、且又是最重要的佐助，私人关系随之也亲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便在排他性极强的领域里，两人也能相互兼容。比如说对待女人，戴笠渔色成性，军统上下无人不知。早年落魄江湖，混迹下层，在此道中耗去不少时光。后来，有了地位，“寡人之疾”

（《孟子》“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语）愈患愈重。平时，见了太太小姐，稍稍有点风骚，骨头酥下去，淫念升上来，单在军统局内部，情妇就有余淑衡、赵蔼兰、叶霞翟、邹志英等一串。此外，还特别喜欢单独接见干部家属，密室谈心，几个小时不知疲倦。所以，知道“老板”这一爱好的人，凡是遇到尴尬的事，大多怂恿“家属”（指小妾相好）出面求情，常常能收到免灾去祸之效，为此，“黄马褂”们戏称这类勾当为“如夫人战线”。

毛人凤不像戴笠，于女人一道玩得那么猖狂，而是脑子里想着，心眼里惦着，看准了出击一下。这一点，戴笠在读中学的时候就知根知底。因此，谈论女人，戴毛之间无所遮拦；把玩起来，也不忌讳谁的先手，甚至来个接力传递也非罕事。军统局的“黄马褂”们有个说法：“大毛”与“老板”总角相交，从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连玩的女人亦不分彼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跟胡逸民的小老婆向友新的关系。

起初，戴笠见色起意，对向友新萌生淫念，及至鸳梦成真，毛人凤帮了不少忙。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单线联系，毛人凤坠入了情网，苦于碍着戴笠的面子，眼巴巴地熬着，一晃就是三年。其间各自历练了一番，向友新改名向影心，先是“嫁”于汉奸殷汝耕，密谋暗杀未遂；继而又因“美人计”被陈果夫戳穿，暴露了身份，灰溜溜地回到军统局本部。

此前，戴笠已看出毛人凤的“苦情”，眼下，趁着重逢的惊喜犹在，决定裁减自家“班底”（指情妇群），割舍转赠，特准毛人凤与向影心组成家庭。当时，军统内部有一个奇特的规定：即“抗战时间，凡属本局职员，禁止结婚”。

道理是先国后家，公而忘私。为此，戴笠还作过一个通俗的比喻叫：“针不能两头尖”，意思是说，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顾了这头，又顾那头。规矩制定出来后，曾有几个偷偷违法的，相继受到了严厉的处分，甚至连戴笠的卫士也无从赦免。

偏偏毛人凤属于例外。结婚前，戴笠亲自替他在重庆中二路的杨森公馆——“渝舍”里借了幢小屋当行辕。洞房花烛的那天，又亲自上门送礼贺喜。

为此，有人背后嘀咕说，毛人凤有妻子在江山老家，如今停妻另娶，公然重婚，是犯国法；向影心原是军人眷属，又没正式离婚，现在毛人凤乘国家离乱、夫妻分手之际，鸠占雀巢，是犯军法；“老板”既已宣布军统职员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还搞“内阁改组”（指重组家庭），是犯家法。罹此三法，罪孽深重，换了别人，早就遭了大殃。唯独毛人凤，屁事没有，足见他跟“老板”之关系的特殊。后来，向影心怀了身孕，生下一个胖小子，毛人凤为之取名叫：毛戴水。体会涵义，又是一个精当的注脚。原来，戴笠命为火旺之相，欲水相济，为此取了个叫江汉津的化名，意为补水。毛人凤恰恰有水多泛滥之忧，命中缺火，因此起了个“以炎”的化名，算作添火求旺。

大处上看，戴毛组合，正应了五行上的水火相济；退一步看，毛人凤不顾泛滥之灾，让儿子再汪出一堆水来。可见，相济戴笠的心志是多么地坚诚！

有人曾对“江山帮”中的高级干部作过一个统计，大多有离开局本部外派的经历。比如姜绍谟，干过沪特区和渝特区的区长；王莆臣先后驻赣、驻陕、驻平；刘方雄当过香港站长；周养浩于1941年接任了贵州息烽的监狱长；甚至连张冠夫和毛宗亮也一度去过香港和仰光公干，只有毛人凤从1936年调回鸡鹅巷特务处本部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戴记特工系统中枢一步，对这种如影随形般的胶漆之状，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戴笠身上一根毛。

谦谦君子

重庆时期，毛人凤除了权柄上大有收益以外，口碑也渐渐好了起来，有一种溢美之词，甚至连戴笠也挂在嘴上，称他有“菩萨心肠”。其中，貌恭言谦的“君子”风范就获誉非浅。其实，这也是毛人凤一以贯之的习性。早先，囿于身贱位卑，被人误以为低三下四；如今形势变了，再坚守不渝，尤其是面对根基深、有来头的重要人物，自然被当成了居位不骄、居功不傲的“美德”。

郑介民与戴笠互有芥蒂，殃及池鱼常常不给毛人凤好脸色看。但这并不影响毛人凤对郑长官恭恭敬敬的态度，时间一长，硬是把郑长官脸上的皱眉纹熨平了。后来，军统局迁到重庆，市面上物资匮乏，价格昂贵，生活不如从前了。毛人凤便利用“内当家”的权力，源源不断地把各种紧俏的东西送往郑氏官邸。

汽油不够了给汽油，开销拮据了给“补助”，甚至连家里使唤的副官、厨子、佣人都由军统局支薪。有时，军统局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检处在外弄到了“好处”，毛人凤总不忘给郑长官送去一份。郑太太禀性贪小，郑长官十分“惧内”，面对毛人凤精神、物质两个方面的“恭敬”攻势，说什么也得在“感激”和“满意”的圈子里找结论了。

当然，对毛人凤的谦恭态度留下深刻影响的还有其他重要人物。据沈醉回忆，当时像张炎元、周伟龙、王兆槐、张业这些“特工元老”为公事去毛人凤办公室找他时，毛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并照例要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正经事。此外，不少外勤区、站的头头脑脑们来重庆局本部述职时，也都对毛大秘书的热情接待留有良好的印象。有一个时期，戴笠的母亲、妻子都住在机关本部，常常和工作人员一起用餐。毛人凤每次走进饭厅，总要先去老太太跟前请安，再向阿姐（戴妻毛丛秀）问好。

然后也不居大去与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儿们坐在一起，而是挤入中下级干部堆里，分别与书记、文书、副官乃至司机们点头示意后，才委身坐下，自管自地吃饭。有时，老太太或“阿姐”看不过去，主动地招呼他，“善徐，就坐在这里吃吧”。毛人凤脸上立即堆起笑容，一个劲地推却，除非戴笠到场吃饭，否则是不敢唐突造次的。

其实，在毛人凤心目中，重要人物的外延是比较宽泛的，他不像常人只留意地位官阶，注重的是一种关系。明里看，工作中的上下级是一种关系；相互之间的需要与配合是一种关系。暗里看，影响或决定毛之命运沉浮的一切因素，也都是关系，有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关系。因此，他对接近戴笠，或者与戴笠有特殊“亲情”的人物，无论职位高低，都保持着十分恭敬的态度。

比如叶霞翟、赵蔼兰这样的女秘书，地位、军阶比毛人凤低，是毛人凤的部属。但态度上，毛人凤却把她们当“上司”一样对待，一口一个“叶小姐”、“赵秘书”，喊得彬彬有礼。原来，这里有个暗机，即赵、叶两人除了公开的职务外，实际上还是戴笠的情妇，向有“枕头秘书”的戏称。意思是说，戴笠平时坐车外出，叶、赵分坐左右，戴夹在中间，疲倦了，便靠在“两个枕头”上打盹、“充电”，然后便恢复了精神。

对这样的“准家属”，毛人凤从不轻慢。又如周念行，论学历资格，过去就在毛人凤之上。现在，戴笠因身份变化，需要装点墨香门面，常叫周念行给他“讲书”，诸如《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家书》、《孙子兵法》等等。毛人凤见状尾随，也摆出了虚心向周大哥请教的样子，而且逢人便说：“我和启祥兄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之间”，这话传到周念行耳朵里，好生受用，回敬的言语便是“善徐谦虚了”。

一旦“谦虚”成为共识，梗阻的力量便大大弱化。在重庆的那段时日里，毛人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军统上层中最“摆得平”的人物之一，甚至像胡靖安这种连蒋介石都觉得扎手的人物，对毛人凤也少有微词。胡靖安此人，文化不高，资格很老（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脾性暴戾，动不动开口骂人，出手打人，老蒋厌恶他，又拿他没有办法，硬塞进军统局挂了个名。

这下可给戴笠出了难题。因为胡靖安在戴笠就读的黄埔六期学生队里当过政治部主任，算是戴笠的老师。本着尊师重道的传统，戴笠敬请胡去息烽特工训练班任了一个副主任的职，并破例地以“代主任”相称。

谁知，胡自大惯了，依然不满意，常常借向学生训话的当儿，发牢骚、骂大街、耍威风。有一次，息烽县执行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方针，搞清洁卫生，县长因事迟到，胡靖安自恃资历，硬将县长拦在街头，迫他当众下跪，弄得人家无地自容，挂冠而去。戴笠怕再闹出什么事，就把胡靖安调回局本部当设计委员，领中将衔，比戴的少将还高了一头。尽管如此，胡靖安还是牢骚满腹，骂声无绝。

面对这么一个扎手的人物，戴笠说不出的讨厌，却又无可奈何，推给别人应付吧，谁都视若“瘟神”，惟恐避之不及。最后只有请毛人凤担纲，经毛人凤三磨两弄，情况居然大有改观，那番降龙伏虎的本领，也就是貌恭言谦的“君子”风范。凡是胡靖安要求的，能办则办，不能办的就堆着笑脸凭他训斥。时间一长，磨平了性子，只要是毛人凤出头，胡靖安也就熄火了。

广结善缘

戴笠在军统局总理纪念周上训话时，有句口头禅，据说是源于一家土地庙门上的对联，叫：“公道公理，婆说婆心”。与会的人听了颇以为然，都觉得“老板”就是“公道”，毛人凤则是“婆心”。事无大小，“老板”说了算，“公道公理”；排忧解难，“善意”待人，毛人凤多的是温良“婆婆心”。

在军统局里，戴笠的悍狠与暴躁是出了名的，不论谁犯了过错，误了事，他都无法容忍，满腔的恶怒迎头砸来，犹如山崩地裂，吓得挨克的人个个面色惨白，冷汗淋漓。如果再稍有点不对劲的地方，性命前程就可能化为粪土。

有一次，戴笠吩咐王莆臣处理一份函件，王无意中给办砸，误了戴笠的事。

为此，王莆臣吓得要命。过去，他听过戴笠“敲木鱼”式的提醒，并以复兴社“十三太保”的酆悌为例，说此君所以倒霉，就在于秘书的使用不当，以至辜负了领袖的信任和期望。因此，你们当秘书的必须准确、谨慎，半点马虎不得。这一回，王莆臣马失前蹄，犯了错误，他担心过不了关，整天哭丧着脸，躲在一边叹气，正巧让毛人凤瞧见，忙关切地上前询问。王莆臣一五一十他说明了原委。毛人凤劝他不要着急，先写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争取主动，然后亲自交到“老板”手里，越快越好。

王莆臣照毛人风的吩咐做了，等他去戴笠办公室递交报告时，发现毛人凤也在那里。情况不出预料，起先，戴笠像点着了药引的挂鞭一样，炸得叭乱响。王莆臣洗耳恭听，唯唯称是。慢慢地觉着火头小了，只见毛人凤站了起来，接过老板的话茬儿说：“璧男（王莆臣表字），你怎么搞的？还当是过去大家当学生子的时候，可以下分彼此啊？现在都吃公家饭了，闯出大祸，江先生可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处处替你担着啦。”

听话听音，王莆臣立即明白：毛人凤是借着批评自己提醒戴笠，不要不顾“亲情”。于是，斜目瞟了“老板”一眼，发现戴笠坐到了椅子上，正看着自己送来的自请处分书，然后叹了口气说道：“算了吧，也别提什么处分了，以后当心点！”王莆臣如释重负，指天划地地下着保证，心里却把毛人凤感激到了顶点。

类似这样的“行善”，毛人凤一般不划界，无论亲疏，出得上力的，都会尽力而为。就拿军统局一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来说，戴笠特别看重，每次都要请一些党政要人和其他机关的首脑到场。这样一来，可就苦了负责布置和筹办会议的部门，诸如布置组、交际股、警卫处等等，稍有不合心意的地方，轻则詈骂，重则挨打，常常弄得满地都是砸坏的板凳和暖水瓶的碎玻璃片，再就是一张张鼻青唇肿的哭丧面孔。逢到这类事，毛人凤总是硬起头皮充当“灭火器”，甚至不惜在众人面前接受戴笠的训斥，直到“老板”

偃旗息鼓为止。事后，他再拿出一笔款子，分别送到被戴笠打伤的人手里，算是聊慰皮肉之苦。钱当然不会花得很多，敛到的好处却不会很少。

沈醉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一桩毛人凤代人受过、笼络人心的事。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乒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到自己手里，于是便把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有关宪兵不法的材料，一古脑儿地搬出来，写成一份近两万字的长篇报告，吩咐文书科的郭子良赶紧抄写出来。

郭子良抄到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便去睡了。第二天一早，戴笠亲自来文书科拿报告，找不到郭子良，一打听说是在睡觉，马上叫警卫从寝室的床铺上把郭拖起来，一问，报告还没誊好，气得他一跳三丈高，抄起棍子要打。毛人凤见状，忙伸手拦住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的，上午一定抄出来。”

戴听罢打不下去，转过身来指责毛人凤不知轻重缓急。戴走后，毛对郭说：

“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一个劲儿地向毛人凤表示谢意。

另外，毛人凤还精于“人走运时，托一把不知道；背运时，拉一把忘不了”的门道，喜欢在逆境中“扶危济困”，让人一辈子记住他的好处。比如前文提到的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渤，以戴罪之身奉召回重庆接受“精神处分”。他去小巷子局本部报到时，总以为挨训作检讨肯定免不了，想不到毛人凤非但什么都没说，还彬彬有礼地为他安排了食宿，当场就给陈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好印象。

后来，陈被安置到第三处任代理处长，因为从来没有干过内勤，犯了愁，“不得不去请教毛人凤先生”。据他多年后的回忆，当时“毛人凤先生很照顾我，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

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的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尽管如此，对毛的好感仍大大地加重了一层。

重庆时期，军统对外的形象不佳，毛人凤曾着力加以改善，不管效果如何，多少也为自己结了不少善缘。比如有一次，军统的一笔公款失窃，秘书室的秘书郭宗尧多次催重庆警察局前来侦破，均无下文，心中非常愤懑。总务处长沈醉因在重庆警察局干过，便自告奋勇地提出，陪郭秘书前往促成此事。谁知道，这位原先一直干外勤的郭秘书，受“戴笠风格”影响太深，一到警察局，三句话不顺，张手煽了对方的传令兵两记耳光，由此惊动了主管长官，只见他疾疾地从楼上走下来，上前询问，话还没说出半句，郭秘书又是一记巴掌，打得人家捂着腮帮子，半晌不敢出声。

沈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小小的秘书，竟然如此霸道，羞恼得他别转身子就走，耳朵里还时不时地听到郭秘书训斥人的大嗓门。回到罗家湾，沈醉向毛人凤作了汇报，10分钟后，毛人凤便下达了免去郭宗尧秘书之职的命令。消息传到外厢，至少警察局方面对毛人凤的“禀公”办事有了好的口碑。

俗话说，多一尊菩萨多一柱香，多一个篱笆多几个桩。自从娶了向影心为妻，毛人凤的善缘越结越多，越结越广。这对夫妇确实搭配得合丝合扣，一个示人“婆心”，一个极其热情。据当时在军统本部行动处任处长的徐远举回忆：“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当时的想法是：依靠戴笠向上爬……未去钻毛人凤的门子。不过，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同我是旧相识，对我很好，经常对我挤眉弄眼，还常常拉我去她家中吃饭，与毛人凤、何芝园、潘其武一道赌博，她总在毛人凤面前说我好。”

如果换了一些不够档次的小角色，只要去毛公馆，向影心也总是以好烟好茶款待，一回生两回熟，短不了还能同毛太太说笑一番。向影心天生有勾男人肠子的本事，大小特务每每从毛公馆出来，心里总是无比地舒畅，比之“老板”，简直别如云泥。

年终一过，春节来到，处长主任等高级干部，一大早照例要赶往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给“老板”拜年，戴笠受过礼拜，年糕招待，众人大气不出，连吞带咽地吃完，如同过堂一般。然后，再结队到毛人凤家，气氛顿时变得松弛融和，大家谈笑风生，纵情恣意，向影心早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酒足饭饱之后，再摆一场牌局，弄到尽兴方归。于是，毛公馆就成了机关职员人人愿去的地方。

另外，向影心还非常善于交际，天长日久，替毛人凤敛了不少极为重要的人缘。当时，他们寄居在杨森的“渝舍”，进进出出的大多是党国权要，诸如何应钦、陈诚之类。毛人凤不彰不显，谁会正眼瞧他？比如陈诚，几乎每天早晚进出都要碰面，毛人凤固然忘不了恭恭敬敬地打声招呼，但陈诚总像没听见一样，随随便便地点点头就过去了。

然而，不出多久，内线有了进展，向影心与陈诚夫人谭祥交上朋友，时不时地拖上男人搓几圈麻将，方城之下碰了个脸熟。陈诚与戴笠关系不和，经常在公开场合辱骂军统和戴笠，但从来没在蒋介石面前说过不利于毛人凤的话，这里自然有向影心周旋的功劳。

再就是何应钦、俞济时、胡宗南等要员，她全部拉拢得很牢，“内眷路线”是惯用的伎俩。尽管，胡宗南当时还没有结婚，但可能成为胡夫人的女士，照例颇受向影心的注视。她知道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宗南又看中了戴的“生活秘书”叶霞翟。未雨绸缪，便开始接近叶小姐，不出几月，调弄得叶秘书亲得直把她叫“姐姐”。

等到戴笠正式决定割爱，把叶小姐转给胡宗南时，向影心的热情又陡升十倍，每次约会前，亲自替叶小姐选择服饰，为她化妆，还唆使叶向“老板”提出留学美国的要求，弄个“博士”身份，再与胡司令“组阁”。后来，叶小姐如愿以偿，更把向影心看成了“骨肉”至亲。由此及彼，连锁反应，胡宗南跟毛人凤也有了诸多的亲近。

慈悲为怀

在军统局里，毛人凤替人通融求情已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军统局第二处发生了部属要联名控告上司的事件，慌得科长叶翔之直冒冷汗，气咻咻地跑到毛人凤那里求助化解。毛人凤一打听，才知是当官的犯了众怒。

早先，第二处所属的党政科科长沈介人，因与国际科科长谢贻徵在办公室出演全武行，被撤了职务，叶翔之有幸接任。此君是军统高干李崇诗的妹夫，自恃有靠，放纵情性，一上台便与一位姓张的女科员演练“楼台会”（指男女暗合），绯闻传到戴笠耳朵里，叶当即挨了一顿臭骂。然而，猫馋难抵鱼肠腥，未久又瞄上了侦缉大队的女特工杨吉昌，着意编排出种种理由与她接近，终于得手。说来也巧，猫儿吃食狗眼红，杨吉昌的顶头上司，侦缉大队的队长谈荣章早就有意于这位部属。如今让叶翔之占了先手，顿时变得心急火燎起来，于是匆匆上阵，大马金刀，喝起了“二锅头”。

如此双龙戏珠般地乐呵了一阵，杨小姐发现自己已怀上身孕，急找两位“耕夫”理论。想不到耕耘时争先恐后的两个男人，面对收获却互相推诿起来。叶说孩子是谈的，谈说孩子是叶的，谁也不肯负责。杨小姐无奈，只好自己找人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送了性命。

杨小姐是军统息烽特训班的毕业生，重庆军统本部机关有不少同学，他们得知杨屈死的原委后，非常气愤，决定联合起来向戴笠控告。戴笠虽然自己渔色成性，管束部属却主张严格，闹出这样的“家丑”，自然不会甘休。

想到这一层，叶翔之和谈荣章片刻间成了“盟友”，结伴来求毛人凤。毛人凤同意帮忙，但考虑到自己与息烽那班人没有特殊关系的缘故，亲自去搬动沈醉。沈醉曾在特训班兼过课，多少有点“师长”的资历。于是奉命出面，把十多个为首人员召来，一起吃顿饭，讲了不少“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宜外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道理。看在“老师”的面上，学生们答应不再控告，但必须盛葬死者，并由叶、谈两家出人送殡，以后每年须去杨小姐坟上祭扫两次。叶、谈满口应允，事情就此罢过，心中都对毛人凤感激不尽。

有时这类关节必须找“老板”通融，毛人凤往往是独一无二的蹊径，换了别人既没面子，也没胆子，更谈不上乐于助人了。军统局汽车队里有个叫马福玉的驾驶员，曾为戴笠开过小车，兢兢业业，忠心耿耿。1940年冬，马福玉奉命去浙江金华出车，为军统局运回一批贵重药品。出发前，汽车队的队长黄四钦托他从金华买一箱文具用品回来，在重庆赚个差价。马福玉答应了。没想到返程途经衡阳时，被宪兵查获，一见文具用品没列在货运证明单上，就把车扣了。后经军统局衡阳站站长李人士出面斡旋，才得以放行。当时，戴笠的侄子也搭乘这辆卡车，目睹宪兵对军统的不敬，十分恼火，回到重庆后，便向戴笠说了前因后果。戴笠听罢，勃然大怒，认为马福玉给军统丢了丑，立即下令送军法处审理。

起初，马福玉还以为夹带一箱文具是豆大点事，不以为然，索性摆出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模样，没有牵带出汽车队队长黄四钦。谁知，小事捅出了大题目。当时，戴笠正在查办蒋介石娘家亲戚王世和（曾任蒋的侍卫大队长，时任74军副军长）的外甥的走私罪，并向老蒋呈送了案情和处理意见。为了标示自己的秉公无私，加大查办走私案的力度，决意拿马福玉开刀，拟成死刑，上报蒋介石。这下子惊动了毛人凤，忙拽着和马福玉有旧交的张冠夫一起去见戴笠，苦苦劝谏，拦阻此事，乃至声泪俱下。

还有一次，原先在军统供过职的缉私署文书科长解鸿祥，为了讨好新主子宣铁吾，主动将军统的档案拿出来，一下子挖走了戴笠两部新式别克轿车。

戴笠向有喜好名牌车的怪癖，抗战期间，进口这类汽车困难，戴笠仍然挖空心思，他除了用军统局的名义采购外，还利用兼管的几个公开机关的名义购车，其中便有利用缉私署名义买的两部别克牌轿车。后来，蒋介石命宣铁吾接任该署的署长，办移交时，戴笠有意把两部轿车转到了军统的名下。不料，解鸿祥挺身揭秘，让宣铁吾抓到了证据，气得戴笠要以“恶奴卖主”的名义，把解鸿样调回本部查办。毛人凤得知马上出面通融，劝戴笠不要这样做，总算让解鸿祥躲过了牢狱之灾。

毛人凤替人通融，虽然不专注于花钱消灾的俗套，但也从不着意无名无状的空头人情，总是想着法子让人感恩知德。沈醉说：“我曾留心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凤由此博得的“好感”究竟大到什么程度？看一看每天照例的“工作午餐”的气氛，便可略知一二。

重庆时期，戴笠兼职很多，但又不肯放松对军统的控制，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规定每天中午在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搞一顿“工作午餐”，由各处处长、各室主任参加，边吃边谈工作，这样，无需多少时间，他就能了解每天的主要情况。但由于戴笠平时为人悍狠，脾气暴躁，享受午餐待遇的处长主任们丝毫没有荣幸感，一个个提心吊胆的，心境就像赴鸿门宴的刘三。这时，毛人凤以代主任秘书的身份入列其中，总是先讲些笑话，松弛一下大家的情绪，等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有时，戴笠因故不能参加，事先打电话告诉毛人凤，指定由毛人凤来主持“工作午餐”。

一到时间，处长主任们赴宴的劲头就高了起来。毛人凤这时也特别能够迎合大家，有意把伙食办得好一点。等到大家坐定，应景的套话简简单单地走过，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天南地北地胡扯一通，真是吃得满意，聊得开心。后来，军统译电科升格为机要组，原科长姜毅英由上校科长进阶为少将组长，也有了参加“工作午餐”的资格。一样是江山人，谁也不防范毛人凤，而姜毅英一来，大家都认为是戴笠的“午餐督察”，专门趁“老板”不在的时候，搜集材料打小报告。

于是，互相扮个鬼脸，打打眼色，嘴巴便上了锁。有个别气粗胆壮的，甚至一唱一合地说刻薄话，奚落姜毅英，气得这位“红粉”少将，哭了好几回鼻子。

“公道”与“婆心”

戴笠在军统力行独裁，习惯于一个声音发号施令。照理，是容不得旁人在眼皮子底下取悦众望的，万一裹带大了，扼制不住，家天下还成什么体统？

然而，毛人凤却是个例外。其间固然有“老板”笃信他忠诚的因素；再就是“公道”为主，“婆心”辅之的原则他能坚守不渝。

毛人凤做“好人”有个比喻，破屋子里点灯——里外亮，既让得到好处的人知道，又从不向“老板”隐瞒。比如叶翔之、谈荣章与杨小姐的情海风波，他就事后向戴笠作了如实的汇报；再如慰问因筹办“四一”纪念大会不力、而被打伤的本部职员，戴笠也是知道的。为此，有个把明眼人，甚至怀疑戴毛之间是否暗中有约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行“霸道”，一个行“王道”，玩的是一硬一软、刚柔相济的把戏。不管这种猜测如何，毛人凤尽量不让戴笠怀疑他的忠诚，以示明人不做暗事的方式确实是十分机巧的。

另外，毛的头脑十分清醒，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比如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于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于是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门来，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襄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老板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风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那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老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宋三小姐（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临走前，他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

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甭提有多高兴。谁知，许忠五居心不善，当晚便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

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后来，戴笠随着蒋介石的重新上台而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正缺人手，戴笠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所以这家伙（许忠五）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他没有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既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为求“扩大战果”，戴笠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其他中共同志。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中共重庆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老板”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为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共产党员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那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

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最后，毛达彪被杀掉了，据说行刑的那天，呼冤不迭，差点把声带喊破。

峥嵘偶露

其实，毛人凤的“菩萨心肠”只是一种假象，是他处于守势时惯用的韬晦伎俩，深深埋于胸际的还有毒如蛇蝎的另一面。比如趁人之危、满足私欲的行为就十分阴损。前文讲到的杨吉昌堕胎而死的案子，毛人凤帮了叶翔之、谈荣章的忙，其中就有谈的老婆奉献肉体付出的代价。又如山西天主教会的特务李广和，借宗教名义，在晋南一带从事反共卖国勾当，后来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派遣，跑到重庆来活动，被戴笠察觉，抓了起来。李的小老婆闻讯前来救援，想见“老板”，没有成功，却先见到了毛人凤。

毛一见这小娘们十分风骚，顿起不良之念，释放李广和的胆子没有，但以此为诱饵，趁机霸占人家内眷的阴损功夫却使将出来。就这样，李广和在牢里蹲到戴笠摔死，小老婆一直让毛人凤受用，唯一的优惠，就是能由毛人凤出面陪同，常去牢里探视男人。

另外，毛人凤公报私仇的手段也十分阴险毒辣，而且无计不施，无孔不入。1940年春，戴笠有一个警卫叫王春泉的，跟财政部的一位李小姐热恋上了，决意结婚。按照军统“针不能两头尖”的纪律，这是犯规的，所以几次申请，几次都碰了壁。王春泉为此大发年骚，背地里指责“老板”不公道，为什么他毛人凤可以结婚，我们就不能结婚！当时军统内部迫于纪律的约束，许多有情人难成眷属，听了王的牢骚大有同感，慢慢地聚成流言，传到了毛人凤的耳朵里，毛从此对王春泉记恨在心。不久，戴笠有事离开重庆，毛人凤代为看家。王春泉掐定烧柴的不敢整治卖炭的，便在罗家湾一带租屋，公然与李小姐结成夫妻。由于操办婚事，负了债务，又抵不住别人的索讨，便仿着同行的模样，铤身外出行诈。他找到重庆的一家商行，对总经理说：“如果贵行想从滇南公路进货，我可以帮忙，我们军统局的汽车队跑这条国际通道，不受检查。”商行经理知道军统局的威风，又听说王春泉是“戴老板”

的警卫，深信不疑，马上拿了笔钱给王，作为定金。其实，王春泉哪有权调动汽车队，没多久便露了馅。商行经理问他要钱，王还不出来，商行经理便写信向军统告状。状文很快落到毛人凤手里，按照常规，毛人凤多半会把当事人找来问明情况，然后再设法缓解，叫人当场感激。如今是王春泉则另当别论了，马上作为要件呈报戴笠。戴笠见王双罪并发，先破“家法”，再犯国法，立即叫军法处开审，确认事实后，判了个死罪。

其间，王妻多次来军统局求情，表示愿意替丈夫还钱。一些与王有交情的同事也指望毛人凤能出面通融，可王春泉还是被枪决了。紧接着，新寡的李小姐便每天在罗家湾唱她的哭丧歌。据当时在军统当助理秘书的王绍谦先生回忆，歌词的大意是：“我的春泉呀，嗳，嗳，你是屈死的鬼呀！说什么不准娶妻，为何大汉奸殷汝耕的老婆（当年向影心作为军统的卧底，曾嫁与殷汝耕为妻）可以嫁人呀！说什么诈骗？实在是没有权呀。有权的有钱又有势，我俩结婚，算犯什么罪呀？就说你有诈骗罪，为何不准我出钱赎呀赎罪呀？”真可谓一字一哭，声声带泪，矛头直接指向了毛人凤。然而，一个星期后，哭丧歌突然听不见了，李小姐也不知去向。

按照军统的规矩，死于工作的叫“殉难”；死于疾病的叫“殉职”；死于家法的叫“殉法”。这“三殉”家属，都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但李小姐却是个例外，人们再也没有见她来军统局领过抚恤金。毛人凤在这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认真思索一下是不难体会的。

“邹伟成事件”也可窥得毛人凤阴毒的一面。邹伟成是军统局本部机关里的一个职员，因为拉一手好京胡，被选为军统局中山室的娱乐股长兼国风京剧团团长。此人身材伟岸，相貌堂堂，很讨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欢喜，向三天两遭地邀上家来伴几段京剧，先是哼哼《玉堂春》，日子一久，彼此稔熟，索性演起了《大劈棺》。因为“伴奏”有功，向影心冒用毛人凤的名义，把邹推荐给杨森，当上了县太爷。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未久流言传到毛人凤的耳朵里，扰得他极不自在，转身射出一箭，假杨森之手把邹的县长撤了。

不过，相比之下，”胡逸民被扣案”更是一个小巫之后见大巫的例证，酝酿时间之长，发动速度之快，诬陷手段之毒都是可圈可点的。

当初，向影心从敌后归来，正打算与毛人凤重温鸳梦，忽然听说胡逸民出狱后，凭着西安事变中的丁点儿功劳得官又得钱，并且在督造汉口监狱的过程中填饱私囊发了迹，眼下正带着穆小姐在南京享艳福的消息，顿时气炸了肺。心想：那死老头子还没跟自己正式离婚，凭什么如此乐呵逍遥？毛人凤一心要娶向影心，也忌讳胡逸民与向的婚约，于是，顺水推舟，怂恿向与胡逸民闹离婚，然后再狠敲那老头子一笔。向影心本是个撒得出手的女子，按着别人提供的地址，威风凛凛地打上门去，三拳两脚就把胡逸民的安乐窝掀了个底朝天。

想不到偏偏碰上了胡逸民，又硬又毒又小气，他估摸着向的背后有人唆使，索性咬定牙关，坚决不同意离婚，并且反客为主地威胁向影心说，你若是自动出走，我就登报声明，小妾卷款潜逃，遂报案追赃。

一时里弄得毛人凤、向影心进也不成，退也不成，反而被动起来。照理，这桩事毛人凤完全可以借助戴笠的帮助，查明胡逸民造监狱时的贪污罪行，不怕他不就范。但又考虑到胡逸民当时正走红，背后又有何应钦、于右任等大佬的支撑，一旦闹出了大局面，终是两败俱伤的事。为此，便硬生生地把这口气咽了下去。戴笠知道后，称赞毛人凤有“大家庭观念”。戴笠的话固然受用，仇恨却铭记心头。转眼又是几年过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时，毛人凤与向影心的关系已由“露水”转为“合法”，生活事业都很顺心。但是胡逸民却险里求生，度日如年。开始是南京沦陷，做了一阵亡国奴。后来跑到上海的租界里充当高级难民，苦于此地米贵，居大不易，只好赎点资本，往金华开家公司，专做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的生意。由于胡在“国军”和汪伪方面有很多旧关系，生意维系得不错，多少攒了些钱，于是就想把在德国留学的儿子弄回来。

当时，德、意、日已签订了《柏林公约》，中德处于事实上的断交状态。

因此要办成这事，非得走通上层路线不可。胡逸民不惜奔波，经杭州去上饶，打算亲自谒见黄埔时的老朋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托他帮忙，请何应钦出面过问此事。想不到树大招风，稍有动静，便被军统负责此类监视工作的地下组织获悉，一封密电发到重庆本部，落到了毛人凤手里。俗话说：

有仇不报，时间未到。毛人凤眯起眼睛，静坐了片刻，一条毒计爬上心来，立即指示军统局派在遂安的外勤负责人陈庆尚，以“资敌嫌疑”的理由，将老胡扣留，然后再弄到由别动军改编成的“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的政治部里关了起来。

其实，所谓的“资敌”，就是毛人凤的欲加之罪、公报私仇。因为，那个时候沦陷区内不准流通法币；国统区内则不准流通伪币，做生意的人必须带着白银和铜元之类的硬通货，而银、铜又均属战略物资，以此类推，自然与“资敌”沾边了。不过，真的要说老胡完全冤枉，也不属实。“资敌”是勉强了一些，“通共”却是货真价实的。

原来，当初特务处把他弄进南昌监狱时，他在牢里认识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的领导人方志敏，两人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其间，胡逸民曾企图利用自己“特殊犯人”的身份，帮助方志敏越狱，没有得逞。后来，方志敏被处死，临刑之前，郑重其事地交给胡一卷纸，托他日后有机会转给鲁迅先生。胡含泪答应了。未久，胡逸民获释，果真信守诺言，找到了鲁迅，而那卷纸就是流传至今的方志敏烈士的遗著《清贫》、《可爱的中国》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惜的是，毛人凤的耳目还不够灵通，直到临死时，仍蒙在鼓里，否则，胡逸民早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沙蟹”的哲学

既便如此，毛人凤阴毒的一面还是被深深地掩盖起来，让人无从捉摸，进而也无法损毁他的“菩萨”形象。为什么他能把情性截然对立的两面捏合得如此精妙呢？“沙蟹”哲学可能是一个注脚。

重庆时期，毛人凤酷爱赌博，尤精“沙蟹”。“沙蟹”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几个人玩，底牌两张，然后每要一次牌就压一轮注，一直要到5张牌，根据牌的搭配分大小，论输赢。如果牌形不好，中途可以退出，但前面押的注就算输了。由于“沙蟹”在摊牌之前，总有一张牌是暗的，预示着很多的变化，因此在押注过程中需要很强的心理承受力，尤其是注押得大时，差不多的人，未等亮牌，已先自被“诈”退了。毛人凤是此道之中的高手，到他家里玩牌的大小特务，开局前互相询问的一句话通常是：“今天是当宋子文，还是当刘纪文？”“宋子文”是“送几文”的谐音，“刘纪文”是“留几文”

的谐音，意思是指多输一点，还是少输一点。为什么毛人凤能常赌常赢呢？

要说手气，不可能东风偏爱周公瑾，最最关键的还是他忍得住，等得起，狠得出。忍时，面对强势，不露声色；等时，无急无躁，静若处子；狠时，凌厉带风，咄咄逼人，所谓“忍、等、狠”三昧。其间，忍是内涵；等是窥伺；狠是出击。不懂得忍，过于浅显；不知道等，把不住机会；不能够狠，难以一举获胜。因此坚于忍，苦于等，才能立于狠，失之一昧便不成呼应。

打牌犹如做人，体会到了情性的层面，底蕴就与处世哲学暗通了。毛人凤自入仕从政以来，居势贫弱，能够青云直上，挣出今天的局面，外靠戴笠提携，内心把持的就是坚于忍、苦干等的要诀，尽管狠辣的阴毒时不时地要翻将出来，但没有十分的把握，他绝不做中山狼式的人物，得志便猖狂。有件事对他的警示意义很深。

前不久，毛人凤为关心军统职员的生活，曾办了个官兵消费合作社，经理由他的江山小同乡担任。此君仗着毛人凤的支持，眼高过顶，时常对同行做出些许傲慢的举动。本来，“黄马褂”们就不满肥水流入江山田的安排，于是，抓着这个触犯众怒的经理，做开了文章。

先由一个人出头，大闹消费合作社，激得“小江山”跳出来理论，稍稍出言不逊，迎面挨了两记耳光。接着，有意来看热闹的人们便使劲拍手起哄，恼得“小江山”捂着腮帮子直奔办公楼，向毛人凤告状。毛人凤听完哭诉，看着小同乡左右肿起的脸颊，心里不好受，一跺脚往戴笠的办公室走去，并以少有的激愤口吻诉述了原委。没想到戴笠听完汇报，脸一阵红一阵白，半天没有发作。毛人凤觉得奇怪，便以试探的口吻询问：“这事该如何处理？”戴笠嗫嗫嚅嚅，很不情愿地说：“凡事总要忍点气。”

从戴笠的办公室出来，毛人凤的面目立刻变得“平静”了，心想：戴笠尚且如此，我还能怎样？于是，源于权柄膨胀而稍稍滋生的“良好感觉”一下子薄得渺如轻烟，惯有的隐忍之心又充塞了胸际，他好言劝走了挨揍的小同乡，默默地庆幸这个突如其来的警示，从此也愈加谨慎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菩萨”面目。要说这跟从前有什么不同，恐怕阅历已把他造就得城府更为坚稳幽深了。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体会体会：

某日，军统派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当稽查处长的何庆龙，邀毛人凤去书场看川剧，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正巧，几个迟到的空军飞行员也有意于这排座位，硬挤进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何庆龙自以为是“领袖耳目”，毫不示弱，结果挨了一顿揍。毛人凤由于忍得住对方的辱骂，没有遭殃。回到罗家湾后，他跟旁人谈及此事，以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忍辱负重才是大器。

这件事虽很小，却不难看出毛人凤把握“忍”字的坚稳，真可谓：大事大忍，小事小忍，从不轻易流露阴狠的机锋。为此，上上下下大多数人都被他的“菩萨”面目蒙蔽了，甚至连戴笠也不例外。后来，沈醉在回忆中谈到：

“毛人凤因为老替受戴笠处分的特务们说情，经常遭到戴笠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正好凑足忍、等、狠三昧的“沙蟹”哲学（这当然是后话）。

夜访“马半仙”

1942年旧历春节刚过，戴记特务组织又迎来了成立10周年的吉日。毛人凤遵照戴笠的指示，亲自出面筹办纪念大会，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有人从金华来重庆，代表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汇报过工作后，拿出一幅文字，说是毛万里为“四一”纪念日拟了副对联，特请毛先生过目，如以为妥善，就请人缮写装裱，正式作为贺仪送来。

毛人凤出身刀笔，诗词联语上的功夫远不及周念行、王莆臣等，但碍于目前的身份，无意屈尊就教，便把身边有“福建才子”之称的潘其武叫来，共同斟酌。

毛万里是临近民国时上的学，步入中学年代，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要说有什么收获，善用白话文写对联算一条。此回拟的草稿也无例外，上联是：“从鸡鹅巷到罗家湾，机构虽有不同团体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调统局，兄弟遍布中外敌我决不两全”。

看完对联，毛人凤不语，等着潘其武发表意见。这位才子虽有名声，但性喜阿谀，逢迎权贵，落在这般场合，点评之语自然不全在文理之中。他先是对毛万里的联语美言一番，什么“内容明白、辞气流畅、对仗工稳”云云，然后归入“正题”，以“家学渊源”的话语，把毛人凤一起捧了进去。

毛人凤是明白人，听得出潘其武未尽真言，至于自家兄弟的农民出身与沾不上边的“家学渊源”更是无稽之谈！于是再三要求潘其武为这段文字润色。潘其武推拒不开，“斗胆”改了两处，一是把“机构”改成“组织”；二是把“兄弟”改成“同志”。随后，毛人凤也改了两处，把“团体还是一个”改为“精神还是一个”；“调统局”改为“军统局”。毛人凤知道，这次“四一”大会，蒋介石要来训话，前不久，他反复强调：“念（我们）是搞抗战建国，念是要提倡礼义廉耻的四维精神”。因此“精神还是一个”。

“调统局”改为“军统局”则是讨戴笠欢喜，否则与中央党部的那个调统局（即中统）分不清楚，读歪了，“老板”会心生不悦（戴与中统素来不和）。

改完了对联，潘其武连声叫好，左看右看，真是辞意好，书法也好，捧得毛人凤十分舒服。毛人凤见潘其武不像要走的样子，便拉开抽屉，取出一盒三五牌香烟，抽了一支递过去，自己则点着一根国烟与潘其武闲聊起来。

毛人凤已养成习惯，在一般同事面前只抽国烟，因为洋烟大多是缉私署搞来的“没收货”，抽了显得不“清白”。

闲聊无轨迹，东扯西扯，慢慢地又转到了戴记特工成立十周年的题目上。

“也不知流年是否吉利？”两只蚂蚱拴在一根绳上，都为前程思虑。毛人凤突然想到自己的起运岁数是“6”，今年46岁，按照命相，该是第四个大运，恰与军统10周年重合，不知纯属碰巧呢，还是老天的有意安排？

潘其武也笃信命相之学，听毛人凤这么说，马上记起一个人来，绰号“马半仙”，自述家门，是“刘神仙”（本名刘从云，是刘湘的军师）的关门弟子，打算极灵，现正住在朝天门附近。于是，当晚瞅个空档，两人结伴来到“马半仙”的住处。

“马半仙”无愧盛名，毛人凤只将生辰八字报上，他便啧啧而叹，称赞这四柱八字搭配得极好，只是命中缺火，须得有火旺之人相扶，便有官运。

接着合起双目，扳指头掐数了一番，也道是六岁起运，今年适逢第四个大运。

一席话听得毛人凤十分佩服，竟与当年自己在黄陂时请人推算的意思差不多。

有了笃信，不缺虔诚。毛人凤马上说明了来意，请“半仙”算算流年荣枯。“马半仙”故伎重演，再作合目掐指状，随后又找出一本“秘笈”翻了几下，振振而言，说是官星逢冲，有些小妨碍，但命宫里自有吉神相值，一生运势，便在这当口上大转！乐得潘其武抢着付了双倍的酬金，不住口地向毛人凤道喜。毛人凤平展着脸面，看不出是喜是忧，披着夜色，两人往罗家湾走，一路闲聊，顺便还买了点吃食。回到家里，斟上茶坐定，毛人凤才暗自揣摩：“那小妨碍究竟是什么呢？”

不小的“小妨碍”

“四一”纪念大会刚过，那“小妨碍”便显山露水了，虽说矛头主要冲着戴笠，但皮存毛附的连带，无一不使毛人凤心惊胆颤。

妨碍的一半来自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疑虑和不满。形成这般“冷却”

的因素太多，实非一日之寒。往前挪，首先是戴笠与孔祥熙夫妇的牴牾，焦点落在战时经济管制、交通检查和缉私权力的争夺上，双方拳来脚去，寸厘不让。偏偏孔家门里不争气，让军统搜集到的“脏东西”太多，单拣那桃色的丑闻张扬一番，诸如孔夫人姘夫的妻子与孔大公子暗中有了一手啦；孔二小姐热衷同性恋，把自己玩的女人转手给父亲啦，直把孔氏家人弄得灰头土脸，面子丢尽。于是，孔夫人宋蔼龄去找胞妹蒋夫人告状，蒋夫人再到委员长面前“下蛆”，说戴笠的坏话，三番两次委员长的耳膜便起了刺。

另外，蒋夫人手里有“王牌”，利用自己跟盟邦（主要是英美）的特殊关系，假洋人之口向蒋介石表达了对戴笠的鄙视与不满的情绪。老蒋听了很不是滋味，深觉有辱国体，妨碍观瞻，接连两次在戴笠有关涉外合作的呈文上批示：“以后最好不要自己出面与外国人打交道，有什么事尽可让外交部或军令部二厅代理”。

戴笠碰了钉子，感觉到委员长对自己犯了心病，怏怏不快地关起门来对毛人凤等发牢骚说：“委员长的病，只有夫人能治；夫人的病，只有孔夫人能治”，随后又说，领袖的苦心应该体谅，与豪门（指孔氏家族）的斗争要坚决进行下去。

另一半妨碍来自于工作上的“纰漏”。最近，军统局派在天津和上海等地的秘密机构迭遭破坏，大批“地下工作人员”变节的变节，脱逃的脱逃；再加上军统内部被共产党渗透的消息传出，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与赏识。

然而，逆船遭遇打头风，妨碍到此并没有为止，相反，郑介民执意要去贵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的一纸请求，勾起了老蒋的猜疑，以为从前种种关于排斥异己的传闻可能是事出有因的。于是把郑介民召来，问他走后，谁来协同雨农（戴笠表字）

管理调统局工作？郑介民说，有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同时还流露出不甚愿意呆在重庆与戴笠共事的想法。这一切都给老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老蒋专门召见戴笠，指责他在军统搞“个人主义”，“不能运用组织”，特别是不该把郑介民“送出去”。接着，又以委员长手令的形式，任命唐纵兼军统局帮办的职务，贺耀祖在宣布手令时，还作了一番特意的解释：今后遇上戴笠离开重庆，军统局的工作由唐纵主持。

帮办原是前清经北洋留下来的旧官称，顾名思义，即有主官副手的意思。

戴笠现职为军统局副局长，唐纵以委员长侍从室第6组少将组长兼军统局（局长）帮办的身份重返“娘家”，无论往哪边靠，都足可与戴笠同称一字并肩王。这对已习惯以“老板”自居的戴笠来说，含义不言而喻。明的方面，老蒋有意要削弱戴的权力，想通过唐纵来实行监督和扼制；暗里看，是老蒋对戴笠的信任赏识打了折扣，正把他由漩涡中心往外甩。

戴笠对此十分不满，一肚子的委屈渲泄到了唐纵身上，这在唐纵1942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可以看出：“雨农约我晚餐，卫兵不让我进，抑留于门口。今日雨农约我去到差，便在门口挡了驾，好在我是不愿去的，否则太不吉利。”唐纵身为“十人团”的老班底，军统局的卫兵不可能不认识他，显然是戴笠事先有关照，要给唐纵来个“下马威”，以表示自己不欢迎的态度。

戴笠对唐纵剑拔弩张，文章做得很表面。而同时心里发怵、充满敌意的还有毛人凤。因为唐纵的出现，事实上已严重地危及到了他的“内当家”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不敢奢望，墙矮有人骑的苗子也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周伟龙就是一个，过去畏惧戴笠不敢声张，现在情势有了变化，积怨外泄，恶状径直告到唐纵那里，一巴掌打两个屁股，发力在毛人凤身上，捎带着把戴笠也告了进去。再就是王孔安，掮着“老招牌”，只在戴笠手下混了个闲差，早就窝着一肚子火。如今攀着唐纵的门沿，凭藉黄埔六期的同窗之谊，话讲得更不留情，说是当今调统局内，有三大危机：

一是特训班学生与旧干部的斗争；二是贫穷与豪华的对立，具体地说就是“工作同志”与“少数吃黑钱”的对立；三是负责干部的请示，得不到解决，但调统局的制度又不得不请示，最后的结果只能助长敷衍塞责的风气，长此发展下去，人心动摇，险局可预，不整治怎行？听话听音，这第三条鞭挞的就是毛人凤。不久，消息传到毛人凤耳朵里，弄得他整天心境忐忑，没着没落地跟悬浮起来一般，比之戴笠的表面文章，紧绷的程度并不逊色。

“第五纵队”案

或许是急于求功、力挽颓势、以求重新获得领袖信任的心情难以按捺，一向聪明的戴笠，一贯冷静的毛人凤开始失态，仓促出动，惹了乱子，使得未暖乍冷的局面陡添了几许寒意，这就是所谓的“第五纵队”案。

事情开始于唐纵奉令兼任军统局帮办的时候，有人向戴笠提供了一个所谓的重大线索：陪都重庆可能隐藏着一个规模巨大的“第五纵队”（意指敌伪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不仅有机关、有计划、有行动，而且成员已渗透到了党政中枢和军统局的高级干部之中。说出秘密电台的隐藏地点，更是危言耸听，竟在“党国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公馆内。

通常，这么重大的线索，必须经过仔仔细细的查证核实，确凿无疑了，才可采取行动。然而，外压重重，时机不待人，逼得戴笠把毛人凤、何芝园等少数亲信找来密谋，大家都为功利所惑，过多地把重心押在了事成之后的爆炸效应上，就连一向谨慎的毛人凤都无法幸免，那感觉就像打“沙蟹”时摸到了决定胜负的好牌一样。

某日早晨，军统局突然召集在重庆所属外勤单位的头头来罗家湾开会，会议由毛人凤主持，戴笠当场宣布：今日下午要集合全部外勤单位的干练人员举行演习，与会者立即回去具造名册，通知有关人员，准时来局本部报到，不得有误。那天下午，大雨滂沱，特工们知道“老板”的脾气，谁也不敢怠慢，冒雨赶到了罗家湾本部，只见人已黑压压地挤满了食堂，正等候集体会餐的开始。

不一会儿戴笠到了，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匆匆用过饭后，全体人员集中到大礼堂听戴笠训话：“从现在起，所有的人员未经毛主任特许，一概不许离开罗家湾本部！”话音刚落，没带行李的人发了急，自言自语地犯起嘀咕。接下来，戴笠又宣布按名册点卯。有一个隶属兵工警卫稽查处的特工，想以不应卯的办法开溜，结果被当场查获，送去“上学”。

再往后，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耳音闪失，误了应卯。

训话结束，特工们散去休息，戴笠再把沈醉等18位可靠的干部召来交底，他说：“这一次不是假的演习，而是一次真的行动，对象是千真万确的汉奸！”一席活惊得众人目瞪口呆，回过神来才明白，一个庞大的搜捕行动就要开始了。

对搜捕行动的要点，戴笠归纳为：“内外夹攻，四面出击”八个字，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事先让毛人凤备好了一大批空白的搜查证和逮捕令，而且连“望龙门”的监房也腾出了许多。实施步骤先从军统内部开始，稀里糊涂中，那些“有重大汉奸嫌疑”的军统高中级干部一个个成了阶下囚，罗家湾大院通夜响彻着“冤枉”的呼喊声。随后，“内部肃清”向外推进，行动快捷，大有奔雷之势。但结果却令人沮丧。原先预计可以得到的证据，丁点儿不见，24小时折腾下来，疲惫外加失望，“可靠干部们”一个个支持不住，陷入了“虚脱”状，急得戴笠犹如困兽，在办公室里乱嚷乱窜，一想到弄巧成拙的后果，禁不住冷汗淋漓。好在毛人凤处事有节，没有直接去捅居正那个大马蜂窝，不幸之中尚留了回旋的余地。

原先按照戴笠的设想，擒贼先擒王，第一步应该踹掉居正家里的秘密电台。毛人凤觉得不妥，苦苦规劝戴笠慎重行事。他说，居院长住的地方是全重庆最敏感的地区，毗邻的有国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等等，这些人物蒋介石都要尊重几分，本局同志怎么唐突得起？万一失手，拿不到证据，惹恼了他们，往委座那里告一通恶状，我们就十分被动了。戴笠觉着也对，临时决定将“掏心”方案改成“投石问路”，即由第四处（电讯）处长魏大铭带着收报机潜伏在居正公馆周围，彻夜监听。同时，又派人伪装成电力公司、煤气公司的职工，寻找各种借口进入公馆，假装查看电表线路，以证实有否设台架线的迹象，一连闹了几天，毫无收获，再参证其他方面的行动结果，才知是中了敌伪的反间计。

几天后，戴笠召集全体参与行动的人员会餐，郑重其事地宣布“演习”结束，并对大家工作勤奋、行动迅捷果敢的表现夸奖了一番，然后再把蒙冤关进“学堂”的中高级干部放出来，以配合“演习”有功的名义抚慰一番。

由于没有去捅大马蜂窝，惊动上层官员，遮掩一番，事情也就过去了。

然而，毕竟有找缝下蛆的局内同志，他们觉着蹈跷，就千方百计地去解那闷葫芦，三探两问，个别“可靠人士”露了口风，便藉以为把柄，发起难来。他们知道矛头直接指向戴笠，斥责他无能莽撞，未必打得痛，衡量一番，尤觉自身底气不足。

于是，刀走偏锋，冲着毛人凤、何芝园杀将过来，好一阵殃及池鱼的攻讦，还真激起了些许波澜，闹腾到最后，竟把毛夫人向影心的不轨行为也扣到了毛人凤的头上，什么怂恿老婆在外招摇啦；毛太太干涉工作，假公济私啦；结交官眷别有用心啦，乃至命犯桃花、招蜂引蝶之类的骂街言语也都写成小报告，送到了唐纵的案头上。

唐帮办的心思

面对小皆不容、纤毫必究的检举报告，唐纵远远没有周伟龙、王孔安那样的“热情”，说来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态。他与戴笠相处，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依靠的一面。当初，从“十人团”起家，靠着戴笠的提携，有了头脸。后来出国当助理武官，镀金身，支双薪，戴笠从中帮了不少忙。回国后，从军统局到侍从室，不管怎么说，都离不开戴笠的举荐，这才有了接近“领袖”的机会，并被叙为少将军衔。如今老蒋赋予信任，重返军统，客观上把自己放在了与戴笠对立的一面，真是论私有情，论公以道，恩怨相交，一笔说不清的帐。

唐纵一生图谋进取，真正留意的其实是正途，很不希望将特工作为终身职业。因此，获悉老蒋打算让他回“娘家”时，连忙央托贺耀祖、陈布雷代为婉拒。至于戴笠的专注与投入，他不但熟知，而且从不计较。比如说，离开军统去侍从室，戴笠玩得是“驱虎出山”的把戏，唐纵却巴不得跳出“山寨”，以求各得其所。

于是，到了侍从室，当戴笠要求唐处理公文能对军统网开一面时，庸纵答应了。一来他不愿与戴笠交恶；二来也无意阻拦戴笠称霸军统的野心。眼下，迫于无奈，又拱到了一个窝里，比比当初，戴笠在军统的影响和作用已无人可望项背，除非是存心找棺材睡，否则就没有必要跟戴笠闹翻。这样一来，发自军统内部的“倒阁”活动，就得不到唐纵实质性的支持，一应恶状、小报告统统锁在抽屉里，留中不发，成了“死物”。

那么，唐纵是不是可以向毛人凤开刀，安慰一下表示“亲近”的老同志、老部下呢？唐纵即便想过，也不愿这样做。一方面投鼠忌器，同毛较劲，不可能不牵动戴笠；另一方面，对毛的为人，唐纵颇存好感，最明显的有虚实两条：虚的是毛对于唐迄今不敢称兄道弟，开口一个“唐组长”，闭口一个“老前辈”，论年龄，唐比毛晚生六年，前辈的称谓略显造作，但听入耳里，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尤其在戴笠表示不欢迎态度的当儿，毛的恭敬是十分受用的。实的一条是毛人凤在生活上对“老前辈”的关心。

时值抗战年代，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经济调蔽，唐纵身为“内廷”，又讲求洁身自好，不允许家眷干越轨的事，因此生活上比较拈据。戴笠平时主张“一手拿枪，一手拿钱”，但不是非要笼络的人，他小气得很。有时唐纵想借辆车子用用，他常会借故推托。

相比之下，毛人凤要宽仁得多，每回分东西，总忘不了给唐纵留一份，并特意派人送到府上。最可心的，还在于毛的善解人意，他知道唐纵珍惜名声，一到分钱的时候，就想出诸如茶水费、交通费、讲课费之类的名头，让唐纵“受之无愧”。因此，毛人凤在军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给唐纵带来坏处，相反还成了唐戴之间的缓冲带。

眼睛一眨，唐纵当帮办已三月有余，执行委员长的旨意究竟如何呢？他心中依旧十分矛盾。这一天（9月22日）正值农历八月初六，已近中秋佳节，上午毛人凤派人悄悄送来了八九月份的“交通费”1600元。唐纵准备写个条子退回去，免得落下“吃多了口软，拿多了手短”的毛病，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询问军统内部的人事问题，为什么外间的人才进不进去？唐纵不敢马虎，回来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不利于戴笠、毛人凤的内容。正在这时，忽听外面一阵喧闹，原来委座特批的“中秋犒赏”发下来了。唐纵碍于身份不争其先，可眼巴巴地等到落班，仍不见有下文，顺便找人问了一下，原来侍从室组长一级的人人有份，甚至连某些秘书也拿到了犒赏，唯独遗漏了自己。唐纵标榜清高，不喜张扬，内心受到的刺痛却很重。

他想，论成绩，自问不在人下，为何得不到犒赏？如果是疏忽，那也表明我在委座眼里不值得记挂。一念之转，准备退回的1600元“交通费”留下了，与之伴随的当然还有那些搜集到的材料。真可谓：天不灭曹，否极又泰来，若不是唐纵日记后来问世，谁能想到这个小小的过节儿？

快刀斩乱麻

唐纵经历内心变故的同时，戴笠也正在深深的苦痛中挣扎，面对帮办分权，诘难纷纷的险局，他不怕。唯独领袖的猜忌和不满最使他懊丧。那一阵子，他特别爱听周念行讲史书、说掌故。当听到唐代周兴、来俊臣之类终因参预武则天阴谋政治太多而被主子所杀时，不无惊悸地对周围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甚至流露出了想辞职出国的念头。

这段时期，饱受忍让之惠的毛人凤在精神上起了相当的作用。他反对“老板”遇险不逞强的消极态度，以为宁愿忍辱负重，也不可拱手退让，否则墙倒众人推的劲头起来，再挽回颓势就难了。他提醒戴笠，委座一直提倡向曾国藩学习，其中就有著名的“挺经”，说的是两人迎面过一座独木桥，哪一个挺得住，迫使对方让道，哪一个就能获胜。

戴笠天分聪明、悍很好强，只要不短精神，依然能迸发出惊人的魄力和能量。再说退缩示弱，本不符合他的风格，稍受鼓舞便振作起来，而且要么不干，干就是痛快淋漓的。他把亲信召来，经过一番密谋运筹，当、当、当，接连下了几步快棋，收到了可喜的成效。

第一步快棋：是通过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萧勃（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副武官）秘密牵线，直接与美国战略情报局挂上钩，迅速促成了中美特工的合作，并且最终建成了煊赫一时的中美合作所。对此，有人捧为壮举，说是戴笠个人发迹与军统局事业鼎盛的标志。其实，就美国方面而言（如梅乐斯等人的评估），无论从对日抗战，还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着眼，都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值得吹嘘，充其量不过是借助重庆、昆明等几个侦测点，搞了一些关于大陆气象及日本海上运输的情报而已。然而，对于困难重重的戴笠来说，却不一样了。

因为蒋介石自武汉会战受挫以后，一直寄希望于美国参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他的期望变成了现实，便一心想搭上美援这条船。恰恰戴笠能不顾老蒋在中苏、中英情报合作问题上对他的种种批评，捷足先登，抢过了中美合作的旗帜，一下子加重了他在老蒋心目中的份量。接下来，在抗战经年，物质奇缺的条件下，戴以合作的名义，又从美国搞到了大量比当时正规部队先进得多的装备，一方面增强了军统局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让蒋介石对他的能力刮目相看，所谓有辱国体、有碍观瞻的指责，统统成了不实之词。

第二步快棋：是对“林世良走私案”的侦破和处理，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林世良本是孔祥熙府中兼理杂务的雇员，后来成了孔二小姐的准情人，展臂挽着粉颈登攀仕途，当上了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的经理，他趁去仰光接车的机会，擅用职权，走私商品图利，被戴笠查获，经蒋委员长核准处于死刑。

林世良案子一曝光，戴笠频频得分。其一，通过展示案情及种种相关的内幕，让蒋介石对孔祥熙夫妇的贪婪无耻，不惜损害“党国利益”的面目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由此大大削弱了夫人阵线对他的诋毁作用。其二，给孔氏夫妇及其喽罗们一个警示，戴笠不是好惹的。其三，争取舆论，取悦民心。对此，40年后，原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丰功》一文中还念念不忘此事。他说：“原先戴先生干特务，除奸杀敌，检查交通关卡，早已闻名遐迩。不过大家觉得这个人可怕，类似红眉绿眼魔鬼模样，社会上并未见得有好怦。

不意自林世良一案公开后，我有一位朋友是浙大教授，就来跟我说，此案不但大快人心，且大家对戴先生的观感亦因之大大改变，认为是硬汉，不怕得罪钜室，一力去整肃贪官污吏；一致有好评云云。”第三步快棋：是迅速对戴记特工系统进行整肃，严求完备划一。所谓完备，也就是建设和完善军统在敌伪统治区内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针，空白的要补充；破坏的要恢复；薄弱的要加强。所谓划一，也就是继续对戴氏家天下体制的强化。

相对于1938年改组伊始的整肃来说，这次是军统体制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大动作，全盘的勾勒与实施仍由毛人凤负责，并且很快地取得了令戴笠满意的成效。先说划一的方面，由于军统内部出现了上下夹攻的反戴浪潮，使得毛人凤在完善组织制度的运筹中更具针对性，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中枢”对“肢体”的控制上。先是援引中统搞重庆实验局的办法，设立上海实验区，然后推广开去，陆续成立了华北、华中、海外等实验区。

实验区与以往各大区站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对口原则指导下的内勤机关；后者是相对独立的外勤指挥机关。如今一改，原先属于“诸侯”（即区、站长）的权力与通联本部的功能，统统收归为内勤机构（实验区）掌握。一方面可以收到运转迅速、指挥如意、提高办事效率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加强了内勤对外勤的控制，严防出现大权独揽、自成“山头”的现象，从而把“肢体”向“中枢”闹独立，谋“反叛”的能量限制到最小的程度。再说完备的方面，首先从军统在天津、上海等要埠的外勤机关迭遭破坏的惨败中汲取教训，然后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应性较强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针。不久，新成立的上海实验区便有“捷报”传来，那种催人振奋的惊喜，不亚于初次获悉“第五纵队”情报时的感觉。说来又是毛氏兄弟的一个杰作。

原来，出任上海实验区区长的毛万里就职未久，便把军统情报与策反工作的触角，直接伸进了南京汪伪政权的心脏，与“三巨头”之一的周佛海搭上了钩，就此铺成一条由重庆经上海直通南京的暗线。这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退的严峻形势下，算是一个惊人的“成功”。佳绩汇报到蒋介石那里，“领袖”终于有了笑颜。于是，给个好脸猛攀援，戴笠抓紧提携起江山帮，就势敛权，诸如王莆臣、毛宗亮、张冠夫之类纷纷兼任了“方面大员”，竟连久任内勤，一直在科长位置徘徊不前的周养浩，也当上了军统局最大的集中营——息烽的监狱长，军衔一下子从中校跃升至少将。对此，有人半是恭维、半是冷嘲地称之为“三级跳”。

天下无巧不成书。这个时期与军统互为犄角的中统局，也在制度和人事安排方面频动手术，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派的首脑，照葫芦画瓢，依模依样地把小同乡抬举上来。落在非同乡籍贯的高级特工眼里，便有了“中统局清一色吴兴（浙江省吴兴县），军统局清一色江山”的牢骚。幸亏蒋介石自己也遵奉黄（埔）、浙（江）、陆（大）的取仕尺度，对军统、中统不出浙江地域的用人方式并不“感冒”，尽管异议纷纷，怨声沸沸，却起不到什么大的诋毁作用。

攻心为上

形势有了松动，戴笠、毛人凤再接再厉，又把改善处境的工作做到了宋氏家族门上（主要是宋子文和宋美龄）。这一点戴笠清楚，毛人凤也清楚，如果不把宋家兄妹从对立的阵营中转化出来，军统最终要在者蒋眼里不见外，恐怕很难如愿。于是营营嗡嗡，绿蝇飞动，一心找起下蛆的缝来。幸亏搞情报的眼线多，三下五去二，便把宋家公子的短处瞄准——崇洋、贪财、怕死、好色。常言道：老拳不打送礼的。你宋子文不是崇洋吗？军统局利用缉私之便，凡见有USA商标的物件，不论吃的用的，尽挑好的往宋公馆送。

不是贪财吗？要趁着国难，利用同乡出面，大办套购外汇和倒卖物资的公司。

军统局便利用管交检的权力，索性为宋公子洞开大门，让他聚敛个痛快。不是怕死吗？早在30年代，宋子文曾遭人暗算，大命虽然不绝，余悸却至今未已。戴笠马上跑来为其改善警卫条件，专门从军统中挑出一批好手当保镖，并改善了警卫装备，加强了防范措施，让宋公子好生感激。

最最得手的，当然是投其好色之欲。为此，戴笠常向宋子文介绍女人，代为物色女人，并且还提供幽会场所。原先，戴笠在香港有个情妇，人称容夫人，是个出名的交际花。这个女子姿色不凡，还调教出了一个比她更为动人的女儿，艳帜高张，为众多登徒子垂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容夫人母女一起到重庆投靠戴笠，凭着戴笠的“色”劲，放在平时早就“统吃”了。

可这会儿，为讨宋公子满意，只好忍痛割爱，让宋子文尝了鲜。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经不任长时间的香风蜜雨，宋子文跟戴笠的交情由私而公，渐入不分彼此的佳境，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男女性事，都可谈得“推心置腹”。

比较起来，争取宋美龄的工作要艰难些。或许女人有凭直觉取人的天性，一旦讨厌了，不愿轻易改变。戴笠为此伤透了脑筋，献足了殷勤，成效十分有限。还是毛人凤心机灵动，见正面攻击不行，就改成迂回包围，把功夫花在了宋美龄周围的那批人身上，上到“黄胖子”黄仁霖，下到用熟了的老妈子等等，无不注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还送上一份数字保密的“节敬”。平时，军统在外面捞到了油水，也不忘给他们送去一份，鼓动得这些人常在宋美龄跟前说戴笠的好话。时间一长，夫人的态度也随之软化。后来，宋美龄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访美国，破天荒地开口向戴笠要一名高级特工当恃卫长，激动得戴笠像过电一样，唯恐应之不快。

笼络人心的工作，外线开展得环环相套，内线同样是丝丝入扣，对象主要集中在唐纵的“基础”上。唐纵不像郑介民，给人以钝厚的感觉，属于“深沉性”，兼有“智多星”的美称。原先在军统局曾得“湖南派”附骥。眼下，再挟天子之令而来，老关系连带着“墙头草”，一时里声誉雀起，颇有居位震主之嫌。从防患于未然的旧训出发，戴笠开始处心积虑地玩起侵削“基础”，架空老唐的把戏，这方面貌似诚善、内心阴毒的毛人凤发挥了很有效的帮衬作用，魏大铭变换旗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魏大铭早先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李范一夹袋中的人物，后来被胡宗南要去当无线电教官。当年戴笠在浙江办警校，培训特工，急需电讯人才，央求胡宗南割爱，让魏转换门庭。因此，就戴记特工系统的电讯行当来说，魏大铭有开山之功。接下来，抗日战争爆发，魏又在破译日军密码，截获敌方情报以及创立国军密码通讯制度的方面，干出了几桩连蒋介石都称道的显绩，就此成了军统中少数有资格骄矜的人物。或许是恃才壮志，得寸望尺，魏慢谩地流露出了想直接挂靠委员长侍从室，使特工的电讯系统单立山头的心思。对这种“分家”行为，戴笠怎可容忍？于是变着法地找碴儿，整治魏大铭；同时再加紧提升江山小同乡姜毅英，以形成对魏的制肘。魏大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等到唐纵重返“娘家”，便主动靠了上去。

心机幽深的唐纵，虽然不想跟戴笠对着干，但有魏这样的实力人物附骥，有利于开展工作，稳固地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互相嘘长道短，问寒问暖，处得日益亲密起来。这些动向，瞒不过戴笠、毛人凤，他们出于改变格局的需要，决定缓和对魏的态度，明里示以拉拢，暗里加紧离间。这时正巧发生了一桩事，成为戴、毛图谋得逞的契机。

事情开始于魏大铭与赵蔼兰的婚姻。这位赵小姐本与叶霞翟、余淑衡等人一样，是戴笠的“枕头”，视为禁脔。但眼看“老板”玩一个丢一个的习性不改，“枕头”们便有了自奔前程的念头。趁着年轻，余淑衡、叶霞翟相继找到归宿。只有那邹志英，觅死觅活地要“从一而终”，结果老板娘没当上，倒先去息烽监狱读“大学”了。赵蔼兰旁观音清，自寻出路，对象选定了电讯专家魏大铭。然而，按照戴笠“针不能两头尖”的规矩，军统人员抗战时间不许结婚，如此有归无宿怎么办呢？魏大铭心情非常沉重。自两年前，戴笠为“犯规”一事处决了王春泉以后，这么长时间罗家湾大院内还没有以身试法的。再说赵小姐又是“老板”的禁脔，谁敢胡来？更不用说事主不“忠”的魏大铭了。想到这里，魏大铭一筹莫展，决计求唐纵帮忙。

旧历春节前夕，魏大铭摸到唐纵家里，把自己的愁绪倾吐出来。此前，他曾向戴笠作过试探性的请示，吃了闭门羹，心中愤然，表示愿不惜以身试法来争取婚姻幸福。唐纵见魏大铭偏于激动，劝他不要失去理智，并答应为此向戴笠求情。魏期望的就是这一点，当下表示感激后离去了。

唐纵果然有信，瞅了个机会跟戴笠说起魏大铭的婚事，劝戴何不明为训斥，暗中结纳，以示恩威并用呢？戴笠不领唐纵的“好意”，马上说这般勾当自己干不来，让唐纵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唐纵说情不成，魏大铭决计一意孤行。旧历春节刚过，唐纵就接到魏发来的帖子，说是婚礼既然在违背军统“家法”的情况下举行，故不宜于“老板”眼皮底下张扬，所以移至江北乡下。这一天，唐纵夫妇光临，想不到毛人凤也去了，令魏大铭格外高兴。一些原本怕惹麻烦的本部同志一扫忐忑，放开了胆量和肚量，猛吃猛喝，场面好不热闹。俟酒足饭饱、闹够之后，毛人凤忽然向唐纵和新郎提议，一起去戴公馆看看“老板”。魏大铭反正豁出去了，凭着酒壮人胆，爽快地答应下来。于是众人一行向戴公馆走去。

到了戴公馆，戴笠指着魏大铭一顿臭骂，直到骂倦了，才回头问唐纵：

“你看该如何处理？”唐纵想帮魏大铭的忙，又必须顾忌戴笠的威信，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建议给魏处长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戴笠听罢连连摇头，直面垂头丧气的魏大铭说：“这样吧，我特准你结婚，并发给你一万元！”一席话听得三人中倒有两人（毛人凤除外）如雷炸耳，目瞪口呆，等到回过神来，魏大铭惊喜之际流下了眼泪，唐纵却如同闷棍击顶，一口气堵在了胸里。当晚，灯下冥想，反复思忖，恍然明白，自己中了戴、毛的圈套，于是便以《权诈可畏》为题目，在日记中叙述了此事的全过程，并把毛人凤抱怨了一番，他说：“……乃便追问人凤，彼对大铭事何以要我同来？岂非故意使我为难！是否有意破坏我与大铭的感情，而故意示其权威”？最后的结论针对戴笠而发，“其权诈令人可畏！”遭此一挫，唐纵对军统局“帮办”的差使益发意趣索然，而那些原以为附骥帮办能够扬眉吐气的老同志、“墙头草”们，见魏大铭已与戴笠重叙旧好，生怕缺了呵护，成为断奶的孩子，僵旗的偃旗，沉默的沉默，反戴势力终于受到了全面性的遏制。

面谒蒋介石

1942年秋某日，是毛人凤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戴笠去老蒋在黄山的官邸，汇报筹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情况，他特意带上了毛人凤，并把他向蒋介石作了单独的引见。过去，蒋介石来军统参加类似“四一”纪念大会这样的活动，照例有接见高级干部的程序。逢到这种场合，戴笠总是把郑介民、唐纵、周伟龙这班“黄马褂”先引到台中间亮相，平时显得权力很大的毛人凤反而落在了后面，以图给老蒋留下一个重用黄埔生的良好印象。现在，经过了整肃平“叛”，戴笠觉得让毛人凤公开出头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碰上有重要的汇报场合，他就把毛人凤带上，甚至包括面谒蒋介石。

毛人凤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地单独谒见“领袖”，平时不好吹嘘的他，回到罗家湾后竟按捺不住兴奋，破例地找一些好友来分享得意。据他说，蒋在办公室接见的时候，态度非常随便，完全没有平时的那种庄严气息。他还叫人端来一盘甬式点心，一面吃一面同戴、毛谈话。“这是领袖对我们亲切和信任的表示”，毛人凤一脸崇敬相，感动不已地说。

凡是了解蒋介石接见部属习惯的人，都不怀疑毛人凤的结论。据一些侍从官员回忆，蒋介石接见武职和文职部属的态度确实大为不同。凡武职，要么是黄埔生，有学生见校长的性质；要么是部属，有下级见长官的性质，均以军礼仪节行事，所以这时候的老蒋显得很威严。对于文职，蒋要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通常会请人坐下。但要随便到吃着点心谈话，却鲜有可见。说来这里还有毛夫人向影心的一段功劳。

原来，蒋介石有个嫡亲外甥竺培风，从小和蒋纬国一起读书玩耍，一起长大，极讨娘舅蒋介石的欢喜，后来年龄渐大，一直没有遇上合适的女子完成婚娶大事，蒋介石十分关心。当时，毛人凤夫妇借居杨森的寓所，向影心凭着一手交际功夫，与房东婆、杨森最宠爱的四夫人田蘅秋打得火热，不知她从什么地方获悉老蒋关心竺培风讨老婆的事，便通过俞济时夫妇成功地做了一回大媒，把杨森与田蘅秋生的三女儿杨郁文介绍给了竺培风，由此爱屋及乌，连带着对毛人凤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再加上毛人凤的一口浙江话，为人又态度恭敬，见面便有了人生情分熟的感觉。

蒋介石谈完公事，有时候喜欢拉拉家常，问问对方的父母、家庭、籍贯等情况，三言两语就从江山的毛氏谈到了奉化的毛氏，引出了一线渊源。当年奉化石门的毛氏宗祠大门上有副对联，上联是“江山衍派三千里”；下联是：“宋室开基八百年”。说的正是奉化毛氏从江山迁去的历史。宋朝时，江山有个叫毛旭的进士去奉比，看到那儿景色优美，便定居下来。蒋介石的原配毛福美，就是奉化毛氏。这样七拐弯八抹角，老蒋与毛人凤就沾上了“亲”字。可见，毛人风力“亲切和信任”而深受感动的话语，并非言过其实。

打这以后，戴笠有事离开重庆，就直接对老蒋禀明，局本部的工作交与毛人凤了。对此，老蒋非但没出过异议，而且还逐渐养成了戴笠不在重庆，有事直接找毛人凤的习惯。对于这个演变过程，沈醉的回忆是：“最初蒋介石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凤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凤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凤去时，最初大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以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身份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由唐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长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业务也熟练，便开始直接找他。约在1943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正和我们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他高兴异常，立即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谈到蒋见他的情况。以后蒋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习以为常，不是那么感到紧张了”。

不过，毛人凤一直没有利用面谒“领袖”的机会显山露水，照沈醉的说法，“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材。因为几年间在戴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恐怕这也是毛人凤心计过人的地方，否则就做不成戴笠身上的一根毛了。

登堂入室

1943年夏天，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郊区磁器口正式成立，经蒋介石批准，戴笠以军统局代局长的名义兼中美合作所主任。按照国民党陆军编制，军统局局长应该是中将军阶。然而，由于受到名额的限制，陆军中还通行另一个惯例，即对一些新近提升的军职，可以先用“叙阶”。比如授阶陆军少将，提升后称叙阶陆军中将，意思是一有名额空出，再予以扶正。“叙阶”阶段允许挂中将领章，享受的待遇却只能是少将一级。眼下，戴笠的局长前面按个“代”字，能否叙中将阶，似乎在两可之间。不过，于中美所正式成立的典礼上，他还是给自己佩带上了中将领章。

戴笠一跃而为代局长，副局长的位置自然由郑介民填补。依次推移，主任秘书非毛人凤莫属了。于是，在中美所成立庆典前，蒋介石亲自允准一批人事任命状，戴笠加个“代”字，毛人凤减个“代”字，一增一减，都得了实惠。毛人凤尤为感慨，想想此生颠簸仕途，长期以来名实不符，直到今天才博得个堂堂正正的地位，真可谓：一身汗水，半世辛苦啊！但他谨慎成性，不喜张狂，升官毋忘形，依然注重保持谦虚的“本色”，在中美所的庆典仪式上，穿着一身中山装出场，与诸多身穿军礼服、佩戴少将领章的同仁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里头自有毛人凤的考虑：首先，平时不着戎装，偶尔为之，容易扎眼，落得个自鸣得意的印象。其次，叙阶少将，算不得荣耀，佩上少将领章吧？

成色不足，恐被人奚落为冒牌货。不佩吧？美国人又只以军阶论高下，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一身中山装含蓄。这其实也是毛人凤的精明处。

庆典结束，毛人凤邀潘其武小酌，互道恭喜。因为潘其武也在这一轮升迁中大大获益，当上了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由此从毛的副手跃为独挡一面的大员。两人喝着喝着，想起了“四一”纪念大会前找“马半仙”算命的事，竟然一一应验，止不住地感佩，决定要好好酬谢他一番。第二天清早，两人踱到朝天门老地方，居然没有找到“马半仙”，一打听，才知这位先生得罪了几个侦缉处的小特务，早被撵出了重庆城。

乌龟“毛座”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陪着梅乐斯往全国各地转悠，建情报站，设指挥所，办训练班，替美国海军陆战队物色登陆地点，顺便再视察一下军统局各外勤区站以及公开机关的工作，时常忙得几个月甚至半年不回重庆，“家里”的日常事务基本上都由毛人凤作主。

这段时期（1943年夏至1946年春），郑介民、唐纵的地位仍在毛人凤之上，但超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老郑自从正式叙阶陆军中将、当上军令部（由原参谋本部改称）第二厅厅长后，对罗家湾的虚衔愈觉索然无味，要不是老蒋指派的副局长兼职，要不是老婆贪图军统的物质待遇，早就想拔腿开溜了。眼下，碍着甩不脱的牵扯，每周硬着头皮来一两回，或是主持总理纪念周活动，或是过问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因为按照国民党谍报部门的分工，郑介民主管的军令部第二厅和戴笠领衔的军委会调统局，都有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

由于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材料侦获不易，特工们常把一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传闻，附会成情报，蒙骗最高当局。戴笠好大喜功，明知有假，也不阻止，只求上报的材料不与军令部二厅的袋袋出格太多、引起上峰的怀疑就行。所以特别关照毛人凤在呈报此类材料之前，让郑介民看看，他点头了，再送。郑介民主管二厅，对这类情报也感兴趣，每次到局里，毛人凤及时地送上事先备好的材料请他审阅。

唐纵每周也至少去一趟罗家湾，但办事的风格与老郑大相径庭，凡是过问的事，都要认真研究推敲，说出自己的见解，时时令毛人凤心生佩服。为此，凡是戴笠或自己形成意见的文件，毛一般不让唐纵过目。有些比较难办或是还没有形成意见的材料，就主动地就教于唐纵，落得个公私两利。

郑介民体格魁梧，肤色黝黑，粗俗有余；唐纵清癯白净，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一派斯文相，两人比之戴笠的悍狠猖狂，毛人凤的隐忍深沉，别具风格。有些喜好评头论足的处长、主任们，私下里议论，说罗家湾里四个头儿，酷肖动物：“老板”肖狗；郑长官肖猪；唐帮办肖白狐狸；毛人凤肖乌龟。

说毛人凤肖乌龟，不乏影射毛夫人向影心招蜂引蝶、让老公戴“绿帽子”等艳闻的含义。但更具想象力的，恐怕还是这段时期他以“柔软”之体，负重在肩的形象。

先说负重在肩。抗战后期，戴笠兼职越来越多，不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长，替戴笠看家的重任，便无可推卸地落到了毛人凤身上。与此相应，权力也伴随着责任的加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自1942年搞成上海实验区试点并予以推广建立实验区制度以来，整个军统外勤工作的线头，事实上已绝对地捏在了戴笠及其代理人毛人凤的手中。

不要说局本部那些相关处室的头头脑脑，即便郑介民、唐纵，若非主动过问，亦成局外之人。比如以毛万里为头子的上海实验区，要向上海地区布置新的工作，只要事先拟出计划，经戴笠或毛人凤批准，就可分别通知人事、经理、电讯等处。接着，管人事的便立即提供经毛万里审核认定的人事档案，移交给上海区人事股。至于这些人派往哪里，担负什么工作，人事处一概不知。经费问题也是如此，先由实验区的会计股出面一次性领取、用不着通过经理处履行手续，只要直接向戴笠或毛人凤核销就行了。这样一来，诸多相关的处室就成了聋子耳朵样子货，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哪怕有些处长来头再大，名气再响，也无可奈何。

比方说经理处处长徐人骥，身为军统局八大处中唯一由老蒋“钦点”的角色，专门是派来控制戴笠经济命脉的。谁知，戴笠自有搞钱的门道，并让亲信张冠夫做成了“大银行”中的“小银箱”，不怕徐不给钱。

后来，实验区制度推行，徐人骥连审计这一手也插不进去了。又如魏大铭，原先领导的第四处是个独立系统，实验区制度一实行，外勤的电台由他派，业务却管不着，所有的情报往来，全部通过姜毅英主持的机要室译电科统一译码分流处理，而机要室的直接领导是戴笠和毛人凤，魏大处长便搁置起来，成了“顾问”式的人物。

毛人凤权力大到这个份上，“墙头草”式的人物，说什么也要在尊称上改一改口吻，当面恭敬地称他为“毛座”。这是国民党军事系统里的一种风气。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称“委座”；往下，总司令、部长之类就叫“总座”；军长、师长的就叫“军座”、“师座”；厅长、局长的就叫“厅座”、“局座”。毛人凤是主任秘书，难以称呼，奉谀者们便以姓氏冠首，创称“毛座”。

毛人凤由贱而贵，深感荣耀挣来不易，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倍加珍惜，因此不弃恭敬态度，依旧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范。而且随着权力增大，做“好事”施惠于人更加方便。比如，有时戴笠亟需经费，迫得毛人凤把发工资的钱挪用了，只能在会计室门口贴张纸，写上：因故工资迟发若干日的字样。

可有些人急着用钱，等不了，就写个借条夹在呈报“毛座”的公文里。对此，毛人凤总是有求必应，爽快地批个“可”字，然后去会计室换钱。

相比而言，对上的谦恭更为突出，尤其是对戴笠。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过去，戴笠在重庆时，除了借一月一次的“总理纪念周”大放厥词外，还爱在各种场合向特工们训话，都算是“教导”、“指示”。如今陪着美国人四处转悠，没机会讲话了，便大写其信，内容多是任劳任怨、努力工作、通力合作、完成使命之类的老套。对此，特工们早就听得耳朵起了茧子。偏偏毛人凤百读不厌，不仅在军统局的内部刊物《家风》月刊上，连篇累犊地予以发表，还亲自动手，把戴的厚信一页页地贴在大食堂的墙上，要大家饭前食后，好生阅读。

戴笠写信喜用毛笔，字迹歪斜粗大，一封信动辄十几、二十页，于是墙壁上的“老板”来信就成了罗家湾的一大景观。有人犯嘀咕，说是既在《家风》上发表，为何多此一举？毛人凤以为，学习原稿，观摩手迹，更能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罗家湾大院内正在开饭，满厅人齐声欢呼，饭盆菜碗被抛来掷去，致使墙壁上的“老板”来信溅满了汤水、菜汁、饭粒。毛人凤心疼不已，连呼惋惜，一些“黄马褂”见此不无嘲讽地说，“大毛”对于“老板”之尊，已超过了校长对于国父。

总之，乌龟匐匍，重负在肩，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到1946年春戴笠飞机失事，前后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毛人凤事实上是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

鼎力反共

作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毛人凤除了“内当家”的把持以外，还有哪些成就呢？专门的记载十分有限。这一时期，毛人凤毕竟是个隔着帘子的人物，时隐时现，若明若暗。然而，结合军统局的主要职能去认真地梳理，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军统局作为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始终是反共的重要工具。抗战初期，民族矛盾曾使侦敌除奸的职能有所突出，但攘外与安内的两手，却没有此起彼落，不同的只是后者更为隐蔽而已。后来（毛人凤荣任“毛座”之际），形势（与抗战初期比）有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开始发动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为标志，

公然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和人民军队称之为“奸党”、“奸军”和“新式割据”。与此同时，几十万“国军”沿陇海铁路、成榆公路、西兰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陕甘宁边区，一场新的封锁围剿已呈剑拔弩张之态。这时，代替戴笠坐镇罗家湾的毛人凤，深知军统在这方面必须作出的特殊贡献，于是秉承“老板”的遥控指示，鼎助反共，干得颇有声色。

首先，从思想上对属下的数万特工加以控制是第一要务。过去，戴记特工系统以《家风》为主要读物，书报费用的支出预算很少。这一回，毛人凤决定来个突破，动用卡车运输，买下大批的《中国之命运》，基本做到了全体内外勤人员人手一册。与此同时，还在《家风》上，在“总理纪念周”的训话中，广造声势，务求大家加深体会，明确“反共优先”的道理。

其次，在组织与人事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与安排。那位屡闹绯闻、名声不佳的叶翔之，从党政科长的位置上拔擢为局本部第二处的副处长，外兼何应钦参谋总长办公室的秘书长，集中负责搜集中共的军事情报。与此同时，毛人凤还一改局本部不直接指挥基层的惯例，专门成立了两个直辖小组，一个设在重庆水巷子1号，由少将倪超凡任侦察组长，主要任务是对付诸如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之类的中共组织；另一个是名义上附属于重庆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专门对付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商务代表团和塔斯社。

在毛人凤的亲自部署下，中共驻重庆的所有机关，几乎都受到了监视，所有以公开名义活动的中共及八路军的领导干部，全都被暗中跟踪。毛处事精细，深恐会出现百密一疏的不慎，又特地从第四处抽调出许多业务尖子，在各中共机关的住所附近架设侦收台，抄录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

当时，有些职员对这种兴师动众的作法不理解，认为会大大削弱对日伪方面的工作。意见传到毛人凤耳朵里，这位从不在“总理纪念周”上公开训话的“毛座”，竞破天荒地亮了一次相，指责这些人是“头脑糊涂”，没有领会“领袖”著作的真义，不懂得与“奸党”、“奸军”的斗争甚至比抗日更重要！或许是偶尔为之，毛人凤的“精神训话”给特工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反共职能的突出，军统局控制的各个机构对中共方面的斗争也逐步从欲盖弥彰的秘密方式转向公开化。以交通检查处为例，过去的重点是检查“资敌（日伪）”，现在转向“通共”。比如去西北的公路上设立青木关检查所，就是专门针对延安的。举凡有投奔进步的青年去延安，他们就竭力阻挠；举凡有从延安出来办事的，他们就百般刁难，制造摩擦，甚至弄点恶作剧也好。有一次，延安方面几个十八集团军的将领通过青木关，适逢大雨，小特务们硬要对方下车接受检查，几位将领被淋得周身湿透。类似这种“小儿科”的下作行为，传到戴笠、毛人凤那里，竟被当作笑料，在他们的怂恿下，特务们愈发猖狂。

不过，大手笔还是落在一个“反”字上，其中往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从事侦伺和破坏工作，毛人凤就干得十分积极。他利用交通检查处的网络，把许多带有介绍信和证件去延安的人扣下来，让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同时，再把扣下来的青年人，分批送进特训班，经过毒化教育后，挑选表现“好”的，派往延安卧底。

有时，一些经受不起艰苦生活考验的青年人，从延安跑出来，军统的交检关卡截住后，千方百计地从他们的口中了解边区的情况，强迫他们说出进入边区的方法。此外，还利用通商、通邮、宗教等渠道，渗入边区，手法之多真称得上是费尽心机，无孔不入。

当时，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有力地抨击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种卑劣行径，他说：“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个“处心积虑，百计并施”，按在毛人风头上，毫不为过。

暗杀，历来是军统机关实施特殊任务的手段之一，也是戴笠被外界视为魔头的重要原因。从1943年开始，毛人凤襄助戴笠，成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于暗杀的勾当染指日深，且主要对象大多是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沈醉有段回忆，可资佐证——“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我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休息。有次我躲到毛人凤办公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宿舍兼办公室，袁和我是湘潭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间休息。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来看。很出乎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飞虎，因这个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

”谁能具体说明呢？当然是戴笠和毛人凤自己。戴笠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去对付共产党。”当初，张国焘叛党投蒋，被安排到军统局当中将设计委员。一开始，戴笠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专门从第二处党政科以外，成立了一个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机构，让张当主任，从事派遣特务和策反离间工作。谁知，姓张的中看不中用，绞尽脑汁干了几年，只留下一堆失败的记录。

倒是毛人凤旁观者清，从中琢磨出了不少经验。不久，“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又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之中。如此这般地“内外交困”，岂非是拉拢争取不坚定分子为我所用的绝好机会吗？毛人凤见形势有利，立即向戴笠建议，经批准后设立了一个叫“策反委员会”的机构，自兼主任。这个机构表面文章好像是注重于对敌伪将领的争取，可着眼点实质上却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所属的“策反站”几乎都摆在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周围。

“策反委员会”成立以后，总体效果如何呢？就毛人凤而言，当然不像预期的那么如意，但比之张国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却算是“成绩斐然”了。其中，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8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戴笠、毛人凤如获至宝，亲自出面在“漱庐”招待叛徒，任命袁为上校策反专员，再赋予重任，进一步对周恩来身边的干部童小鹏、王梓、龚澎等进行“突击策反”，可终未得手。此后，又对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实施策反，促其叛变，并利用内奸杀害了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一批重要干部。为此，戴笠、毛人凤也振奋之极，马上发给邢一纸上校策反专员的委任状，指望他能潜回冀鲁边区拉出一支队伍来，结果又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

即便如此，毛人凤作为“策反委”的主任，仍以反共有功，荣获了二等云麾勋章。难怪有一种品评在军统中渐成共识，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郑以分析军事情报见长；唐擅搞警政治安；毛则精干跟共产党斗，号称“反共专家”，这显然与“毛座”时期的反共历练大有关系。

曲线救国

蒋介石全面抗战节节失利以后，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日寇完全丧失信心。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老蒋一方面寄望于美国参战能打败日本人；另一方面，又与汪伪政权眉来眼去，图谋自保，诩之美名曰“曲线救国”。反映在军统工作的职能中，从1942年开始，“除奸”几乎成了“通奸”的代码，尤其是挂上周佛海这条暗线后，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从热杀冷战的血腥中走出，转入了勾肩搭背、耳鬓厮磨的蜜月期。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除了参与和执行一些最机密（也是最见不得人的机密）的活动外，还有着不少创造性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打破用人常规，把“好钢”浇在了刀刃上。

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用亲还是用才，一直有界限，尤其是对外放的区、站长，尽可能地把亲信换上去，以免出现不听摆布的情况。因此，军统局人物不少，常因用而不信，近而不亲，徒遭闲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统接下“曲线救国”的题目做文章，一个大动作，就是把唐生智的兄弟唐生明，以及程克祥、彭寿等人派往南京，以假投降的招数，玩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把戏。偏偏这三个人都不是大才，发挥的作用无法让戴笠满意，于是决定加大力度，继续增派从事潜伏与策反工作的得力干部。毛人凤一反用亲的惯例，极力推荐了周镐和陈昶新。

周镐是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当少校股长时结识的同仁，属周伟龙直接领导。他官职不大，却见识敏锐，作风明快，很有处事的手腕。此后，历任外勤，业绩颇佳，但由于不是戴笠的亲信，一直处于用而不信、近而不亲的层面上，最后奉召调回本部，闲置在督察室的职位上。平时，自叹大材小用，郁闷寡欢，与同僚的关系也处得不睦。惟毛人凤识其内蕴，更考虑到完成“曲线救国”任务的紧迫性，决计一反常规，大胆举荐周镐，出任军统局南京站站长。

陈昶新是张学良的班底，与毛人凤为莫逆之交，却不受戴笠信用。起初在“苏浙行动委员会”里当军事幕僚，后来去特训班任教员，干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虽已调回本部，却以少将军阶派在设计委员会里供闲职。鉴于他的能耐以及与东北集团的渊源，毛人凤以为，让他当东北站的站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戴笠经过反复考虑（确实已想不出更佳的人选），决定采纳毛人凤的意见，正式给陈昶新和周镐下达了任命派令。毛人凤更亲自为这两个站物色人选，配备精兵，直到满意为止。不久，东北站、南京站的工作开始启动，果然是成绩斐然，捷报频传。至1945年日寇投降，东北站的组织活动已深入到天津、北平、锦州、沈阳、长春各大城市。这些原本是军统渴望立足而无从得手的地方，现在一一如愿，戴笠、毛人凤甭提有多高兴。原属东北军系统，现任伪山东省主席的杨毓珣和“治安军”将领富双关等人，相继被“策反”成功，使戴笠、毛人凤有了为“曲线救国”建功的王牌。

相比之下，周镐的能耐更大，到南京不久，便成功地策反了汪伪军事系统中的诸多实力人物，先后有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张恒等等。接下来，又为配合蒋介石抢夺抗战果实，协助并促使周佛海对汪伪的军事部署作了调整，具体地说，也就是把受重庆方面控制的伪军主力逐步调到京沪周邻或其他交通要津上，以防止共产党、新四军的“趁虚而入”。这些“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戴笠听得受用，也认为毛人凤荐人有功。

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以此类推毛人风用才不问亲的话，便失之偏颇了。因为毛打破的只是戴的用人惯例，并不妨碍陈、周与他的亲近。这从毛人凤对毛森的百般重用和庇护中也可看出他对用亲的独钟。

毛森，即是毛人凤在浙江警校任文书时结识的假毛善森，因同宗关系，一直受到毛人凤的照顾。抗战初期，毛森在福州警察局当特警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时，由毛人凤提携，调任别动军直属第二大队任队长，进而连升杭州站站长，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等职，由此成为毛人凤的亲信。据沈醉回忆：“毛森每次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1942年以后，“曲线救国”的口号取代了“抗日建国”，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毛森出任了军统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要说根据，用亲不疑是最好的回答。此前，毛森曾在上海公干，由于军统机关突遭日特破坏而锒铛入狱。监禁期间，说不清作了何种交易，毛森竟被日特奉若上宾，礼待有加。后来，随着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关系的“升温”，毛森与日伪的热络劲更趋公开化。1944年初，毛森设法摆脱了日特的软禁，返回“国统区”。照例，先要通过军统局的特别审查，才可任用。

再说，先前黄埔出身的陈恭澎因投敌被戴笠宣布为汉奸后，“黄马褂”们倍感面上无光。如今见毛森不干不净，巴不得弄成一个汉奸，好与“江山帮”扯平。于是种种不利于毛森的言论沸沸扬扬。然而，毛人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马上授毛森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的要职，叙阶少将，颇有用人唯亲之嫌。自此，“浙江三毛”成为一说。

幸亏接踵而来的“大接收”、“大受降”中，“曲线救国”的铺垫表现了强劲的后期效应，给了毛人凤“立大功劳”的机会，于是小皆之微，不足兴澜。

接收急先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地向同盟国投降。蒋介石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根本来不及把龟缩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数百万“国军”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却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立即对北平、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了“近水楼台”的进取态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背，决定立即实施变伪军为国军、抢先“摘果子”的接收计划，于是“曲线救国”中早与各地伪军暗中有勾结的军统，便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

8月10日，戴笠正陪着梅乐斯在浙江淳安一带视察，坐镇罗家湾大院的毛人凤责无旁贷地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忙里忙外，事必躬亲，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出演“连台本戏”。一方面他要有效快速地实现老蒋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他又要把各项工作的考虑与实施情况及时通报戴笠，在“老板”的支持肯定下全力落实。

首先，兵贵神速，未等日本天皇发布全体“皇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毛人凤便遵照戴笠的指示，向周佛海、任援道等汪伪政权的要人发出委任状，给以“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南京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让他们用现成的汉奸武装替老蒋看住南京、上海的地盘，以防新四军进入。与此同时，急命毛森迅速组成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集中各种杂牌的军统武装向上海挺进。当时，中共华中局已谋定而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来，这个计划被迫放弃，其间因素很多，毛森的行动迅捷，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根据戴笠的指示，毛人凤调精兵遣强将，加强第一线，包括采取建立“先遣组”，授予主动权等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在“接收”过程中的王导作用。这一点，在“捍卫”首都的对抗中尤为突出。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中共地下党曾通过内线，对驻南京一带的伪军进行过策反，以争取他们发动起义，配合新四军接收南京。俟日寇投降后，周佛海接受重庆的指令，决意投靠国民党；但伪军政部长萧淑宣、伪南京市长周宪文等则主张投降新四军。双方僵持不下，形势陡落变局之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未及请示，抢先行动，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总队南京指挥部”，声称已接管南京。接下来，又立即对萧、周实施监禁，一场混战，萧被当场击毙，周成重伤，事实上堵死了伪军向新四军献城投降的道路。事后，戴笠不知是囿于亲用的惯例，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不但不奖赏，反而以擅自行动，不经许可地动用“国府军委会”的罪名，把周镐关了起来，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才由毛人凤将其开释出来，重见天日。

再就是，确保“华东工作”优先的同时，毛人凤还积极有力地开展了对华北、华南地区的抢夺。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的当天，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以及早与军统接上关系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孙良诚等大大小小的伪军将领，都收到了由罗家湾本部发出的派令和指示，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即抢先以“国军”的名义，接管“沦陷区”，武装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等待正牌“国军”的到来，一夜之间“伪”字号翻成了“国”字号。但伪军将领们对个人前途毕竟捉摸不定，心内忐忑。

他们为了向老蒋索取进一步的“保证”，一方面按令行事，另一方面又纷纷派出代表前往重庆摸底，罗家湾大院顿时成了接待处，毛人凤不厌其烦，来一个，见一个，来两个，见一双，忙得没钟没点。如果碰上身价高一些的，还要亲自陪同面谒“最高当局”。如此一番春风休浴般地排忧解难下来，终于使那些伪字号“国军”，心甘情愿地扮演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对国民党于大接收中的作用，当时在所谓的“光复”区域，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漂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地下工作者”）；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摇身一变的（指委以各种名义的翻牌汉奸），而后两种人的作用，恰好是军统独领风骚的实绩。为此，于8年抗战中几乎没有为民族立过一个大功的“毛座”，因为接收中的“大功劳”，又得了两枚勋章：一枚是青天白日胜利勋章；另一枚是忠勤勋章。

建立“肃奸会”

勋章的授予，通常要经过军统局请勋，军令部审核，铨叙厅议勋，再报请“最高当局”批准，由国民政府盖印颁发的繁琐程序，周转得快一点、也要个把月。毛人凤要务缠身，顾不得在消受愉悦心情中慢慢地等待，马上紧锣密鼓地操持起夹袋中的预谋来。

事情还得从5月份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当时会议确立了一揽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共建国的方针。联系军统的实际，戴笠制订了相应的独拔头筹的目标和方式。目标很明确：从敌伪的武装力量、军事物资，直到不动产业、金银珠宝，乃至汉奸太太，都要抢夺，毫厘不让。方式却颇费周折。按照戴笠原先的想法，随着抗战的结束，那些本由军统控制的公开机构，诸如缉私处、交检处等等，很可能要自行萎缩，取而代之的常规机构，即警察部门的职能一定会大大增强，大凡立案侦讯、扣捕人犯、查封财产等，无一不是警察部门的操持。因此，心须把这张牌攥在手里。戴笠也考虑过促成此事的把握：早在抗战前，国民党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把警察系统作为特工控制的公开单位。如果顺沿旧规，再竭力争取一下，手到擒来是完全可能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戴笠责成毛人凤尽快会同人事部门，拟出一份未来各大中城市警察局长以及主要班底的人选名单，俟“最高当局”议论此事时，呈报核准，一举确立军统在这方面的优势。

毛人凤照单全收，一方面按照戴笠的指示加紧工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他根据久历专区、县府两级行政的经验，认为沦陷区光复以后，中央对接收工作一定有个通盘考虑。相比而言，张群、吴鼎昌、翁文灏等新政学系头头，精于行政的路数，如果趁着眼下邀宠之际，提出对口交代的方案，很容易得逞。接着毛人凤用自己的经历作了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和善高当年随周启祥去黄陂公干时，事先按财税、土地、建设、教育、公安各口搭好一套接收班底，启祥按印的同时，我们就各自对口，让前任照档册办交代。尽管有花钱买高抬贵手的暗事，但跨跃界限，不对口径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比如，当时有一批建筑材料是前任县长以修建县政府房子的名义买下的，准备给自己盖公馆，没等图样打好下台了。照理，这批材料应由建设科接收，但查找存档，发现是挪用了教育经费，于是教育科和建设科两家争执起来，直闹得面红耳赤。一堆木料砖瓦尚且这么争法，遑论沦陷区那么多人力财物？

毛人凤一席话说得戴笠警觉起来。“果真按对口交代的行政惯例实施接收，警察局顶个屁用？充其量不过是拿下伪警局的人马枪枝、房子汽车，再就是拘留所里的小偷乞丐，妓女毒贩，还得给他们弄饭吃。”戴笠混过下三流，知道局子里的事，想到这一茬，恍然大悟，才明白毛人凤的“补充”意见，其实是个不敢苟同的暗示，于是重打算盘，认真地倾听了毛人凤的新构思。

毛人凤新构思的要点是：抓注“肃清汉奸”的题目做文章，向“最高当局”建议：凡是曾经沦陷于敌伪的地区，一旦光复后，迅即成立肃奸委员会，凡检举拘禁汉奸，侦讯获取罪证，认定查封“逆产”，一概在肃奸委员会统一指导下进行。这个委员会不受接收班底的统属，直接听命于该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毛人凤的新构思可谓老谋深算，因为军统长期工作于对敌伪斗争的前列，很可能以熟悉情况、经验丰富、耳目灵通的优势，担当各地“肃奸委员会”的主任，真可谓：摈退旁人，独自出见，请也是我，不请也是我。

主意拿定，毛人凤多了一项差使，除却会同龚仙舫斟酌各警察局长的人选名单外，还开始拟定组建“肃奸委员会”的计划和组织章程。具体由周念行牵头，纠合几个学法律的专才，先草拟出一份文件，交毛人凤过目。毛人凤忽觉仅有“肃奸”两字颇有歧义。前不久，中共在七大上驳斥国民党以“奸党”、“奸军”相称的污蔑之词，这就很可能被舆论误解为反共的特务机关。

眼下，团结对外，反对内证的呼声颇高，不要因此给“领袖”增添麻烦。另外，“肃奸”之“肃”，过于强调行动，看不出与侦察审讯、查封敌产之间的关系，于是提笔一改，成了“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再作些补充修改，连同那份警察局长人选的名单，一并交给了戴笠。

这时，已近7月，戴笠估计到“胜利下山”还有段光景，便陪同梅乐斯先去东南地区“视察”了。谁知，稍一耽搁，马上出了纰漏。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新政学系那班先生跟着就拿出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的章程，路数与事先的估计一样，即对口交代。

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设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分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6组，然后按口接收。主任由何应钦兼任，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秘书长是李惟果，一看就是“黄埔”、“CC”分红，各占半边。

再往下，委员、组长一级，宋氏家族、新政学系又一家得了一半，根本没有军统的份。

毛人凤探知底细，暗暗叫苦，戴笠不在重庆，连个临时的佛脚也抱不到。

接下来，老蒋突然宣布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此人是戴笠的老对头，一旦入座，那个把持全国警政网络的计划岂非要大打折扣？毛人凤开始出冷汗，渗得脊沟里，额头上、手掌心潮乎乎的，挺难受。恰在这时，打入宪兵司令部的眼线，又有消息通来，说是宪兵司令张镇已向蒋介石保荐他的参谋长韩文焕当首都（南京）警察厅长。听完禀告，毛人凤再也耐不住性子，马上向戴笠拍出告急密电，同时忙着去会郑介民、唐纵，请他们拿拿主意。商议了半天，觉着还是请雨农兄速回重庆，直接跟“老头子”讲为好。

毛人凤看看窗外，天色如墨，将近半夜，叹了口气与郑、唐告辞。回到家里，向影心还没睡，正心急火燎地往四处打电话，一见毛人凤，扔下话筒就说：“你总算回来了！”毛人凤觉得语气有异，心想：又出了什么事？向影心一开口，果真让毛人凤心惊肉跳。

消息是向影心从俞济时太太那里挖来的，说的是军统局的老对手中统局，正在“肃奸”的题目上做文章，已由叶秀峰起草了一个计划，建议立即成立由中统牵头的“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职能有三：一是检举捕捉汉奸，为公审创造条件；二是吸收各种熟悉共党活动的分子，增强反共力量；三是没收敌伪产业，为“党营事业”奠定基础。毛人凤是会家子，一瞅内瓤，便知狗屁“检讨会”与自己那个“肃奸委员会”如出一辙。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叶秀峰制于机先，军统的有利条件就比不上中统，少说也有三条：第一，中统上有陈果夫、陈立夫的支持；第二，从3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司法系统一直是中统的地盘，就像警政系统是军统的地盘一样，更何况“肃奸”少不了检举、立案、侦察、起诉、审判的环节；第三，抗战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甚高，如果老蒋被迫在政治上作出让步，那么“党”的经费就难以从国库中全额支出，中统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为党营事业奠定基础的做法，很可能打动“最高当局”。想到这里，毛人凤倦意顿消，抓过电话，拨通机关本部，关照立即把潘其武、张毅夫、何芝园、周念行、姜绍谟等找来，有急事商议。

会开到天亮，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火速把详细情况电告“老板”，让他回重庆直接跟老头子理论。然而，如何促成此行呢？解铃还须系铃人。

戴笠的东南之行，本是奉了老蒋的指令，如果他老人家不开口，”老板”怎敢自说自话地跑回重庆？即便来了，会有好结果吗？为此，毛人凤犯了愁，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再找郑介民、唐纵。上次虽说商议过一回，但出于利害私情诸方面的原因，郑、唐显然未尽全力。眼下，只要摊开底牌，讲明利害，毛人凤相信他俩是会同舟共济的。

毛人凤言简意赅地讲完了“肃奸会”与军统的利害关系，郑介民随即张开了厚重的眼皮，显得眸子发亮。谁都知道“接收”是块多么肥的肉！“冒脑根，冒脑根（广东话“没脑筋”），这么大的事，不早点说。”郑介民一个劲地责怪毛人凤，接着一拍自己的“脑根”，有了主意。“今天上午俞先生（俞济时）找我去询问接待美国军官的事，透了口风，很可能中共会派出高级代表团到重庆来谈判，他说雨农兄不在家，要我安排好调统局的力量，协助宪兵司令部做好警卫治安工作。否则出了岔子不得了。我们不妨抓住这个题目，让委座把雨农召回来，负责安全保卫卫作。”郑介民的话一说完，毛人凤连连叫好。唐纵也当场表示，尽量利用接近“领袖”的便利，促成此事。

毕竟是“智多星”有招，不知下了什么药，未等中共代表团抵渝，毛人凤便接到了火速召回戴笠的“委座”手令。几天后，毛人凤便去了珊瑚坝机场迎接戴笠。戴笠一下飞机，顾不上寒暄，一头钻进汽车里。毛人凤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但把问题的严重性都说清楚了。戴笠一向擅斗，见形势严峻，反而来了精神，回到家里，第一桩事就是面谒”领袖”，把准备好的两套计划一并呈上。蒋介石倒也爽快，当场表示：同意建立“肃奸会”，并要戴笠找何应钦，商议具体落实的办法，再呈报上来。但对军统局保荐警察局长的要求打了回票，不赞成撤换宣铁吾、韩文焕。

戴笠有了“进帐”，未曾空手而归，总算是不幸之幸，于是把全副精力扑到了建立“肃奸会”上。9月下旬，经过“最高当局”批准的《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实施细则等，正式颁行。根据这个文件，各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中心城市，凡属光复区的，一律成立以军统成员为主体的肃奸委员会，集中行使“肃奸”大权，最高一级的“肃奸会”设在军统局本部，由叶翔之出任主任委员，同时，在行政院敌产管理局内，专设逆产组，由军统局内的“经济专家”邓葆光任组长，明确肯定“逆产”的处理大权归军统掌握。接下来，便是手捧上方宝剑，南下京沪，北上平津，生杀予夺，威风八面。军统俨然成了口含天宪的第一号钦差大臣。

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其实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次全面性的大搜刮，明为国事，暗为己利，中饱私囊，滥发横财，“五子登科”①的丑剧一幕接着一幕，实实在在地把一场“接收”运动弄成了“劫收”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军统占先手之利，以“肃清汉奸”和“查抄逆产”的名义，究竟获利多少呢？闷葫芦里埋药，谁也说不清楚，随意搬几个例子，足以咋舌！

先说明帐，单是上海一地，邓葆光以“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就替“团体”接收了企业40余家，房产逾万幢；这还不包括捷足先登的前进指挥所主任毛森和军统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至于暗帐，藏在袖里，揣入怀中的不说，露在面上的，连吃心十足的戴笠看了也心惊肉跳。有一次，戴笠在上海杜美路召集500多名军统特工开会，人人都乘着自备小汽车而来，停满了附近的三四条马路。偏巧那天会议开到一半，戴有急事先行一步，出门见了这般光景，惊诧不已，连忙返回会场，当堂宣布一条纪律：以后凡有集会，除少数负责人外，余者所乘汽车一律不准停在附近，以免别的单位眼红，找碴儿攻击军统。

戴笠的话明为节制，实为怂恿，随着“劫收”风愈演愈烈，军统的恣意终于弄到了戴笠也觉害怕的地步。据沈醉回忆：有一次戴从南京匆匆赶回重庆，把毛人凤和他叫去，连连问：“现在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形，你们知不知道？”沈回答说，只在电报上了解一些接收的情况和数字，现在还无法统计出来。戴听了，指着沈醉的脸叫起来：“你这个管家人，真越来越糊涂！我告诉你，电报上报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迟了更要出毛病。”接着，马上要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专门从事清理“劫收”的业务。于是，毛人凤又多了一项权力，吓吓那些油水外溢的团体中人绰绰有余。结果呢？未止“劫收”，又生“劫财”，懂得花钱消灾的人，一个个都把向影心“供养”起来。当然，同时受惠的，还少不了郑太太、唐太太。相比之下，郑太太“贪”；唐太太“浅”，平时难得掠阵，偶上战场，稍有“斩获”，便乐得合不拢嘴。后来，戴笠让唐太太去自己的“地下行宫”参观了一遭，她这才懂得啥叫小巫见大巫。

①“五子登科”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从中牟取私利，概括为房子、车子、票子、婊子、条子（金条）。

“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正式签署，这对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进步人士来说，不啻是一大福音。第二天，重庆各主要报纸都在显眼的位置，全文登载了协定的内容，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喜悦样和的气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罗家湾大院，却是一片沉寂，上至戴笠、毛人凤，下至各处室的一般干部，心头都蒙着一层淡淡的愁云。

愁绪源干协定文本中关于强调民主，取消特务机关的条款。戴笠事先毫无所闻，直到早晨，有下属来询问，才明白军统成了谈判交易中的筹码。“文白（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表字）搞什么鬼？一夜之间把老子卖了！”戴笠大为光火，骂骂咧咧地乱扔东西，拍着当天的报纸对毛人凤说：“你看看，你看看！亏他想得出来！”“这怎能怪罪文白呢？”毛人凤不无优虑地说：“会谈纪要总是委座点过头的呀。”戴笠终于安静下来，闷了片刻，不无执拗地说：“我不相信委座真不要我们了，我不相信！”戴笠说的，其实也正是毛人凤此刻想的。18年来，军统作为“领袖”的“耳目”、爪牙，屡经波折坎坷，所受的攻击岂止来自中共？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新桂系、西北军、阎锡山等反蒋力量，哪个不想置军统于死地！即使委座的手下，诸如新政学系、“CC”系，包括黄埔系内部，撤销军统的呼声也时时高唱入云。可结果呢？军统非但不灭，渡过一劫，更有大的发展。

十年前，迫于舆论，老蒋撤消特务处，成立军统局，阵容壮大了十几倍。三年前，“夫人阵线”发难，戴笠内外交困，幸亏及时改变策略，化险为夷，又呈飞跃之势。眼下，与老同行老对头“中统”相比，单是经费一项就超其十倍不止。如此颠而不倒、逢凶化吉，靠什么？还不是“领袖”的需要和重用。毛人凤相信“有用则不废”的道理，很想就此宽慰戴笠，未等把话说出口，戴笠已有了相同的见识。

毛人凤事主以忠，养成惯例，遇事常常喜欢提出些许相反的推判，用来深化主题。此刻也不含糊，把一个又一个的猜测摆设出来，诸如功高震主、预防尾大不掉、美国人的民主条件等等，直听得戴笠脸色生变，红一阵白一阵的，但仍然咬住死理不放。“他（指蒋介石）点过头的东西，未必会做。

介民和邓文仪他们不是已在赶印《剿匪手册》了吗？哼，只要委座剿共的决心不变，特工就一天不会取消！”绕了半天，终于找到关键，当务之急是要猜透“领袖”的心思。为此，毛人凤建议戴笠尽快谒见委座，见面后不妨先把日伪与“八、四”（即八路军、新四军）历次作战的档案，以及对付中共地下机关的各种资料己被我们悉数接收过来的事讲一讲，探探委座的口风，如果他表示重视，并且不要求我们向其他部门作移交的话，那就有戏唱。

翌日，戴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黄山委员长官邸，按照事先的设想作了汇报，老蒋听罢，当即予以赞扬，并且关照戴笠将其中有关军事部门的资料转交由军令部改组的国防部，其他的继续负责保管，以作进一步的斟酌研究。“看来，还有戏可唱”。戴笠一边作记录，一边暗自高兴。可等到起身准备告辞的时候，老蒋突然想起了什么，召回戴笠说：“唵，还有，根据中常委的决定，军委会即将撤消，调统局当然也要一起撤消，你回去考虑考虑……”老蒋一席话，如雷击顶，听得戴笠半边身子酥麻，张大了嘴巴，发不出一个音来。

“化整为零嘛。”蒋介石见戴笠目瞪口呆的样子，忍不住想笑，“唵，你们总该体谅我的苦衷，这个决定，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包括叶秀峰的调统局，也要撤消，你还是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怎么个结束法？”戴笠揣着一肚子不安和狐疑，从委员长官邪退出，回到公馆时发现毛人凤已候在小客厅里，于是一五一十地把经过说完，毛人凤的脸上显出笑容。

“委座仍要我们保管研究中共的资料，说明原先的基本职能和团体形式不会取消。”毛人凤斩钉截铁地说：“眼下的关键是委座如何摆得平方方面面。

看来，我们一定要抢先拿出一套让领袖满意的化整为零的方案来。”“对！”戴笠一拍大腿叫好。毛人凤的话显然鼓起了他的信心。他对多难兴邦的旧训颇有体会，相信渡此一劫，军统又要迎来大发展的前景，想到这儿，当即起了酒兴，说什么也要毛人凤陪着喝两盅。

负命出渝

不久，由于“肃奸”工作的进展，戴笠要离开重庆外出一段时间。这一天，珊瑚坝机场到了不少军统人物为戴笠送行。戴笠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与大家一一握别。轮到毛人凤时，两人把着臂膊互道一声珍重，戴笠便登上了飞机。毛人凤仰望云端，直到音影尽失，那一声意味深长的“珍重”，却像千斤重担压在了肩上。

戴笠的“珍重”，其实是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预祝，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化整为零”。打算将原先由军统分管的军事情报业务，以及各部队中的特工勤务与各驻外使馆中的谍报勤务，悉数拨归国防部第二厅，最好是戴笠自兼厅长，如果不成，则全力支持郑介民。同时再将本由军统内控的警察系统从内政部里脱出来，搞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警察总署，争取戴笠任警察总监，否则就竭力推荐唐纵。至于那些归军统控制的各色武装，诸如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交通巡察总队、税警团，以及刚从周佛海那里收编过来的直属伪军部队等等，合编成交通警察总局，挂靠在交通部，让胡宗南推荐过来的吉章简当总局长。余下的本部摊子，则挂在司法行政部的牌子下，取名叫调查局，局长还是戴笠。

第二个部分是尽力把海军抓到手里。此事可谓蓄谋已久。早在1942年，戴笠因蒋介石的猜忌和扼制，曾育过跻身军界的念头。后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美国准将梅乐斯煽动戴笠，要他设法把海军搞到手，并且答应说服本国有关方面给予支持。一席话撩拨得戴笠心痒不已，急召毛人凤、潘其武相商，盘算下来，觉得颇有希望，理由不下三条：首先，目前的海军司令陈绍宽，不是老蒋的嫡系，扳倒他，正合最高当局的心意；其次，抗战一开始，海军遭受重创，已经名不符实，早成了出水进山的旱鸭子，重建势在必然；再次，恢复海军，美国是外援的大头，而美国人出手帮忙向来要讲条件，如果梅乐斯的保证真能兑现，把支持戴笠入主海军作为支援部分舰船的前提条件之一，老蒋很难不答应。自此，掌握海军的图谋，便被列入了未来的发展计划之中。

为达目的，戴笠对美国人的巴结和奉承，简直到了肉麻无耻的地步。当时，梅乐斯从美国海军的全球利益着眼，迫切希望掌握中国沿海的水文和气象资料，所以对建立气象和水文观测网络十分起劲，戴笠从中配合，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一位留学欧洲、懂一点军事常识的部下提醒戴笠说：

“一个国家的气象、水文资料是涉及国防的秘密，让美国人代劳，是否妥当？”戴笠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对美国还有什么秘密不秘密，人家热心来帮我们，这有什么关系？”至于生活方面，更是百依百顺，盖洋房供美国人住、找女人陪美国佬玩。其间，饱受山姆大叔轻蔑之辱的潘其武，多次向毛人凤倾吐不悦，毛总是以团体的长远利益为由，劝潘忍耐。

果然，随着盟国战略巨攻的开始，梅乐斯逐步践履诺言。一方面帮着戴笠策划，将一部分武装特工改编成海军陆战队，再选调一些中高级干部赴美接受训练；另一方面积极穿针引线，让戴笠结识了前来中国视察的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后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梅乐斯奉召回国，戴笠难舍“情谊”，特意要毛人凤向蒋介石争取来一枚大绶云麾勋章，给悔乐斯挂上。梅感激不已，当场保证，回国后一定加紧活动，促成好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戴笠安插在美国的“耳目”有消息报来，说是美国海军方面已正式向老蒋表示，愿意把一批超龄的军舰，无偿地赠送给国民党，以帮助重建中国海军，条件是希望继续与戴将军合作。老蒋虽然没有表态，但要求戴笠考虑一下海军重建计划的吩咐，恰恰印证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助力。戴笠欣喜若狂，窃以为得计，甚至连“组阁”的名单都拟好了腹稿。

此次戴笠离开重庆，明为指导“肃奸”，部署“剿共”，暗中正是要去会一会目前逗留在青岛的柯克上将，以求圆成掌握海军的美梦。至于“化整为零”的任务，就全权交给了在“家”里的同志。为了同舟共济，不生内耗，戴笠降尊纡贵，亲自找郑介民、唐纵促膝密谈，表示了携手共渡难关的诚挚愿望。郑介民、唐纵由于“劫收”过程中，得到了“老板”的精心“照顾”，彼此关系已大大改善。况且本是同根所生，谁瞧谁的热闹，都不好受，于是都当场表示，愿以团体利益为重。

然而，毕竟事关前途，尤其在变局难测的情况下，为免横生枝节，戴笠对自己的行踪采取了十分严格的保密措施：预先不宣布计划，大约每隔4小时，用密码跟毛人凤单线联系一次，互通情况。为了谨防对手窃听，局本部的代码也作了不循惯例的改动。过去，按照戴笠命中缺水的生克原则，多以含着水的字眼作为戴的化名，诸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等，附合水火相济的意思。这一次，秘书袁寄滨故意拟了个离水入山的名字，叫高崇岳，毛人凤觉得有益于保密，没提意见便认可了。

戴笠抗旨

光阴似箭，一眨眼戴笠离开重庆快三四个月了，从传来的消息揣度，八个字足以归纳，即大处顺当，小处舒畅。就拿抓捕大汉奸来说，无论“前汉”政权，还是“后汉”①政权的巨奸，只要上了名单，没有不落网的。前不久，蒋介石亲自飞北平“视察”，对“肃奸”工作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趁着行政院长宋子文来北平成立院长办事处的机会，戴笨把搞交通警察总局的腹案摊出，国舅爷满口赞成，并且连经费问题也一揽子敲定了。随后，圣诞节在上海欢宴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也相当成功。席间谈到军统出面重建海军的事，山姆大叔连称OK，虽说脂粉美酒助兴，场景比较情绪化，但落在戴笠的感觉里，便是巴不得的如意接着，蒋介石来上海，应戴的请求，接见了唐生明，估计这又是接近目标的一个动向（因为，戴在密呈“委座”的有关海军组建计划中，建议唐生明为海军参谋长）。

①“前汉”政权指华北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后汉”政权指汪伪国民政府。

相比之下，重庆方面的情况倒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由美国代表马歇尔、政府代表张治中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调停处后，蒋介石钦点郑介民出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的政府代表。当时，有人认为，让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出任如此高级别的职务，有损“党的形象”，但老蒋不为舆论所动，令戴笠大为振奋，深感这是“领袖”对军统的信任，接二连三地拍电报回“家”，对毛人凤强调：尽全力协助郑介民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电台、武器、交通工具，都要优先保证，不准拖延。

然而，喜虽是惊喜，忧却也是深忧。1946年旧历春节前结束的政治协商会议，再次掀起取消特务机关的声浪，国民参议会也振臂呼应，一时舆论沸腾，高潮迭起，老蒋渐觉抵挡不住，春节刚过，便“钦点”8人，组成了一个专门会商结束“两统”（中统、军统）的班子。待毛人凤将这8个人的名单报上，戴笠气歪了鼻子，电文上明明白白地标着：戴笠、叶秀峰、郑介民、唐纵、宣铁吾、陈焯、黄珍吾、李士珍的字样，至少有一半是戴的死对头，三天前，戴笠还在电话里跟李士珍、宣铁吾斗嘴，差点没把话筒砸坏。如今却要坐在一起会商什么关门打烊的鸟事，能谈拢吗？戴笠越往下想，气头越大。8个人，看上去“两统”占其一半，平分秋色，但老郑远在北平，分身无术，等于是个虚名。四比三，对方占优势。如果叶秀峰再经不住拉扰，弄出个临阵倒戈，屎盆子还不是朝我头上扣！戴笠一恼，抬腿踹翻了身边的椅子，把手里的电文撕得粉碎。“他（蒋介石）明知与我不利，为什么还要这样呢？”骂着骂着，戴笠抱怨起了蒋介召。“难道嫌我碍手了？用到该扔的时候了？”于是，满肚子的酸水一齐翻将上来，委屈得鼻涕眼泪流了一脸。

为了表示对“最高当局”的安排不满，戴笠置召回的手谕不顾，扭头去了东北，宣称要布置反共谍报工作，无法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样一来，正好授李士珍、宣铁吾、黄珍吾以为所欲为的机会。起先是唐纵得到情报通知毛人凤，说李士珍已获得戴季陶的支持，向老蒋递了一份战后建警的计划，据传老蒋颇为欣赏，特别召见李士珍，详细询问了有关细节。接着，毛人凤又从眼线那里得知，宣铁吾、黄珍吾与“太子（蒋经国）系”、陈诚等过从频繁，估计是想借蒋经国、陈诚的支持，联合李士珍，把整个戴记特工系统，连灶带锅一起端掉。

“这还得了！”毛人凤突觉脊背上爬出一条“小蛇”，顺着肩颈蜿蜒而下，凉凉的，好生颤心，伸入内衣一摸，腰际间全是流下的冷汗。凭着二十年的特工经历，他确实看到了危如累卵的征兆。这时，又适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乱哄哄地言论肃杀，不惟特务机关，连向老蒋一块儿捎带进去，说什么是“独裁工具”云云。真要逼到了丢车保帅的境地，政治这东西，有什么手足难分的道理！还是快把戴笠叫回来为好。否则，夜长梦多，怎堪应付！

想到这里，毛人凤平下心来，拟具电文。忽听有人敲门，宣报委座下达手谕。

毛人凤接过一看，是老蒋催戴笠速回重庆的文字，当即于末尾加了一段，谓：

“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写完，马上叫姜毅英用密码发出。

戴笠接到毛人凤通过军统总台拍转的委座手谕时，正在北平召集文强、陈昶新等会商东北的工作。机要秘书毛钟新生怕戴笠看不仔细，特为在“五叔”（毛人凤）的附庄下用红笔画了杠杠，戴笠一看什么“捣鬼”、“谨防端锅”的警示，当场拉下脸来开骂，从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一直骂到陈诚、戴季陶，时不时地还影射几句“最高当局”，骂着骂着，情绪过于激动，之后便有了失常的表现。先是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活动，借公开训话的时机渲泄不满。他说：“对于军统局，现在看来是毁誉参半，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革命者。”“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如拜长官，当然是礼貌的事，但对长官更好的礼貌，是在求工作成绩的表现，不应该在形式上恭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陪在一边的华北区总督察王莆臣暗暗替戴笠捏一把汗，什么“争权夺利”、“打倒取消”，骂骂“捣鬼”、“端锅”的家伙无妨，至于“拜长官”、“讲礼貌”显然是在影射蒋介石了。于是，斜着脸朝戴笠丢眼色，暗示他可以打住了。谁知戴笠越说越有劲，无奈之下，只好以递茶水的方式，凑上前去劝阻，戴笠索性茶杯也不碰，继续高喊：“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没有军统局，我们仍要革命，决不放弃责任！”说到激动处，几竟泪下。

接着，他又以商量东北区工作的名义，和正在北平军调处的郑介民交换对时局的意见，说着说着开始走板，责怪郑介民瞎了眼。原来，那“捣鬼”的黄珍吾当初是郑介民以广东同乡的关系荐进军统，节节提拔，才有的今天。

谁知一攀上“太子”爷的高枝，翻脸不认情，操起家伙要端“娘家”的窝。

“这是同志吗？”戴笠两眼喷火，直瞪着哑口无言的郑介民。“你是不是军统局的副局长，你不管，我自然也可以不管，大家都拍拍屁股，各走各的路。

不过，我们总得对得起已经牺牲的那么多同志吧！他们为国成仁，可留下了遗嘱，黄口白发，寡妇孤儿，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还有照顾责任。这些年来，我能省就省，已筹集有一笔抚恤金，现在就向你做交待，然后马上向领袖辞职……”“吭、吭……”郑介民听说戴笠要撂挑子，慌了手脚，吭哧了半天才说顺后：“雨农兄，唔这个人冒脑根，你别跟我说钱的事，也别说辞职。你叫唔怎么办，唔都听你的。”“那好，我们都下走，团结起来和他们斗！早晚我要回重庆去，总有办法让校长召你也回去一趟，到时候，你要拿出点狠劲来。”戴笠像作交换似地提出了条件。

“好，好，唔听你的。”郑介民连连点头。

3月14日晚，戴笠又单独约见文强，向他出示了老蒋的手谕和毛人凤的附注，并关照文强给“最高当局”拟个呈复，先以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工作为由，恳请“暂缓”几日回渝。随后对有人背后“捣鬼”的举动，表露了毫不相让的强硬态度。

单线联系

戴笠四处开骂，渲泄不满，不知内情的军统中人，均为此失态惊异不已。

然而，每隔4个小时与罗家湾毛人凤进行的单线联系，却没失常。这一天，毛人凤如期接到了戴笠的密电，并要求本部代呈委座，一看内容，不禁被洋溢在文字中的阵阵激愤之情惊呆了。

“不行，不行！这怎么行呢？”毛人凤连连摇头，触景生情地想起了七年前的一桩旧案，那就是至今无以忘怀的“张超事件”。

张超，当时是福建闽北站的站长，公开职务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以果断干练闻名，很受戴笠的器重。这人恃才傲物，平时就不把省政府主席放在眼里。抗战爆发后，戴笠在苏浙皖组建别动军，张超闻风响应，以谍报股的名义于闽北闽南各地招募土匪，号称“民军”，常常不经保安处的批准，擅自行动，滥捕滥杀，引起了省主席陈仪的不满，只是碍于戴笠的悍狠，不敢发作。哪知道，这样一来反而怂恿了张超的自大，竟然同已经退役的闽籍海军将领金振中等勾结起来，发动“驱陈”政潮，妄图把陈仪撵出福建。陈仪受逼无奈，决心自卫，密令亲信——福建省警察局长李进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张超抓获，就地枪决。等到戴笠知悉详情，张的尸骨早已僵挺了多时。

走狗遭戮，戴笠气愤填膺，其间虽不失怜惜干才的成份，但更在意的还是“打狗看主人”的常理。于是，当场发誓要报仇雪耻。他指示毛人凤立即办一份给蒋介石的密呈，把平时搜集到的有关陈仪的“罪证”，全部罗列进去，告他个有口难辩。毛人凤未受情绪牵制，冷静地想了一下，觉得不妥。

他不相信蒋介石会为一个小小的特务站长，去向一个封疆大吏问“擅杀之罪”，万一张口咬下去不出血，倒崩了门牙，岂不是明亏暗亏一体兜进？素性断其一指，先告陈仪的亲信——闽省警察局长李进德，委员长出于抚慰的需要，或许能给一个好的答复，照样把陈仪吓出身冷汗。

戴笠采纳了毛人凤的意见，把“状子”递上去，未几，蒋介石果然作出批复，命陈仪马上将李进德押来武汉听审，谁知陈仪早有准备，李一到武汉，就由陈仪的老朋友张群陪着面谒蒋介石，顺便揭露了张超在闽省干的一大堆不法勾当。证据确凿，老蒋无话可说，把戴笠叫去，一通臭骂。

戴笠报仇不成，自取其辱，心气顿时把握不住，走入了极端。他要毛人凤即刻拟一份辞职报告以呈老蒋。毛人凤大惊，苦苦恳劝，戴笠就是不听。

毛人凤拖了周念行、张冠夫、何芝园一起来劝，戴笠两耳塞豆，索性自己动笔写好了辞呈，当面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完报告，勃然大怒，痛骂戴笠少廉寡耻，竟敢“要挟领袖”！吓得戴笠双腿一软，“卟嗵”跪倒在地板上，泪如雨下。蒋介石吃软不吃硬，见戴笠匍匐痛泣，气也就慢慢地消下，再想想戴平时忠勇的表现，丢了几句安慰话，感动得戴笠马上收回辞呈，连连发誓，再也不敢了。

由此一晃七年，戴笠屡经颠簸，果然未敢重蹈旧辙，即便在受到老蒋猜忌和失却宠信的痛苦时期，都百般按捺，避免偏激冒犯。然而，一个8人小组的名单，却把这自设七年的禁忌一下子冲垮，又任性使气地横冲直撞起来，足见“老板”之委屈伤心、恼怒激愤，确已到了极处。这一点恰恰是毛人凤最最担忧的。一方面，时局多变，前途叵测，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情绪化；另一方面，攻汗四起，强敌环伺，与“领袖”需要的是合作体谅，而不是顶撞、滥施压力，万一误会加深，再附以种种外力，失去了“领袖”的支持，墙倒众人推的日子便为期不远了。毛人凤深为戴笠的夫态感到优虑，愁云层层叠叠，压得他透不出气来。

常言道：一个忧虑两人分，轻了一半。毛人凤这时想到了潘其武，一个电话把他找来，关紧门窗，拿出“老板”的密电译稿。老潘定神细看，前面一段是告假的谦词，诸如处理完事务后便”遵谕返渝，面聆教诲”云云，可说着说着，话题陡转，语气激烈起来，什么“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学）

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莫非‘老板’又一气喝了60杯？”潘其武半是“不解”，半是“探路”地反问道①。

①1944年圣诞节，戴笠在重庆宴请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军人，曾以一口气连饮60杯绍兴特加饭酒震慑全席。宋美龄知道后，向老蒋打小报告，老蒋恐其酒后失态，责骂过戴笠。

“所以找你来商议，这事怎么办？”毛人凤内心焦急，口吻仍是不紧不慢。“我们替‘老板’做事，就要替‘老板’分忧，明知据实陈报不妥，总不能将错就错吧。”“那是，那是。”潘其武早已养成附合毛人凤的习惯，忙不迭地答道。

“要不将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八字删去？这可是最触目的。”“我也考虑过。”毛人凤说：“只是这一删，后面的词也得改，否则冒死陈词云云，从何讲起，实有突兀之感。再说‘老板’敢把丑话说在前面，自有他的想法，我们乱作主张，未必合他的心意。”“这倒难办了。”潘其武听着毛人凤的分析，不禁皱起了盾头。

“我看这样”，毛人凤深思了片刻后对潘说：“等一歇‘老板’来电联系，先向他提出修改文字的建议，说明我们的理由，然后再把修改的文槁发过去请他过目，如其同意，再向最高当局呈报。”“这样好，这样好。”潘其武连声肯定。

“那么，拟改稿子的事烦请你老兄操劳了。”说着毛人凤便把戴笠的电文原稿递给了潘其武。

一个小时后，潘其武将文稿改定送来，毛人凤觉着比原先好了许多，斟酌着又润色了几处，放在一边。接着，戴笠的电报拍到，说他这会儿正在天津，稍作停留后就要起飞，有什么事下一站联系。毛人凤无奈，平下心来坐等。又过了四个小时，即15日晚上，戴笠的下一份电报拍到，告诉毛人凤，自己马上要赶赴青岛，欢送即将回国的柯克上将。毛人凤见“老板”有了实在的去处，便把老潘写的修改稿拿过来，附上几句要说的话，直接送到机要室，并关照说：青岛方面一来电联系，即刻拍发过去。当晚，毛人凤就在办公室里打铺歇了。

16日早晨，姜毅英叫醒了毛人凤，递上一纸电文。毛人凤拉开窗帘，让亮光透过玻璃注入室内，然后揉了揉惺松的睡眼，才看清电文槁上的内容，是戴笠从青岛发来的，表示完全同意对原稿的修改，并照此具名呈报。接着又说，柯克上将已去上海，决定立即尾随飞沪，完事后再返回重庆。电文的末尾，又问了问战后建警计划进行的情况。

读罢电文，毛人凤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当即嘱人将修改稿誊清，放入包内，坐上小车去黄山委员长官邸面呈老蒋，同时还汇报了戴笠将队青岛经上海到重庆的返程路线。老蒋此时正全力应付六届二中全会的事宜，听过汇报，“唵”了几声，没再说什么。

毛人凤从委员长官邸退出，径直回到罗家湾，把面谒委座的情况简单地描述几句，交姜毅英译成密码，拍往青岛。接着，吩咐袁寄滨调出建警计划的卷宗，独自埋头斟酌起来。

下午，戴笠按时来电，称已悉黄山面呈委座的经过，并嘱毛人凤抓紧胜利后第一个“四一”纪念大会的准备工作。毛人凤不敢懈怠，把沈醉找来，告诉他第二天要会同各处室的负责人研究纪念大会的事宜，请沈醉通知一下，让大家早做准备。

失踪之谜

3月17日早晨，毛人凤与戴笠联系过后，驱车往军委大礼堂。这一天是六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所有的党政要人都与会出席，戴笠不在，保卫工作的重任全落到了毛人凤身上。

大会议程排得很满，先是宣布昨天下午常务委员会选举和国大代表的推选结果；接着是通过财政经济案、国民政府组织案。说不清什么缘故，总觉右眼皮跳个不停，毛人凤不太愿意相信“左眼跳福，右眼跳祸”的诠释，可是忐忐忑忑、无着无落的感觉总使他往坏处上想。民国24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发生过刺杀汪精卫的血案，难道今天也会有类似的不测？毛人凤第一次单独负责大会保卫工作，对这类事故是最为担心的。再往会场里看看，主席台上正在宣读国大代表的名单，满场子又是怕手又是跺脚，嘘声不断，老蒋坐在台上亘皱眉头。

秩序不好，加重了毛人凤的心理负担，甚至开始怀疑起精心布置的防范措施的严密性来。于是一个个细部在脑子里过场，想着想着，岔到了另一个问题上——自刺汪血案发生以后，每有全会召开，戴笠必亲自到场负责“领袖”的安全，从无间断，为什么这次会一反常态呢？难道仅仅是一个8人小组的名单么？毛人凤不相信戴笠如此偏狭，是否还有什么不愿说出来的隐庸，使他意识到自己跟老头子（指蒋介石）的关系出现了危机……

这时，国大代表的名单已宣读完毕，8人小组中；叶秀峰、唐纵、黄珍吾三人，已明确为国民党出席国民大会的指定代表；郑介民、李士珍、宣铁吾三人分别在广东和浙江选区当选；戴笠则榜上无名。听完结果，毛人凤顿感寒意袭心：假如老头子真想让戴笠干海军总司令，说什么也会指派他到军队里弄个代表资格……看来，掌握海军的事要泡汤。想到这一节，毛人凤内心的不安进一步加剧。

大会延续到下午2时方告结束，不论过程如何，收场的高调通常会把气氛拨弄热烈，镁光灯一支接着一支闪烁，合影完毕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门拍手鼓掌，老蒋面带微笑，挥手与大家告别，毛人凤眼睁睁地看着老头子步入专车，绷紧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心绪却没有丁点儿好转。回到罗家湾，笼罩于心际的阴影不散，便把姜毅英叫来，询问“老板”的行踪。姜毅英说，直至现在还没收到“老板”的联系呼号。毛人凤抬腕看了看手表，已近下午4点。“早过了规定时间，怎么……”毛人凤心里“格登”一下，连忙吩咐姜毅英快跟青岛方面联络，问问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后，青岛方面的梁主任（军统局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来电，称“老板”上午临时决定接见王洪九、杨可僧，于12时飞走，他是在沧口机场看着飞机升天后才离开的。

“按说该到上海了”，毛人凤自言自语地说：“要么为情所绊，忘了联络？”一丝不易被人察党的微笑，爬上毛人凤的嘴角。他知道女人在戴笠生命中的份量，尤其是把大牌明星胡蝶搞到手以后，性爱中情感因素似乎多了起来。有一次，心曲倾吐，戴笠竟想到了胜利后娶胡蝶为妻的题目，为此还转托唐生明出面，敦促胡的现任丈夫知趣“让贤”。眼下，胡蝶正在上海，久别重逢，干柴烈火，按照“老板”放任情性，乐事快办的性格，耽误次把联络时间是完全可能的。“这老兄，就是见不得女人”。毛人凤轻轻地揶揄了一句，嘴角上的笑意渐渐扩展，感染得两只眸子也露出了几丝春意，因为预设的情景，不能不使他想到同在上海的夫人向影心，这叫：人心比人心，旷夫如孤男，换了我又会怎样？……

毛人凤正胡思乱想着，沈醉推门进来，说是要汇报下午开会研究“四一”纪念的准备情况。听完汇报，接着开会，毛人凤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返回办公室，听说戴笠还没有消息，真的发了急，亲自跑到机要室，向沿途各地的军统外勤单位发电，先是叫通了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参谋长李崇诗，就“老板”行踪的问题，要求即刻答复。李回电说，昨天就接到“老板”的电令，指名要我和邓葆光、王心一今天中午到龙华机场接风。12时我们去了机场，天正下着大雨，约于下午1时左右，机场导航台才与“老板”乘坐的DC47型222号专机联系上，由于天气原因，无法指挥降落，飞机上回答说，准备改飞南京或济南。

“这么说没有到上海。”毛人凤接着又要通了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李来电称，没有见到老板。毛人凤叫他立即去附近所有的机场查询。一个小时后情况来了，说是下午1时20分光景，明故宫机场导航台曾收到过222号专机的呼叫，当时南京也在下雷阵雨，云高300米，能见度极低，不具备降落条件。但222号飞机坚持要着落，尝试了两次，没有成功，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快接济南站！”毛人凤由不得属下喘息，不停地催促着，于是从济南到青岛，再到天津、北平，“老板”可能去的地方都问到了，答复仍是不知下落。毛人凤终于觉得大事不妙，方寸渐乱。“该不会出什么意外？”毛人凤跌落在座椅里，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突然，戴笠早先跟他与周念行说过的一句话闪入脑际——“我将来若不是死在共产党手里，也会死在委员长手里”。难道委座会加害于他？毛人凤心里又“格登”一下，人从椅子上弹起。果真要这样，暗箭难防，“老板”肯定是凶多吉少了！毛人凤想到了这一层，再顺藤摸瓜地往下琢磨，发现的征兆愈多，愈觉得此事大有蹊跷，禁不住冷汗淋漓而下。

山城雾浓，黑夜相对漫长，等到太阳驱散迷雾天色放亮，已是早上8点，毛人凤仍旧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戴笠的消息，为了稳住军心，他关照知情人“绝对保密，不准走露风声”，随后驱车飞驶黄山委员长官邸，当面向蒋介石汇报了详细情况。从表情上看，蒋介石显得吃惊，伸手抓过电话，拨通航空委员会，嘱令查询，结果和李崇诗、李人士报告的差不多，222号飞机失去联系的地点在南京。

当着毛人凤的面，蒋介石命令航委会迅即派几架飞机沿途搜寻，接着对毛人风说，戴笠很可能被迫降落到了共产党占领的区域里，他要毛人凤赶紧回去，准备派一个富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带上电台、报务员和一个外科医生，随航委会的飞机出发，一旦发现戴笠的踪迹，如飞机不能降落，就跳伞下去，“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局长！”蒋介石的态度让毛人凤深为感动，一下子消去了笼罩在心头的疑虑——也是最让他后怕的疑虑。回到罗家湾，他马上召集紧急会议，20多个留在重庆的军统高级干部坐满了一屋子。毛人凤先把发生的情况以及初步的判断讲述一遍，随后传下蒋介石的命令，问准愿意搭航委会的飞机出发？半晌，没人吭声。毛人凤把目光停在何芝园的脸上。何有意别过头去，佯装没有看见。

毛人凤心寒意冷，使气地说：“没人想去，那就由我去吧！”毛人凤话音刚落，潘其武立即出言阻拦，“主任一走，家里事怎么办？”随后又问大家妥与不妥，众人都说不行。于是，毛人凤激动起来，一再恳切地说明：这是领袖的再三交代，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不但无法向上峰复命，也显得军统太没人物了！眼下，正值“三会”（指旧政协会、国民参政会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一起向军统发难之际，各位就是不念及“老板”往日之恩德，也该顾及一下团体利益呀！说着说着，涕泪俱下。

与会干部中年纪最轻的总务处长沈醉终于被打动了，当即立起，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任务，感动得毛人凤一把攥住了沈醉的手，说了一番敬佩壮士、疾风知劲草之类的感激言语。后来据沈醉回忆：当时说完话，“他（毛人凤）

马上带着我去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立即接见了我们，他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把戴笠找到；根据他的判断，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肯定是被迫降落到共产党所占领的地区。他叫我当天下午便出发。后来又问我跳过降落伞没有，我告诉他没有时，他才决定叫我下午带着医生和报务员先去练习一下跳伞，明天一早便动身。

我们正站起来向他敬礼，准备退出他办公室时，他又叫我们等一下。我看他从一个抽斗内拿出一张纸写了儿句话之后，要一个秘书拿去盖了官印交给了我。我一看是印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由他亲笔写这几行字：‘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他告诉我，如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在机场上，便立刻带着报务员、医生跳下去。见到当地下管什么单位负责人，先出示他的手令。找到戴笠后，立刻用无线电台与重庆联络，一切都不成问题。

毛人凤还说明了重庆电讯总台已指定两部机器，日夜收听派出去的电台呼叫，随时可以联系。”当天下午，沈醉带着医生和报务员去中国滑翔总会练习跳伞。同时局本部又掀起了一阵波澜。原来，随戴笠同行的秘书毛钟新、副官贾金南回来了。

高干们兴奋得一个劲地询问“老板”的下落，弄得毛秘书、贾副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毛人凤闻讯，把毛、贾二人请到办公室里，才知是戴笠为多装十几箱古董字画，临时决定让毛钟新、贾金南换乘另一架直达重庆的飞机。

于是，波澜平息，罗家湾大院又回到了一片沉寂的气氛之中。

毛人凤心细如丝，波澜虽平，余韵却一直缠绕心头。他听毛钟新讲，老板离开北平时，王莆臣领着诸多干部去机场送行，“老板”——与之握手告别，并且很动感情地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什么意思？普普通通的送行，值得如此动情吗？再说，把须臾难离的毛钟新、贾金南留下，真是为那十几箱古董字画？毛人凤有了疑虑，愈觉得“老板”举动反常。莫非是临了的交待？可交待完了又该去哪里呢？难道……难道去投奔共产党了？想到这里，毛人凤打了一个颤。他知道没有比这更糟的结局了。

因为，落在共产党手里，不暴露身份，危险不大；暴露了身份，仍然有转圜余地，周养浩的息烽集中营里就关着许多中共要人，哪怕以十抵一，何愁换不回活戴笠？怕就怕他投奔共产党，第一个受牵连的除了我还会是谁？毛人凤深知戴笠为人，逼急了，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顾忌。果真如此，倒不如摔死的好……

毛人凤胡乱猜测，无法安宁，掐指算算，30多个小时没合眼

兔死狐悲

毛人凤不知什么时候打起了盹，恶梦连连，直到姜毅英把他唤醒，那布满血丝的双眼里，仍然留着惊魂未定的遗痕。

“先生，先生。”身为少将的姜毅英，在与毛人凤独处的场合，习惯用嘉湖小学就读时学生对老师的尊称。或许是老姑娘的雌音偏于尖利，更有点异样的感觉，一下子把毛人凤从梦境拉回现实，他摊开双手，使劲地搓了搓脸面，抬腕一看手表，已是下午5点。“有消息了？”毛人凤见姜毅英神情萎顿，预感有凶兆传来，问话的声音止下住微微地发颤。

“南京李主任（李人士）刚才发来紧急报告，说是陆军总司令部情报处转来消息，证实昨天午后确有一架军用飞机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境内坠毁。

李主任已派人前去侦察，是否为222号飞机，目前尚不能肯定……”军用飞机坠毁？真如重锤击顶，毛人凤的耳朵嗡嗡作响，眼睛顿时模糊起来，姜毅英后面的话就像是遥隔千山，迷茫飘缈，根本听不清楚。

“先生，先生。”还是雌音的魅力，像巫婆招魂，再一次让毛人凤清醒过来。毛人凤伸出无力的手做了一个开灯的姿势。姜毅英扭亮台灯的同时，绞了一条浸过冷水的毛巾。毛人凤的眼睛、皮肤受到了刺激，晕晕沉沉的感觉逐渐消退。“这样，你关照李主任进一步查实，我马上去见委座。”毛人凤一边穿着外套，一边对姜毅英说。

毛人凤刚走，有军用飞机于南京附近坠毁的消息便在罗家湾大院内传开，虽说已到下班时间，回家者却寥寥无几，人们互相打探内幕，事实掺杂着传闻和猜测，讲什么的都有。不一会儿，毛人风从黄山委员长官邸回来，各处室的头头脑脑，用不着召集，自动地汇聚到了“毛座”的办公室。毛人凤哭丧着脸说，委座听了他的汇报后，十分震惊，断定“戴局长可能已遭不幸！”说到这里，毛人凤嘴巴一歪，哑然失声，眼泪涌出眼眶，顺着面颊往下流。各处室头头见状也一个接一个地垂下了脑袋，抽泣声此起彼伏，断不定谁是真哭，谁是假哭。

悲泣了一阵，毛人凤接着又说，委员长仍抱一线希望，已打电话给航委会，要他们赶紧派飞机去南京确认，如果坠毁的不是222号飞机，我们仍按原计划执行。说到这儿，毛人凤命袁秘书马上派车送贾金南去机场，让他随航委会的飞机飞南京。

一切交待完毕，余下的就是等待。毛人凤摆手叫大家回去休息，自己独个儿关在办公室里，电灯不开，窗帘不拉，闭着眼睛蜷缩在沙发上。他需要思考，需要换个角度静静地思考：如果说前不久还专注于戴笠下落的种种猜测与应对，那么现在应该想想戴笠之后该怎么办了。眼下，军统局的结束工作是当务之急，老蒋肯定要重新指派人负责。该是谁呢？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由我毛人凤挑头，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下存在。接下来，郑、唐之间，会有一人被老蒋选中。郑是副局长，代理局长合乎逻辑，偏偏他远在北平，分身乏术；唐纵近水楼台，现今又面临侍从室撤消，回军统似在情理之中。看来，各有千秋，也各有短处。万一决断不下，老头子征求我的意见，我该支持谁呢？毛人凤精于权衡得失，用不着长考，重心已偏向于郑介民。因为广东佬“冒脑根”，不亲细务，也最讨厌过问具体工作，尤其是人事、经费问题。如果郑来军统担纲，大面上由他风光，实际权力还在我毛人凤手里，这恐怕是最好的收场了……

晚上10点多钟，侍从室的电话打断了毛人凤的思考，说是委座即刻要召见他。毛人凤知道事关重大，拔腿就走，抵达黄山官邸时将近11点。侍卫官一反常规，径直把毛人凤领到了蒋介石卧室前的小会客厅。毛人凤走进屋子，见身穿睡衣的蒋介石满脸悲伤，立即明白恶讯无假了。

“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学生。”蒋介石把航委会方面的确认结果告诉毛人凤后，十分沉痛地说道。

毛人凤禁不住悲从中来，喉头一阵痉挛，“哇”地哭出声来，眼泪如决堤一般。事后细想，他觉得当时的心态很复杂：一是悲于友情，痛失手足；二是哀于自己，陡失依靠；三是感于领袖，如父如师；四是惑于处境，前程迷茫。

毛人凤的哭声显然惊动了正在卧室里休息的宋美龄，她穿着拖鞋走了出来，一边劝悲切切的毛人凤坐下，一边亲手倒了杯开水递给毛人凤。

毛人凤诚惶诚恐，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不迭地向“委座”和“夫人”陪罪。“唵”蒋介石见毛人凤平静下来，开始谈论工作，他要毛人凤派沈醉去南京主持办理戴局长的后事，一定要把尸体清理出来。接着又问：“还都工作迫在眉睫，你看，戴局长的职务，最好由谁代理呢？”毛人凤的脑子像过电一样，闪出了郑介民的身影，为免个人喜好直露，而造成亲疏褒贬上有失公允的不良印象，故作为难他说：“这个……委座知人善任，明鉴独断，卑职不敢妄参未议。”“唔”。蒋介石知道毛人凤处事谨慎，换了一个角度又问：“你说说，两位副局长在军统的人事关系怎样？”

机会来了，毛人凤不露声色恂恂言道：“中高级干部中，因为郑副局长过去经常代替戴局长主持工作，所以比较熟悉和亲近。”“唔。”蒋介石点点头，表示明白了，随后又说：“你先回局里去，让我考虑一下再做决定。戴局长生前很器重你，今后你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才是。”毛人凤从委员长官邸出来，夜雾己把山城遮了严实，厚厚的，重重的。

汽车开着前灯，像用久了的手电，闪着昏黄的亮光，照不出几尺远。偶尔揿几声喇叭，刺向雾幕，向沉闷的氛围发喊，断断续续，急促单调，好不孤寂。

唯有那不住轰响的引擎，粗喉大嗓地唱着，似乎在鼓励毛人凤，应该相信：

死寂孕育着希望，旧的过去，新的正在开始。

一“国”三“公”

戴笠在世时，军统局似个三脚凳，以江山人为主体的浙江派，由唐纵领衔的湖南派，以及郑介民挑头的广东派，各铸一足。其间，戴笠居大，犹如凳面压着，倒也成了三足共顶一天的局面。再说戴笠为人悍狠，一鹰入林，百鸟压音，挤兑得郑介民、唐纵退避三舍，湖南派、广东派大体上处于蠖屈状，虽然阴怀过节，却畏于张扬，表面上彼此相安，实际上矛盾埋伏得很深。

如今戴笠一死，而且死得过于突然，震惊之余缓过神来，又将是什么田地？

毛人凤早想到了这一脉，所以回到罗家湾本部，马上把潘其武、姜毅英、何芝园、张冠夫、毛钟新以及沈醉找来，开个碰头会，主题就是：大难临头，共商后事。

不大的一间秘书室里挤着十来个人，蔫蔫地哭丧着脸，着实让毛人凤心酸。当毛人凤用低沉的音调证实了戴笠遇难的消息后，不知哪一位绷不住，率先哭出声来，跟着涕泣一片，弄得毛人凤眼睛发潮，说话艰涩起来。他知道，这些人都是老板留给自己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日后安身立命的根底，只有他们的悲痛才是真正出自内心的。

“大家想想，今后怎么办？”毛人凤觉得喉头的压抑感稍有减轻，挥手做了一个节哀的手势。“首先大家要齐心协力……共同把戴先生……创下的这份家业保存下来！”潘其武在毛人凤面前一向最敢于讲话，尽管声音里夹带着三分哭腔，说得也不够连贯，仍足以催人血热。“对！对！”说得出话的人立即发声响应，依旧抽泣地使劲点头。这情景让毛人凤大受鼓舞，于是就把方才老蒋召见的详细经过叙述出来，尤其对老蒋叮嘱他“多负点责任”的含义，以及力荐郑介民的用心，作了精当的分析，听得众人一扫阴霾，精神随之振作起来。

碰头会开了一个多时辰，大体上形成了共识。最让毛人凤感到欣慰的还是潘其武的话：“戴先生不在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的老板！”其实，浙江派也好，湖南派、广东派也好，说到底，都是军统局的首首脑脑援引乡党、扶植亲信、拉帮结派的遗作。

戴笠是浙江人，早先为成就“黄马褂”与“小江山”的对峙格局，扶植浙江派，以身微言重的态势把握了内勤机要的大权，除了毛人凤于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外，其他的重要人物还有毛万里、毛森、周念行、王莆臣、周养浩、刘方雄、何芝园、叶翔之、张冠夫、潘其武、姜毅英、毛钟新等等。沈醉虽是湖南人，但与毛人凤私交极深，颇受信用，也算半个浙江派。

广东派是郑介民的小圈子，他们有的是郑早年留俄期间发展的关系；有的是他主持军令部二厅时培植起来的亲信；再有的就是“墙头草”之类的人物，跟着风向转悠，时不时地步入广东派的圈子。这些人职务军阶都不低，但真正的铁杆并不多。

相比而言，湖南派的气象要大许多，无论是班底的殷实，还是招牌的鲜亮，堪称异军突起。他们上有唐纵盘旋于领袖的周围，中有张毅夫、李崇诗、李人士、李肖白、周伟龙之类的军统元老扶梁，再加上遍布方方面面的中小头目，真可谓：人强马壮，“资源”丰富。

过去，戴笠、郑介民、唐纵面善心不和，染及门户，三派之间互存芥蒂，嫌隙良深，主要的焦点集中于职权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即所谓的用“亲”不用“贤”和位卑而权重、位尊却权轻的政治格局。眼下，戴笠一死，浙江派陡失仰仗，已难以维系早先的嚣张。于是历年埋伏的积怨，便有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气候。表面上看，罗家湾大院凄切的气氛浓重，可痛哭的，干嚎的，假哭真乐的，又笑又骂的，窥伺风向的，如释重负的，静观待变的，磨拳擦掌的，应有尽有。一言蔽之，对“老板”的死，上下各有盘算，心态复杂得很。

暗流汹汹

3月20日清晨，沈醉接受毛人凤的布置，捧着一幅镶在黑边镜框里的戴笠半身像片，坐飞机去了南京。下午，侍从室打来电话，召毛人凤往官邸，蒋介石当面宣布了发表郑介民为代理军统局局长的决定，并指示毛人凤尽快通知郑由北平返渝。毛人凤回到罗家湾，头一桩事就是拟好电文，关照姜毅英马上发给北平的郑介民。傍晚，沈醉从南京打来长途，详细地叙述了“老板”出事的经过：原来17日那天，222号专机在南京作第三次穿云降落时，飞偏了方向，与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戴山撞个正着。据当地居民说，先是发出一声巨响，接着燃起熊熊大火，且烧了两个多小时。搜寻人员赶到现场，找了半天，才在山腰口一条困雨沟内发现了戴笠的尸首，显然是被雨水冲下来的。尸体已被烧得只剩下半截，焦黑一团，贾金南从6颗金牙的特征中认出是戴笠。尸体现已运回南京，停放在中山路军统南京办事处的礼堂内，李崇诗为此从上海运来一口楠木棺材，沈醉向毛人凤请示是否抓紧装殓。

毛人凤握着话筒，想象着戴山困雨沟内的惨象，简直无法接受一个偶像支离破碎的现实，直到沈醉重复了一遍等候指示的要求时，毛人凤才用暗哑的声音关照他，立即找一个手艺好的化妆师，把老板的遗容修饰一下，莫让旁人看了心寒。放下话筒，毛人凤就势斜依在沙发上，人像被水蛭吸了血一样，空空得心头发揪，满脑子都是披挂整齐的戴笠与半截的焦黑尸体在打转。

想着想着，堕入了宿命：怎么就这么巧？摔死戴山腰，尸陈困雨沟，山下偏又有座戴家庙，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定数？于是又想起了戴笠命中缺水的说法，出事前恰巧用了个“高崇岳”的化名，这不明摆着冒犯大忌吗？我怎么就会同意呢？毛人凤越想越懊悔，竟觉着戴笠的死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般。当天夜里，他辗转反侧，无法成眠，考虑的尽是如何替戴笠办妥后事的筹划。

然而，分神多有牵挂时，不尽暗流滚滚来。毛人凤本以为发丧期间，念在同道一脉，广东派、湖南派不至于马上红眼相争，白刃出见。结果还是低估了对手们急不可捺的心情，而加速这一进程的点火者，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沈醉。

原来，沈醉就在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特意去拜会了唐纵，唐刚刚起床，沈急匆匆地把昨晚浙江派的碰头会内幕透给了唐纵，捅出了毛人风荐郑拒唐的用心。唐纵听完沈醉的汇报，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沈醉的本意是向唐纵卖乖，藉此指望在无可避免的内部纷争中，不拉开与“湖南派”的距离，一见唐纵不惊不炸，当下放了心，十分诚恳地要求唐纵切莫声张，心里知道就是了，唐纵随即表示，自己不会随便说话。

送走了沈醉，老谋深算的唐纵开始反刍，一个“好意”的提醒转眼被解读成了出击的信号。按照唐纵谋定而动的沉稳脾性，原本不喜欢急火爆炒。

戴笠摔死的消息一经证实，“湖南派”如掀去压顶巨石，好一阵心境轻松，本能地开始了入主中枢的进军。他们四处串联，加紧策划，唐纵家的门槛也要被踩扁了，说来说去，就是怂恿唐出头争取帅印，趁势把特工系统的大权一揽子夺过来。策划这一“逼宫夺帅”计划的骨干分子，是湖南派的三李一张，张即张毅夫，李即李崇诗、李肖白、李人士。可是方案拿到唐纵那里，获支持的热情并不高。原因有二：一方面是老问题，唐纵无意司职特工；另一方面，也不想留下剪除旧臣的恶名，让人指戳。眼看黄瓜菜要凉，心急火燎的“湖南派”斗士们方向一转，合力推出了另一个特工元老——周伟龙。

然而，周毕竟与“领袖”隔着一截，要想获得恩准，还是要搬动唐纵去通融。

眼下，“湖南派”正为唐纵不温不火的态度发愁，沈醉的汇报事实上激怒了唐纵，他想：“戴笠都毁得尸骨不全了，毛人凤阴地里还纵着性子摆布我，若再是以君子风度示范，岂不更让人拿捏了吗？”说来也巧，当天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唐纵，就加强监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问题、黄山官邸及附近的警戒问题、中美合作所与联络美国海军的问题，以及料理戴笠丧事的问题发出询问。唐纵不像郑介民那样粗放，经手的事仔细有余，无一疏漏，所以这会儿，有问必答，应对如流，蒋介石相当满意，由此也证实了他的一个想法：

虽说发表了郑介民代理军统局局长的任命，但困于北平的军调使命，郑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罗家湾，于是直截了当地向唐纵提出：能否协助郑介民管理军统？其时，唐纵已被发表为内政部次长，正眼热全国警政的权柄，生怕沾染了“协助”一事，摆脱不开，最后落入专事特工的巢臼，当场婉言推辞，并表示宁愿不居名义，但可尽力从局外予以协助。这事若放在过去，到此已经为止，结局肯定对毛人凤有利。偏偏唐纵上午听了沈醉的小报告，决定改变不温不火的态度，于是攀着推辞的结尾，塞上了“湖南派”蓄谋的方案，向蒋介石推荐周伟龙和马忐超担当“协助”一职。这也是唐纵为人谨慎的地方，他拉出马志超陪衬周伟龙，既是有意排斥毛人凤，同时也是避开了用亲之嫌，留下搞乡党关系的不良印象。可能是蒋介石另有看法，以为马志超、周伟龙均非“协助”之材，所以听过唐纵的推荐，嗯了一声，并无下文。

但此举对“湖南派”的鼓舞却是很大，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唐纵已不置身事外。

紧接着，湖南派暗中酝酿起了更大的动作，一桩可能直接让毛人凤倒台的投机舞弊案正在紧锣密鼓地侦察中，当事人就是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

事情要追溯到抗战胜利后的不久，当时，京沪两地的金价比内地低了许多，而法币的币值却远远超过仍在接收区流通的伪币。因此，大后方的人只要能带上法币进入京沪两地，买金子到内地抛出，赚两头的差价，赢利颇丰。

重庆的军政官吏、富商大贾都急着要返回京沪发接收财，由于长江航运不畅，乘船的时间又长，对靠炒金子求富的人来说极为不利。这样一来，飞机票的价格日日见涨，仍供不应求，乃至有了一张机票抵一根条子的说法。跟着，倒腾机票也随之成为一门生财之道。军统仗着工作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

另外，航空检查所又是他们的外勤机构，不但弄得到机票，而且能带上超重的行李。毛夫人向影心瞄上了这个“特殊”，纠集有关方面，组合成一个倒卖机票、走私钞币、炒卖黄金的小集团，她是“老娘”，骨干分子除了当年风月场上的老情人邹伟成外，数得上号的还有局本部总务处的科长吴茂先。

由于这类勾当涉及面较宽，难以做得密不透风，不久，尾巴就让湖南派大将李肖白揪住。李是军委会特检处的处长，直接管着航空检查所。不知是内部分赃不均，还是从一开始就落入了湖南派布好的圈套，吴茂先的投机舞弊行径完全暴露了。于是从1946年3月起，军统局开始往南京搬家，张毅夫利用负责重庆事务的方便，暗中开始了大规模的侦伺，企图以此打开缺口，一举击毁浙江派。真可谓：暗流汹汹不息，恶招记记夺命，可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毛人凤却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浑然不晓。

黄雀在后

与此同时，广东派也不甘寂寞，抓紧时机打起了黑算盘。3月20日，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发电通知郑介民速回重庆就职，郑介民表示，当天就争取坐飞机回来。可左等右等，人影没见一个，电报倒是一份尾追着一份拍来，老调重谈，说是军惆方面有紧急公务缠身，一时脱不开，直到3月24日才定下了启程的时间。当天下午，毛人凤带了局本部的处长们一起去珊瑚坝机场恭迎老郑，竖着脖子仰望蓝夭，迟迟不见飞机的影子。郑太太首先沉不住气了，她害怕戴笠事件重演，催着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往航空公司打电话，虽说对方的回答多是宽慰的言语，仍无法消除蒙在大家心上的阴影。毛人凤看上去比较镇静，其实心里也不免发毛，他倒不是因人伤情，而是怕这“冒脑根”出了意外，军统落入唐纵之手，自己就回天乏术了。

正胡思乱想着，天边处隐隐约约地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不一会儿，空中现出飞机的影子，由蚊而蝇，渐如大鹏展翅，盘旋着降落在机场上，胖乎乎的郑介民钻出舷舱，走下扶梯，笑脸盈盈地跟前来欢迎的毛人凤和各处处长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毛人凤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表，飞机差不多误点两个小时，谢天谢地，总算平安归来，毛人凤嘴里说着让老郑适意的好词，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宽慰。

当天晚上，郑介民先去了黄山官邸谒见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驱车到罗家湾本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按照公事履行的程式，毛人凤当众宣布了蒋介石的任命令，接着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新局长登台训话。原本都是老熟人，换汤没换药，老郑那两下子，除了添加些许庄重外，口音没变，老调重弹，什么委座栽培啦，各位信任啦，本座不才，勉力为之，望各位鼎力襄助云云。讲到具体工作，郑介民本来就说不清楚，最省力的说法就是：重大问题需要研究，一般问题仍照过去戴先生在世时一样办理。整个训话不足一刻钟，虽说缺乏新意，但简明扼要，不作无谓的拖延，大家听了还算满意，尤其是毛人凤和浙江派同仁，指望的就是郑介民的老作风，因此训话结束时的鼓掌，倒觉着拍出了些许新意，这当然是冲着毛人风荐郑拒唐之精妙而去的。

中午，工作会餐，心头乐滋滋的毛人凤表面看是为新局长接风，实际上也算饯行，他巴不得老郑快回北平。因此，午饭过后的工作汇报，毛人凤尽捡那繁琐操心的事务铺陈，诸如经费问题、人事问题，听得郑介民好不耐烦。

尤其是毛人凤说到经费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时，郑介民起初还以为毛人凤夸大险情，忙问：“过去怎么办？”毛人凤摊出了老底，说是全靠老板在外面弄钱，数目比拨下的还大。听得老郑直吐舌头，暗忖自己没有戴笠的本事，索性挥挥手，表示不听了。毛人凤期待的就是这个，吓退了郑介民，等于立起了毛人凤！

谈话结束后，毛人凤的心情变得格外的轻松，可惜维持了不足几小时，就被唐纵搅坏，他带来了委员长的口谕，说是在郑介民赴北平负责军调期间，暂由自己代理其职。听罢口谕，一桶冰水贯顶而下，直冷到了毛人凤的脚心，思前想后，才知被人盘算毛人风清得一点不错，果真是郑介民从中做了手脚。他和唐纵一样，过去嫉恨戴笠的专横，不满浙江派的嚣张，这些积怨如今全留给了毛人凤。因此，他非但不领毛人凤的举荐之情，相反大有趁势削弱浙江派的念头。他知道眼下的处境，不可能使自己过多地留意军统事务，但也不愿意腾出空白，让毛人凤填补，于是在返渝的当天晚上谒见老头子时，作为接受任命的条件，提议由唐纵在自己离渝期间代行局长之职。理由是：军统局的摊子太大，人事关系极其复杂，必须有一个业务、资历都够格的人坐镇，才能摆得平。蒋介石本来就属意唐纵协助，现在郑介民也有这个意思，只当是从工作考虑，便点头应允了。

其实，冠冕堂皇之后，郑介民暗怀鬼胎。一来以资历、业务的名头堵住毛人凤的晋升之路（在蒋介石眼里，至今还把毛当作是守成式的内勤干部，虽然工作出色，却不全面，资历也不足以服众）。二来有意推出湖南派直接跟浙江派开火，弄个两败俱伤，好从中坐收渔利。

对这种结局，唐纵有说不出的苦衷，一方面无奈蒋介石的坚持，另一方面也不愿郑介民舒舒服服地做那居后的黄雀。因此，到罗家湾宣读好领袖口谕，就把郑介民的小伎俩暗示给了毛人凤。“真他妈的阴损！”毛人凤一边暗暗地斥骂，一边笑容可掬地对唐纵说：“唐先生能来军统领导，这是我们的福分呀！”

借力打力

回到办公室里，毛人凤开始倒抽冷气。郑介民突然下套，走出预设的格局，这一点毛人凤估计不足。如今既成事实，反复掂量，越想越觉得形势不妙，至少有四个不利因素，使自己处在了斗争的下风。第一，戴笠的死促成了力量对比的逆向转换，浙江派由强趋弱，湖南、广东派则由弱趋强；第二，湖南、广东派共视江山帮为眼中钉，目前已成夹击之势，弄得自己腹背受敌；第三，攻守形势开始变易，已由早先的算计别人，转化为时时防着别人算计，更何况身在明处，暗箭难防，被动到了极点；第四，发丧事宜缠身，牵扯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不可能集中思想应付对手的攻击。好在毛人凤毕竟是毛人凤，强势无须毕露锋芒，弱势依然不折脊梁，经过一番琢磨，决意使出借力打力的太极云手，第一个让郑介民尝到了不舒服的滋味。

说来也是郑介民自投罗网。当天晚上，他首次以局长身份召开会议，商讨特工系统改组的事。唐纵征得郑介民同意，让军统设计委员会主任张毅夫列席，用心当然是分削毛人凤的权力。会议开了不到一个小时，讨论到组织人事问题，说是要建立一个军统局组织调整委员会，专门负责特工系统的改组工作，至于主任的人选，郑介民提议由李肖白来担任，一方面表示跟湖南派亲近，另外，有意树起对立面，让湖南派跟浙江派闹腾起来。如果争出高下，自己居中评定，不失威仪；万一争不出高下，广东派说不准便有了进帐。

郑介民的如意算盘拨定，毛人凤当即表示反对，看着唐纵、张毅夫警惕的眼神，郑介民心里开始发笑，只可惜没有笑出滋味，硬被打住了。他万万没能料到：毛人凤提出的人选竟也是湖南派的人士，现正在桂林当办事处主任的曾坚。曾的牌号虽不如李肖白响亮，但资历级别全都够格，一时里弄得唐纵、张毅夫看着郑、毛争执，难表可否。其实，这恰恰是毛人凤深思熟虑的一招，明知湖南派己占上风，何必死撞山门，索性先把自己融入对手的阵营，不当对立面，然后借助强敌的沉默，打击较弱的对手。这种情况下，湖南派保持中立，等于是帮助毛人凤教训郑介民，既显示了力量，又分化了对手，何乐而不为呢？

一番争执下来，郑介民终有所悟：这会议本该是唐、毛之间的较劲，争个什么屁主任，为何到头来，吃累了我？再说，毛人凤过去从不与我抬杠，今天竟反常地执拗，要不是唐纵把我给卖了？想到这里，再看看作壁上观的唐纵、张毅夫，一个气定神闲，一个喜形于色，不禁大呼上当。

两天后，沈醉从南京回到重庆，依惯例向郑介民汇报工作，当谈到戴笠死后在江宁县山上暴尸三日，任雨水冲淋时，郑介民趁机发作了，摆出一副不胜愤慨的样子说：“真丢人！实在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三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让别人知道了，真是太荒唐！”沈醉瞧着老郑涨红的脸面，总觉得话里有话，事后转呈毛人凤，才知郑在两天前的会议上窝了气，借着死人责怪活人，一是批评毛人凤这个家没当好，二是责骂湖南派内讧有心，办事无能，因为南京方面的组织是由湖南派三李之一的李人士负责的。

听完沈醉的汇报，毛人凤眼珠子一转，心想，你老郑会在死人身上做文章，我难道不会吗？于是一个新的借力打力的计谋，经过反复运筹，烂熟于胸。

死人身上做文章

每年4月1日是军统局成立的纪念日，戴笠总要庆祝一番。今年的4月1日纪念大会，由于面临改组的局势，戴笠早下指示，说什么也要闹个轰轰烈烈，即便是散伙，另起炉灶，这最后的庆典偏要显显军统的“家庭”气氛和团队精神！起初，有人怀疑戴笠的热衷是怀旧情绪的发作，是反对改组的显示，但随着机毁人亡事件的发生，纪念大会似乎又成了不被提起的话题。

这两天，郑介民急着要返回北平，唐纵一心扑在获取全国警政大权的钻营上，将为戴笠发丧的事，几乎全推到了毛人凤的身上。

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戴笠活着的时候，悍狠专横，猖狂过了头，军统上下恨他的人不少。但时过境迁，人成了僵尸，竟被头头脑脑们扔在一旁，倍受冷清，反而激起了阵阵不平。恰巧军统又面临改组的难关，外界的压力与日俱增，方方面面的指责接踵而来，沮丧灰暗的情绪充塞了罗家湾大院，每每有大小特工经过戴笠的灵堂，看着横眉立目的老板遗像，无不为其“英雄”气概折服，他们好像忘记自己挨了多少辱骂和拳脚，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强者，需要像老板那样能保护军统的人。这种情绪很快被毛人凤察觉，“民意可用”就是他做文章的根据。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把戴笠的发丧与4月1日的纪念大会摆在一起举行。

“四一”纪念大会本意就是突出“家庭”气氛和团队精神，再加上悲壮的发殡仪式，很快引发了众人的热情，日期未到，心趣已浓，片刻间被淡忘的话题又成了热点。

1946年4月1日，在一片凄凄惶惶、悲悲戚戚的气氛中，军统局成立14周年的纪念活动拉开了帷幕。按老规矩，除了在罗家湾本部及安置在重庆各机构的大小特工全部参加外，还有各地干外勤的特务头脑，把偌大一个礼堂，挤得严严实实。朱绍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率领着军委会各部、厅、室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上午，毛人凤做军统工作报告，内容涉及内勤外勤的方方面面，基本倾向不离为军统评功摆好，尤其突出了戴局长生前维护整体利益的献身精神，当他讲到心愿未遂身先死，留下缺憾谁弥补时，真情涌动，不禁语塞，大厅里随之也泣声一片。毛人凤顿时觉得血流加快，有意无意地把话题扯到眼下的困难上，诉了许多独力不支，捉襟见时的苦楚，最后当众表态，坚决秉承戴先生的遗志，与大家同舟共济，为此不惜粉身碎骨，肝脑涂地。

毛人凤的报告博取了一派掌声，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起码让大多数人觉得：患难之际，郑局长、唐代局长各谋前程，已无心照顾我们了，只有毛座同大家在一起。当然，铺垫的成效，除了会前会上的煽情，还与毛人风平时体贴下情，广结善缘的作风分不开。总之，开头很煽情，再为戴先生发丧，好戏就有得看了。

下午3时，蒋介石在唐纵的陪同下来到追悼会现场，说来也怪，戴笠一死，蒋介石对他的猜忌防范顷刻冰释，记起的反倒是种种好处。届时开口悼念，便对“雨农同志之工作成绩”，倍加称道，又称其有“不计利害，不辞劳怨的精神”，“为黄埔同学们稀有”，一再鼓励“各同志继续努力”，要继承雨农未竟之事业，要发扬雨农的这种精神，说着说着，竟抹起了眼泪。

于是，台下那班早已酝酿着悲情的浙江派同僚们，趁势痛哭起来，一传十，十传百，顿成群嚎场面，尽管唐纵多次出面制止，仍不见效果，最后还是老蒋宽容，让大家尽了兴。

晚上，照例举行会餐。开饭前，唐代局长训话，题目是如何配合中央，完成好调整裁并工作。唐纵训话的内容本是小班子开会决定的，只怨此君长期高高在上，不解下情。毛人凤见他欣然应允训话的神情，知道他是睡了钉板。果然不出所料，唐纵的话还没说到五分钟，台下已乱成一片，有议论的，有联噪的，有骂娘的。

唐纵察觉场面失控，一再要求大家肃静，听自己解释，都毫无效果。最后还是毛人凤的几声猛喝，才平息了会场上的嗡嗡声，那副令行禁止的威信，给唐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唐纵开始解释，他说：“军统局之归并裁撤，既不是因为戴局长之死，也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反对，而是由于时势之需要而产生。因此，在裁并调整的时候，义利公私之分甚为重要，如果把握不住，将来是会犯严重的过失与危险的，希望大家勿存私见，勿图私利……”

唐纵的话还没有完全讲尽，下面又乱成了一锅粥。显然大家对他的立场和教训人的口吻不满意，再比比毛人凤的共苦精神与诚恳态度，更觉得唐纵不像“自家人”，感情上一下子拉开了距离。“四一”纪念大会后，唐纵怯于人情舆论上的抵触，尽量避免踏入雷池，举凡有关改组裁并的事务，大多委托给了毛人凤。显然吃力事难以讨好，但非毛莫属的工作格局，暂时稳固了毛人凤的内当家地位。对此，湖南派人士心里不舒服，却也无奈，都怕惹动了众怒，咽不下苦果。

暗鬼惊心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颂令，宣布5月5日为政府“还都”日。实际上，军统自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大搬迁，落脚的地点是洪公祠军统旧址上盖的一幢新大楼，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建。

陆根记在上海建筑业中享有盛名。抗战期间，陆老板通过云南卢汉的关系，巴结上戴笠。为投其好，物色了不少漂亮女子充当公关小姐，陪吃陪睡，从而一手揽下了军统局所辖的全部工程。抗战胜利后，尽管各方要求撤销军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戴笠却无意退缩，趁着在沪宁地区指挥特工系统大接收的机会，着手落实重建新巢的计划。陆根记例当首选，条件也优惠得惊人，一个毛钱不要，只当是友情赠送。事后，戴笠报以涌泉，把接收上海最大的日本木材业寿公司的权利送给陆老板，那可是同业中人人垂涎的一块肥肉啊！

军统局迁回南京，洪公祠大楼尚未竣工，只得暂借傅厚岗警察局的房子办公。当时有人苦于局促，建议毛人凤重回鸡鹅巷。毛人凤不胜哀伤地大摇其头，感慨地说：“旧地依然，故人已去，徒增伤心。”说得大家唏嘘不已。

其实，毛人风心中一直怀个鬼胎，只有潘其武知道，那就是允准戴笠用“高崇岳”的化名，犯了缺水之相，以致命丧荒山，每每想到这个过失，心生怯意，所以也就不敢再回到戴笠住过的鸡鹅巷去，甚至连戴笠用过的东西、住过的房子，他也不要，包括4辆高级小轿车，郑介民、唐纵各占一辆，胡靖安大吵大闹要去一辆，剩下的一辆，大家认定该由毛人凤享用，结果还是给了张毅夫。不晓内情的人，背后夸赞毛人凤谦让，不图享受。潘其武听了找毛人风打趣。毛人凤煞有介事地说：“这种车子，跟三国演义里刘备骑的‘的卢’马一样，是会害主的。

”不久，洪公祠大楼建成，毛人凤作为大搬家的总指挥，先行实地勘查，其中有一间戴笠自己设计的局长办公室，华丽高级，大家都以为毛人凤会选中，谁知他和老潘上上下下兜了几圈，竟物色了一套极不起眼的房间，落在外人眼里，谁看得出是图风水适宜，还当是毛先生艰苦朴素，谦谦礼让的又一事例哩！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终究还是碰上了厄运。有一天，毛人凤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话，说委员长要了解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请毛人凤立即整理好，亲自带给蒋介石这时，毛人凤正在家里请一个手艺高明的按摩师傅替他松动筋骨，接到命令不敢怠慢，随即挂通了傅厚岗的电话，指示机要秘书毛钟新着手办理，然后让交通股派人将材料送来。偏巧，毛人凤的公馆临近梅园新村的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交通股的派员又不太熟悉那一带，稀里糊涂竟拿着材料跑了进去。中共办事处的收发员也真“够格”，瞧着封皮上“送呈毛先生亲启”的字样，问都不问，照单收下，并在送文簿上盖了戳。

毛人凤在家里洗完澡，捏好脚，算算交通员该到了，起身穿戴出门的衣物，收拾停当，仍不见门口有动静，便拿起电话，往傅厚岗方面催问，毛钟新拔脚跑到交通股，正撞上刚刚回来的交通员，说是已经送到，还把送文簿拿给毛钟新看。毛钟新定睛一瞧，天哪，赫然印入眼帘的竟是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红戳，顷刻间急出了一身冷汗，二话没说，拉着交通员来找沈醉。沈醉吩咐毛钟新不急着报告，争取先把东西找回来。于是让交通员再往中共办事处跑一趟，理由是材料没装全，要取回去。自己则带上6个便衣特务，紧随其后，万一讨不到，就破门硬抢。

不足10分钟，车子开到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地方停下，交通员按照沈醉的布置，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说出胡捏的理由。对方仍然不问，原封不动地将材料奉上。等交通员回到车里，毛钟新、沈醉悬着的心才算落地。5分钟后，毛人凤知道了事故的原委，半是庆幸，半是后怕地说：“这东西真落到了共产党手里，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哩！”第二天，潘其武来毛人凤处商量工作，毛入凤说到昨日的蹊跷，潘以为是戴笠的亡灵在作祟。毛人凤一琢磨，以为不错，忙问潘其武怎么办？潘说，先把家搬了，祛祛晦气，再把发靷出丧办得隆重些，只要对得起他，他也不该怨恨了。毛人凤点头称是，一边忙着去看房子，一边跑到蒋介石那里，央求为戴笠举行公祭，蒋介石同意了。

五六月里，各地的军政长官闻令而动，纷纷为戴笠举办隆重的公祭活动。

其间，政府又宣布了追赠戴笠为陆军中将的决定，平添风光。接着，军统再为戴笠举行大出殡，蒋介石带孝前往，气氛更上了一层。说来也巧，那天，从早上起开始下雨，10时左右正当大出殡的队伍准备往灵谷寺进发时，雨停了。毛人凤暗暗叫奇，以为是“老板”的在天之灵庇佑，于是亲扶灵柩上车，表现得格外卖力。停灵之际，那一通翻江倒海的哀恸，直让灵前的戴笠兄弟儿郎都要逊色三分。

8月里，蒋介石两次来到灵谷寺凭吊戴笠，一次是和宋美龄一起，一次是独自前往，由毛人凤、沈醉陪着，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转了一圈，然后择道下山，指着前面有一个小塘的地方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蒋介石如此体贴入微的关怀，毛人凤觉得不仅是戴笠的荣幸，也是军统的荣幸。事后，邀来风水先生查看，风水先生也极赞此地好风水，子午亦是好取向，毛人凤不禁对老蒋的堪舆之道陡生敬服，心里老觉着歉疚的那块心病也去了一大半。日后，他对戴家遗孤的照拂确是没说的。为了不让戴母伤感，一直骗她说，儿子去英（阴）

国，每逢老太太过生日，毛人凤和一班江山的小同乡，必为老人家操办寿庆，哄她高兴。1949年4月，戴母兰氏以74岁高龄辞世，毛人凤特派胞弟毛万里代表自己奔丧执绋，奉敬孝道。另外，戴笠的兄弟戴春榜、儿子戴藏宜都不成器，作恶乡里，民愤极大，一直受到毛人凤的庇护。戴笠死后不久，杜月笙眷念旧情，送了20万法币，扶植戴未竟的事业。尽管当时，军统已困难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毛人凤还是一分一厘没花，全部转交给了戴藏宜。

成立保密局

戴笠出丧事办完，军统局裁并改组的方案随之出台，内容上除了剔去掌握海军的部分，其他的与戴笠生前谋划的化整为零方案差不多。原先由军统掌握的两大公开机构——警察和军事谍报，一个划归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警察总署，一个划归国民政府国防部的第二厅。秘密特工这一摊子，过去挂靠军委会，现在军委会撤消了，改挂国防部，但取个什么名称呢？

唐纵觊觎警察总署署长，且已获老蒋同意，不伯吃成个胖子，建议叫国防警察局。老蒋觉得不妥，不符合秘密特工的性质。毛人凤留恋军统的旧称，建议换个帽子，索性叫国防部调统局。老蒋想了想，也觉得不妥，有句话，他不想说出口，那是因为调统局的名声不佳，何必不贴金反去抹屎呢？

毛人凤忽然开窍通灵，想起了不久前老蒋来傅厚岗对军统局高级干部讲的一席话，要点有三：一是特务工作要做无名英雄，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不好虚荣，而且要绝对秘密；二是特务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三是情报工作要注意组织和宣传。组织问题，在共产党看来就是神秘问题，对于神秘必须特别研究与运用。三条要点，两条强调了“秘密”，“神秘”，要么就叫……想到这里，“保密局”三字脱口而出，果然一射中的，蒋介石十分满意。

接下来，就是三家分“晋”后的人事安排问题。郑介民原为军令部第二厅的厅长，现在转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名正言顺。警察总署署长，眼热的人不少。戴笠在世时，李士珍挟着戴季陶等人的支持，虎视眈眈。为此，蒋介石曾流露过予以考虑的意思。不过，那也只为牵制戴笠而言。现在老戴死了，李士珍的制时作用已不重要。相反，了却死者的心愿倒成了强音（戴笠生前一心支持唐纵出任警察总署署长）。再说，唐纵为人精细谨慎，是个干警政的好手，稍一争取，便得到了老蒋的默许。苦就苦那李士珍，差不多是梦里坐花轿，喜到醒来一场空。

相比之下，最令老蒋伤脑筋的，还是保密局的人选，论级别，不彰不显；论作用，非同小可。不老道的人，不能用；不可靠的人，不敢用；恋仕途的人，不专注；缺资历的人，难服众，陡然觉得戴笠之材，可遇不可求矣！然而，事到关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仍由郑介民以厅长的身份兼任保密局局长，同时提升毛人凤为保密局副局长。

后退一步天地宽

军统大解体，弄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正应了一句老话：“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譬如以时局而言，军统改组后，来自和平民主建国思潮的政治压力明显减轻，多少还为老蒋的“政治协商”、“民主宪政”装点了门面。再就是党内斗争，由于军统局的撤消裁并，力量大为削弱，基本满足了对立派的要求，难以再提出进一步落井下石的理由。

另外，从老蒋个人角度考虑，军统局改组以后，尾大不掉的后患就消除了。眼下，老蒋正为消灭中共，暗做内战准备，特工正是他需要的政治工具，别人嗤以敝帚，他却加以重视。由此推论，戴笠的死倒成了好事，否则，凭他的偏激情绪与认死理的倔强态度，不知要顶到什么时候！这种方生方死，否极泰来的感觉，毛人凤还有着更切肤的个人体会。

最直接的就是经费问题。军统局摊子庞大，不算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之类的武装特工部队，单是内外勤人员不下5万，其中有一半在军统局吃饷。过去，戴笠为造就家庭式的内聚力，推行了铁饭碗、终身保障的制度，非但于“待业”期间照发薪水，就连家属的生活、小孩子的教育也统统包揽下来。为此，军统局经费上的缺口也越来越大。

抗战胜利后，毛人凤做过一个统计，军统局平均每月的花费已高达1500万元，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刚来重庆接任军统同局长时，毛人凤曾经就此请他想辙，吓得“冒脑根”连连摆手，不敢再听下去。后来，唐纵履行协助之责，毛人凤又向他讨主意，唐纵非但拿不出主意，而且还批评了“胡乱花钱”的作风。

他说：“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刚成立，我当第一任书记，那会儿编制只有145个人，工作却搞得有声有色。现在呢？人马成了几万的巨数，可是从抗战开始以来，递呈委座的情报每年递减。

以1942年那一年为例，我坐在侍从室里算过，24575个人从军统局领薪水，平均每10个人仅有二至三件报告，人均情报报告率仅占0.68％，假使以已经开销的经费和临时费算，一个月是1487.6万余元，那就是说，每一件情报的代价，就是花去政府1.3万元。你说说，都是干什么吃的？”随后提出一句口号：“不乱花一分钱。”这等于是把毛人凤逼到了绝境。其时，恰逢改组风紧，人心动荡，万一闹得小特务们悬起嘴喝西北风，一个个挺而走险起来，毛人凤这个“内当家”可就无法向上峰交待了。于是整日里搜索枯肠，榨出脑汁想办法。张冠夫不知怎的，想到了杜月笙，建议毛人凤求求他。

毛铺纸执笔，拟了一封谦词连连的信，让秘书郭旭带往上海去找杜月笙。杜果然爽快，一出手就是2亿法币的支票，惊得郭旭脑门子冒汗，颤着声音问利息怎么算？杜月笙佯装不高兴地说：“毛先生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要利钱呢？以后还得出本，就交给南京通商银行。

再有啥困难，只要帮得上忙，总归是闲话一句！”就这样，毛人凤靠着杜月笙的“输血”，维持着军统局最低水平的开销。

然而，化缘不比拨款，院里的老杏树，年年有收成。万一哪天脸面薄了、享用不到别人的慷慨怎么办呢？毛人凤正为此事犯愁，军统分家的工作搬上了日程，这对他来说，等于是大释放，大解脱。今后的保密局，讲究人少精干，筹措经费一事自然好办多再一桩好处，源于人员的分流。

郑介民入主国防部二厅，唐纵公干于警察总署，一个个都从黑牌（指秘密特工）翻成了白牌（正规的职官），继而在军统局高中级干部中也刮起了一股抢着换牌的风，不少人吵着闹着要跳出秘密圈，干类似海陆空三总情报署的署长，各“剿总”和“绥署”、“绥靖区”分管情报的处长，以及各警察局的稽查队长的职务。毛人凤干此表现出了特有的冷静和忍让，坚决要求浙江派人士不去图谋公开。这样一来，湖南派、广东派以及其他的实力派，阵容再强，经不起稀释，力量反而分散了。

浙江派虽呈弱势，但聚合得紧凑，捏成一个拳头，反而显得结实了。如果不是大局上的后退（指军统改组撤并），不是谋官上的忍让（指军统中的争抢翻牌风），浙江派要求得险处逢生，由弱转强谈何容易！

同道相亲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正式举行“五·五”还都大典。

典礼于上午9时在中山陵举行，军乐声中，礼炮轰鸣，蒋介石亲率文武大员和各界人士约5000余人，拜谒孙中山陵墓。随后，“党国要人”们纷纷乘车赶往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参加10点30分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其时，中央各机关大多各就各位，新成立的保密局因在建大楼尚未竣工，暂时落脚马台街22号。

新版的保密局跟全盛时期的老军统相比，人数不足从前的1/3，骨干中，类似徐人骥、徐业道、魏大铭、程一鸣、李肖白这样的干材，大多跑出去干公开了，已呈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于是，江山派的子弟一个个都成了出芽的韭菜，长出来就是好苗。何芝园荣任第一处（情报）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等科：第二处（行动）处长由叶翔之当了，下设行动、侦防、策反、心理作战等科；

第三处（人事）处长是郑修元，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电讯）处长，第五处（司法）处长分别由杨震裔、李希成担当，一个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一个下设审讯、狱管两科，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和西安、上海、北平、上饶、息烽、南京等地的看守所、集中营。再就是分管经理、后勤的第六处、第七处、分管经济、监察的督察室、稽核室、预算室，处长主任都是清一色的毛派分子，诸如郭旭、沈醉、廖华平、张冠夫、朱光斗等等。

另外，根据工作需要，毛人凤还成立了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和特种技术研究组，主要是搜罗中共的叛徒。总之，综观这清一色的阵容，毛人凤是满意的。如果说还有点缺憾，那就是让潘其武落巢主任秘书的图谋未能实现，郑介民仗着地位优势，硬把自己的亲信张纪勋塞了进来。

有了将军还需兵，接下来垒砌“基础”的工作迫在眉睫。过去戴笠组建特工系统，人员的来路十分庞杂，主要有军校学生、警校学生、部队谍报人员、现职特务、各种进步力量的叛变分子，以及特工的家属亲友等等。

戴笠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曾大肆招募失学青年，加入特工训练班，自己亲兼班主任，并且仿效蒋介石于黄埔军校的样子，开学、毕业典礼，必亲自到场，平时也常去训话，并对每个学生都进行过单独谈话，以示关怀，毕业后，工作分配他也亲自过问。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这类大规模、综合性的特工训练班先后办了5个，人数上万。就是这些人，以后成了戴氏王朝的基本力量。

当时，论及军统的用人惯例，有两句话可以蔽之，一句叫“非澧勿用”，另一句叫“临黔一家”。

“非澧勿用”，指的就是1938年戴笠在湖南省临澧县办的特训班，学制一年，受训者千余人。结业后大多平步青云，一两年功夫，便攀到了上尉或上校的军阶。戴笠平时也有意怂恿他们的骄横作风，除了自己，谁也不摆在眼里。于是，在一些资格老、资历深、得不到重用的军统人中，便传出了牢骚，即“非礼（澧）勿视，非礼（澧）勿用”。

“临黔一家”，是指1939年戴笠在湖南省黔阳县办的特训班，学制一年，受训者900余人，结业后的境遇跟临澧的差不多，统称“临黔一家”。

后来戴笠摔死荒山，他留下的遗产，即训练班学生人数已达一万七八千之多，他们分布在特工系统的各个单位，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毛人凤作为戴笠“遗产”的唯一继承者，从戴笠那里学了很多，包括用人之道。因此，他要想扎牢根基，重振雄风，除了依靠江山小同乡和既成的毛派分子外，没有什么资源比特训班学生更现成、更丰厚了。

这里至少有三条顺理成章的理由：第一，戴、毛不分家，与特训班学生本属一脉；第二，特训班学生跟元老派针尖抵麦芒，有着天然的对立；第三，戴笠在世时，郑介民、唐纵从不过问特训班的事，彼此关系疏冷。于是，当保密局吸纳成员时，毛人凤尽力把各特训班的学生网罗进来，以作日后的“群众基础”。

不过，毛人凤心里也清楚，真要这些学生像效忠戴笠那样来效忠自己，还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深化关系。他当即决定：以自己拿手的伎俩，结合戴笠的经验，再用特殊的组织加上特殊的待遇把他们重新捏合起来。为此，特为请出潘其武、袁寄滨、毛钟新、沈醉等与特训班学员有师生之谊的亲信，出面成立了一个叫“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的组织，要求凡在抗战期间参加过军统局特训班的毕业生全部参加，并且选在洪公祠新建大楼竣工的那一天举行成立典礼。毛人凤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会长。潘其武、胡靖安、沈醉等有先生资格的，大多被聘为顾问。

这件事，毛人凤思虑精细，准备充分，手段高明，出手麻利，等到郑介民、唐纵获悉，惊呼失算已是不及，尽管成立典礼前他们分别收到了荣任名誉会长的聘书，仍然托故不去参加，以示不满。

接下来，毛人凤巧施管理才能，迅速使同学会准专业化，进一步趋以致用。具体的做法是，把同学会挂靠在保密局的人事处，由李葆初、徐风等人以总会干事的名义，主办各种工作，下面设有联络、登记、福利等组。随后再于各省设立分会，枝蔓深入地方。这样一来，此派，彼派，无论何派，都不及“同学会”的阵容壮大。匍匐其上，毛人凤等于抓住了上万名干部。如果说日后能有大作为，这便是立于不败的基石。

设立“两级制外勤站”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除旧、布新、兴业，轰轰烈烈图个好气象。

毛人凤心气极高，心机幽深，三把火不会不饶。但要学戴笠的模佯，仗着气势，凭着猖狂，硬压人一头，自觉底气不足。慢工细活，随风潜入，软刀子割肉倒是他的道行。他不急求杀机，不冒无把握之险，不具备正面冲击的力量时，他能等待机会；如果能减少自我损伤，宁愿走曲折迂回的道路，哪怕时间长一点，总是瓜熟蒂落的妙。因此，旁人（包括蒋介石）轻其不锐，常常低估他的力量和能耐。

有句话叫：看低了别人自己遭殃。毛人凤就是在这种以有备对无备的情况下，点燃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即从加强管理入手，设立两级制的外勤站。

所谓两级制的外勤站，有甲种站和乙种站两级。确定级别的依据是：管辖区域的大小，距离内战前线的远近，中共隐蔽活动的疏密，以及特工秘密活动任务的轻重等等。通常，甲种站站长的军衔定为少将，副站长为上校；乙种站站长的军衔为上校，副站长为中校。从分布的状况看，基本上是一个省区一个站，部分“重要”地区可以设立两个站。

这样一来，细密的分解，基本上破坏了过去那种大区中心的格局，使一部分敢于同局本部抗衡的“诸侯”势力受到了削弱。为此，毛人凤率先撤除了诸如上海联合办事处、华北办事处、西北办事处、重庆留守办事处等“大碉堡”，冠以新成立的两级制外勤站为“国防部保密局××站”的名称。凡是不称职的，心怀不满的，或是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人员，在自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名义下，统统调往公开机关。

另外，甲种站，或是乙种站，相对属下来讲，也是一个小内勤机关。就拿湖南站来说，编制的构成是：少将站长1名，上校副站长、中校督察、上校会计主任、中校总务站员、中校人事站员、中校司法站员各1名，中校情报编审4名，少校情报编审2名，上尉事务员、上尉会计、上尉泽电员、中尉译电员也各1名，上尉文书2名，中尉文书、中尉收发、中校电台台长各1名，报务员3名，此外还有司机、警卫、勤务、伙伕等等。尽管规模比戴笠时期的军统外勤区站要小，五脏六腑倒也齐全。

两级制外勤站设下属机构，甲种站有甲种组、乙种组、丙种组三个等次，甲种组组长的军衔定为上校、副组长是中校；乙种组组长军衔定为中校；丙种组组长或是中校，或是少校，各组均设有文书、电台台长、报务员、通讯员等编制。乙种站统属乙种组和丙种组两个等次。通常，外勤站统属的组，工作面是大中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再往下，比如府县一级，只设通讯员，由站本部领导。后来随着特务功能的加强，分工进一步朝精细化方向发展，各站统属的组也逐步增多。比如南京站，除了设置按行政区划建立的综合性乙种组外，还有按任务性质设置的学运组、党政组、工运组、社会组、文化组等等。

又如湖南站，单是长沙工运组下面，又分设10多个组，基本上都与行业工会对口，其中有泥木工会分组、粪码头工会分组、成衣业工会分组、印刷业工会分组等等。戴笠在世时，毛人凤曾经通过制订“新家法”，帮助并促成了戴笠“家天下”统治的实现。因此，如何利用制度的约束力，把对手纳入预设的政治轨道，是毛人凤老谋深算的惯伎。建立两级制的外勤站也是如此，其中很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外勤组织有恃无恐、难以驾驭的顽症。

为此，毛人凤给各下属站、组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原则，即所有内外勤人员，均不准与保密局所掌握的公开机关或其他秘密机关人员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在得到本部同意的情况下，只有站长可与其他单位的负责人秘密接触，积极体现出隐秘潜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暴露身份的要求。比如，和保密局本部同处一城的南京站，相互之间就从来不公开来往，毛人凤有指示下达，均通过机要交通转送。依次类椎，站长与组长、组长与组员之间，也是如此。

包括发展通讯员，成熟一个，向直属领导申报一个，凡任用、运用、试用、停用，都须局本部核准，各站长只有吸收试用3个月的权限。核定批准以后，给一份少尉津贴，随后，发展人与被发展人之间不再发生关系。这种制度，看上去是围绕着特工秘密化的主题做文章，其实还通过单线联系的规则，消弥了下属站互相勾联、沆瀣一气的条件，形成了一头抓多头，多头单线走的伞形格局，上面“神”得很，有权有势；

下面“鬼”得很，隐隐绰绰，以至那些从前耀武扬威惯了的高、中级待工无从适应，抱怨不迭。于是，毛人凤掮着“关心照顾”的牌子，为他们另选高就，同时从“同学会”中派员出任各站站长和直属组长。这一把火，真可谓烧得不徐不疾，烧不到的不察觉，烧着了的躲不及。最后，内外勤的人事关系渐趋一体，可谓“成绩斐然”。

推行“特种会报”制度

毛人凤的第二把火，是延续戴笠生前强调的“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为保密局的秘密单位与公开机关的会同协商解决问题，形成了“特种会报”制度。

所谓“特种会报”，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一定级别上的党、政、军各机关就“特种问题”，即反共事宜等举行的联席会报。参加人员为行政长官、党部主任、书记长、三青团分部主任、干事长、警察局长、保安司令（或宪兵司令、警备司令）、警宪督察长，加上中统外勤机关首长、保密局外勤机关首长（站长或组长）。“联席会报”中，保密局外勤头头的实际任务是带上耳朵，听取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一定的要求或重点，整理综合，逐级上报。整理上报的材料不提出任何要求协商解决的问题，甚至连会议出席人的名字都用化名，以便让其他参加会报的人摸不清楚来历，有利于情报工作的开展。

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参加联席会报的外勤站头头，需要跟相关的党政军机关发生联系，为此，毛人凤设计了一种只发给站长、副站长、督察和组长的“外勤职员证”，并制定相应的使用规则，有七条。一、本局为证明派驻各地负责同志之身份，特制发此证。二、领证人于绝对必要时，方可将此证作为身份之证明，如遇特殊情况，领证人可向当地军政长官出示，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使用，以免暴露身份。三、本证使用人因工作需要得凭本证通过戒严区域。四、本证不准转借，若有藉此招摇撞骗者，经查实后从严惩处。五、本证如有遗失，领证人即登报声明作废，并报局听候处理。六、领证人离职时应将本证缴回本局注销。七、本证有效期限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第二个层面的“特种会报”，亦可叫“公秘会报”，是保密局外勤站与公开机构如同级警察局、驻军司令部调查室、绥署或绥署区负责情报的第二处、保安（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宪督察处、省市警务处、交通部运输局管理处的定期会报。这种会报均由保密局外勤站、组统一领导，除交换情报外，所有公开单位均有协助保密局外勤区站解决疑难问题的义务。

这样一来，保密局的手便伸长了，不管它如何貌似“公正”，客观上就是委员长安置在方方面面的“眼睛”，躲在暗影里，不言而威。即便在相近的系统里，以秘密驾驭公开亦成事实。中央一级，毛人凤的地位要矮于郑介民、唐纵；行之地方，保密局倒比国防部二厅、警察总署、交警总局的人物风光显要，这等于是向外充实扩张了权力。

“特种会报”制度推行的初期，毛人凤掮了蒋介石赞许的招牌，郑介民、唐纵不宜公开反对，心里却十分警惕。他们本是军统窝里长大的虫，戴笠那套“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招数，体会得稔熟，一看毛人凤撅起“特种会报”的屁股，便知要拉向外扩张的屎，说什么也不甘让其顺畅。特别是唐纵，不像郑介民多少跟保密局沾着边（身兼保密局局长之职），且又公干北平，事务缠身，因此，暗暗下决心抵制作梗。

正当其时，偏偏天不作美，接连发生了两桩扎手的事，竟置唐纵于有心无力的境地。一桩是发生于昆明并震惊全国的“李闻血案”。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杀害。15日，闻一多在昆明主持李的追悼会，回家途中又遭杀害。李、闻两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也是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积极参加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反共内战的群众运动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蒋介石为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召唐纵去庐山，要他“彻查”。回南京后，唐着手布置，查了几天，毫无进展，愁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最后去向毛人凤求援。到底还是保密局神通广大，三下五去二，揪出了凶案的主使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让唐纵顺顺当当地交差了事。

第二桩是发生于上海的“金都血案”。驻沪宪兵第23团的巡逻兵与上海市警察局所属新成警察分局的值勤岗警发生争执，事态迅速扩大，双方在金都影剧院（现瑞金剧场）门口布下阵势，宪兵开枪，当场打死9名警察和2名无辜儿童。血案发生后，警宪双方各执一词，控告对方。接着警察罢岗，交通陷入混乱；宪兵也宣布罢岗，中止了巡逻。许多大公司、银行和商店，为防止歹徒们趁机抢劫，纷纷停业关门。

刹那间，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半僵不活的死城。警察们还嫌不够，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七·二七金都血案委员会”，准备出动拥有重武器装备的警局机动车大队与保警总队，包围宪兵第23团，进行武装缴械。

蒋介石闻讯后，通过长途电话痛骂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要他将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清上报。恰巧，那几天里，唐纵在国府纪念周的活动中遇到宪兵司令张镇，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陪人？”哪晓得前一天张镇刚为这事挨过蒋介石的训斥，现在听唐纵如此说话，误以为唐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恶状，当场火冒三丈，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斥道：“你不要乱说，究竟是谁先开枪，你看清楚了没有？”假的成了真，唐纵倒不得不严肃起来。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打电话给派赴上海调查此案的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要他尽快查明，据实上报，一来告慰本部，二来也为出口鸟气。

不久，李哲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宪兵先开的枪。与此同时，宪兵司令部也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警察先开的枪。两个互相矛盾的报告捅到蒋介石那里，惹得老头子大光其火，责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去上海，查出个真假。

唐纵到上海后，利用老面子，很快得到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等老军统分子的鼎力协助，总算有凭有证地把情况搞清楚，确实是宪兵先开的枪，警察才进行了还击。最后，肇事的宪兵经国防部军法局审判，分别处以死刑和徒刑。

常人道：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自“李闻血案”、“金都血案”以后，唐纵便有了这种心情，对于保密局的“特种会报”制度，既说不出毁誉的话，当然也干不出拆台的事。于是“公秘”合作的规矩，便按毛人凤的勾勒固定下来。

成立“三有公司”

毛人凤对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深信不疑。戴笠生前就以为玩情报是钱堆的买卖，手头阔绰了，才可弄得神低头，鬼推磨。结合自己的体验，毛人凤觉得还应加上一条，即稳定内部，赚取人心，也得靠钱，说白了也叫：横竖是个钱，里外靠个钱。于是，他的第三把火，就烧在了谋财之道上。

照理，保密局的建制和编员确定下来，经费是照章分拨的，何必自谋财路呢？问题在于蒋介石明知干特务的花费非同小可，但碍于方方面面的制时，不敢把留意此道的热衷公开化，授人把柄。因此，公家拨下的份额，根本不够花，且不说别的，单是各地省区站、组发展的那么多不在编制的通讯员，所需的一份少尉津贴弄出的窟窿，就够保密局的当家人发愁了。过去，遇到这类困难，戴笠打不着秋风，就找蒋介石下手令特批。现在，党国正祭起制宪行宪的法宝，讲究循章办事，通过批条让财政部支付预算外的特别费用，几乎不大可能。老蒋体贴特工部门的苦衷，答应多给“政策”，在自谋财路上想办法。

于是，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聚在一起开动脑筋。平时，郑介民喜欢批评别人“冒脑根”，真轮到自己出主意的时候，脑筋并不好使。唐纵号称“智多星”，功夫却不在经济之道上，比及老郑的“冒脑根”，只差一字，那就是“伤脑筋”。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在一旁瞧着男人们发愁，抿嘴一笑，轻巧地说：“现在人人都做生意，你们不会凑凑这趟热闹吗？”向影心的话确实不错。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国民党大员如出山之虎，一个个都往钱眼里跳，接收发财跟着做生意，一夜之间，几万家公司如春笋而出，却搞不清谁是官营的，谁是私营的？这种风气波及政府部门，很少有不被沾染的。据毛人凤所知，有战区长官部办的运输公司，某方面军司令开的工厂，甚至连CC也搞了“合作金库”，“党营事业基金会”等等。当场例举出来，疏导“冒脑根”与“伤脑筋”。

其实，郑介民、唐纵并不反对做生意，只是不知道本钱从哪里来。毛人凤久居内当家之位，知道军统历来就有从缉私、交检等公干上移花接木，丰腴钱囊的传统，自然就提到了军统局在接收和肃奸中没收的“敌产”、“逆产”。郑、唐一想，反正也是为了领袖支持的事业，便答应一起去向蒋介石禀明。蒋介石听了汇报后，要求他们拿出个方案。于是，郑、唐、毛，再加上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组成一个“发财”委员会。

毛庆祥的加入，缘于蒋介石的通盘考虑。他希望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和警察总署的经费亏空，能于此一揽子解决。但又生怕“一国三公”的局面，弄得分红不均，惹出麻烦，便让毛庆祥凑个数，关键时候当当“老娘舅”。

四个人关在房间里研究了半天，方案落于纸上，大致是：一、请蒋介石特批，凡军统在各地接收的敌伪现金财宝，都不送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当基金；二、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一部分敌伪产业，由行政院有关部会“拨交”保密局，继续经营；三、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保密局，这些“剩余物资”包括两千辆十轮大卡车及大批照相器材、印刷设备等；四、在此基础上，搞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大公司，以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工活动费，名称就叫“三有公司”。

说起“三有公司”的名号，大有讲头。最直接的阐释是：“有权、有钱、有势。”吉利的讲法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即经商风兴，人人得而乘之；所谓地利，即身居京都，傍依上海，水陆两通；所谓人和，即保密局掌握全国经济情报、市场动向，且网点分布全国，又可随时调动大批人员，或借助方方面面的力量等等。还有一种解释是：利益三方占有，即保密局有份，国防部二厅有份，警察总署有份。真可谓俗中见雅，平中出奇。

方案递上去不久，蒋介石作出了批复，行政院长宋子文念及当年与戴笠的交情，准予备案，并督促有关部门发给了包罗万象的经营执照。接下来，确定人选、地址。总部机关设在上海圆明园路，毛庆祥任董事长，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入董事会，总经理由毛人凤推荐，由戴笠之子戴藏宜的从兄弟戴颂宜担任。

“三有公司”拿到了包罗万象的经营执照，经营范围也就大得难有边际，只要可以生利，无所不干，无所不取。下面罗列一下公司的产业和经营项目，便知端倪：

先看上海方面：

1.东方渔业公司。拥有40艘可以出远海作业的渔轮，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

2.启明运输公司，拥有500辆从中美所“剩余物资”里分出来的十轮大卡车，专营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

3.大型锯木厂一家。

4.三夹板厂一家。

这些企业，都由戴笠生前的老朋友，上海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代为经营。

再看南京方面：

1.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

2.亭亭照相馆。开设在南京闹市区花牌楼，全部采用中美合作所移拨过来的美国器材。这是当时南京城里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摄影单位。除照相外，还兼营各种器材，并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同时也从事特工活动。

3.鸿业印刷文具公司。这也是当时南京城规模最大的印刷企业，资本雄厚，设备精良，用的是中美合作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设备。同时兼营文具纸张。经理由原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担任。

4.长途客运公司。由保密局拿出500辆十轮卡车改装成客车，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作。

另外，平津地区还有无线电器材制造厂一家，西单北平大饭店一座，以及分布多处的仓库和冷藏库。这些物产，都由过去军统中一向搞面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成立以后，究竟为毛人凤弄了多少钱？谁也没作过统计，反正有一点是清楚的：公家预算拨下的款子，不见例外的开恩，保密局“花钱如流水”的作风却比全盛时期的军统局有过之而无不及。

多事之秋

春去秋来，转眼到了9月。一天，毛人凤正在“好风水”的办公室里批阅公文，一阵凉风，好不惬意，索性捋起汗衫的下摆，露出半截肚皮，贪那爽爽的凉意，初秋的南京，仍然留着“火炉”的余威，那如蒸如烤的滋味并不比盛暑轻多少。自发福以后，毛人凤觉得比以前怕热，要命的是，别重庆、回南京，出了“火焰山”又入“炼丹炉”，硬是与清凉世界没有缘份，有时，想想那些干着闲差的高官们，一到夏天结队去北方，躲避暑气，心里好生羡慕，于是本着一种渴求补偿的心态，抓着眼下的一把凉风便放肆起来。

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惊得毛人凤赶快遮住肚皮，抓过话筒。电话是唐纵打来的，约毛人凤碰个头，时间赶早不宜晚，好像挺着急。

晚8点，毛人凤准时来到警察总署唐纵的办公室，唐纵指着桌上厚厚一叠卷宗示意毛人凤看看。毛人凤打开卷宗，看了第一份，便觉着像有一条毒蛇，顺着背脊往上爬，吐着长长的红信，舔自己的头皮，再往下看，眼睛里冒出了“血”。原来，几个月前，湖南派为扳倒毛人凤，着手调查的吴茂先舞弊案有了下文，现由张毅夫“操刀”，写成卷宗，焦点直接落在毛人凤的夫人向影心身上，指控她伙同吴茂先与不法商人串通，利用空运与检查之便，从事金钞投机。从卷宗罗列的线索看，还涉及到上海、北平、重庆、昆明等多处特工外勤机构，几乎全是毛人凤的徒党。

看完卷宗，毛人风貌似“公正”地说：“事情真要是这样，太不像话啦！

这哪里是党国的干部，简直……简直是贪官污吏嘛！”唐纵听着“正义言辞”，一声不吭，眼里闪出捉摸不透的笑意，看得毛人凤心里发怵。然而，毛的城府也确实到家，瞬间便有了反客为主的手段，半是自语半是警示地说道：“事情也怪，他们抓了吴茂先不让我知道。向影心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从没听她透过话，结了案子，卷宗又送到唐先生这里，这不明摆着是个阴谋吗？难道张毅夫预先设好圈套，把我老婆绕进去，然后再……”说到这里，做了个双手掐脖的动作。

“好了，好了，不要胡乱臆想，我若是信不过你，会把你找来吗？”唐纵指着卷宗，一脸正经地说。

其实，三天前，卷宗就到了唐纵手里，围绕着怎么处置的问题，他大费周折。明摆着的，这是湖南派的弟兄借路上达天听，藉以扳倒毛人凤。真要这么做，唐纵并不困难。问题是这全然不合他的心意。一来他专心警政，无意蹚保密局的浑水；二来，注重清名，生怕惹出拉帮结派之嫌。为此，他到警察总署当家，湖南派中想附骥的人物，几乎一个也没带上；三来，毛人凤于“李闻血案”上帮了大忙，说不定日后还有更多的关照，何必沾腥又绝路呢？琢磨透了这些，唐纵决定原封退还。不过，这个人情不能白送，于是请来了毛人凤。

毛人凤听懂了唐纵的意思，好生感激，临别时那有力的一握，大有冰释前隙，重归于好的蕴含。

然而，事情到此没有结束。这一头，毛人凤迅速行动，关照向影心掐断所有“不干净”的线头；再托人告诫吴茂先，把事情全部揽下，条件是保他无虞。那一头，张毅夫不甘罢休，把唐纵退下来的卷宗送到了郑介民手上。

想不到“冒脑根”颇有热情，并以此为由头，发起了扳倒毛人凤的攻势。

有人还提出一句言简意赅的口号，叫：“拥郑倒毛”，发端者名叫黄天迈，原先公干于外交界，抗战初期，因为利用公职，在巴黎经营黑市，套购外币，被法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到国内，老蒋下令判刑。后来，军统需要“外交人才”，将他保释后，转入特工部门。这家伙扛着燕京大学的牌子，又是“美国通”，干了几年军统，窜得挺快。戴笠死后，官瘾发作，涎着脸皮巴结郑介民，现在一见有功可立，马上打出“拥郑倒毛”的旗帜，集合一批人组成反毛阵线，名叫“建国力行社”。马汉三当社长，委员有杨蔚、杨清植、白世维、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一班元老宿将，此外还有吴毅安、聂士庆、张鸿惠、李希纯、吴道诗、吴安元、孔觉民等，势力所及，包括晋、陕、豫、鲁、冀、察六省与平津两市。

俗话说，车动铃铛响。那么大的举动，自然瞒不了毛人凤在华北的耳目，“建国力行社”成立没几天，有关它的全部情况便放在了毛人凤的案头上。

取悦领袖

毛人凤忌讳走险，不能十分肯定唾手夺取的成功，宁肯多担待几许羞辱。

眼下，湖南、广东派进攻得猖狂，究竟是以牙还牙，还是以退为进好呢？毛人凤静下心来梳理头绪，益发觉得应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旧训自警。戴笠死后，他不止一次地闭门思过，想到雨农兄的诸多成功，诸多失败，有经验，有教训。经验足以借鉴，教训必须记取，其中有两条：一是雄心万丈，竭力铺陈，引发了领袖猜忌；二是张牙舞爪，树敌太多。日后，戴笠即便不摔死，恐也难以琢成大器。

每每想到这两条教训，毛人凤止不住胆颤，作为戴笠的继承人，瓜田李下，他既要洗去这些不利的印痕，又要消化过去留下的嫌疑，因此，从大的容身环境来讲，缺少来自最高当局的信用和支持，缺少前后左右的奥援，才是最大的心病。

两害相权取其轻。毛人凤理清了头绪，赶紧给蒋介石写一份“表示态度”的报告。报告中，他用比较委婉的措词，对戴笠生前扩充势力，四处插手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公开兼职一多，用以应付敷衍的时间也多，对本职工作不利。因此，今后的特工工作，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坚持以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老传统，不但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清楚，而且不应让负责秘密单位的特工，再去兼任与专业无特别关系的职务，从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不好虚荣，甘做无名之辈的态度。

老蒋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不出一个星期，就把毛人凤召去，当面询问。过去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只是戴笠的传声筒，从来不掺和个人意见。

这次情况大非从前，准备充分的毛人凤尽兴地发挥一通，他见蒋介石一边听一边点头，毫无倦容，便把十分钟的讲话内容，丰富到了半个多小时，如果再加上回答“领袖”的提问，可谓从容不迫，精当之至。这次谈话后，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有了新的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

左右逢源

与此同时，在获取奥援的方面，毛人凤也频频得手。他一边巩固旧友的交情，一边发展新生的关系；一边继承“老板”的“遗产”（指戴笠的老关系），一边化解戴笠的宿敌。比如老蒋的贴身侍卫长俞济时，过去跟毛人凤交情不薄，眼下更是巴结得紧，毛夫人向影心，三天两头往俞公馆跑，送礼几成家常便饭。又如，蒋经国，堂堂太子，如日中天，毛人凤唯恐拉不上关系。据沈醉描述：毛人凤对小蒋的巴结，低三下四的神情，令人作呕，甚至还特意给保密局系统下达了“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的指示。再如宋子文、胡宗南、杨森等人，都是戴笠的私交，毛人凤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传统，用自家人的原则，款待这些大佬。就拿胡宗南来说，毛人凤仍时时将南京方面的政治动向，悄悄与之通报，使胡觉得，戴笠虽死，耳目犹在。

另外，对胡的夫人叶霞翟，功夫下得极深。

然而，毛人凤毕竟矮了一头，不可能在胡宗南、宋子文那里得到平起平坐的尊重。因此，要想大收获，必须很努力。不久，毛人凤果真干出一桩让胡宗南感恩一辈子的事。

事情要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说起。此人叫熊向晖，是中共党员。1938年，他接受周恩来的指示，潜入胡部从事机要工作。当时由于胡在抗日过程中的表现，中共对之采取了温和态度。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胡宗南开始追随蒋介石，反共的热情趋于高涨。于是，延安密派王石坚到西安，跟熊向晖建立联系，随后，有关反共部署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流往延安。其中有几件值得一提：

▲1943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对延安进行闪击战，一举攻克陕甘宁边区。6月18日，胡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发动闪击战的日期为7月9日。熊向晖迅速将此情报告诉王石坚发往延安。延安得到报告后，十分着急。因为7月9日，正是周恩来、林彪等百多名中共干部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日子。于是，急中生智，以诈讹诈。7月4日，朱德给胡宗南发了份电报，警告他不要轻开战衅，挑起内战。胡宗南以为陕北方面察觉了他的动向，从纯军事的角度分析，已失去闪击战的意义，于是，直接向蒋介石建议，取消了原定计划。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熊向晖又及时将情报向中央作了汇报，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1947年初，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定于3月10日进攻延安。3月3日，熊向晖随胡宗南乘飞机回西安，当天晚上通过王石坚把情报发给了党中央。到了3月10日，胡宗南挺兵延安，结果一头钻进共产党设下的天门阵里。先是占了空城延安，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见桌上压着纸条，拿起来一看，墨字了然：“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摸不着头绪，率先虚了胆气，接着一败于青化砭，二败于羊马河，三败干蟠龙镇，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露了败军之相。事后，胡宗南觉着蹊跷，疑有内奸，但他过份信任熊向晖，东猜西测，就是没有想到这一茬。

后来，保密局破获一个“共谍”大案，毛人凤欣喜若狂，急命叶翔之迅速“扩大战果”。叶马上亲飞西安，一下子逮捕了十几个“共谍”分子，王石坚也在其内，至此，熊向晖暴露无遗。

叶翔之查明熊向晖身份时，已近半夜，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不敢妄作主张，连忙跑到旅社，把沈醉从被窝里拖出来。两人关在房间里嘀咕，最后决定即刻向毛人凤请示。毛人凤睡梦中惊醒，一听这么回事，挠得头皮嗤嗤作响，颠来倒去，觉得还是顾全胡宗南为上。马上复电叶翔之，先同胡宗南商量，然后再酝酿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叶翔之按照毛人凤的指示，向胡宗南汇报，话没说完，胡宗南已惊成花皮老虎，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好不自在，且不说泄密的恶果有多大（进攻延安的失败导致西北战局的逆转，由此也成为全国战局逆转的契机），单是失职之过，就够他喝一壶的。于是央求叶翔之转告毛局长：是否涉及到这里的人和事，都由他自行处理，保密局不再过问？另外，在向老蒋报告案情时，打点埋伏，千万莫让他知道。毛人凤未作犹豫，爽快地答应了。

自此，胡宗南对毛人凤的支持，可用“鼎力相助”四字概括，在蒋介石面前，说毛的好话，不足筐挑，也够箩装。

冤家宜解

相比之下，化解戴笠的宿怨，稍稍难些。亏得毛人凤过去广结善缘，口碑比戴笠好，外加一以贯之的谦虚态度，徒增了几多有利条件。就拿陈诚来说，要不是隔着与戴笠的宿怨，对毛人凤多少是有点好感的，偏偏毛继承了戴笠的遗产，少不了白眼相向。眼下陈诚是“领袖”身边的第一红人，不设法使他的白眼转青，毛人凤还真有点寝食不安，于是卑躬屈膝地讨好陈诚。

比如，在陈诚主持“整军编遗”工作期间，毛人凤时时跑到他那里，低三下四地“请教”；同时还拜托杨森从中通融，但收获甚微。

“怎么办呢？”毛人凤恼羞惧恨交集之际，忽然计上心来，稍加寻思，暗叫惭愧，原来与陈诚化解宿怨的本钱，就在自己手里攥着。

说来话长。戴笠在世时，有一回军统布置“邮政检查”，特工们查到第6战区长官部的几个军官，写给在重庆的陆大同学的一封密信，信中，他们认为：委员长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搞好的，可惜被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包围，才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为此，应再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陪都发动“清君侧”的军事政变，以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把那班党国败类全部消除掉。

特工们按惯例把情报传递上去，最后一站是主任秘书毛人凤，他信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八个字。未久，在一次戴笠也参加的“工作会餐”上，毛人凤将此事当作笑料抖落出来，引得与会者哄堂大笑。岂知，酒足饭饱后，戴笠把毛人凤叫到办公室里，郑重其事地责怪他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毛人凤怔住了。于是戴笠又问：“你知道第6战区是谁当家吗？”毛人凤恍然大悟，才明白这是一次整治陈诚的大好时机。接下来，戴笠调出卷宗，亲自查看，并下令有关部属，严密监视，注意搜集证据，直到陈诚调离第6战区前往云南楚雄，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军统的“眼睛”始终没有闭塞过。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新的证据，令人鼓舞。原来那些血气方刚的军官们真的搞起了小组织，连团体章程和行动纲领都拟好了，其中有个骨干分子还是陈诚的亲戚。

“好！好！”戴笠看着毛人凤写给他的绝密卷宗，大腿拍得“叭叭”响，嘴里连连称赞，一边动手给蒋介石写报告，一边把“消息”捅给了陈诚在军界的老对头何应钦。

戴笠这步棋真够阴险，老蒋看到报告，果然不出他所料，舍不得对陈诚下手。幸亏何应钦边鼓打得“嘭嘭”直响，道是“内痈倘无决心剔除，遑论消弥外患？”蒋介石想想也是，才下了手令，严饬陈减驭下不严，责其立刻把作乱的首要分子押交军统局审讯。

人犯解到，戴笠如获至宝，马上加紧审讯，巴不得就此把陈诚整得趴下。

谁知人犯们做事冒失，骨气倒是不缺，个个铁嘴钢牙，任你横扳竖撬，坚决不失口风，弄到后来，戴笠没辙，只得下令交给军法处司法科科长毛惕园，要他把人犯押走，继续审讯。于是，案子一拖再拖，成了“胡子工程”。

尽管如此，陈诚受的拖累不浅，又是担心，又是愤恨，乃至旧疾复发，被迫辞去了远征军总司令之职，飞回重庆养病。病愈后，蒋介石委他到第8战区协助朱绍良指挥战事。显而易见，让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去另一个战区当副手，不算降级，至少也是一种惩戒，陈诚有苦说不出，直把戴笠和军统恨到了骨子里。

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尽管戴笠摔死，军统撤并，但那干人犯还在监牢里，这就为毛人凤带来了冰释前隙的机会。第一步，他先给蒋介石写报告，说是清理积案，发现此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建议转交军法局公开审理，蒋介石批准。随后，毛人凤又去找军法局局长徐业道通融。徐本来受过毛人凤的恩惠，时下又见陈诚大红大紫，乐得人情官面都有收获。重审的结果当然不脱预设的轨道，无非是替这些人翻案。事后，毛人凤生怕好人做了不被外人知，串通不少中介，往陈诚那里说故事，一五一十地把毛人凤的“仁义”张扬出来，陈诚深受感动，慢慢地对保密局的态度有了转变。

毛人凤见好就收，趁热打铁，当面又向陈诚表示，今后对保密局的工作多予指示。陈诚口里推托，心里十分高兴，他也希望耳目灵通，能得到保密局的鼎助。日后，明里暗里，果然帮了毛人凤不少的忙。明里看，时常提供经费上的支持和行动上的便利，比如，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就主动承担了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暗里，他也成了在蒋介石面前说毛人凤好话的一个。

小叩大鸣

蒋介石好话听得愈多，对毛人凤的兴趣也趋于浓厚。这时，正巧有国防部军法局办理汉奸舞弊案曝光，毛人凤在侦办过程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老蒋特别的好感。

事情的经过颇为曲折。上海有一个姓林的经济汉奸，曾是日伪“物资统制”圈内的人，发足了造孽财。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局抓获。按规定，“审奸”该由负责“捕奸”的特工机关先行侦讯取证，然后连活口带材料移送司法部门正式起诉。军统的特务们便抓住这个间隙，大肆向汉奸勒索财物，如果竹杠敲得满意，他们便销毁罪证，予以保释，或者是相帮减轻罪名。林某，明摆着一尊“财神”，军统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开口就是五千根大条的要价，否则以“五金资敌”罪，送他见阎王（判死刑）。

五千根大条，显然属漫天要价，家眷如果沉住气，沮丧地表示困难，完全可以坐地还价。然而，林妻已被对方的叫阵吓住，打起了退堂鼓，一溜烟地跑到南京找门路，并通过关系结识了国防部军法局的某副局长，最后以5万美金成交，一个破财，一个消灾。

按照当时的审好规定，凡投敌前是军人的，须接受军法审判。但执行过程中，“军审”与“司审”之间，事实上有许多混淆，比如不少地方的军法庭和刑法庭椎事是一套班子，或者两个系统互有拜托。那位副局长便利用了这种界限不清的混淆，堂而皇之地办了一纸公文到上海地方法院，说是林某以五金资敌等于动用军用器材，当属军法审判范围，请即将人犯案卷一并押往南京军法局。

上海地方法院收文后，毫无异议，便把林某从看守所里提出来解押南京。

那位副局长收下5万美金，即与承办此案的军法官分成，随后拟定了一个开脱办法：先走一下形式上的“过堂”，尽量避重就轻；继而将林某交保候讯；最后由承审人将所谓的审讯记录与口供送上，附一签呈，谓被告所犯案由，尚无确切证明，可以无罪释放结案。

因循党国公文旅行的路线，承办人签办后，先到科长，之后到秘书，再到办公室主任，最后到副局长和局长。其间，又可按案情的大小，罪质的轻重而区别，小的，轻的，办公室主任或副局长代行亦可。这一回，某副局长赶在局长前“代行”了一下，签个“如拟”，表示同意按承办人的意见结案。

接着，公文依次往下批转，第一层就是军法办公室主任，此人叫范墨君，是局长徐业道从军统带过来的班底。此前，公文从他手上过时，佯装不察，待副局长“如拟”批转，便知其中有鬼了。于是，扣下案卷，与徐业道商量。

除局长与那副局长之间早有芥蒂，后者仗着是老机关，人脸熟业务精，事事处处挤兑新局长。眼下，徐业道瞧见缝儿能下蛆，哪有不积极的。当即派人盯住林妻，发现她跟副局长暗中果然有来往。于是，跑到保密局，求助毛人凤。

毛人凤听完范墨君的叙述，略一斟酌，便决定对林妻采取行动，但为了不打草惊蛇，让范墨君把扣下的公文，拍照留底后，赶紧下发。

当天黄昏，保密局的两部汽车候在林妻下榻的中央饭店门外。晚8时，林妻盛装而出，随身携有黄色皮箱一口，坐上汽车往相府巷驰去，保密局的汽车立即跟上，一前一后，把林妻的坐车夹在中间，到离相府巷副局长公馆100码处，前车突然“抛锚”停下，后车及时顶上，林妻见前行无路，后退不成，便拎着皮箱钻出汽车，正好让候在车门前的保密局特工逮住，一声没出，便被推进了另一辆汽车。与此同时，保密局特工还在林妻住的客房里，抄出了她的日记和电话号码等证据。

林妻被捕后，经不住的恫赫“哄骗”，全部招供。毛人凤见案情水落石出，一面关照人做好笔录，一面亲目给蒋介石写报告，起首先有惊人之语：

说是林妻曾托人向自己求情，愿以十万美金行贿，但人凤感于领袖多年的栽培和信任，绝不肯俯就，于是林妻才转向他人。随后，毛人凤借叙述办案过程之机，巧妙地道出了自己的运筹帷幄与雷厉风行。蒋介石看完报告，不胜感慨地说：“人凤很不错，不贪钱，指挥办案也有能力！”这些话，不知谁传到毛人凤耳朵里，激动得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

夫人缺口

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正当毛人凤自以为得计而暗暗庆幸的时候，局内的倒阁浪潮已甚嚣尘上。黄天迈通过“建国力行社”的情报网络，兜底抄到毛人凤的老窝，“枪靶子”又是他那个不安分的老婆向影心，据说这回是与敲榨大汉奸周佛海的案子有关。

当年，周佛海追随汪精卫投敌，横财捞了不知多少，向有“财神”之称。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锒铛入狱，方方面面都想趁机榨他的钱财，其中当然也包括毛人凤，他的主意打在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身上，于是派人暗中将杨扣押，逼她交出匿产。杨淑慧拼上一条命，死活不承认，闹到后来吞金自杀，要不是抢救及时，毛人凤真还有点难以交待。无奈之下，只好撒手作罢。

谁知毛夫人不死心，填了枯井又挖坑，自作主张地接着往下干。当时，杨淑慧正为丈夫减刑（周佛海已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的事，四处央告大佬，发愁托不着老蒋的门子，向影心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便发生了如下一段故事。

1946年冬，杨淑慧在庙里拜佛，有幸结识了立法委员马晓军的妻子，马夫人“同情”杨淑慧的“不幸”，自称认识蒋介石的“情妇”吴小姐、愿意为之通融。杨淑慧一听如此，感激得不知所云，差点没给马夫人磕头。不出几天，马夫人带来了吴小姐的口信，说是答应帮忙，却要20根条子，以备疏通之用。杨淑慧照办无误，马夫人当场代拟两道呈文，一件经国府文官处，一件经保密局，分两路递送给老蒋。

杨淑慧见事情办得极有程式，深信不疑，并在探监时，将此“特大喜讯”告诉了丈夫。周佛海将信将疑，提醒杨淑慧不要上当！

又过了两天，马夫人兴冲冲地告诉杨淑慧，说是吴小姐的枕边风初告成效，蒋委员长已在呈文上作了批复，要求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拟办减刑事宜。

接着又出主意说，放着吴小姐这么管用的热线，何不再进一步，求委员长来个特赦！杨淑慧当然乐意，于是按照马夫人的要求，又拿出15根金条，马夫人复拟一道待赦呈文，表示要亲自送往上海（据马夫人讲，蒋介石藏娇的金屋在上海）。

不久，马夫人带来了回信，她告诉杨淑慧，呈文已由蒋纬国送到南京，面呈蒋介石。“怎么又冒出个蒋纬国来了！”杨淑慧觉得奇怪。马夫人忙不迭地解释。原来，蒋纬国的婚事，正是吴小姐撮合的，所以蒋纬国夫妇眼下与吴小姐的女儿住在一起。杨淑慧一听家事摆得如此详尽，也就不再怀疑，并且答应马夫人的要求，再拿出14根金条，10根谢蒋纬国，其余4根打点国府文官处的经办人员。接下来，便伸长脖颈，等待特赦令的发表，谁知最后等到的却是最高法院的一纸终审判决——驳回申诉，原判决核准。

杨淑慧大梦初醒，除夕夜跑到马夫人家里，状如疯虎，吓得马夫人赶紧交出后台主谋向影心，连连说自己受了蒙骗，原本确实是想帮忙的。杨淑慧见马夫人稀松，当场换了一副面孔，要马夫人正告向影心，如果不把条子呕出来，休怪老娘舍命陪“君子”。

向影心没想到周佛海的老婆如此厉害，心里开始发虚，她也怕节外生枝，拖累了毛人凤，连忙拜托中介人出面说项，表示：只要杨淑慧不声张，条子可以如数奉还，日后审讯杨惺华（杨淑慧的弟弟，犯汉奸罪）时，担保保密局为其提供有利的证据。杨淑慧念着兄弟一命，也就答应了。

但此事马迹已露，没能躲过黄天迈的耳目。黄拾其鳞爪，搬到郑介民那里。郑好不高兴，密嘱黄天迈再加把劲，一鼓作气端掉猫（毛）窝。黄天迈兴冲冲地找马夫人、杨淑慧了解情况，用了不少诱骗挑唆的伎俩，却没问出个子丑寅卯。因为马夫人怕沾上协从诈骗罪；杨淑慧心存追回金条援救兄弟的奢望，自然不愿采取配合的态度。

准知向影心偏偏自以为是，又去玩火。先是围绕着归还金条的事，两个女人小鸡肚肠。向影心答应还20根，只还了16根；马夫人应该还9根，只还了1根，说是另外的8根，应由毛夫人归还，结果绕来绕去，一笔烂污帐。

接着，向影心摆弄开花花点子，又导演了另一场不甚高明的骗局。

1947年3月9日，突然有人摸到杨府，自称是“中共人员”，带来了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致杨淑慧的亲笔信，说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设法营救周佛海，特派自己前来主持。杨淑慧惊异万分。此前，她通过陈布雷，已见到蒋介石，蒋答应给周一条活路，由于此事尚在进行之中，不宜明示，杨淑慧只能含蓄地告诉那人，周佛海目前大约无生命危险，对中共方面的好意表示感谢。第二天，杨淑慧去老虎桥监狱探视丈夫，说及此事，周佛海大起疑心，断定又是那妖精（指向影心）作祟，叮嘱杨淑慧千万不可上当！

不出几天，那个“中共人员”又来了，故作郑重地对杨淑慧说，准备用劫狱的方式营救周佛海。杨竭力反对，那人说受命于组织，不可自行退缩，除非杨淑慧直接给陆定一写信，言明情况。杨淑慧心里暗笑，陷阱伪设得也太粗糙，这不明明是想诈我“暗通中共”的证据吗？于是将计就计，对那人说，容我考虑一下，接着，便把“匪情”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不知老婆捣鬼，当下派人往杨家附近埋伏，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个“中共人员”。下文呢？自然是泥牛入海，了无踪影。

与毛人凤的消形匿迹相反，郑介民埋怨黄天迈，旗鼓不整，搜集证据乏力，盘算了半天，决定还是将此案秘密移交国防部军法局查办，借他人之手，除己之患。可惜，百密一疏，淡忘了一段过节，当初，徐业道争取军法局局长一职时，郑介民没有采取支持的态度，伤了同道之谊。相反，毛人凤的鼎力相助，令徐念念不忘。这一出一入，落在办案上，便有了区别，明里，公事走过场；暗里，闲聊透个话，郑介民底细毕露，由此也促使毛人凤横下心来准备还击。

以牙还牙

毛人凤下定决心，剪除异己，绝非血气之勇。一来，交手是迟早的事，眼下时机恰当，不能拖延了。因为对手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万一杨淑慧、马夫人坚持不往，露了口风，便只有挨打的份了；二来，自己在朝中斡旋，颇有成就，如果还击得有理有节，不愁没人帮着说话；三来，位置转换，增加了有利因素。过去，事事防范，落于守势，己明彼暗，十分被动；现在，准备反击，转为攻势，彼明己暗，占了先手之利。于是，撒开眼线，说干就干，三觑两瞄，便寻着了对方的薄弱环节，说来也巧，居然应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旧训。

原来，郑介民的太太也是个不长脸的女人，目光短浅，贪心极大，平时对揩油的事兴致很高，戴笠在世时毛人凤理财当家，手里报销过郑太太许多不上台面的帐，大到佣人的工资，小到孩子的玩具等等。郑介民挂着将军衔，有威有势，那只是在外面，一到家里，听凭河东狮吼，猥琐得很。毛人凤了解郑府的“行市”，过去就成功地利用过先生“惧内”，太太“贪小”的毛病，为自己摆脱“困境”，现在重操旧伎，可谓熟门熟路，他悄悄召来沈醉，附耳说出一计，阴险毒辣之至。

转眼，郑介民的五十大寿到了，沈醉在毛人凤的唆使下，怂恿郑太太为老公作寿。郑介民觉得这样影响不好，竭力反对。但郑太太已遭人下蛆，深信这是一次招财进宝的好机会，不肯罢休。郑介民没有办法，使出鸵鸟政策，一个人跑到上海“躲寿”，以为把头埋起来，就可眼不见为净了。岂知，郑太太生怕送礼的人少，掮着老公的招牌，大肆张扬，寿诞未到，已是满城风雨。

沈醉也跟着从旁推波助澜，先把郑介民在南京颐和路的公馆装饰一新，随后，又在寿诞的前一天，把诸多公开单位送的金寿桃、金银器具和礼单等，一码齐地陈列在寿堂上，夺人眼目。

军二天，寿诞开张，好不热闹。沈醉按照事先的计划，派人到鸡鹅巷57号招待所，向往在那儿的特务遗属煽风点火：戴笠在世时，军统对“三殉”家属有一条按时发放生活费的制度。后来军统撤消裁并，这条制度不改自废。

作为一种交待，经蒋介石同意，动用了部分劫收来的财物珠宝，给“三殉”家属发了一次性的抚恤金。然而，杯水车薪，济了一时，管不了长久，抚恤金用完，大大小小几百张活口便闹到保密局来。现在，一听郑长官做50大寿，顿时气炸了肺，立即拖儿带口，成群结队地往寿堂奔去，结局可想而知。最后事情闹得上达天听，老蒋把郑介民召去训斥，郑介民嘟哝着说，这事他不知道，蒋介石一听更是来气。严厉地责问：“你老婆做寿你不知道，你老婆天天吃珍珠粉，也向保密局报销你知不知道？”郑介民“吭哧”了半天，无言以答，好不狼狈。

与此同时，湖南派干将李肖白也在夫人问题上露出了缺口，与前不同的，只是那位夫人属于编外，是李偷偷摸模搞上的。问题出在：这女人不像李肖白，同床共眠主要是为了解馋，而是想借着高枝登堂入室，当了小学校长不算，还要和乡下的男人闹离婚。这事不知怎的让毛人凤的眼线捉住，一汇报，文章便出来了。毛人凤立即委托潘其武全权调查此事。

老潘果不含糊，不但弄到了把柄，还把那女人的乡下丈夫也找来了。于是一番当面教唆，乡下男人“熟门熟路”地跑到国防部告状，罪名是李肖白抢占民妻。最后把李弄得灰头土脸，落了个撤职查办的结局。

同样是攻“夫人缺口”，成败却判如云泥，无论是时机选择、办案力度，湖南派、广东派都不是毛人凤的对手。

各个击破

毛人凤得理不饶人，接着又发起了不让对手喘息的连环攻击。

先说湖南派。李肖白挨了闷棍以后，曾涎着脸去求唐纵。唐垂怜乡党，把李肖白安排在湖南省会警察局长任上，有意让他疏远是非，去老家清静。

然而，毛人凤却不以赢局为休，继续穷追猛打，又抓出了李肖白的经济问题，移交国防部军法局查办。虽说最后碍着友人的面子，没把李整入死路，但在气势上，已压倒了湖南派。

三李一张，去了一李，剩下的三个，毛人凤逐个儿收拾，他先把张毅夫调回南京，供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的位置上，有名无权，成了笼中金丝鸟。

张毅夫为此十分苦恼，最后自动辞去保密局的职务，跟程潜回了湖南。李崇诗因与汉奸贿赂案有染，为免牢狱之灾，全无斗志，后来总算得了毛人凤不予追究的暗示，快马加鞭地溜出保密局，到国防部谋了个吃闲饭的差事。李人士孤掌难鸣，同意接受毛人凤的安排，吃下敬酒，到美国深造去了。

湖南派瞬间土崩瓦解，唐纵的不参与态度，客观上帮了毛人凤很大的忙，使得湖南派群龙无首，形不成合力，或许也是为了间接地对唐纵表示“感激”，毛人凤对湖南派（除了李肖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手段，体现了有理有节的“初衷”。这样一来，说三道四的不多，倒戈转向的倒不少，尤其是中下层的湖南派人士，对毛人凤的领导地位，不再持有疑义。

相反，毛人凤整广东派的手段要辣手多了。这也和郑介民、黄天迈等人的牴角而斗有关。就拿郑太太报销珍珠粉的事情来说，郑介民挨了蒋介石的训斥，便以为是沈醉打的小报告（因为沈是保密局管总务的），马上关照黄天迈，拿沈醉开刀。黄通过“建国力行社”的耳目，查到了总务处管理科科长邓毅夫有私自盗卖洋锁的经济问题，汇报给郑介民，郑大感兴趣。因为邓不仅是沈醉的部下，同时也是毛人凤领衔的“统一同学会”的干事，地位和作用虽不及沈醉，但放倒他，同样有杀鸡做猴的作用。于是，大笔一挥，将邓毅夫拟成监守自盗的罪名，押赴刑场毙了。

矛盾激化到如此程度，毛人凤也进一步加大攻击力度。先是让沈醉开出一系列有关郑介民、郑太太手脚不干净的帐目，除了种种不应该的报销单据外，还发现了郑介民把汉口一幢属于逆产的洋房，占为己有，并以郑太太的名字过了户。其他还有私送军火给兄弟的丑事，涉及到手枪、手提机枪的数目，不下40余支。随后，王莆臣又成功地策反了“建国力行社”社长马汉三的亲信杨清植，杨提供了大量有关郑太太在北平“旅游”期间捞肥的证据。

接着，毛森、刘方雄等人，在上海又大有斩获，通过伪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逃脱法律制裁一事，查清了郑太太的受贿罪行。原来，大汉奸陈公博曾是这家银行的股东，抗战胜利后，梅总经理为渡难关，收买郑太太，把原属陈公博的股份，全部转到了她的名下，同时还将郑太太的兄弟派为该行南京分行的副经理。

总之，类似的材料越积越多，一件件地往上送，再加上俞济时队旁佐助，蒋介石忍无可忍，一道手谕下来，免去了郑介民在保密局的兼职。

1947年初冬，毛人凤正式被任命为保密局局长。

唾手定乾坤

毛人凤客客气气地送走了郑介民，居高临下，开始清理门户。黄天迈见大事不妙，率先开溜，一口气跑到了台湾。丢下的张继勋、王清、萧漫留、赵斌成、李葆初等，逐走的逐走，倒戈的倒戈，有的甚至哭哭啼啼地跪倒在毛夫人向影心的脚下，痛诉受骗经过，毛人凤便利用倒戈者的现身说法，揭示广东派“拥郑倒毛”的阴谋，堂而皇之地开始铲除异己，构建毛氏王朝。

第一步，他把潘其武安排到局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随后，周念行、袁寄滨、毛钟新等按部就班，统统回到了机要的位置上。

第二步，他把过去由广东派掌握的公开机关全部抓过来，其中最厉害的一招，是赶走了入主交警总局局长的广东派大将吉章简，让表示请和的湖南派干将周伟龙接任。周就职后，积极贯彻了清理广东派的指示（其实，周打击广东派的另一个目的，是安抚湖南派的干部），但从实际效果来说，殊途同归。用毛人凤的话评价，这也叫：既团结“同志”，又打击“敌人”。

第三步，打散北方反毛同盟，彻底铲除异己势力，首要分子，当然是马汉三、乔家才之类。于是，从郑介民离开保密局后，毛人凤开始收集马汉三等人的材料，尽管“建国力行社”中的一些人，经不住引诱，暗中倒戈了不少，但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扳倒老资格的马汉三、乔家才。

说来也叫活得发腻。第二年春天，开始了国大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推举孙科，李宗仁却有意竞争，马汉三鬼使神差地站到了李宗仁一边，帮着拉选票，最后李宗仁当选了，蒋介石气得要命，便以削去桂系人物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与何思源的北平市长之职，示以报复。毛人凤从中大受启发，他正愁材料单薄，难治马汉三的罪。于是，当即变换角度，突出了马不听保密局下达的指示，帮助李宗仁拉选票的罪名，这一着果真管用，蒋介石立即予以批复，逮捕马汉三。为了表示“重视”，毛人凤亲赴北平，马汉三不知大祸临头，接到通知，还以为是开会议事，一进门，听李希超读了委员长批准的逮捕令，才知落入火坑。与马一同逮捕的还有乔家才与马的亲信刘玉珠。

未久，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秘密处死，乔家才因老蒋念其是黄埔出身，改判无期徒刑。“建国力行社”的其他人员，如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元老宿将，纷纷下狱，杨蔚、张家铨、吴安元、白世维、李希纯等尚可“救药”的，宣布“宽大”，不予追究；而反戈一击的杨清植、孔觉民、宋元如等，一个个都升了官。这一次，毛人凤没有将对头斩尽杀绝，多少还保留了几许仁慈的“菩萨”面目，但参于机密的圈内人士，已清晰地感觉到了阴狠之剑出鞘时的迫人寒气。

毛人凤端掉了保密局最后一个堡垒，真正意义上的毛氏王朝已初成定局。面对渴望已久、磨难而成的“统一”格局，潘其武乐不可支，趁着办公室无人，美滋滋地对毛人凤说：“风水这东西，就是灵验，看准了，事事顺。

什么时候，再去朝天门求个签，问问来年吉凶？”毛人凤知道潘为办公室选址的事摆功，笑而不语，心里想得却是几年来默守“沙蟹哲学”的功夫，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善待人事，谦恭态度，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总之，一切的一切，今天都有了回报。

“专业化”的另一个诠释

“专业化”是毛人凤规范保密局的旗帜，除了要求特工们司职专注外，再就是专业明确。保密局成立不久，蒋介石曾专门就成立保密局的目的与该局的任务，对处长以上的干部发表过讲话。他先从死去的戴笠讲起，要大家向他学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毛人凤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接着，话锋一转，切入主题，郑重地指出：今后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并说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为此，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如果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最后，老蒋鼓励大家，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蒋介石讲这番话，正值国共和谈、民主建国口号倡行的时候。与时局显然相悻的讲话内容，被毛人凤看成是“领袖”对保密局的信任和关怀。一方面是政治交底，另一方面又及时提醒大家注意工作方向的转变，关键时刻少犯错误，不犯错误。于是作为“专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毛人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从1946年保密局成立到1948年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殚精竭虑，刻意求工，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专家。

猖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早在重庆时期，毛人凤便以擅长跟共产党作斗争而享誉军统。当时，由于民族矛盾居于更突出的地位，他的才能湮没在戴笠的四面出击中，没有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一直以为毛是个守成式的内勤人才。如今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很快以配合“领袖”的中心工作“成绩斐然”而异军突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彻底改变对毛人凤的看法，认为他有“才干”，不亚于戴笠，甚至存超过他的地方，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反共方面胜过前者。后来，老蒋放心地把保密局局长的担子交给毛人凤挑，除了前文说到的因素，另外，以“德才”标准衡量，也认为他是合格了。

从1946年到1948年两年的时间里，毛人凤的“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圈内人士自有评论，认为他对中共地下组织大肆破坏的“功劳”，已完全超过了全盛时期的戴笠。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案例。

1.所谓[北平“共谍”案]

1947年8月，保密局派驻北平行营的电监科科长赵容德，利用美国人提供的侦测电台，发现北平有秘密的无线电台在活动。于是，求得华北“剿总”电监科的协助，测到了秘密电台的发射方位，随后，毛人凤通过“公秘会报”制度，由北平站、华北“剿总”二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联合行动，在兆东街24号，现场捕获中共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

李政宣身材魁梧，北方莽汉的模样，其实秉性脆弱，是个软蛋，还没等到用刑，便悉数招供。这家伙记忆力超常，凡经他手拍发的电文和提供情报人的姓名，闭着眼睛都能默写出来。于是，北平地区至少有两个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个属中共华北地下组织的情报、电讯系统，暴露并遭逮捕的有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另一个是暗藏在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现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内的秘密策反机构，一夜之间被逮捕的中将级、少将级军官就有5名，包括绥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情、参谋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军法处长王某等。此外还有一批校尉级军官。

这个突如其来的收获，令毛人凤振奋，迅即下达了扩大线索，力争一举摧毁北平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接着，新一轮的大搜捕开始，稍稍沾带点关系的人都被抓进了大牢，其中有为李政宣开店设计门面的老板，油漆过家什的漆匠，甚至连上门讨赊欠的煤店小伙计都无法幸免。就这样草木皆兵般地扩大线索，最后把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也罗入网内。要说证据，近似于荒唐。8月里，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与男友袁永熙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大厅里举行婚礼，贝满女中的同事（陈琏是贝满女中的教师）田仲英为套近乎（主要是想从这位国民党高干女儿的口中弄点情报），以祝贺新婚的名义，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不久，由于叛徒李政宣的出卖，田仲英被捕，特工从她的住处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立即与李政宣的交代挂上号（李在交代中，搜肚索肠，说是记得北平中共的头头里，有个姓袁的）。

想不到，歪打正着，不单袁永熙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袁还确实是“南系”（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某系统的代号）地下党的负责人。那一天，夫妇俩正与“南系”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邢方群开会，特务破门而入，一起被捕。连带着同楼居住的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陈彰远也入囹圄。第二天，约定来陈家碰头的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石羽、力易图，被“守株待兔”的特工抓住。另一个贝满女中教员陶凤娟来给陈琏送戏票，因个子长得特别矮小，又巧嘴利舌，才瞒过了特工。随后，她立即把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向组织汇报，地下党及时地采取了防范措施，才使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第三个系统，免遭覆没。

即使如此，毛人凤的收获依然大得惊人。他从陆续变节的叛徒口中，先是挖出了热河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接着又是沈阳、天津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甚至在“天之骄子”的空军系统中也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踪迹。其中，尤以保定绥靖公署揭露的“匪情”特别严重，把老蒋吓得半死。那里，除了有一部分“共谍”把持兵运、情报之类的要职外，另一部分“共谍”正在争取北平行营副主任兼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上将的起义，从案卷罗列的证据看，军界元老李济深、鹿仲麟也牵涉不浅。为此，老蒋亲自飞到北平，面饬李宗仁、孙连仲等，他要看看这些亲手栽培的军官是怎样辜负自己的。

蒋介石的重视与震惊，对毛人凤无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于是要求在北平督导的叶翔之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案情又有新发现，侦破范围已经延伸到西安、兰州等地。叶翔之迅即飞往西安，破获中共地下党电台一部，逮捕“共谍”十多人，前文说到的熊向晖暴露身份一事，就是这次行动的意外收获。接着，叶翔之又马下停蹄地赶往兰州，捕获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严家明等，根据缴获的文件和叛徒的口供。搜捕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波及到了上海、南京，全案涉嫌逮捕的总人数，不下800人。

2.所谓[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

此案同北平“共谍”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47年秋。当时，上海大华企业公司所属的大华船务行，有一艘从宁波出海的帆船，驶往合德镇卸货，舱内装有白细布4000匹，颜料数十桶。出海后，因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被迫停靠在崇明岛的堡镇，被第一绥靖区下属的通如启侮联防大队发现，搜查中抄出了一些可疑的文件。绥靖区二处处长毛森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重视，严嘱抓住不放。个别押船人员，终于吃不住拷打逼供，吐了实情。

原来，大华公司的背景是中共华东财政委员会与苏北财政当局（在解放区）驻上海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设在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的吉泰商行，则为补给总机关。毛森一见底细如此，不敢怠慢，马上将叛徒押往上海，联合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淤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侦破，仅上海一地就逮捕“要犯”60余人。随后，顺藤摸爪，继续向浙江、山东等地扩展。

当时，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的是毛万里，他根据上海提供的线索，破坏了宁波、定海等地的中共秘密机关。继而，又在抓获的中共人员中，扩大线索（总有几个软骨头的），于是举一反三，暴露的“共谍”越来越多，中共其他部门在上海的秘密补给机构，相继遭到破坏。再加上对烟台、青岛等地的补给交通线的破坏，到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中共在沪补给总机关也被破获。

北平“共谍”案、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都发生在保密局成立之后、毛人凤当副局长之时，无论就破坏的规模、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戴笠时期。北平一案涉及到国民党政权中诸多要害部门的安危，相关的“要犯”一律押往南京受审。谢士炎、丁行等，经蒋介石批准被枪决。

上海一案，正值国民党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之际，虽然抓获的“共谍”人员较前案稍有逊色，但从遏止战略物资流向解放区的结果来考虑，意义重大。这一切足以使蒋介石对毛人凤刮目相看。因此，在给叶翔之等“有功”人员颁授勋章的同时，任命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就是奖赏。

3.所谓[重庆中共地下党案]

毛人凤对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完成于当保密局局长之后，可以说，这是他对老蒋授以重任表示感激和忠诚的一个回报。

1947年初，国共内战的形势已趋明朗，派驻在重庆的中共机关与《新华日报》社准备撤回延安。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立功心切，都想趁机网住一条大鱼。1947年2月28日开始行动，由西南长官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为一路，直扑七星岩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

由重庆警察局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为一路，奔袭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由谈荣章为一路，包围了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非但“罪证”没搜到一丝一毫，反而让《新华日报》经理于刚丢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后我们还是要回来的。”果然言而有信，《新华日报》查封不久，取而代之的《挺进报》出现在重庆街头，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工厂、学校、机关，到处都有发现，甚至寄到了晒南长官公署朱绍良的手里。于是，搜寻和追查《挺进报》的来龙去脉，便成了特工系统破坏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突破口。他们清查邮路、守候邮筒、监观邮局职工、搜查书店、突击检查……用尽了手段，却收效甚微。

毛人凤接替郑介民以后，两次飞重庆指导工作，他要求四川的特工机关多向北平、上海的同行学习，嫁接经验，抓紧破案。一时里“高潮”迭起，”喜讯”频传，各县的谍报组陆续发现中共地下党和《挺进报》的“线索”。

然而，罗网撒开，一看抓到的人犯，多为国民党军、警、政人物，他们不是误入圈套，便是遭挟嫌陷害，弄得徐远举十分被动。

与此同时，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重庆站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重庆站站长吕世琨本是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他有个得力助手叫李克昌，擅长利用“红旗特务”，即混入工运和学运中的保密局通讯员。1948年初春，李克昌的一个“红旗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跟文城出版社的店员陈柏林结识。

陈是中共地下党员，禀性单纯、轻信，很快被那特务伪装的进步迷惑，愿意介绍他加入组织，并且还让特务住进了文城出版社。不出几天，特务便发现文城出版社是《挺进报》的发行点，同时，还接到陈柏林的通知，说是领导同志妥当面见见他，碰头地点在观音岩红球坝的某工厂内。

结果，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被埋伏的特务抓获。经过一天一夜的酷刑拷问，任达哉叛变，供出了他的直接领导杨清。杨清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招，写下绝命书。然而，百密一疏，就在他暗暗买通监狱的一个看守，委托他送信到新华路老成公司去的时候，被徐远举发现。徐根据这个线索，包围了老成公司。经过严密搜查，查出了大批《挺进报》，还查明了杨清的真实姓名叫许建业。随后。

采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来一个，抓一个，其中包括中共重庆电力公司支部书记刘德惠、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等。刘被捕后，经不起诱逼，供出了他所领导的工运、学运、《挺进报》发行机关、华蓥山武装组织等大量情况。至此。徐远举才知道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于是密电飞报南京，毛人凤额手称庆，急命叶翔之飞渝，亲自指挥大搜捕。

接着，中共下川东地委委员江竹笃、中共重庆沙磁区委书记刘国、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华蓥山农民武装领袖邓兴酆、《挺进报》印刷机关主持人陈然、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委员成善谋以及中共川东工委、川西工委、川北中心县委、重庆市委各区的学运、工运组织的重要成员相继被捕。其中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成都市工委委员骆安清、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等陆续叛变，又牵带出许多同志和线索，导致大搜捕从各中心城市往县乡蔓延，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支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后来，杨益言、罗广斌同志根据这一素材，写成名震中国文坛的小说《红岩》，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白色恐怖的状况。

4.所谓[周镐“通共”案]

周镐，原是军统老资格的特工，曾经担任过武汉站站长、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广东省督察、南京潜伏站站氏，挂少将军衔。因与戴笠关泵不睦，周镐长期得不到重用。抗战时期，毛人凤慕其才识，推荐他当了南京潜伏站的站长，工作很有成绩。抗战胜利后，周镐由于接收过程中的擅自行动，受到了戴笠的严厉处罚，关进了监狱（此事第六章已有交代）。1946年3月，戴笠死于空难，周镐获释，亲眼目睹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透顶，以及破坏和平民主、密谋反共内战的种种劣迹，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某天，周与黄浦军校时的老同学徐楚光邂逅，叙旧中谈及时势，颇有同感，遂引为知己，过从渐密。其实，徐楚光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干地下工作。抗战时期，他曾打入南京汪伪政权，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抗战胜利前夕，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成功地对汪伪的精锐部队——首都警卫军第三师钟健魂部实行了策反，钟部宣布起义，投向新四军。眼下，国共两党打打谈谈，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徐楚光重返国统局，组建第三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徐一直认为周镐是一个有能力有气节的人，应该争取他加入组织。

1946年8月，在徐楚光的积极争取下，由中共华中分局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第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工委”）副主任郭润身专程给他送来党员证和由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发的华中军区京、沪、徐、杭特派员委任状。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新编第二路军孙良诚部，争取让他脱离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投向人民。为完成任务的方便，周镐主动向毛人凤要求恢复工作。

毛问他想干啥，周说，最好去上海负责佛教训练团。毛人凤爽快地答应了。对此，周镐还以为毛人凤念旧，讲交情。其实，他前脚刚走，后脚便有特务盯了梢。原来，“三工委”出了内好，名叫刘蕴章。早先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南京沦陷后，无所事事，整天泡在茶馆里混日子，徐楚光把他发展成地下人员，混入汪伪海军政训处，当了处长。眼下，国民党锋头正健，惯以钻营的刘蕴章便暗暗地靠上了毛人凤，成为保密局的特工。由于刘平时工作积极，为人又十分机警，没有引起同志们的怀疑。他利用工作的便利和同志们的信任，巧妙地为保密局提供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材料，其中也包括徐楚光与周镐的“不正常”来往。

毛人凤高度注视，直接指定由第二处正副处长叶翔之和黄逸公负责侦伺。1946年11月下旬，徐楚光从武汉到上海，下榻南京饭店，陆续召见“三工委”的骨干成员，布置任务，刘蕴章、周镐均在其列。汇报中，周镐说，策反工作正在进行中，已与孙良诚部派在南京的办事处主任谢庆云约好，11月28日下午同去宿迁（孙良诚的总司令部设在那里）。想不到未及成行，毛人凤已下达了逮捕周镐的指令。

周镐当天被捕，夫人吴雪亚（也是中共地下人员）立即把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烧毁，同时通知了徐楚光同志。徐有着20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稍一分析，断定刘蕴章出了问题，立即隔断与刘的联系，马上安排“三工委”总部成员30多人，全体撤往湘鄂赣地区。一夜之间，“三工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刘蕴章慌了手脚。迫使毛人凤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周镐身上。

周镐是何等道行，负责审他的叶翔之有多大能耐，尽在谱中。因此，当叶翔之问他是否认识涂楚光时，周一口承认，说是湖北同乡，黄埔同学，外加打入汪伪时的同行，非但认识，而且熟得很。叶又问，最近在京沪等地与你见过几次面？周说，不下三五次，仅为叙旧而已。接下来，再问他“三工委”的事，周镐两眼一翻说，什么“三工委”，听也没听说过。叶翔之知道周镐在避实就虚，但拿不出证据，有气只得闷在肚里。就这样，反复审了几次，毫无名堂，审讯人只好把案卷退回二处，要求附上证据报核。

第二处的底牌就是刘蕴章，他虽知道周镐与徐楚光有来往，切切实实的证据却拿不出一条。再加上与他联系的共产党分子，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到哪里去发掘新的线索，只得眼巴巴地看着立大功的机会变成了僵局。与此相反，周镐的主动性却渐趋加强，他通过家属送食品的机会，偷偷给妻子吴雪亚塞了条子，让她去找自己在特工系统中的几个老关系。接着，便有人找毛人凤说情。毛人凤碍着面子，苦于无奈，同意下达“提前讯结”的手令，并在公文上批示：“如无重大罪过，应予从轻论处，因其在抗战时曾潜伏伪方工作，系一冒险犯难之同志也。”1947年春节前夕，周镐“无罪”释放，仍然负责上海佛教训练团的工作，暗中他又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时，徐楚光已带人远走湘鄂赣，与周镐联系的同志换成郭润身，属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六工委”）。周镐向郭表示，要继续对孙良诚进行策反。郭同意了，但提醒周镐，保密局明里放了人，暗中的监视有紧无松，今后的行动要格外当心。周镐牢记组织的提醒，行动十分谨慎，一直未敢前往宿迁找孙良诚。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老蒋恩赐良机。原来，老蒋听到了风声，说孙良诚有私通共军的嫌疑，于是下达手令，要周镐以暂编第25师高级参议的名义，前往宿迁调查。

老蒋的考虑，本有根据。他知道周镐在抗战时期，曾在孙良诚部当过参议，派他去不扎眼。但他却不知道，周已上了毛人凤的“黑名单”。毛人凤一见手令，拿不出阻止的证据，只得执行。1947年夏，周镐顺顺当当地前往宿迁。一见孙良诚的面，便把老蒋派他来调查的底细和盘托出。孙良诚原是西北军出身，属于杂牌，听周镐如是说，离心倾向更加明显，当即拱手求教。

周镐趁机说出了要孙投共的主张。孙犹豫了一番，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生路，最后同意了。不过，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中共馈赠1500两黄金，作为本部高级军官家属的转移费。

周镐回南京后，在老蒋那边尽量替孙良诚遮掩，同时还向郭润身汇报了策反的经过。9月下旬，中共华东局电复“六工委”，同意拨给黄金500两和棉花等物资，充做孙良诚部的起义经费。于是，郭润身和六工委的另一个同志前往解放区接洽黄金领取事宜，周镐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差遣指令。这一次是他听到了孙良诚与李济深暗中勾结的传闻，要周镐再去调查。周到宿迁后，故伎重演，孙良诚惊出了一身汗，投共的积极性随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两下宿迁，情况一次比一次好，周镐十分高兴。偏偏想不到，半路里杀出程咬金，一个叫吕祥瑞的中共地下人员（在三工委工作），在策反孙殿英部时，被保密局抓获，变节自首，交代中涉及到了周镐。1947年12月，周第二次被捕。与此同时，徐楚光也在武汉被捕。毛人风想彻底弄清楚徐跟周的特殊关系，急命湖北站长余克剑把徐楚光押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号2号监，然后，把周镐也弄进2号监房，企图通过窥探孔，看看他们干些啥名堂。

周、徐都是特工专家，不用开口，便知对方葫芦里埋的药。于是暗传眼神，绝不说话。叶翔之没有办法，令司法处拷讯徐楚光，要他交待与周的关系。徐东兜西绕，不吐实情。结果，审讯了半天，除了疲劳，全无收获。后来，又是在保密局几个老关系的担保下，周重新获得自由。毛人凤再次碰壁，便迁怒叛徒，军法官拟了个“密报不实，诬人陷害”的罪名，经毛人凤批准，将吕祥瑞就地枪决了。

据另一种说法，周镐的第二次获释，徐楚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徐在拷问中，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并交代了一些关系，都是不说也知道，说了抓不着的人物，诸如邓子恢、谭震林、杨帆等等，全在解放区。按照保密局的惯例，这也算是一种“自首”。另外，徐有一个族叔，叫徐复观，是中统局的元老，抗战时专门从事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工作，他知道徐楚光这个侄子，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一直想网罗到门下公干。这次，徐楚光被捕，出于由来已久的想法，客观上成了替徐楚光说情的人物。

戴笠时期，中统、军统犹如一只瓦罐里的蛐蛐，对上眼就斗。毛人凤执掌保密局以后，有意摈弃前隙，一见中统中有人来求自己，乐得制造个弥合裂痕的机会，答应了徐复观的请求。于是，徐楚光获释出狱，并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中挂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衔头。说是专门从事诱降、策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其实，是把徐软禁在太平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

这样一来，对周镐也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

不幸的是，节外之祸，绵绵不绝。就在周镐获释后不久，保密局浙江站逮捕了中共华中分局的一个干部，此人供出了湘鄂赣方面的情况。湖北站长余克剑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布置大搜捕，抓到了徐楚光的秘书罗纳，这个像伙保命心切，一口气出卖了30多个同志，其中包括周镐。此时，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正巧去武汉检查工作，有关此案的报告尚在整理过程中，黄从余克剑口中听说了大概，十分震惊，亲自提审罗纳，罗纳所交代的情况跟余克剑所述基本一致。这样一来，徐楚光的问题、周镐的问题显然严重起来。

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进宁海路19号。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签发了处决周镐的手令。

临刑的那天，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解放后，他被迫认为烈士，遗骨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纪念馆的第八厅内。

周镐一案涉及的中共人员，以及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的程度，不及上述三案。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投入的人力之多，却能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人凤决不姑息的顽固态度，说他达到了“领袖”提出的“全力以赴”的要求，似无夸张。

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

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

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控制降为合作。最令毛人凤沮丧的是国防部二厅系统，戴笠在世时，叫军令部二厅，厅长是郑介民。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郑介民身兼厅长、局长两职，互为犄角的问题不突出。

后来，郑介民局长一职被持，厅长一职被免，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二厅厅长之缺，便由副厅长侯腾补上。此人是郑介民陆大时的同学，跟军统没有“亲缘”，当然谈不上感情，一上台，便开始排斥老军统分子，陆陆续续地把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各部队的第二处处长，都换成了陆大的同学，事实上独树一帜，根本不受保密局的控制。对此，毛人凤十分不满，脾气发向了“冒脑根”：“郑先生怎么搞的，在第二厅用侯腾，把我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与此同时，改革后的外勤体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也有所突出。

早先，为构建毛氏王朝，外放一批特训班的亲信站长，取代桀骜不驯的前朝元者，势在必行。毛氏王朝草成之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反共任务渐成主题。由于相对应的公开单位，出任二处处长、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之类的老军统分子，大都不买保密局外勤站那些后辈小生的帐，倒过来常有颐指气使的理由。这样一闹，“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落了空，变了味，有的竟还是“公开领导秘密”了。

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的话，给毛人凤以极大的启示。立即决定在人事上作出变动，把部分老特工外放出去，担任站长。为此，专门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参加的有即将赴任的新站长和继续留任的老站长，总共几十人，训练了一个月。讲习班结束时，老蒋亲自接见，以资鼓励，还当场授以名义特权，即省站站长均可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亲自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享有批捕之权。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沈醉外放云南站站长，余万选外放贵州站站长，顾齐外放重庆站站长，以此推行“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

同时，秉承戴笠提倡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兄弟”的老军统精神，创立了“公组制度”。所谓“公组制度”，就是让那些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老军统分子聚合成秘密的小团体组织，其中职务最高者为组长，不管他是不是保密局的编制。毛人凤创立“公组制度”，目的是为了弥补“公秘会报”、“公秘合作”的缺漏，以利跟独树一帜的国防部二厅，以及居位自傲的警察总署争夺对整个特工系统的控制权。

“公组制度”推行后，各地方警察局、军警宪督察处、保安司令部二处、警务处、交通部运输局各分支，乃至省市民政厅、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都出现了一个一个由老军统分子结成的秘密“公组”（按规定：三人以上即可成立“公组”）。“公组”把“根”意识作为凝聚的纽带，很符合中国人以亲缘论亲疏的传统，再加上保密局在活动经费上的资助，自然而然地就把羽翼扩充开去，以隐晦的方式，曲折地落实了“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948年初夏，保密局浙江站在杭州抓获了一个中共人员。根据他的交代，毛人凤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行动组长郑世勋去长沙进行侦捕。本来隔省行动就有逾权之嫌，更何况警宪备立门户，怎会把嘴边的大鱼拱手相让？

于是，“公组”之道开始发挥作用。余克剑一到长沙便与费康永接头，通过“公组”网络，避开了公秘间的种种尴尬，顺利地得到了警、宪等单位的配合，分别在祁阳、长沙、郴县密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全让余克剑押往武汉。这件事颇让毛人凤得意，连称湖南的“公组”有基础、有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毛人凤，已把完善机制、健全组织、充实力量的重心，从内部的争权夺利转移到了提高与共产党斗争的效率方面。他之所以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野心不大，不想走戴笠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老路；其二，决心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取得老蒋的信任和赏识。于是，为了避免分散精力，他决定结束“三有公司”的经营活动，把一些纠缠在经济事务中的干才，诸如沈醉、郭旭、邓葆光等人，都收敛到保密局的重要任务上来。他的这番举动果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不仅同意“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在外勤人员编制的扩充上大开绿灯，仅1948年春夏，一次性同意扩编就达3000余人，不少军统“三家分晋”时的裁汰人员，重操旧业。

潜伏渗透无孔不入

在1946年至1948两年的时间里，加紧对解放区的渗透与潜伏，也是毛人凤开展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遗憾的是，投入甚多，收获甚少，充满了失败的记录。

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保密局为埋设耳目，立即在延安成立了小组，特派老牌特工崔毓斌担任延安稽查处的处长。当时，蒋介石急于想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指示毛人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有关的情报弄到手。一连好几天，蒋介石打电话问毛人凤有无收获，急得毛人凤如坐针毡，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老弱病残的掉队人员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对此毛人凤非常不满意，曾愧疚地对身边的干部们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回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于是，针对解放区情报工作开展不利的薄弱环节，毛人凤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毒招。他通过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研究，决定利用天主教作掩护，对解放区实施渗透潜伏。当时，天主教在北方有个华北工作督导团，归主教雷震远领导。此人本来就是个多重间谍，与保密局关系密切。接到毛人凤的工作指示，立即在督导团下面，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公教青年报国团”，后来改称“华北青年勘乱救民先锋队”，直接归保密局情报处指挥，秘密从事解放区的情报搜集工作。这个组织以地区为单位，分层建置，一直深入到城镇乡村，追布平、津、冀、鲁、晋、绥、察等省市，拥有成员130多名，其中还有外籍教徒。

“公教青年救国团”成立以后，对解放区耳聋目盲的情况有所好转，搜集到的情报一下子比以往多了好几倍，最令毛人凤振奋的是：在侦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难点上，有了意料不到的进展。1948年暮春，正当保密局陕西站的特务们还在关中瞎忙之际，中共中央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当地有个天主教堂，曾被中央机关借用，恰巧让披着教徒外衣的特务米二海发现，立即汇报给“公教青年救国团”保定分团的头目吴雅阁，吴再转报“报国团”秘书长刁化仁。刁是保密局的专业特工，当即电告局本部，毛人凤欣喜若狂，怀着向老蒋补过的心情，面谒“领袖”。蒋介石听罢，眼光大亮，决定令华北“剿总”负责对平山实行大轰炸；由保密局负责绘制平山地区的地形图。不久，米二海绘制的平山县、郭苏镇等地的中央机关、工厂、仓库分布图，逐级转上，最后由保密局送到华北“剿总”。

1948年8月，华北“剿总”当局派出大批飞机，对平山实施了大轰炸。

轰炸是在夜间进行的，投掷之准，令中共方面吃惊，断定是有潜伏特务提供了情报，专门立案侦察。查了多日，没有结果。到了10月初，国民党空军又对石家庄和灵寿地区，实施了大轰炸，目标直接瞄准党的机关、物资仓库等要害部门，这又是“报国团”两个披着教徒外衣的特务提供了情报，并在实施轰炸的那天，于地面发射信号，指示目标。

平山、石家庄挨炸，给解放区造成了惨重的物资损失和人员伤亡，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群众，尽管中央机关免遭损失。但由于清查潜伏特务的工作没有进展，中央领导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之中。

10月里的一天，华北“剿总”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迅速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奔袭西柏坡，任务是聚歼设在那里的中共中央机关。为此，老蒋亲飞北平督阵，毛人凤激动得心跳不已。因为这份情报又是保密局潜伏渗透的结果。当时，担任奇袭任务的是整编骑兵12旅，旅长鄂友三受命之后，将此内容透露给了同乡同学刘时平。刘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益世报》的采访主任，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接受中共华北城工部的指示，专门前来刺探蒋介石赴北平的意图，一听到如此骇人的消息，马上向上级汇报。在骑兵12旅到达之前，就实行了紧急疏散，让毛人凤眼看到手的殊荣顷刻间化为乌有。此后，在潜伏渗透的反共记录上，再也找不出令他振奋的记录。

阴谋策反费尽心机

与潜伏渗透的失败记录一样，运用阴谋策反的手段来贯彻反共内战的主旨，毛人凤同样有小得大失，愧不敢言的负疚心情。但就不畏险阻的坚决态度而言，他的反共决心是不容怀疑的。

早在戴笠时期，毛人凤就有过从事策反工作的经验，并且还当过“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如今为适应反共斗争的需要，策反工作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显得格外重要。为此，他特意在第二处（行动处）设立了策反科，专门从事对策反活动的运筹和实施。策反科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地还设有策反站，根据就近实施的工作原则，各谋其事。从事策反的人员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中共叛徒。比如，在抗战期间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叛变投敌的原八路军115师教导旅旅长、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曾是毛人凤寄予很大希望的王牌，被任命为保密局天津站的一级中校流动组长、“津浦北段策反专员”。第二类是中共方面的被俘人员。当时，国民党把一些战场上负伤或掉队的解放军被俘人员集中到武汉，纳入所谓的“和平爱国团”（其实跟集中营相差不多）。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和设计委员会主任张毅夫在那里挑选一批人，带回南京受训，许下种种好处，然后派回解放区或游击区，从事策反工作。第三类是从国民党营垒中反戈出去、投奔共产党的人员。

但从策反的效果看，毛人凤颇觉惭愧。就拿他寄予厚望的“王牌”邢仁甫来说，发展了几个“通讯员”，其实是打进策反部门的中共地下锄奸人员。

在一次伏击战中，把以邢仁甫为首的中共叛徒集团一网打尽，“邢策反”一直关到解放后，被判处死刑。第二类策反人员也是如此，一旦回到了解放区或游击区，大多跟泥牛入海一般，期望做到的事没办成，通讯器材和联络人员倒赔进了不少。第三类策反人员中，同样有令人沮丧的事例。比如在中共河南军区工作的牛子龙，原来是军统的耳目，后来因为有同情中共的言行，被关进了军统在西安的看守所。有一次，他趁看守人员不防备，劫夺警卫的枪枝，击毙了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奔解放军。毛人风看重牛与军统的渊源，以为许之官位金钱，既往不咎，便能把他纳入到从事策反活动的行列里来，结果好梦亦幻，牛子龙没来，派出的联络员和电台，倒是有去无回。

当然，也有成功的事例，只可惜绿豆芝麻，说出来不壮底气。比如，1946年初，原西北军将领郝鹏举在山东起义，投奔解放军。事后，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鲁南绥靖区、保密局都对他开展过诱降工作。一年后，即1947年1月27日，郝鹏举在海州宣布叛变，并诱捕了中共派往其部队工作的老红军干部朱克靖等人，于是各方面都向老蒋请功。当时，保密局成立不足半年，毛人凤很想在老蒋面前表现一番，便让老潘帮着叶翔之整理了一份材料呈报老蒋，说这次策反成功，主要是保密局通过郝的西北军旧部吴化文做了工作，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惜的是，没等老蒋裁定谁是主要的立功人员，郝鹏举的部队于2月7日，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不久，吴化文又在山东宣布起义。这个曾被毛人凤引为立功见证人的96军军长，如今背叛了老蒋，吓得毛人凤再也不敢提策反郝鹏举的事了。

又如，1947年初秋，一个直属南京保密局本部领导的策反行动小组，成功地策反了大连船舶管理处（相当于海关）副处长姜盛三。当时，大连处在苏联驻守、国共争夺的特殊环境下，由于中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加上苏联驻军的“中立”态度，国民党势力被迫转入地下，于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权，实际上就是东北解放区的一部分。不久，国共内战爆发，大连作为重要的港口，老蒋急欲夺回，一方面派出以东北行营中将副参谋长董彦平为首的视察团进入旅大，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在外交上对苏联施加压力。同时，又派遣大批特务潜入该地，组织国民党的残存势力，从事反攻倒算和破坏活动，但很快被“民主政权”粉碎，一系列的反革命组织，诸如“爱民会”、“铁血青年团”等均遭重创。

1947年起，毛人凤开始调整对大连解放区的特工战略，成立了一个直属南京保密局本部的策反行动小组，公开的招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航运调查组，专门从事对大连解放区航运情报的搜集和进行策反活动，这个组的组员徐钰麟就潜伏在大连船舶管理处。

不久，有两艘装满物资的机帆船“胜华号”与“德胜利号”将由大连开出，往朝鲜从事贸易活动。徐钰麟与姜盛三策划后，姜自告奋勇代表政府押运。途中，姜杀了其他的押船干部，转道驶往天津。

成功策反姜盛三的事件，立即被保密局引为“骄傲”。当“胜华号”、“德胜利号”开进塘沽港时，特地举行了欢迎仪式。姜盛三被任命为直属策反组的组长，授以中校军阶。接下来，大连港口检查所的所长孙世文也被策反成功，他们（包括混入大连市民主政府当科长的策反组织员吴海涛）与姜盛三里外勾结，先后裹胁了几十条机帆船叛变投敌，使解放区蒙受了一定的物质损失，但对形势影响并不大。

1947年仲秋，姜盛三到南京接受奖赏，他所领导的策反行动小组扩充为保密局天津特别站，下属三个潜伏组。虽然阵容壮大了，却没能做出更多令毛人凤满意的事。

鉴于上述种种得不偿失的教训，毛人凤对策反的热衷态度开始转变。据沈醉回忆，自1949年蒋介石下野前后起，毛人凤才彻底死心，再也不往“策反”上下功夫了。因为，大势将去，诱惑别人的资本不足，谁还肯“弃明投暗”呢？

武装反共不遗余力

自1947年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军事斗争成为反共的主战场。毛人凤除了在提倡情报方面积极配合军事行动外，还不遗余力地把号称“袖珍王牌军”的特工武装，直接投入战场。

所谓“袖珍王牌军”其实是老军统的武装底子。最早由戴笠搞“苏浙行动委员会”时组建起来的，名曰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后来，美国人插手特工，搞中美合作所。戴笠野心膨胀，趁机抽调大批忠救军骨干，交给美国人训练，全部配发卡宾枪、汤姆生机枪、UD机枪、左轮枪、火箭炮等美式武器。

当时，美国准备在中国登陆与日本作战，曾指望忠救军能起到接应配合作用，因此，训练较严，队伍战术素养也比国民党其他军队高出一截。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加视这支武装为至宝，诩之“袖珍王牌军”的美称。然而，阳寿有限，一命归西，军统开始大分家。

按照戴笠生前的考虑，这支特工武装编人了交警总局，只是总局长的位置让郑介民的亲信吉章简占了。尽管副局长徐志道、马志超，以及下属18个交警总队、4个教导总队的头头，大多是老军统分子，但落在郑局长关照的广东派名下，根本就不让毛人凤沾边。

毛人凤一直认为自己是戴笠“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眼看这支武装旁落，耿耿于怀。1947年初冬，郑介民角逐失利，丢了保密局长的头衔，吉章简跟着倒霉，总局长换成了当年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当过别动军总指挥的周伟龙。此人虽是湖南派的元老，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在“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下，多少要听一点毛人凤的招呼，更何况，副局长马志超跟毛人凤有特殊的交情，加之局本部二处处长周康之类的毛派分子从中协调，从1948年夏季开始，交警总队陆续被投入正面战场。

先是在苏皖战场，投入两个交警总队；继而淮海战役打响，又有两个交警总队被徐州“剿总”调离陇海、津浦铁路，放在首当其冲的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对此，周伟龙十分伤心，他本想保留这支武装，成为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因为，当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国民党各路诸侯大多为保存实力而避重就轻，谁也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工面抗击解放军，充当炮灰。由此，足见毛人风在执行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上的坚定性。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毛人凤忌讳周伟龙在交警总局扶植亲信，搞独立王国，并且暗暗向国防部次长刘斐靠拢，出现了离心倾向，于是使出派兵作战的棋子，既削弱周伟龙的力量，又讨好了老蒋。这种说法可以设定为一种原因，但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毛人凤珍惜戴笠的“遗产”。

此前，郑介民把二厅系统拱手让给侯腾，毛人凤曾痛心地说：“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眼下，即使忌讳周伟龙，也不至于将戴笠精心培植的“袖珍工牌军”弄到战场上去送死，这不等于也在败坏戴先生的事业吗？其次，毛人凤一直在交警总局扶植自己的力量，企图通过马志超牵制周伟龙。既然作为一项心计幽深的谋略，毛人凤当然希望完壁归赵，绝不会使出两败俱伤的笨招。后来的事实表明，周伟龙被剪除后，交警总队仍旧源源不断地开往战场，便是一个反证。因此，从主要的思想动机上看，应该理解为毛人凤藉此向蒋介石效忠，以期通过与众不同的英勇行为，突出自己“义无反顾”的反共决心和坚定无私的忠诚。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与周伟龙走了一条泾渭分明的路。

未久，战事转移到徐州、蚌埠一带，周伟龙生怕毛人凤继续督促交警总队奔赴正面战场，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办法——拟呈国防部，要求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自己担任司令。此议很快得到国防部的批准，终于让周伟龙从“剿总”手里争回了对交警总队的直接指挥权。接下来，杂念上心，开始打小算盘。当时，程潜已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正和湘军元老唐生智等人暗通声气，准备应变（即接受中共方面的争取，俟时机成熟宣布起义）。原先在保密局本部倍受冷遇的张毅夫（已改名为张严佛）

也附合程潜，力争湖南军、警、宪、特系统的“湖南派”同仁共走投明之路。

周伟龙闻风而动，暗派局本部政工处长易珍回湖南与程潜挂上钩。与此同时，免去了紧跟毛人凤的钟化明文化专员的职务，削去了毛派分子郭展洲、周文新等人的带兵实权，随时为响应程潜作好准备。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下野，回奉化老家做幕后指挥。毛人风为表示忠贞，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去浙东担任警卫老蒋的任务。周伟龙此时已心怀异志，竟把“淮海战役”的“剩余物资”——两个死里逃生、残缺不全的总队调到宁波。接着，毛人风又命周伟龙积极配合汤恩伯组织京沪杭大防区，将交警总队调往京沪一带集结，随时准备与解放军作战。周伟龙当然不愿意，表面上虚与委蛇，成立了一个由副局长吴克勋兼任司令的“京沪铁路司令部”，暗地里却把部队往浙赣线移动，尽量靠拢程潜，随后去苏州公园路3号一栋小楼房里，召开由亲信参加的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第二天，准备转道上海，乘飞机赴衡阳。

周伟龙离心离德的举动，未能躲过毛人凤的眼睛，1949年2月6日，周伟龙于上海国际饭店被捕。执行任务的正是“浙江三毛”中的毛森，带了4个彪形大汉闯入客房，一左一右将周伟龙挟定，由毛森当场宣读蒋介石电谕，称：“周伟龙骄傲跋扈，图谋不轨，着即扣留。”随后锁上脚镣手铐，送往杭州，再押解台湾，于1950年被处死。

关于周伟龙的被捕，还有另一种说法，称周乘火车到上海的第二天（2月5日），接到毛人凤的电话，邀其6日上午10时，到毛的家里吃饭。周应约前往，吃过午饭后，两人聊到下午2时左右，周起身告辞，毛人凤送到楼梯口便说：“不远送了。”周独自下楼步入客厅，见毛森已带人恭候在那里，一左一右将周挟住，然后宣读老蒋电谕。当时周伟龙曾回头高呼：“人凤，人凤！”但楼上已渺无人迹。

关于周伟龙的死，也有别的说法，认为是毛人凤下的毒手。上海解放前夕，毛派人送一听茄力克香烟给周伟龙，周抽了一支即被毒死。这种说法通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有人证实：周伟龙于1950年在台湾新竹被杀害为止。

于是引出一段后话。1986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程星龄、唐生明等参加过湖南起义的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恳请中央统战部将周伟龙作起义人员看待。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宣布，列为133号提案。同年12月22日，中央统战部办公厅（86）提案字第25号通知：“经查：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明相继行事的进步表现。解放后，其家属因受周伟龙影响而被判处徒刑的，我们建议有关法庭从宽处理，对尚未就业的孙女，已建议新疆就地照顾安置工作。

”总之，周伟龙一去，毛人凤指挥自如，他让新局长马志超将交警总队分成两批，一批（计第2、第5、第6、第11、第12、第15、第18）计七个总队，外加水警总队，集结上海，组成所谓的上海守备兵团，由马亲任指挥，毛森任副指挥，投入了“保卫大上海”的战役。另一批大约三个总队，由亲信周文新带到福州。后来。除却周文新带的一部分人逃到台湾外，交警总队基本都交付给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事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人凤与戴笠的不同，他效忠老蒋必忠于老蒋力行的事业，不为小团体的一己之利巧打小算盘，不搞本位至上，不蓄私本，恐怕这也是他日后见信于老蒋的一个重要原因。

孤独除夕夜

1949年元旦，在一片沮丧的迎新气氛中到来。晨光熹微，已有人挑出挂鞭，当街燃放，脆脆的“叭”声，像爆豆，像裂竹，此起彼落，扰得毛人凤心乱。昨晚，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除夕宴会，大堂里装点得火树银花，五彩缤纷，好不热闹，唯独人面如秋，就连相互道贺的笑意也无法遮住落叶萧瑟的凄凉。

还在半年之前，蒋介石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在总统府举行宣誓典礼，当时踌躇满志的样子，似乎正要为一个“新生命”的降临而布施希望。然而，不出三个月，解放军攻克济南，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仅用52天，打完辽沈战役，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全面展开，解放军攻城陷地、连连奏捷，眼下，进取的锋芒已直逼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南京。风雨飘摇中的辞旧迎新，尽管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却不能激发人们的好心情。

宴会结束后，毛人风回到家里已近深夜，要是在从前，余兴未尽，大伙儿免不了再玩上一宿“沙蟹”，十十足足地过一通牌痛，第二天清早，听完“领袖”的新年文告，结队去走访下属。中午，向影心备好丰盛的酒席，大马金刀地咀嚼一番。接下来，又是牌局，到的人多，麻将，“沙蟹”摆上几桌，那气氛，要说多热闹就有多热闹。可眼下，手足兄弟外放的不在身边，在身边的又相继离去。先是何芝园请了“长假”，自称对政治已不感兴趣，打算到台湾经商。毛人凤知道他是悲观于时局，想脱壳逃逸，便搬出“匹大有责”、“袍泽之谊”的道理，劝何留在大陆，与自己共度存亡之秋，说到动情处，几欲落泪，仍无法打动何芝园。

何芝园走了，毛人凤好不伤心。接着，姜绍谟又来告辞。他比何芝园坦率，直接了当地对毛人凤说，国民党肯定要完蛋，自己不想当殉葬品，现在不走，却待何时？毛人凤劝姜过罢元旦再走不迟。姜绍谟连连摇头说：“不过何妨？过，恐怕也是有了今年没有明年。”姜绍谟也走了，余下的心旌摇动，各怀心思。今年的除夕夜，谁还鼓得起往年的兴头？毛人凤只好独自回到寓所，思今抚昔，心生悲凉，和身埋在沙发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一直坐到天亮。

或许是民国奉行公历纪元，老百姓还不习惯过元旦节，外厢的炮仗闹了一阵，便失去后援，冷寂下来，那滋味融合时运，毛人凤又有了强颜欢笑的感觉。

“……”墙上的挂钟响了八下，毛人凤猛然一惊，心想，聆听“领袖”新年文告的时间到了，于是，打开收音机，立即传出老蒋带有奉化口音的浙江官话：“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勘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收音机里突然出现噪声，毛人风动了一下旋钮，老蒋的声音又清晰起来。“……

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传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说到这里，老蒋的语调一沉，接着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显然，这是一段向中共发出求和信号的文告，全部文字不很长，但蕴含的意义颇可推敲。明里，老蒋重又祭起和平旗帜，大有以舆论主动来弥补战场被动的妙用；暗里，毛人风听出了外人无法参详的弦外之音，它直接与一个蓄谋已久的刺杀计划有关。

密室召见

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秘密召见了毛人凤，地点在总统的黄埔路官邸。那是坐落于中央军校内的一幢红色的二层楼小洋房，外表小巧玲珑，四周绿树葱葱，环境相当幽雅，踏上几级台阶，迎面看见的是一间宽畅的会客厅，墙上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合影像，先总理身穿中山装坐着，蒋介石披挂整齐地站在后面，毛人凤每次看到这幅合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荣幸感与责任感。

老蒋的办公室就设在客厅里，共有两间，一间是他平时批阅文件和召见军政人员谈话的地方。另一间在后面，临窗摆着一张宽大的柚木写字台，上有文房四宝，专线电话，十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挂满了墙壁。凡是能进入这间办公室的，若非资格特殊，便是亲信要人。毛人凤自当年夏天开始，已多次在这里被召见，那不言而喻的含义，稍容细想，便觉得脸热心跳。

毛人凤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蒋介石在看地图，似乎没有发觉毛人凤的到来。毛人凤稍感局促，僵直地站在门口，等待传唤。

“你送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很好，我很满意。”蒋介石依然背对着门口，不紧不慢地对毛人凤说：“白崇禧搞串连，甘介候巴结美国人，他们是唯恐天下乱得不够。”毛人凤正在猜测被召见的缘由，忽听老蒋说到白、甘的名字，便想起最近呈上的几份情报，其中，一份是关于白崇禧暗中联络湖南程潜、河南张轸、广西黄旭初等人联手逼蒋下台的；再一份是有关甘介候通过傅泾波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暗中勾联的，这两人都是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的股肱。

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宗仁与老蒋一直是冰炭难容的对头，抗战八年间为民族大义，他俩摈弃前隙，走到了一起。抗战胜利后，毛人凤作为“领袖”的耳目，已养成替老蒋分忧的习惯，自觉地将一系列曾与老蒋有宿怨的政治对头列入了重点侦控的范围。李宗仁与他的新桂系也无例外。不久，便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围绕着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的题目，美国人与党内的反对派取得了一致，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着逼蒋下台的计划。11月份，老蒋的嫡系——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所率三个兵团，总计30多万人马，被解放军合围于永城东北一个不到10公里的圈子内，危如累卵。蒋介石下命令，要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率第14兵团前去解围。想不到身居华中“剿总”司令要位的白崇禧，不许宋希濂出动（因为杜聿明的完蛋，有利于从政治上击败老蒋）。对此，蒋介石火冒万丈，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白坚决不退让，两人在电话里吵起来，气得老蒋把电话机也摔了。于是，暗下决心，准备除掉李宗仁，这就是他今晚召见毛人凤的用意。

“人凤，你说一个人是为了名节毁掉事业好呢？还是为了事业，宁愿抛弃名节好呢？”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让毛人凤费解。

“我想……大丈夫安身立命，当以……当以事业为重。”毛人凤心里无底，回答得犹豫。

“我想也是这样。”蒋介石表示同意，接着又说：“古人讲，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其实就包含了名节跟事业的道理。我们跟共产党有过斗争，有过合作，都是为了事业的需要。合作我们要有肚量；消灭他们，不能有妇人之仁。可惜，不是人人体会得了这一点。眼看先总理创立的事业，在我们手里衰败。应该当即立断的时候，却为名声、口碑之类困扰，举棋不定，惭愧啊！”毛人凤一边听，一边用劲地揣摩老蒋的话意，还是摸不透底细，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蒋摆了摆手，示意毛人凤坐下，随后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同时用提醒的口吻说：“这是上好的江南碧螺春茶叶，泡了不吃，就是浪费。君子不该暴珍天物。”蒋介石的幽默，不怎么好笑，却让毛人风倍感亲切。

“人凤，你说我们跟共产党斗争不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蒋介石突然问道。毛人凤神经开始绷紧。

“缺乏认真尽职的态度，缺乏以大局为重的观念……缺乏无私的奉献精神……缺乏……”“说下去。”蒋介石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毛人凤。

“缺乏团结一致的力量。”毛人凤想到了戴笠“团结如家庭、同志如兄弟”的原则，脱口而出。

“不错，说得不错。”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站立起来，背着手踱开了方步，然后侧过头，用十分凝重的口吻继续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我们却有几个敌人。杜幸明困在永城，白崇禧见死不救，是共产党打败了我们，还是内部的捣乱分子？有时候，内部的捣乱分子比共产党的危害还要大！白崇禧那么猖狂，是因为南京有他的后台！可是我们呢？还施以妇人之仁，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养尊处优……这个问题不能犹豫，应该彻底解决了。”蒋介石说到这里，毛人凤豁然明白：老头子是要拿李宗仁开刀，找自己来，就为了却这个意愿，心里又是害怕，又是激动。伯的是，弄险不成身败名裂；激动的是委座对自己的信任，意味着从今以后……想到这里，毛人风心潮汹涌，就地一个立正，向老蒋表示说：“人凤听总裁的。”蒋介石的眼里露出了笑意，继而又十分感慨地说：“雨农在世时，多次在我面前推荐你，迟至今日，才倾心相见，这说明雨农没有看错你，是我看轻你了。”“戴先生要是健在的话，他也会这样的！”毛人凤听蒋介石提到了戴笠往日对自己的好处，心里更加感动。

“大丈夫临危不惧，挺身而出，雨农是英雄，你又何尝不是呢？”毛人凤再也克制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在蒋介石面前，他哭过两次，一次是悲于戴先生的死，一次就是现在，感于老蒋的知遇之恩。

鹿死谁手

一场感情风暴过后，言归正传。老蒋问毛人凤打算怎么干？毛人凤说，让叶翔之主持，因为叶是行动处处长，专管暗杀业务。老蒋连称不妥，他知道叶出身文人，自己不会杀人，再找第三者，第四者，稍有不慎，容易惹大麻烦。老蒋说，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接着亲自提名沈醉，说他参与过多次行动，是个老手，人也可靠。毛人凤没有疑义，回到保密局，一封急电发往昆明。

正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位上的沈醉，接到急电，立即乘飞机回到南京，刚住进招待所，毛人凤就来了。毛明确地告诉沈醉，这次承担的任务十分艰巨，刺杀李宗仁，是老蒋亲自点的卯。说完，两人一起前往黄埔路总统官邸，在会客室里足足等了两个钟头，才得到老蒋的召见。

召见的整个过程，沈醉在回忆录中有段比较详细的描述：当时，蒋的态度很和蔼，作出很亲切的样子，问沈云南的情况，问他家庭情况，最后才问，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沈醉说已告诉了。蒋介石便说，这次决定要你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又是我对你的信任。共产党迟早可以打败，但内部的捣乱比共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了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蒋又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绝对不能泄漏，赶快布置起来，什么时候执行，等我作出最后决定，一旦决定了，便要绝对完成使命。

整个谈话半个多小时，李宗仁的名字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沈醉知道这是老蒋叫军统杀人时惯用的手法，所以也不刨根问底，等老蒋谈得差不多了，沈醉当场表示：决不辜负领袖的希望，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一定完成任务。

老蒋听了，十分高兴，握着沈醉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翌日，毛人凤和沈醉就刺杀李宗仁的办法进行密商。参加者还有潘其武和叶翔之。经过密商，决定先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另一部分人负责监视，主要是防止李宗仁逃离南京。随后，毛人风向保密局的经理处与人事处下达命令，凡是特别行动组亟需的东西，都应尽量予以满足。

一周后，刺杀行动的具体部署出来了。沈醉主持杀人，另外选派秦景川和王某充当助手，秦在军统一向从事杀人勾当，枪法极准，也很沉着。王某原是胡子出身（东北的惯匪叫“胡子”），从小杀人越货，枪上的准头，不亚于秦景川，据说击落空中的飞鸟，易如反掌。

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附近，汽车进出时，拐弯的速度较慢，从两面都可以下手，这是一个好机会，为了保证执行中的准确无误，“特别行动组”在通往李宅附近的马路转弯处，摆上一个旧书摊，用以监视李的行踪。旧书摊的“老板”，是沈醉亲自选定的干练人物。

同时，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逃离南京，毛人凤还特别设计了空中、陆上的截击方案。于是，特别行动组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备有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去了机场，立即用电话按规定的暗语向毛人凤报告，毛再通知随时作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李飞出南京的上空，马上进行射击，对外谎称“飞机失事”。如果从陆路逃离，毛人凤设在火车站附近的小烟铺，设在汤山附近公路上的小饭馆，都会及时发出警报，用事先备好的交通工具、刺杀小组，于中途截击。

总之，所有的出路，毛人凤都伏下了杀机。

部署形成方案后，毛人凤详细向老蒋作了汇报。老蒋听罢，表示满意，称赞毛人凤想得周密，随后又叮嘱毛人凤说：“设想可以大胆，行动定要谨慎。眼下，白崇禧正在武汉发出“恢复和谈’的呼声，程潜、张轸这些人亦附和响应，并提出要我下台，他们把我置于和平的对立面，是想糊弄舆论。

如果这个时候，李宗仁离开南京，很可能是去武汉拥兵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对李采取行动，都无须向我请示。如果李安居南京不动，万万不可造次。元旦那天，我也要发表个文告，提出和平的口号，你要注意一下各方面的反映，尤其是中共方面。”毛人凤明白老蒋的用意，只要中共方面显示出积极态度，整盘棋子就活了：

一来可以取得舆论上的主动，举起主张和平的旗帜，总能取悦民意、讨好老百姓；二来，中共以蒋为谈判对手，等于堵住了白崇禧之流逼蒋拥李的口实。因此，元旦文告一经传媒散播，毛人凤便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到了鹿死谁手的残局中去。如果形势转变得有利于老蒋，李宗仁迫不得已离京出走，那么用老蒋的话来说，“唵，他要是不辞而别，就是自寻死路。”这就是毛人凤听元旦文告时，悟出的、别人无法参详的弦外之音。

真假保密局

1月5日，中共方面通过新华社发表了社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抨击新年文告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反革命力量。一口拒绝了老蒋的“和平要求”。10日，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老蒋的55万嫡系部队全部完蛋。鉴于时局的迅速恶化，蒋介石开始考虑“退路”，他密派蒋经国、俞济时等人，去溪口老家布置警戒，毛人凤也接到了协从配合的指示。至于刺杀李宗仁的计划，这几天，老蒋虽然只字未问，但毛人凤还是作好了随时执行的准备。为此，亲自策划了一个于住宅里实施的增补方案：

先由两个安插在电灯公司的特工，以检查变压器为借口，接近李宅，然后站在变压器箱上，用手提机枪向李宗仁的寝室、餐厅各处射击。他们使用的子弹弹头涂有剧毒，不论射中身体的哪个部分，都可以致命。如果火力不够，还预备了炸弹，应急时用。

从1月10日开始，毛人凤几乎天天去黄埔路官邸，等候老蒋的指示，刺杀计划犹如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到了1月19日，老蒋把毛人凤召去，谈了两件事：一是迅速召回沈醉，立即结束特别行动组的工作；二是自己决定下野，先回奉化，问毛人凤打算怎么办？毛人凤装着未经考虑的样子（其实早已盘算好了）立即回答：“愿与领袖共进退！”蒋介石又问：“他（李宗仁）要向你接收保密局，你怎么办？”“保密局是总裁的耳目，怎么可以交给他！”接着毛人凤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首先，把保密局的全部财产、机要、档案、人事卡和指挥机构，迅速移往台湾。接着，自己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由徐志道继任，专门负责跟李、白新桂系的“中央”打交道，这个“徐记保密局”编制为92人，机构只有业务、总务两个处。其他所有的外勤机构，已接到命令，今后不归“徐记保密局”提调，只听从自己的指挥。与此同时，还对徐志道作了政治交代，告诉他，李宗仁干不了，干不长，“新保密局”的任务，明里是应付他，跟他领经费、要武器；暗里，是监视他们的活动，向蒋总裁负责。

蒋介石听完毛人凤的汇报，拍拍毛的肩，一连说了三个“很好”。

1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宣布从即日起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下午4时10分，老蒋乘上“美龄”号专机，直飞杭州。接着毛人凤也率保密局的大批人马前往上海，自己住进毛森公馆，另外在南京路145号设立了“毛记保密局”上海办事处，由郭旭当主任，继续指挥保密局各公开单位。

一夜之间，冒出了两个保密局，一个名正言不顺，一个言顺名不正，对此，也有人称为“真假保密局”。那么，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颠倒程度究竟如何呢？下面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1月21日，李宗仁接过总统印信，立即发出了第一号令：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首先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且要用飞机迎接他俩进南京共商国是。命令公布后，进步人士纷纷叫好。接下来，便有各报记者登门采访重庆市长杨森，问他何时放人？杨森说，我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放人。记者追问，不就关在磁器口吗？杨说，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事。于是，舆论大哗，声称代总统的命令，犹如一纸空文。

李宗仁要维护权威，打电报责问杨森。杨森回电说，关人的事，归保密局管，该找保密局要人。李宗仁立即把徐志道召去。徐说，自己也不清楚，毛局长当初只把局本部交给我，没把监狱移交给我。李宗仁问，那么毛人凤现在哪里？徐说他不知道。李宗仁没辙了，气得直骂“荒唐”。

好在舆论难欺，有人指出，杨虎城就关在重庆。于是，几个胆大的记者硬闯进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找徐远举对话。徐装糊涂，声称自己也不知道。

徐说不知道，显然有假，但心里有“鬼”却是真的。一来毛人凤引退前打过招呼，并且安插了亲信周养浩当西南特区副区长。毛人凤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西南特区除了管辖云、贵、川、康四省的公秘单位外，还管着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这块地方，当时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腹地，如果国共交恶，开战依然不止，这里就是蒋介石最后的退缩之地，由此，也突出了西南特区的重要性。这样一来，诸事没有周养浩的同意，徐远举不敢独断独行，另外，毛人凤还对他许了大愿，说是要向老蒋保举徐当昆明警备司令，并送上三个交警旅作为基本力量。徐远举对这个中将的衔儿，眼红嘴馋，不做一点“良好表现”，怎么说得过去？

然而，有“鬼”终究心虚，记者一走，徐远举马上找周养浩商量，周拿不定主意，抄起电话机要了毛人凤的长途，用一口道地江山土话汇报情况。

毛人凤关照周养浩，暂时按兵不动，等候回音，随后飞注奉化，向老蒋请示。

蒋介石气呼呼地说：“如张、杨当年听从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毛见蒋不允许放人，建议换个关押的地方，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徐远举通知杨虎城让他准备一下，启程前往贵州。

杨虎城已从报上获悉了总统下令释放自己的消息，见徐远举要他挪窝，顿时大发脾气：“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死也死在这里！”吵了半天，没有结果，徐远举只好让周养浩再去规劝。周对杨说，没有老头子的命令，谁也不敢作主。劝杨再忍耐一下，终会有出头之日。杨虎城无奈，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撤换看守龚国彦；第二是把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起走；第三是要周养浩沿途护送。周养浩请示毛人凤之后，全部答应。

不久，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被悄悄地押到了贵州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子内。

这时候，李宗仁正为寻找毛人凤而大犯其愁，不知谁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在《中央日报》上登个启事。结果，南京、重庆、武汉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跟着起哄，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的寻人启事，登得不亦乐乎。结果呢？毛人凤缩在公馆里屏气不吱声，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硬是成了一页废纸。

“总裁办公室”要员

其实，毛人凤的幕后指挥只是蒋介石幕后指挥的一个缩影。就在李宗仁四处碰壁的当儿，老蒋的影子内阁——“总裁办公室”也在奉化成立，主任是蒋经国，毛人凤“荣任”办公室要员，三天两头在上海、溪口之间飞来飞去，成了忙碌的“闲人”。

毛人凤进入蒋介石的小班子，意味着蒋、毛关系的升华，甚至可以这样说，蒋对毛的信任，已超过了对全盛时期的戴笠，同时也是毛人凤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这一特殊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荣耀。

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毛人凤特殊在哪里呢？若不是老蒋亲自授命，他还不敢相信。当时，老蒋“闲”居奉化，浙省的父母官（即省政府主席）是陈仪，江浙防区（即京沪杭警备区）的总司令是汤恩伯。汤是陈仪的学生，陈仪是汤恩伯步入军界的引路人，情同恩师。眼下，老蒋把性命交付给这一对师生，不能不防（可能是“西安事变”的后遗症），于是把毛人凤召来，交代了暗中侦伺的使命。具体执行过程中，浙江站站长毛万里负责监视陈仪；二处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负责监视汤恩伯。

陈仪乃堂堂上将。汤恩伯既是老蒋的心腹，又是戴笠的生前挚友，放在过去，不要说监视，就是别人打来的小报告，也要为之遮掩几分。现在，忠诚高于私交，毛人凤一反常态地瞪起了“火眼金睛”。不久，毛万里有所发现——陈仪暗中跟李济深来往。接着，毛森也有发现——汤恩伯的秘书丁名捕有共党嫌疑。这可是总裁鼻子底下点火啊！毛人凤听完汇报，马上去见蒋介石、老蒋城府极深，第二天召见陈仪、汤恩伯，故意露出气馁相，请他们各陈高见。陈仪不知是计，当场劝蒋出洋。汤恩伯见老蒋面色冷淡，知道犯了大错，陈仪一走，马上向老蒋讨好，愿意反省自己保荐陈仪当浙省主席的行为，同时建议另派周嵒来接替陈仪。

汤恩伯的诚惶诚恐其实还另有原因。

自解放军于三大战役获胜后，陈仪目睹国民党的日薄西山，萌生了仿效傅作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念头，暗中开始与中共方面接触。当时，代表组织与陈仪联络的人叫胡邦宪，是陈仪的旧属，也是中共党员。由于东南的半壁兵权攥在陈的门生汤恩伯手里，策反工作的重点自然需要转移，于是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接受派遣去汤恩伯处作说服动员的工作。

许多话都是挑明讲的，汤恩伯并没有表示拒绝。这样一来，陈仪热情高涨，丁名楠往返于沪杭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引起了毛森、毛万里的怀疑。到了1月底2月初，丁名楠、胡邦宪再次抵沪，带来了陈仪的亲笔信和所拟的八项要求，即释放政治犯、保护防区内军事物资、停止修筑淤沪工事、减少征兵等等，井说，只要汤做好向解放军投诚的准备，可以担保取消他的战犯罪名，给予相当的职务，所属部队可依民主原则进行改编。同时还说，为了联络方便，希望汤正式给丁名楠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参予戎机。

汤恩伯留下了丁名捕，态度上却仍很暧昧。正在这时，毛人风向蒋介石汇报了汤、陈的“问题”。接着，老蒋一番敲山震虎，使汤恩伯慌了手脚。

不久，陈仪被免职，气咻咻地跑到上海，逼汤恩伯表态。汤十分害怕，觉得还是向毛人凤、毛森说开了好，于是，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即先由毛森对陈仪实行软禁，但不铸成大案，包括不迫捕丁名捕。

随后，由毛人凤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汤恩伯跟老蒋走，决不叛变；二是务必保住陈仪一条命。

据毛森回忆，毛人凤到了溪口，并没有向蒋介石转达汤恩伯要保全陈仪性命的请求，事后还恶狠狠地说：“陈仪与军统有宿怨，干吗要救他一命呢？”（当年，陈仪杀张超，戴笠发誓要报仇雪耻，详见第七章）可是，回到上海，毛又蒙骗汤恩伯说，蒋介石听了自己的汇报，允可一切照商量的意见办理。

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建议，暂且答应条件，有利于稳住汤恩伯，否则，汤兵权在手，惹反了于大局不利。同时，再向老蒋要求，把陈仪托付给自己，以利日后清算。

据徐远举回忆，毛人凤曾对他讲过，向蒋介石汇报陈仪的事情时，蒋又惊又怒道：“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他从浙军校降过来，如何重用他呀！今天他来叛变我？”后来，毛人凤一到上海，伙同毛森作出安排，将陈仪转押到浙江衢州东门街开明坊1号小楼汤恩伯的公馆，看守的却是浙江站站长毛万里，陈一经押到，立即受到了审讯。可见，毛人凤根本就没有顾忌汤恩伯的要求，如果不是蒋介石事前有默许，他绝不会如此。

总之，毛森的猜测也罢，逻辑的推论也罢，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毛人凤对汤恩伯的阳奉阴违；二是对陈仪雪耻报仇之心未泯，暴露了他阴狠的一面。

唯“蒋”是尊

3月初，毛人凤以“总裁办公室”要员，“毛记保密局”首脑的双重身份跑到重庆，一是为老蒋退守西南的反攻战略作准备，二是针对待工组织突然出现的混乱状况，亲自站出来明确立场，统一思想，排除干扰，协调一致。保密局站组负责人会议计划于3月17日召开，参加的有云、贵、川、康、陕、甘、宁、青、新（疆）、粤、桂、湘、鄂等十多个省区。

毛人凤为了准备得充分些，提前半个多月来到重庆，着重对西南特区的工作进行调查，发现“徐记保密局”近来的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整个外勤站组的“正常”工作。徐远举皱着眉说，杨虎城虽然去了贵州，但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压力仍然很大，徐志道又态度积极，怂恿鼓励大家跟李代总统走……

毛人凤听着部分站组头头的“诉苦”，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当初，搞“真假保密局”，所有底细都交代清楚了，徐竟仍敢出尔反尔，看来，蒋、李之争已经在真假保密局之间展开了。

毛人凤的估计不错。自从释放杨虎城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呢？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

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干吧？

对不住毛人凤；不跟着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毛人凤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风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第一个大主意，就是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特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奉劝徐志道不要上外人（指李宗仁）的当，分裂团体，继续跟毛先生合作。这时，站在一旁的黄逸公插话说：“毛先生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志道多少还有点怕毛人凤，不急于马上闹翻，于是，缓了缓黄逸公的话锋，表示同意“合作”，但请毛先生多多体谅，今后两个保密局分经费时让自己多分些，招兵买马也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廖宗泽拿着徐志道吐出来的一小部分经费回上海，毛人凤立即着手策划两件事。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否则“毛记保密局”就无法维持，弄得不好，让徐志道反客为主就糟了。于是把潘其武、张冠夫找来，张冠夫说，我们不是受总裁之令，正协助汤恩伯抢运大批金银和物资去台湾吗？何不就此重操“三有”旧业，利用转道香港的机会，赚它一票？毛人凤一拍桌子叫好，立即要张冠夫和刘方雄着手实施。刘方雄过去在香港当过站长，人头熟，关系多，持起裤腿下商“海”，果然有了发财致富的兆头。第二件事是确立正宗，重申“毛记保密局”在特工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便有了3月的重庆之行。

站组负责人会议准时于3月17日召开。3月17日碰巧是戴笠的“殉难”日，借着三周年的祭奠，激发一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体”精神，体现了毛人凤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形势转变，越来越于党国不利，识时务者，当断即断，不可犹豫，我们都是湖南人，应以乡梓为重，千万不可辜负3000万湖南同胞。黄康永当场心领神会，表示决不与颂公（程潜字颂云）作对。

黄康永起了异心，反过来开始蒙蔽毛人凤。当时，程潜的“叛”蒋活动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他们有意让陈明仁（武汉警备司令）重新带兵返回湖南，支援起义，于是布了一个疑阵，让陈明仁先在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和71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刀（杀人），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

1949年3月，国民党政权迫于节节败退的劣势，同意重开和谈之门，为此，李宗仁请出何应钦组阁（此前，孙科与李宗仁闹翻，内阁总辞职），主持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当时，李主张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蒋介石以为，这是白日做梦，中共肯定要过江。

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月16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是组合潜伏，力争混入中共的政府机关，最好能混进共产党的组织里。

每个大城市都要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潜伏组合。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专业特工担任，这些特工，现在就可以表现得左一点，为日后的潜伏创造条件。

另外，每个潜伏组合应配备一到两部电台，必须伪装得巧妙，可以装在办公室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里面。另一层是个人潜伏，不结成小组，不与潜伏组发生横向联系，也不配备电台，专门从事寻机破坏、造谣等活动。同时，为鼓励潜伏人员勇于赴任的积极性，会议规定待遇从优，薪水一律以黄金计算，一般组员黄金三钱到六钱不等；组长兼电台报务员，每月包括房租可得黄金二两左右，相当于同级特工收入的几倍。

第二次会议于3月召开，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重庆“3.17”会议。其间，布置潜伏是一项重要内容，跟一月份的南京会议比较，会上又提出了“复线潜伏”、“乡村支援城市”的新构想。发明者是徐远举，他认为一月会议构想的潜伏，基本上属于单线潜伏，这不管用。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面前，要想在丢失的城市里立足，必须与活动在乡村郊野的游击队武装配合，必须以乡村支援城市，尤其是西南这片地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绝对有打游击的条件。当时，毛人凤十分欣赏徐远举的新构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经过“3·17”重庆会议，“毛记”特工系统大潜伏的计划更趋具体周密，当毛人凤得到蒋介石按“应变计划”行动的指令时，大潜伏已在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实施阶段，比如苏南成立的“太湖游击纵队”，湖北站搞的“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广西站把十万大山的土匪拼拢来，号称“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等等；都是“复线潜伏”的具体实施。

所谓大逮捕，就是对国统区进步力量与主张和平解放的力量进行镇压，主要着力点是剪除那些暗通中共，或者准备投靠共产党的“党国”军政要员。

这一部分行动，跟大潜伏差不多，也在蒋介石发出指令之前，进入了实施阶段，其间，于3月份侦破的“京沪暴动案”，就是“毛记”特工系统的一个“杰作”。

“京沪暴动案”

蒋介石下野不久，一批在南京、上海军、政、警、宪界的民革成员，酝酿于京沪两地举行军警起义，采用兵变的方式，将李宗仁、何应钦等高级军政人员一网兜捕，迫使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兵变的主要发起者有：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葆真（民革中央常委、华中军事特派员）、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孟士衡、国史馆主任秘书胡勤业（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田绥祥（国大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内政部简任秘书秦荣甲（立法委员）、内政部人事室主任刘荫民、首都警察所督察长兼北区警察局长、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刘海亭（少将）、保警总队第一大队长马广运（少将）、上海警察局驻卫警总队副总队长崔恒敏等。

2月5日，上述人员集中在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吴士文家举行紧急会议，解放军江淮军区的代表王虎臣同志也应邀参加。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京沪暴动的方案，最后取得了一致，即以京沪两地已经掌握的警察、保安警察和宪兵为行动主力，在南京的燕子矶为据点发动起义，随后迅即控制清凉山、挹江门和鸡鸣寺，继而占领明故宫飞机场，分别切断南京各主要干线的交通，防止国民党重要人物逃跑，同时扣留李宗仁等高级军政要员。在上海方面，紧随南京之后发动起义，先占领北火车站，把住交通要津，再号召全市警察起义，干掉局长毛森，接着，便迎接解放军过江。

为此，南京北郊警察局长蒋堤，必须占领燕子矶，并将停靠在南岸的船只，放过江去，让解放军顺利摆渡。另外，在南京短时间内出现权力真空的期间，暂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维持社会秩序。

整个暴动计划，设想得不算粗糙，但不幸的是，低估了“毛记”特工组织在南京的活动能力。说巧也巧，吴士文家的邻居秦范五就是老军统的人，现在“毛记”特工系统的公开单位——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职，这一天开门外出，与刚离开吴家的孟士衡撞了满怀，当下唱个肥诺，表示歉意。想不到，孟士衡拾起跌落的帽子，往脑门上一扣，点点头就走了，样子显得匆忙。秦范五凭着职业本能，心里起疑，又觉得孟士衡的脸样，好像在哪里见过。几天后，秦范五隔着窗子，看见有人走进吴士文家，模样极像那天被自己撞落帽子的人，于是，佯装借火，敲开关紧的门，隔着门缝看见了孟士衡，才知脸熟的原因，是因为常来吴家“作客”。

吴士文家是民革的联络点，来这里开会的人实在不少。由于秦范五平时隐蔽得巧，吴根本不知道他的特务身份，这给秦的监控带来了有利条件，几经观察，将诸多疑点向稽察处密报，稽查处根据毛人凤下达的工作要领，重点对吴士文家布控、组织跟踪。到了3月初开始兜捕，不久，民革在京沪两地的主要负责人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士文等相继落网，“京沪暴动”计划最后因群龙无首而告吹。

申城“先行官”

4月20日子夜，中共方面得不到李宗仁的答复，第二、第三野战军于西起九江湖口，东至江阴的浩浩江面上，兵分三路，发动了渡江战役。长江防线仅20分钟便全线崩溃。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4月22日，蒋介石从奉化去杭州，在宽桥机场航空学校和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等会晤，商讨如何对付危局。傍晚，李宗仁飞回南京。

第二天南京被攻陷，国民党政府移往广州，李宗仁逃到了桂林。此前，毛人风向南京站、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下达过大逮捕，大破坏的命令，并要他们按自己开列的名单，威逼有关军政要员离开南京，到时不走的，一律逮捕，押往上海处置。同时，在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前，把火车站、码头和水厂、电厂炸掉。当时、由于社长城的“技术总队”不在南京（已去了广州），负责破坏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工兵营，保密局南京站从中配合。谁知，渡江战役一打响，解放军还未到南京，大小特务们便脚底擦油，纷纷往上海逃，止也止不住。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又接受了副总司令覃异之的劝告，没有派工兵营去“造孽”。4月23日，老蒋在溪口表示，将亲赴上海，指挥淞沪保卫战。4月25日，他去母亲墓前拜别，自此永远告离了故乡。

与此同时，毛人凤作为老蒋的先行官，于4月23日抵达上海，在南阳路145号保密局办事处召集局务会议。他在会上说：“南京现在已被共军占领了，上海非常危险，估计共军在南京略事休整，就会来攻打上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还被共军打过来，了，上海是不易守住的。我这次到溪口见了总裁，总裁指示说，已令汤恩伯保卫上海，至少要守住一个月。叫汤司令会合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和行政院物资局长江构，将上海所有的黄金、白银和物资运往台湾，以免资敌，总裁还给了我如下的任务”。接着，毛人凤罗列了四项任务：“一、继续协助汤总司令和陈代市长等办理抢运物资工作；

二、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以备应急（暗指撤退）时用；三、集中沪杭甬一带的交警部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再以两个总队担任护送物资工作。”说到这里，毛人凤故意停顿一下，不无自重地提示道：“这是总裁对我们极大的信任。”随后，继续布置第四项任务，即“负责监视上海的大老板，勿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到香港”。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毛人凤破例没有留大家吃饭，为的是非常时期提倡废寝忘食的赴难精神。会后，大家分头落实执行，进展还算顺利。

先由郭旭拿着老蒋的“批条”（老蒋知道毛人凤的任务很重，需要花钱，特命俞济时通知参谋总长顾祝同，拨出1亿金圆券给毛人凤），到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上海联合办事处把钱领回来。其次，交警总局副局长郭履洲集合起交警部队，负责控制船舶和护运物资。他把所有在沪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登记在册的轮船，统统征用过来，总计3000多艘，经过筛选，发现一半不能出洋，留作“军用”，能够出洋的，全部投入抢运。毛人凤指派亲信担任交警护送部队的总队长护送装船出港。结果，从上海运走的金银物资，除有一艘船遇风沉没外，其余的都安全抵达台湾。对此，老蒋十分满意，认为毛人凤为党国立了一个大功。

第四件任务，即对上海资本家的监视，由上海市政府民政局长陶一珊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负责。执行过程中，不知是谁出了个“金点子”，使毛人凤深以为然。于是，单独召见黄加持，要他做好抢劫老板的准备。“啊？”黄加持一听毛人凤这样说，便想到了盗匪的打家劫舍，不由自主地吃惊起来。

“东西不抢走，反正全落到共产党手里。共产是剥夺，劫财也是剥夺，与其谦让，不如图谋。”毛人凤的一番道理，说得黄加持点头称是。随后，毛人凤掐算进帐，估计不下于几万两黄金，还有大量的美钞，那可是保密局一两年的开销呀！

“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黄加持更加吃惊起来。

可惜，贪者眼红，馋者流涎，黄加持却不是劫财老手。自去年蒋经国来上海大搞经济统制后，资本家们一个比一个学得精乖；再加上黄加持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对付工运、学运，不要说黄金美钞藏在何处，就连有点家底的资本家躲在哪里都不知道。结果，临时堕入匪道的一劫，除了特务们抢了些许浮财，敛入私囊外，保密局装经费的钱箱子，没有增添什么“肥油”。事后，毛人凤说起这一节，痛斥黄加持“太不中用”！

总裁“卫士”

4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当天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等出席。会上，蒋介石训示：“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美国的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5月1日下午、蒋在汤恩伯司令部，向守卫上海的团以上的“国军”军官训话，声言自己留在上海不走了，“要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全体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

蒋介石训示完毕，轮到汤恩伯代表守军宣誓时，自然又多了一层意思，即誓死保卫上海之外，还要誓死保卫领袖！

在蒋介石抵沪的那段时间里，负责总裁的安全成了毛人凤的一个主要任务。为此，他煞费苦心。大的方面，他要顾忌战局骤变，不能疏忽中共军队的进展神速，以及汤部将士的不堪一击。小的方面，他要考虑腋下生变，前不久“京沪暴动案”的余悸尚未完全消除。于是和蒋经国、汤恩伯反复会商后，决定让总裁住在军舰上，偶尔登陆，也下榻于远离市区、四面环水的复兴岛上，四周的警卫说是由汤恩伯和毛人凤协调安排，事实上，毛人凤承担的责任更直接一些（因为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同时还负有监视汤恩伯的责任）。

常言道：怕什么，有什么。正当毛人凤提心吊胆地防备出事时，一个瓮中捉蒋的预谋已在悄悄地进行。领导此事者，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他在老蒋抵沪之前，曾通过陆久之、蔡叔厚对汤恩伯进行过策反（看来，汤恩伯与中共方面的接触，并非只是丁名楠一路），希望汤能在解放军大兵压城的时候，反戈一击，把蒋介石抓起来，但未成功。于是，又通过策反组长王亚文等，秘密串通张权，制定新的捉蒋计划。

张权，河北人氏，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北伐时当过师长，后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务长。抗战时期，当过河南省警备副司令、代司令、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队中将总队长。抗战胜利后，受陈减排挤，仕途上渐呈滑坡之状。

但此人素与中共有来往，早在1941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介绍，安插王亚文当张权的秘书，一直干到1944年。1948年张权因为反对内战，辞职闲居上海。王亚文接受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同张恢复了联系。自此，张权秘密为中共工作，并以中将视察员的身份，弄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此时，沙文汉让张权出山，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间，除了张的政治态度以外，还有许多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比如，驻守上海的吴淞炮兵司令邵百昌、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机械化炮兵团驻吴淞炮兵第51团团长刘仲权、第51军军长刘秉钺、青年军230师师长方懋楷、摩托车团团长钟勉、第182师师长王挽危等，都是张权的旧部下或老同事，如果张权能说服他们起义，计划的实施就有了相当雄厚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策反工作进展顺利，上述人员陆续表态：愿意接受张权领导，伺机起义。与此同时，王亚文也在蒋介石时常乘坐的”永兴”号军舰上物色了一个内线。

1949年5月12日，中共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沙文汉决定成立上海起义军司令部，司令张权，政委王亚文，司令部的地点设在吉祥路121号，起义时间为5月16日上午10时。按计划：驻守浦东的230师方懋楷部向解放军投诚，策应起义；驻市区的钟勉摩托车团就地出击；炮兵51团沿西体育会路向瘟藻洪、张华滨冲锋，配合解放军卡住吴淞口，夹击月浦、杨行一线之敌；李锡祐率132师进行接应，其他部队见机行事。此外，一艘与张权单独联系的军舰开到吴淞口沉船设障，使蒋军其他军舰不能出去，郑振华则利用打入空军的便利，组织力量破坏江湾机场，使飞机无法起飞。接着，张权利用手中掌握的6张通行证，亲自率领精兵一支，强攻四川路警备司令部；王亚文则争取在海军中发动，一举擒获老蒋。

5月14日，距离起义的时间只差两天，第132师的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在接受李锡祐将军布置的任务后，获悉了起义的时间，马上向毛森告密。两天内，张权、李锡祐相继被捕，关在福州路警察局，受尽折磨，李锡祐的手臂和大腿全被打断，一句口供也没有，虽说起义的各部队长没有暴露，但预谋的计划只能放弃。

5月16日，毛人凤由澎湖列岛来上海，听了毛森的汇报，当场吓出一身冷汗，事后想想，又为自己庆幸。亏得事先已将总裁的行踪隐入秘密状态，所以，老蒋于5月7日换乘“江静”号军舰去澎湖列岛的事不为外界所知。

到时候，即使张权的计划如期实施，他们也根本捉不到蒋介石。

5月21日下午6时，张权、李锡祐被枪杀。告密有功的张贤升为上校参谋处长、代理师参谋长，并由保密局一次性发给奖赏5000块银元。可惜的是，“党国”不济，好梦难长，张贤于1953年被我公安部门捉拿归案，于1957年判处死刑。

三管齐下

在上海期间，毛人凤为了避免重蹈南京的旧辙，逼迫和绑架军政要员去台湾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毛人凤开具的名单，公秘单位联手行动，确有不少高级军政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社会贤达，或被迫出走香港，或被硬行弄到台湾，当然也有躲过去的，其中军统的“技术总教官”余乐醒就是一个。余乐醒在军统的资格，属于初创时期的那一波，他是沈醉的姐夫，当年沈醉步入军统，就是余乐醒介绍的。早先，余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留学过苏联，抗战胜利后，他和过去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关系”恢复了来往，为此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毛人凤不知怎么，听到了一些风声，十分吃惊，特地叫沈醉探询过。这一次，毛人凤开具的逼走绑架名单中，就有余乐醒。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原站长刘方雄去香港做生意了，王继任站长）回忆，毛人风曾对他说：“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应该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能让他留在上海，被共产党利用。”不久，毛森通过侦察，掌握了余乐醒掩护共产党地下电台的证据，毛人凤随即下令逮捕余乐醒。执行任务的那天，毛森带人前往愚园路余宅，扑了个空。毛估计余可能外出，便在余宅周围布好罗网，等“鱼”落入。谁知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余回来，忍耐不住，才带人冲了进去，发现余的行李和书籍已全部搬光了。

毛森在浙江警官学校受训时，曾当过余乐醒的学生，这一回居然对余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东西搬走都弄不清楚。为此，特务们取笑“三毛”（即毛森），说是老师对学生留了最后一手，譬如猫教老虎，但没有告诉老虎怎样爬树。但据沈醉估计，执行任务的特工中，可能有余的学生，提前通知了他。而余本人又是老手，做事都有后路留着，在他住宅后花园的围墙上，爬满了壁藤，拨开壁藤，依稀可见一扇后门，他就是从这扇后门把东西搬出去的。

相对而言，潜伏工作布置得稍稍扎实一些，具体的方式就是两次会议中提到的“双层布置”与“复线潜伏”。由于这一类活动进行得十分隐蔽，很难作出面上的统计，暂且摘录沈醉、王方南回忆中的两个片断，以窥全豹。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重庆接受了徐远举的“复线潜伏”理论以后，也想在上海组建“地下军”，以实行“潜伏”与“游击”相结合的模式。当时，沈醉正好来上海领取云南站的经费，问毛人凤，尚有好多武器怎么处理？年初，沈醉曾接受毛人凤的指令，着手编练一支“行动总队”，专门用以实施“应变计划”，在中下层特工眼里，它的性质类似于德国的冲锋队、日本的敢死队，所以在抽调人员时碰到了困难，最后不了了之。于是，原先配备的美式武器便闲置起来。眼下，毛人凤有意组建“地下军”，一听沈醉说到武器，大感兴趣，马上表示就地储存起来，待共军占领上海后，再取出使用。

沈醉根据毛人凤的指示，买了两口棺材，运到保密局设在南市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棺材后面的木板橇下，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随后在稍大的一口棺材内，放入10挺汤姆生机枪与数量充足的子弹，再用长钉将棺材封死，抬到汽车上，送注停厝灵枢的四明公所，一次付清两年的停厝费。为了日后辨认方便，根据武器的谐音，他在棺材前竖一块木牌，上面写有“汤吉祥老太太灵位”几个字，意思是汤姆生机枪放在这里安全。另一只稍小一些的棺材，装入20支毛瑟和勃朗宁手枪，第二天早上送到虹桥机场附近的一个乱坟地里埋好，立上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毛玲是毛瑟与勃朗宁的谐音）。

一切安置妥当后，沈醉叫人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拍成照片，余下的武器一部分带回昆明，另一部分打包装箱，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的名义寄放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然后，沈醉把储存武器的地方连同存档的收据、照片一并向毛人凤交复。

毛人凤连夸：干得很好。

另外，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回忆，5月23日，蒋介石在“江静”号军舰上作出上海总撤退决定的当天，他与副站长王仲青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要他俩赶快去毛的住宅。当他俩来到蒲石路毛宅时，毛人凤正好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走下来。毛人凤对那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给你奖励！”那人连连点头而去。王方南一看就明白，毛人凤近来一直在单独接见秘密潜伏的特工，眼前的陌生人，就是其中的一个。随后，王方南、王仲青上楼走入毛办公的房间，见总务处长成希超也在。

毛人凤劈头就问王仲青：“你布置的几个人都弄妥了？”王说：“都弄妥了，只是褚善衡要买房子还缺一点钱。”毛人凤转身问成希超，还有钱没有？成说，还有100多块银元。毛人凤即令全部交给王仲青。接着，毛人凤对二王说，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自己马上要去台湾，你们在上海要维持到最后时刻，必须做的工作不能轻易放弃，当站长的不可置党国的困难于不顾，应该最后撤退。旋即又问玉方南，上海站还有多少人没撤？王说：“还有十几个人，与几个家属。”毛问：“你们准备怎样撤退？”王说：“上海站本来准备一只小火轮停在黄浦江，但因为封锁交通，黄浦江不能停泊，小火轮开出去了，现在正在另找交通工具。”毛人凤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船，我要他拨两只机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一面说，一面写了张给岑士麟的纸条，要王方南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接洽。

毛人凤又说：“船只停在吴淞口处，你可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到舟山，再转往台湾。”毛见二王精神不够振作，便打气鼓励说：

“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市，先来的是军队，政工人员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来以前，你们仍可逃走。”讲到这里，毛人凤看了一下手表，回头关照成希超准备动身。二王表示要为毛送行，毛人凤说不用了，再三叮嘱要把撤退前的工作做好（包括潜伏），于是握手告辞，毛人凤和成希超坐车去了飞机场。

上面的二则回忆，一则发生于4月，一则发生于5月末，可见，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毛人凤一直没有中断过潜伏工作的布置，而且大多是在背靠背，互不通气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毛人凤在上海期间，干下的第三桩秘密勾当，是指挥毛记特工系统的公秘单位，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捕，名单主要由保密局上海站、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上海市社会局、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提供，涉及的“嫌疑犯”，大多为进步工人和学生。

逮捕行动从4月26日开始，参加的除淞沪警备部队外，还有稽查大队警察、交警总队、中统上海办事处等特工组织，总计逮捕了3000多人。行动之前，毛人凤传达了老蒋的指示：“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大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接着，毛人凤加以诠释，认为：总裁的这个指示，非常英明，不但打击了敌人，还能起到尽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的现实作用。与会的特务头子们心领神会，于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也随即开始，直到5月末撤出上海期间，据毛森汇报，共杀了1300余人，这是毛记特务组织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群“毛”重聚首

5月底，毛人凤来到台湾，见着了军统“五毛”中的“二毛”毛万里、“小毛”毛钟新，大家互诉经历，居然各有一番撞击地狱之门的惊险过程，听得毛人凤咋舌不已。

4月里，戴笠之母戴兰氏病逝，毛万里作为毛人凤的代表去江山老家奔丧着实忙碌了一阵。万万没有料到，中共军队进展神速，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此时，毛万里正住在江山县城内商会会长姜春山的家里，陡闻恶讯，马上关照续娶的新夫人朱挹秋和儿子毛世荣整理行装，准备往南逃遁，计划是途经福建再到香港。由于交通工具有限，毛万里让儿子先把继母送到福建南平，然后再返回江山接自己。谁知，又是一个估计不足，当毛世荣去南平折回时，江山县城已被解放军攻占，毛世荣只好顺着江山甘八都到福建浦城的公路沿线寻找父亲。

5月6日，毛世荣终于寻到毛万里，只见父亲一身的尘土，满脸的胡茬儿，沉重的双脚拖着疲惫的躯体，一歪一趔地行走在公路上。毛世荣激动地喊了两声“阿爹”，毛万里好像没有听见，急得毛崽一个劲地揿汽车喇叭。

响声刺激了毛万里，回头才见是儿子，顿时喜出望外，甩开双腿往前跑，不知怎的，膝盖一软，和身跌倒在地上，要不是身边的随员搀扶及时，不知会摔成什么模父子相见，才知毛万里刚从姜春山家出来，迎面便碰上了解放军，幸亏跑得快，没有当俘虏。接着，车子开到浦城，小歇一天。第二天，传来前方建瓯站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毛万里决定丢掉汽车，绕上山路，步行走向福州。一连走了五六天，随身人员只剩下一个副官，一个警卫。此时，毛万里身躯已经发胖，脚板上又生着鸡眼，疲惫加疼痛，折磨得他身心交瘁，根本挪不开步子。开始，随行人员不少，大家半扶半抬地总算每天能前进五六十里路。后来，人手渐少，走上二三十里路，便要歇歇了。这一天，毛氏父子步入建阳县境内，宿在一个碉堡里，睡梦中被解放军包围了。毛万里毕竟是干特工的出身，善于应变，当场关照毛世荣，从现在起不可再以父子相称，大难临头各自飞吧。如果跑到福州，就去某街找某人，他会告诉你去台湾的路程，接着，两人销毁所有可以表明正式身份的证据。

从碉堡里出来，毛万里假扮成资本家，拿出备用的身份证接受检查，对方见他人胖，穿西装，打领带，居然相信了。毛世荣年纪轻，身强力壮，穿一件皮前克，被解放军当作汽车驾驶员留下。结果，毛万里独自跑到福州，再去台湾，真可谓不幸之幸，捡回了一条命！

听毛万里叙述，毛人凤还得知，自己在老家的原配夫人姜春梅和几个哥哥都留在吴村乡水晶山底，没能跑出来。另外，5月5日那天，毛万里还在江山县城见到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估计也没能跑出来，这些都令毛人凤忧虑，因为受特工家属身份的牵连，他们多半会受一番磨难。想到这里，毛人凤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大毛”（毛人凤）叹气，“二毛”（毛万里）沮丧，“小毛”（毛钟新）却是惊魂难定。虽说生死间隔于一发的危险使他害怕，但失职造成的恶果，更使他不敢正视毛人凤一眼。5月初，有关湖南军政首脑暗通中共的情报连连传来，毛人凤决定再次派毛钟新前往长沙组织暗杀。毛抵湘后，协同夏松建立“湖南政局侦防组”，具体落实毛人凤的指令，为此，毛钟新还拟了一份暗杀对象的名单，程潜首当其冲，接下来是程星龄，唐伯球、邓介松、萧作霖、唐生明、张严佛等十多人。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风声不慎外露，毛钟新一连接到几封恐吓信，声称索取毛命，易如掐死一只臭虫，吓得“小毛”慌不择路地逃出了长沙。

就这样，保密局于湖南最后的努力，由于毛钟新的敝帚自珍（怕死），无功而返。从前，落在戴笠的“家法”之下，受牢狱之苦是轻的，送去“殉法”也不为过。对此，毛钟新捏着一把汗，战战兢兢地向毛人凤汇报了长沙之行的经过。也不知毛人凤是珍惜群“毛”的乡谊之情呢，还是受毛钟新夸大情况的“蒙蔽”，非但没有追究，反而重新委任，派他去羊城兼任广州办事处的副处长。

随后，忍着“骨肉”创痛，着手重整残局。毛人凤先让潘其武、叶翔之等人在台北市士林芝山岩安下“毛记保密局”的窝，该有的部门不能缺少，诸如设计委员会、局长办公室、督察室、总稽核室、机要组、核算组、布置组、特种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第一处（情报）、第二处（行动）、第三处（人事）、第四处（电讯）、第五处（司法）、第六处（经理）、第七处（总务）等全部挂出牌牌，哪怕先有师傅，后请小僧也行。

接着，再举办特务训练班，以补充新鲜血液。训练班设在台北市郊区内湖乡，又称“内湖训练班”，班主任由毛人凤自兼，负责实际工作的是毛万里，学员主要从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招考。由于这些学员一般都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不与旧的派系存在于丝万缕的瓜葛，日后自然会毫无困难地成为毛人凤的“私产”。由此可见，毛人凤自固根基，已开始走出纯粹地继承戴笠“遗产”的格局，而是嫁接戴笠的经验，蓄养烙有“毛氏”印记的学生阵营，这为今后经营台湾落下了一着深谋远虑的棋子。

大内密杀令

戴笠失宠时，毛人凤曾经品尝过墙倒众人推的滋味；戴笠“殉难”后，毛人凤又想象过树倒猢狲散的情景，幸而都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自从南京、上海迅速失陷后，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却给他带来了重新体验创痛的机会。8月1日，程潜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

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宣布起义，湖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便痛失整个华中。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等44人发表宣言，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裂。8月17日，解放军攻克福州，福建大部分获得解放。8月26日，解放军攻克兰州，继而，甘、宁、青陆续建立人民政权。9月，陶峙岳在新疆宣布起义。国民党终于丢失大西北。

面对屡屡出现的“附逆”现象，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毛人凤说：“叛变我的人比共产党更可恶！”毛人凤很少看到老蒋用“这样”的神色、“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讲话，顿时觉得有一种预感逐渐逼近，他相信：总裁肯定不会轻易饶恕这些家伙。

毛人凤的估计一点不错。蒋介石自下野“归隐”奉化以来，常常被反省后的懊恼萦绕。他恨张学良，恨杨虎城，以为是他们的“兵谏”（西安事变），让自己错过了消灭共产党的机会；他恨李宗仁，恨白崇禧，认为是他们的“捣乱”干扰和分散他的精力，不能始终如一地把反共进行彻底；他恨陈仪落井下石，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到共产党一边。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这些忤逆们“恰当”地利用了自己的宽容，不计较他们以前的过错（指从事反对老蒋的活动），乃至养痈遗患。倘若不是政权濒临覆灭，老蒋对自己的气度或许还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因此，当毛人凤在奉化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陈攸等人的问题时，老蒋的所言所行，便是懊丧恼恨情绪的激烈反映。5月里，老蒋在上海指挥淤沪防御时，对毛人凤下达指示，又说到过去杀人少，现在不杀不行之类的话，进一步加深了毛人凤的印象。

6月21日，蒋介石乘飞机从福州到台湾。24日，在台北市郊草山选了一所别墅当官邸，他说，就在这里定居了，遂改“草山”为“阳明山”，（老蒋信奉王阳明的学说）。7月14日，老蒋飞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常委的名义通过决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为有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结束了7个月的退居生活。

蒋介石出山，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政治形式的转换，即幕后操纵变成了台前指挥，但老蒋企盼的象征意义，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名分的匡正上。他明白：有权无势，等于无权；有权无术，等于无权；有权无威，等于无权。眼下，要收拾败局，恢复信心，严格要求，严肃纪律，严厉制裁缺一不可。未几，惩罚叛逆，以儆效尤的刺杀密令便交到了毛人凤手里，李济深、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人，赫然在册。

此时，毛人凤已将总裁的心理揣摩了好久，一闻密令，七窍贯通，立即制订了一个有关刺杀对象与奖励办法的条例，共有6条：

一、凡杀害解放军师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以上干部，或起义的国民党同级别军官、同级别文官，或原军统少将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五千到二万元。

二、凡杀害解放军团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局长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上校级军官，或原军统上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三千到五千元。

三、凡杀害解放军营级军官，或解放区科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级军官，或原军统少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二千到三千元。

四、凡杀害解放军连级军官，或解放区下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下级军官，或原军统尉级者，给奖金银元一千元到二千元。

五、凡杀害解放军高级将领，或解放区高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的，给奖金银元二万元以上。

六、凡在解放区开枪而暗杀未遂的，经查明后，给奖金银元五百到一千元。

毛人凤制订的这个条例，沿用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传统办法，还至少在三个方面作了发挥：第一，把重点暗杀与大面积的暗杀结合起来；第二，把暗杀叛变分子与暗杀中共干部结合起来，其间，专门“强调”了“附逆”的特工人员；第三，不仅奖励杀人者，而且还奖励暗杀行为。这样一来，整个暗杀行动势必会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残酷、更加恐怖。

条例制订完毕，毛人风上报老蒋，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从八九月份起，由整个“毛记”特工系统担纲的暗杀活动进入高潮。

夜行人霹雳索命

当然，由毛人凤直接关心并亲自指挥的暗杀活动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老蒋眼里的“钉子”。追溯其序幕，当开始于1949年1月，包括没有付诸行动的刺杀李宗仁，以及付诸行动的刺杀何思源。

何思源，原北平市长，是代表傅作义与中共方面商洽和平解放北平的重要人物。1949年1月中旬，老蒋根据毛人凤送呈的情报，知道了傅作义正与中共平津前线的联合司令部在进行秘密谈判，参与者有华北“剿总”副司令长官邓宝珊、马占山，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等。出于警告的目的，老蒋决定断其羽翼，“劝”傅悬崖勒马。1月15日，叶翔之携带毛人凤“无论如何要干掉一两个”的指令，飞抵北平。于东城弓弦胡同15号保密局北平的总部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等人的介绍，决定选择何思源为暗杀对象。其一，此人近来特别“活跃”；其二，已是卸任官员，下手容易一些。

会议结束后，叶翔之先向毛人凤作了汇报，获批准后，再对北平站的头头王莆臣、宋元和下达处死何思源的命令。刺杀任务具体由侦防组长谷正文负责，他手下有个杀手，叫段云鹏，绰号“云里飞”、“赛狸猫”，是京津一带有名的大侠“燕子”吕三的高徒，自幼练得一身武艺，轻功尤为了得，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戴笠早年落泊草莽，喜欢结交江湖人物，当了特务头子以后，旧习难改，段云鹏便是他搜罗到麾下的一个“高人”，几经锤炼，便成了军统中著名的“行动专家”之一。

段云鹏接受指令，按老规矩去何宅“踩点”，了解何家有多少人口，几男几女，起居习惯如何，同时，布下暗哨，进行监视。

1月17日，傅作义召集会议，决定派何思源为代表，定于18日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叶翔之、王莆臣知道后，要求谷正文无论如何，须赶在何思源出城之前，执行完毕。谷正文立即下达指令，段云鹏说已经有个方案，具体的做法是：全体参与行动的人，都化装成散兵游勇，于当晚，集中于何宅附近，段先纵上房顶，下到院里，打开何宅的后门，把人放进去，分头将何家的男女人口捆绑起来，向何市长“借”几个钱用用，说是要回老家，没有盘缠，等到把金银财宝搞到手，便开枪把何思源打死，从后门撤走，整个行动，就跟打劫一样。

叶翔之觉得这个计划不错，既能达到目的，又不暴露政治意图，便慷慨地对段云鹏说：“我已从空军那里给你们备好了专机，任务完成后，全体参加行动的人员和家属马上撤到南京，带不走的东西，一切损失都由保密局负责赔偿。”半夜11点，段云鹏带领行动组的人员来到锡拉胡同12号（何宅），瞅瞅四下无人，一个猫腰窜上匡顶，匍匐在瓦面上朝里看，发现住在中院的何思源夫妇尚未睡觉，两个女佣正低着头缝棉被。于是，照约定的暗号传下讯息，表示“正点子”在屋里。小特务接到暗号，快步跑到了弓弦胡同向谷正文汇报。正在这个当儿，何宅来了“客人”。段云鹏觉得蹊跷，攀住屋檐，一个黑蛇绕柱，滑到了窗户旁，隔着窗根子朝里看，暗幽幽的，只看得清人影，于是，把耳朵贴在窗缝上，也不知说话的人声音太轻，还是“云里飞”的听音功夫不到家，什么收获也没有。其实，来访的人还真是不速之客，从中共那里带来了消息，关照何思源提高警惕，谨防18日出城前发生意外。

再说，小特务一溜烟跑到了弓弦胡同后，未及汇报，王莆臣、宋元和便有了新的想法。原来，他们从叶翔之的匆忙飞走中，想到了一个后手：这次行动去那么多的人，万一有个闪失，泄露了真相，傅作义能放过北平站吗？

常言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真的把北京站搭进去，太划不来了。

于是，临时决定，改用地雷爆破的方法，只要放好了定时器，人全部撤走，就不会留下痕迹。接着，迅速召来社长城技术总队的人，指导谷正文的部属安装定时针，这时，久候未见回音的段云鹏，也回到了弓弦胡同，张口问怎么回事？谷正文说，计划有了改变，段云鹏当即对王莆臣的谨小慎微，流露出了一丝轻蔑的表情。

第二天，凌晨3时，段云鹏再次带人从弓弦胡同出发，吉普车停在距何宅不远的韶九胡同。段云鹏还是先行“踩点”，见何宅男女均已入睡，招呼同伙把地雷送上。一共4只（定时指针拨在4时50分上）分作两堆，选了两个有身手的，各挟一只攀墙而上，剩下的，段云鹏一手一只，平端在胸前，背贴在墙上，施展绝技“壁虎游”功，嗖嗖地上了房，按预定位置摆好，迅速撤离。

说来也巧，何恩源送走客人后（凌晨2点）没有回卧室打扰已经熟睡的夫人、女儿，在儿子的屋里歇了。这一段时间，段云鹏正好回弓弦胡同，没有看见。到了凌晨4时50分，轰隆一声，卧室顶上的地雷爆炸，何思源和两个儿子惊醒，冲出屋门去卧室里救人，女儿一死一伤，夫人昏迷不醒，急忙送医院抢救，头颅骨里取出4块弹片，由于伤着神经，自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爆炸案顿时震动了整个北平城，特务们趁机造谣：说是城外的解放军向城内开炮，何宅中了两发炮弹。随即，王莆臣命杨清植（北平警察局长）和稽查处长毛惕园，以调查爆炸案为由，不露声色地将安放在地雷中的定时指针的残骸取走，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手脚固然不失麻利，但没能阻止何思源出城，他与中共方面的会晤，仅仅推迟了一天。蒋介石得到报告，责怪保密局办事乏力，却怎么也不会想到，王莆臣等把万无一失的方案改成了明哲保身的方案。后来，傅作义决定走和平解放道路，行事前，考虑到保密局北平站的“温和”态度，同意将王莆臣等放归南京，真可谓：多了一个心眼，少了一份危险。

小鬼头屡设陷阱

七八月间，随着众叛亲离的加剧，暗杀活动渐入高潮。先有民革的叛变分子张序，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负责暗杀李济深。

李济深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反蒋派领袖。抗战时期，他真诚拥护中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与共产党合作。日本投降后，李坚决反对老蒋的独裁内战政策，于1948年发起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任为主席。同年5月，他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他又来到北平，参与中共的建国大计。蒋介石丢失上海，恼怒万分，点名要李济深的脑袋。为此，毛人凤设法找到了化名为何友芳的张序。

张序原先是李济深的副官，自信有亲近李济深的机会。于是，奉命潜往香港，伺机动手。当时国民党中有很多中委、立委、监委在那里“观风”，毛人凤估计李济深会从北平赴香港争取他们。

8月初，毛人凤乘飞机到广州，让广州办事处主任郭旭通知张序来穗，询问进展情况。张序说，李济深到了北平后，一直没来过香港，现在只有亲自去北平行事才成，并说自己拟了一个“制裁”计划，大抵是：利用民革成员的关系，先到天津，租下一艘渔艇、然后，混进北平，寻机对李实施暗杀，得手后马上逃回天津，乘预租的渔艇，亡命香港。

毛人凤看了计划，同郭旭商量，认为，张序开口要5万元美金的活动费，数字太大了。再说，张原是李的亲信副官，是否可靠尚成问题，万一钱款到手，去北平是投李，而不是杀李就尴尬了。怎么向总裁交代？商量了半天，毛人凤要郭旭对张序说，不必去北平了，还是在香港候李济深为好。于是，张又返回香港，直到9月份，毛人凤还从重庆打电话到广州询问此事。不凑巧的是，李济深始终没去香港，暗杀也始终未能实施。

接着，蒋介石又要毛人凤设法杀张治中。9月间，毛人凤得知张治中要往新疆、参与劝降老部下——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活动。趁飞赴昆明公干的机会，找“行动专家”沈醉研究，怎样把张治中干掉。随后，又对军统局的杀手秦景川、王××说，你们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能否在那儿制裁张治中？秦、王二人，面面相觑，显得毫无勇气。毛人凤当下叹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幸亏“制裁”湖南起义人员的行动，有了成果，才没有使毛人风向老蒋交白卷。

说来还是毛钟新留的伏笔。5月里“小毛”奉毛人凤的指令，重返长沙组织暗杀，被活生生地吓跑，但多少也有一点儿“作为”。他先是在长沙寻访过戴笠从前的警卫焦玉印，焦推荐了长沙侦防组长孙坤。孙是个湖北佬，与湖南派人士没有乡泽之谊，毛钟新觉得挺合适，给钱的同时，给了一份暗杀对象的名单，上有张严佛、李肖白、黄康永、任建冰4人。不久，黄康永跑了，李肖白有了“悔过”之意，毛人凤忙叫毛钟新通知孙坤，把黄、李从名单上勾除。不久，李肖白离开长沙，省会警察局长的职务由刘人爵担任。

8月4日，湖南宣布和平解放，刘人爵公开拥护程潜，会同长沙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长任建冰，积极破获保密局布置的潜伏组织，双方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于是，刘人爵也被列入了暗杀名单。当时，孙坤一直在等候时机，偏偏张严佛隐居简出，根本不知他人住在哪里？任建冰呢？虽有定址，但门前的那条巷子太狭，两头都有哨卡，假如枪声一响，自己插翅难逃。后来，孙准备用斧头劈杀任建冰，等到要行动的时候，任突然换了住所。孙坤没辙，遂决定改杀刘人爵。

刘人爵当时住在长沙浏阳门正街25号，每日里要去茶馆喝茶，这一切都让孙坤掌握。某日，刘人爵喝完茶回家，孙坤与同伙刘文蕙，以送情报为名，直奔刘家。刘根本不认识这两个湖北佬，半是纳闷半是习惯地接过材料，启封拆阅，孙朝刘文蕙使了个眼色，两人同时拔出手枪，朝刘轰了两弹，刘当场身亡。孙是老手，探得对方没了脉搏，才从容下楼，连夜潜出长沙，直奔广州报功。郭旭通过电台，向毛人凤作了汇报，毛即向蒋介石邀功，老蒋大喜，命国防部发给孙坤等3000块银元，以资奖励。

下毒人战战兢兢

8月13日，聚集香港的44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宣言，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裂，蒋介石即要毛人凤对这些人进行“制裁”，毛人凤选择了龙云。

毛人凤之所以选择龙云，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对背叛中央的行为进行清算；二是震慑现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让他迅速改变摇摆不定的立场（因为，龙云曾是前云南省政府主席，对卢汉的影响很大）。为了确保任务的落实，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从台湾挑选了一批人，经广州进入香港，在浅水湾龙云住宅的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实施日夜监控。

龙云不知杀机暗伏，正打算联络云南的旧部，策动起义。于是电召从前的机要秘书蒋唯生来香港，带几封亲笔信往云南投递。此事，恰巧被保密局云南站的李瑞峰侦获，即向沈醉请示，是否把蒋唯生抓起来？沈醉沉得住心气，要李和蒋“交朋友”，以利进一步探查情况。不久，李瑞峰通过旁人介绍，结识了蒋唯生，一个有意，一个无防，很快成了“熟人。”1949年9月，毛人凤到昆明指导工作，随意问沈醉，有没有办法安排个人打进龙云在香港的家里，充当刺杀内应？沈醉觉得蒋唯生合适，便作了介绍。毛人凤说，那就见见面。于是由李瑞峰陪蒋来云南站，经过几次谈话，并许以重金高官、蒋唯生答应了。其实，蒋唯生也不全为利禄所诱。此前，他曾去香港找过龙云，不知什么原因，龙云没给他安排工作，使蒋好生没趣。

眼下，稍有勾动，心中的怨怼便跟着贪欲一起朝外冒，假推真就地成了毛人凤的卒子。

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蒋唯生在沈醉的指点下，铺纸给者龙写信，声称龙的旧部都希望在困难时期重新得到老主席的“关怀”，藉此迷津有渡。老龙怎知是计，立即回信要蒋唯生再赴香港。临行前，毛人凤给蒋一笔钱，并亲自送他上了飞机。

蒋唯生飞到了广州，拿着毛人凤的亲笔信去保密局广州办事处见郭旭。

据郭回忆，亲笔信的原文是：“介绍刘蔚前来，希面洽，并妥为招待，协助赴港与叶翔之接洽。”郭旭即让袁寄滨接待化名“刘蔚”的蒋唯生，两人商量了动手的办法，决定用一种发作较慢的某牌号毒药，置于酒中，给龙云喝，置他于死地。由于这类毒药市面中一时不易买到，袁寄滨就让蒋唯生先去香港见叶翔之，等毒药买到后，再送来。

蒋唯生到了香港，叶翔之叫他去浅水湾拜见老龙，尽量设法住在那里，多观察龙云的衣食住行习惯，等毒药来了，下手容易些。未久，袁寄滨在广州发现了某牌号的毒药，但药房的掌柜，坚持要有医生的证明才肯出售。袁寄滨找到了女特务陈受，让陈的义父，广州方便医院的院长，出具一份证明，买回来几支。袁做事细心，抓了一只兔子试验，第一次按说明书的“危害”剂量注入，效果不明显。接着，又托人买来几支，增加了剂量，兔子服后，一命呜呼。袁寄滨便把试验的结果写成文字，连同毒药，让回广州的毛钟新捎往香港。

毛钟新到香港后，把毒药交给蒋唯生，详细说明了使用的剂量，并指示蒋相机行事，偷偷把毒药置入龙云喝的酒里、汤里，事成后，自有人接蒋离开香港。谁知，蒋说话胆大，行事胆小，总觉得有人盯着他而不敢下手，就这样猫了几天，勇气渐消，竟流露出半途欲废的念头。叶翔之急了，决定派人闯入老龙家下毒，只让蒋唯生指指道路，结果碰头的时候，让龙云的媳妇撞见，蒋唯生暴露了身份，老龙一声呵斥，把他撵回云南。于是，精心策划一月有余的杀龙计划，只好随之作罢。

“皮箱客”弄险折兵

1949年9月上旬，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傅作义，接受毛泽东的委派，准备赴绥远省首府包头，说服绥远省主席、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

蒋介石闻讯生怒，要毛人凤对傅“制裁”。

当时，保密局在西北地区的力量十分薄弱，毛人凤只好找当年军统的老对头——中统合作。自军统改为保密局后，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5月，又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是李源傅。相对而言，“内政部调查局”总体上不如“毛记特工组织”那么活跃，但在西北、华北的势力却要优于保密局。既然是老蒋指令，李局长当然愿意合作，即派第一处处长，原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主持刺杀傅作义的行动。保密局则指派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赵思武从中配合。

张庆恩在“内政部调查局”充任的角色，相当于保密局的叶翔之，是重量级的行动专家。而赵思武则隐藏得更深，代码“4号”，属于保密局本部掌握的“直属通讯员”。这次行动，毛人凤把与“4号”联络的方式告诉了张庆恩，足见其下注的力度。幸亏，中共中央警卫局以及董其武将军，对国民党特工机构的从中作梗已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在傅作义离开北平去绥远时，中央警卫局特派富有保卫工作经验的警卫参谋李远贞随傅同行。与此同时，董其武将军也派出了亲信、绥远独立师师长张世珍半途迎接，沿路护送。

即便如此，神出鬼没的“4号”，仍然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

原来，“4号”已经获悉：傅作义进包头之前，途中要在归绥住一宿，落榻地点就是“万家春”大旅社。于是，负责行动的张庆恩，巧妙地将炸药装入一只皮箱，率领行动小组成员，提前住进了“万家春”。万家春旅社有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坐落在大院里。二楼有两间全旅社最好的上房，楼下是个仓库。傅作义抵归绥后，小楼周围布满了岗哨，张庆恩估计，傅作义、张世珍就住在楼上。深夜人静，张庆恩见灯光尽熄，估计傅、张一日劳顿，已酣然入睡，便带领手下人趁夜摸出，干掉岗哨，潜入底楼的仓库，放好“皮箱”，划着火柴，点燃导火索后，迅速撤离，只听“轰隆”一声，小楼掀上了天。

爆炸十分成功，傅作义却没有被炸死。原来，傅抵达归绥的当天，本地军政长官再三邀请他赴宴，傅抵不住盛情，同时也觉得是宣传解放军政策的好机会，便携着张世珍一起去了。宴后，谈兴不疲，一直聊到深夜方才告辞，刚走出归绥县政府大门，便听到从“万家春”旅社那厢传来的巨响。

归绥爆炸案，引起了董其武、张世珍与中共警卫参谋李远贞更高的警惕性。李经验丰富，从暗杀现场的准确程度推测，“内线”的来头一定不小，便决定布一个迷阵，藉此扭转凶手环视、杀机四伏的被动局面。

第二天，傅作义抵达包头，董其武于省政府设宴，为老长官接风洗尘。

宴会结束后，董其武说：“老长官今晚委屈一下，去我宫邸歇息吧！”李远贞忙插话阻拦：“刚才已经和警备司令部联系好了，住警司去”。董其武知道是在演戏，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欢送傅作义出门，目送坐车往警司驶去。当时，“4号”恰在现场，耳闻目睹此话此景，立即通报给了张庆恩。

张闻讯大喜，极言：“天助我也！”却不知，傅作义到警司后又换乘另一辆小车，于后门驶出，直奔董其武官邪。留下张世珍，在警司招待所周围布好警戒，声称傅长官旅途劳累，已经休息，任何人不得前来打扰。

次日凌晨，张庆恩派出的杀手共3人，偷偷摸进了警司招待所，直扑傅作义的卧房，正好落入张世珍预设的埋伏圈。好一阵枪战，刺客一死两伤，全部落网。李远贞、张世珍连夜审讯，凶手招出了张庆恩。李、张马上驱车去张的住处，不料张已接到“4号”的报警电话，逃之夭夭。至于“4号”是谁？凶手们咧着嘴说：“打死我也不知道。”

恶杀手枪弹无情

从8月到9月初，毛人凤先后三次给云南站站长沈醉发去密电，特别说明：要沈醉亲自译读密码。什么事如此机密呢？沈醉译完电码，才知是一个涉及面不小的暗杀计划。杨杰、陈复光、安恩溥、谢崇光、龙泽汇“榜”上有名。

杨杰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曾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的教育长，许多自称是老蒋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其实也是杨杰的学生，因此杨杰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抗战以后，杨杰改变立场，由亲蒋走向反蒋，到1948年，杨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上达天听，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行，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其余4人，陈复光是云南民革负责人，安恩溥是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谢崇光是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龙泽汇是云南保安旅旅长，均以思想“左”倾，表现“激进”而著称。

沈醉接到毛人凤的密电，拖着迟迟没有动手，说来也有一段难言的苦衷。

其实，要在昆明暗杀杨杰，并非难事。当时，沈醉家在三节桥清园新村51号，斜对面便是杨杰的住宅，因此对杨家情况、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杨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另有一辆小吉普车，却不常用。杨喜欢步行，几乎每天要去云南大资本家“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应酬，有时到深夜才回家。杨杰每天从家中出门，要经过沈醉家对面的大草坪，沈醉和几个行动员商量，准备等杨深夜于外面应酬回来时，在通往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不料，隔墙有耳，被沈醉的母亲听见。等客人走了以后，沈母把儿子叫到跟前，用手指戳着沈醉的前额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沈醉是孝子，闻命唯唯，一下子陷入了忠孝两难的尴尬境地。

9月初，毛人凤向沈醉发出第三道密电，随后，徐远举带着老蒋的口谕飞抵昆明，执行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的命令。沈醉无法再拖了，马上召集手下直扑杨宅，结果空巢一只，急得徐远举破口大骂，连连责怪云南站的人敷衍塞责，竖在眼前的大活人也看不住。沈醉被骂得无言可驳，全部的羞恼泻向房里的家什。于是翻箱倒笼，斧劈锤打，把杨家搜了个底朝天。总算有两个收获，一是送上门来的陈复光、张德尊（陈复光按照此前的约定，与杨杰的副官张德尊一起来杨家处理文件书信，结果自投罗网）；二是杨杰女儿的一本日记，内有许多通讯地址。

在沈醉家里，陈复光、张德尊受到了严酷的拷讯。张德尊吃不住用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电刑器具的折磨，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听了惊恐不安，筛糠般地发抖，终于经不住恫吓，交代了杨杰的行踪。原来，杨杰已飞香港，机票是托侄女婿、云南纱厂厂长朱健飞代买的。沈、徐接着派人到云南纱厂抓朱健飞。想不到，纱厂有警卫队，不放特务进入。双方对峙了半天，各自鸣枪示警，谁也吓不倒谁。特务们无奈，打电话给沈醉，沈醉又打电话给警察第七分局局长卜为弼，由他开路，才抓住了朱健飞。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杨杰女儿的日记本上，查到了杨杰在香港的地址，马上电告毛人凤，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

关于刺杀杨杰的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是保密局广州办事处主任郭旭的回忆，来源于叶翔之的亲口所述，内容是这样的——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将这些情况汇报老蒋后，老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毛人凤得此指令时，人在昆明，时为9月17日。阿毛（指毛人凤）马上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郭旭转知在香港主持暗杀行动的叶翔之。

郭旭于当日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去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看了电报后，认为地址不详，有些麻烦，即准备叫部下李天山找卢广声联系。卢广声是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专替保密局当眼线的人物。

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目前住在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同乡家中，这两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叶翔之急得要命，怕杨杰去了北京，老蒋和阿毛要怪罪他，便连夜出动，亲往杨的住所踏勘环境。叶了解后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进入，便决定用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的一员，当时在香港）的名义写一封信，内容是邀杨吃饭，商讨问题。同时关照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备好手枪。第二天上午，毛钟新先通知郭旭说：“制裁杨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下午即可动手，你赶快离开香港回广州，以免刺杀杨杰后，遭到连累。”郭旭即于下午1时，乘飞机回到广州。

下午4时，叶翔之带了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4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俯视街上。叶马上分派任务，韩世昌到杨的住所，借送信为名入宅，伺机杀杨，另一个人在4楼把风，叶翔之带另两个人在3楼、2楼和底楼把风。叶翔之分派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劈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干了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室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扑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死，忙转身退出。韩刺杨时，其同伙（4楼把风的那一位）持枪看住杨宅内的一个仆人，不许她声张。完事后，他们将电话线割断，把铁门反锁好，下楼，5个人分乘两部出租汽车，从容逃逸。19日早晨，叶翔之乘飞机离香港去广州，其他几个人乘火车去广州。

叶到广州后，就在郭旭处拟了个电报给毛人凤。阿毛正为昆明拷供事一筹莫展，得知杨已被刺，十分高兴，马上向老蒋报功。过了几天，毛人凤给广州去电（收电人是叶翔之、郭旭），称蒋对香港行动极为嘉许，批准发给奖金2万元（因为杨杰是国军上将，又是新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条例，级别属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郭旭报告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加发1万元，共计奖金3万元。毛人凤在电报中还拟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叶翔之和韩世昌以及另一人员（4楼把风的那位）各得六千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得三千元，余下的分给有关人员。

郭旭在回忆中，还插叙了一段后话，说是老蒋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

另一种说法，出自于杨杰将军的友人方仲伯先生的回忆，内容大致如下9月15日，负责杀杨的谭某（系保密局台湾本部派出）在广州东山百子路召集保密局广东站站长郑星搓及行动员陈家庆、邝泽民等密商，即指定由陈家庆、邝泽民动手刺杨，另派广东站特工李宏继、吴其宁到香港，事先布置联络，并约定以香港德辅道志诚俱乐部为联络地点。

9月16日，陈家庆、邝泽民赴港，住在大道西友声俱乐部，先利用黑社会关系，布置侦察杨杰的详细地址及来往人员。紧接着，李宏继、吴其宁来港，正式传达了保密局本部决定“制裁”杨杰的指示，还有进入杨宅的具体方法，即以卢汉的名义，伪造一封信，送到轩尼诗道杨杰的家里。接着，李、吴带引陈家庆去杨杰住所附近观察地形。

19日晚10时，李宏继等侦知杨杰没有外出，一面留吴其宁在门前监视，一面由李宏继携伪造信函抵志诚俱乐部交与陈家庆，称时机已到。于是各藏二号短杆左轮一支，配备毒弹，相率而出，雇汽车一辆，驶至距杨的住所十余丈处下车，吴其宁暗示情况无变，继续在门前把风，李宏继则留守于杨杰住所的楼梯口，以资掩护，陈家庆持函迳登该号A四楼，认准房间编码，叩门叫开，佯称有信，需面交杨先生。一女工开门延入客厅小候，杨杰先生出来接见。陈家庆递上假信，杨杰拿过，卧躺于大藤椅上拆阅，陈家庆乘其不备，拔出手枪，对准杨的胸膛轰击，接着又朝杨的头部扣动扳机，杨杰当场毙命。

陈家庆得手后，夺门而出，由事先布置在楼梯口的李宏继掩护，奔到附近的横街，雇车回到志诚俱乐部，时间约在晚上11时。次日早晨，陈家庆乘火车回广州，并向郑星搓报告执行过程，得奖金三万元港币。后来，陈家庆于1951年4月30日被广东海口市公安局逮捕，对上述事件有详细供词，不久，处以死刑，公审大会上公布了全案的过程。

从郭旭与方仲伯的回忆来看，比较大的不一致有五点：一是刺杀的时间不同，邝说18日，方说是19日，参照其他材料看，一般都说是9月19日，可能郭的回忆有误。二是参与的人数不同。郭说5人，方说4人。由于郭的回忆，取村子叶翔之的口述，不排除叶翔之为突出自己的作用，而有添油加醋的可能（因为叶是文人，老蒋也知道他不会动手杀人，以此堂堂保密局三号人物的身份去犯险，似乎不合常理）。三是凶手的名字不同。郭说“韩世昌”，方说“陈家庆”。很可能“韩”是陈在香港执行任务时的化名。（保密局特工于异地执行任务时常用化名）。

四是伪造信件假托的名义不同。郭说贺耀祖，方说卢汉。如果仅从贺耀祖在香港，以及卢汉与杨杰的特殊关系来推测，都应具备赚开门的条件，倒看不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如果从内容的描述来看，郭比方的回忆似乎具体一些；

如果再从参予的程度琢磨，叶翔之是策划者，陈家庆是执行者，只要叶不对郭旭玩“玄”，编胡话，郭的回忆理应要接近事实一些。第五点是奖励的币种不同。郭说三万银元，方说是三万港币。按照毛人凤制订的奖励条例衡定，基本上与郭的回忆吻合，陈家庆之所以得到港市，很可能是奖金分发过程中，当头的玩了换汇把戏，截下硬通货（银元），换成纸币，这种不光彩的下作把戏，在国民党官员干的龌龊勾当中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杨杰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说他比戴笠更凶狠。

大西南计划

“毛记”特工组织担纲的暗杀活动，勾勒宏大，范围广泛，手段残酷，收效却相当有限。这里，除了对手防范严密、开展活动困难，部分特工人员的贪生怕死外，很大程度上也与贯彻老蒋的大西南计划牵扯了毛人凤过多的精力有关。

蒋介石下野后，曾对解放军过江作过充分的准备，拟定了一个“应变计划”：坚守上海是第一步；退而其次是华中、闽台；最后以四川为中心，背靠云贵，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与中共周旋，以求偏安，这就是所谓的大西南计划。5月里，解放军进城，上海失守；8月14日程潜宣布起义，华中不保；8月17日，福建解放，台湾削成独木，剩下来的一隅，就是包括云、贵、川、康四省的大西南了。8月24日，蒋介石亲飞重庆，住山涧官邸，先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商讨力挽败局之策。然而，双方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蒋介石看重保卫地盘，主张以四川为轴心，负载云、贵、康的大西南概念。胡宗南、未希濂看重保存实力，主张先把军队转移到滇缅地区，采用避其锋锐，击其懈情的战术，与共军周旋。老蒋对之不予苟同，他有他的道理：

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大西南绝对放弃不得，否则等于失去大陆，这样一来，“国际地位”就无从可言了。眼下，要寄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如果“国籍”没有，岂非空想？于是，仅为政治上的需要也必须尽力而为。对此，老蒋分析过有利条件，比如，四川地大物博，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人力物力不存在问题。同时，历史经验可以佐证：往远里看，诸葛亮经营蜀地，与曹、吴势成鼎足；往近里看，八年抗战，以西南为后方，日本人鞭长莫及。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即张群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观点，打动了老蒋，使老蒋相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所谓西南地方的实力派，主要是指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与西康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刘文辉。张群认为：卢、刘二人尽管与“中央”不够同心同德，但不至于在反共的立场上找不到共同之处。就拿卢汉来说，两个儿子加入外国国籍，亲眷全部送到香港，国外的银行里存了大量的钱，就不是投靠共产党的样子。因此，只要他们不捣乱，就应该避免刺激他们，就应该采取怀柔的方法，拉拢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

胡宗南、宋希濂不赞成蒋介石的主张，除了对形势的感觉稍欠乐观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地方实力派不信任。因此，不能冒大兵临城而阵脚不稳的险。他们的计划是：先控制川南和西康，必要的话，把刘文辉干掉，建成西昌根据地，把它作为向滇缅地区转移主力的基地。随后，在中共大部队向西南进军时，迅速将主力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及滇南的聿里、佛海一带。为了确保无虞，不惜对卢汉采取行动，或是干掉，或是架空。胡宗南以为，这个方案，虽然放弃了西南的地盘，但留住了卷土重来的本钱。

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早就参与了跟“应变计划”相关的事务。虽然他不反对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但就职业的本能而言，也不赞同张群的观点。近个时期，从保密局外勤站呈送的情报分析，卢汉与刘文辉不但心存异志，而且还跟民主势力、包括中共方面暗中有来往。因此，在胡宗南勾勒保存实力的计划之前，毛人凤就反对张群的怀柔政策，主张武力解决西康的刘文辉和云南的卢汉。老蒋当然不能同意，相反，作为不刺激地方实力派的表示，还要毛人凤飞赴西南，指导云南特务机构的撤退。

七月重庆行

为何撤退云南的特务机构是取悦地方实力派的一种表示呢？这要从头说。

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云南，因其民主运动如火如茶，获得了大后方“民主堡垒”的美称。抗战胜利后，老蒋采用突袭手段先搞掉龙云，再拉拢卢汉，但仍不能消弥“中央”与地方，独裁与民主的矛盾。于是，在云南的“毛记”特工组织便支持“中央”势力的代表何绍周，屡屡与卢汉作梗，并且几度勾联中统警宪机构制造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血案，以至于弄得声名狼藉。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衰微，云南人对“中央”的责难之声愈加高涨，特工机构首当其冲，成为人人恨之入骨的对象。于是，张群便有了撤退特工机构，以示怀柔的建议。

毛人凤听完老蒋的布置，显得颇为忧虑。老蒋劝毛人凤放心，自信地说：

“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大患，卢汉虽然有点靠不住，但不至于马上有所举动。

一方面，中共的大部队离云南还远，对他不能帮助；另一方面卢汉本身的兵力有限，只有几十个装备不良的保安团，而中央军的第26军早就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他。李弥的第8军已开进云南，加上刘伯龙的第89军驻在云贵边境，这三个军足以对付卢汉了。因此，目前对云南的重点，是要使卢汉不与共产党联络；不与龙云来往；要尽可能地争取他，避免对他刺激。”说到这里，老蒋狡黠地一笑，接着说：“当然，又要使他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撤退不等于撤消，人少了，不等于事干少了，这个你要多动脑筋。”毛人凤顿时心领神会。

7月上旬，毛人凤飞赴重庆，即与徐远举、周养浩等商量有关撤退方案。

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老蒋决定撤退中央在昆明的税务、审计和特工组织的指示，并根据自己的体会概括为两句话，即税务、审计可以真撤，唯特工实际上只能是加强。经过一番酝酿，方案有成，7月中旬，正式向云南站发出电令，先将云南站、云南电台支台和一些半公开的特务组织，以及暴露身份的特务，连同交警总队的番号，统统撤回重庆。卢汉果然对此举双手赞成。

7月下旬，为数不少的特工人员和特工武装开始撤离，看着他们负这担囊的沮丧模样，真以为云南天日重开，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保密局云南站的撤离，实际上是把站部组织缩小，采用优存劣汰的方法，将一部分精干人员搬到沈醉家里，形成一个袖珍式的“地下云南站”。云南支台依样画葫芦，还暗地里留下一部能直接与台湾、重庆通讯的小型无线电台，设在沈醉家楼下。又如昆明组的撤消，只是撤了组部的牌子和一些身份暴露的特工，没有暴露的尤其是那个在卢汉身边工作的收发室主任王文彬（化名林子华）、秘书蒋某等，非但不撤，而且要加强活动，按指示抓紧发展新的“通讯员”。

其他各地区的组，明撤开远、蒙自与河口三个组，而在昭通、保山、东里、佛海、陇川等地的组织和电台，一律不动。再如特工武装，明里，让兼任川滇、滇越两条铁路警务处长的田动云，带领一部分人员大模大样地撤回重庆。

暗里，再让苏子鹄补缺，一肩担双。至于实力最为充实的公开机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一个人毛没少，反而让一些“最坚定分子”充当了保密局的直属通讯员。总而言之，毛人凤假撤退，真加强的要求，得到了如实的贯彻。

不妨再举两个例子，以资佐证。

8月初，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的科长兼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任鸿传为执行毛人凤的密令，赶到昆明，悄悄找沈醉商量，能否协助自己去昆明布置一个潜伏组和两部潜伏电台。

当时，该组的主要成员，除组长丁翔和组员王文彬等人没有暴露外，又吸收了几个医生，其中有个叫明绍武的，想去昆明中华路开设一个诊所，没有足够的钱，经亲戚李瑞峰介绍，地下云南站以资助一千元为条件，发展明绍武参加昆明潜伏组，并希望在他的诊所内安排一名特工。与此同时，毛人凤、任鸿传担心昆明潜伏组出问题，工作难以继续下去，又作了双层布置，另外成立一个独立潜伏台，由重庆派报务员冯泽芬为台长，自兼报务员，不与昆明潜伏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归台湾领导，真可谓煞费苦心。

“真假”余波

正当毛人凤为假撤退真潜伏疲于奔波的时候，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

不久，李宗仁追随而至，那个“变节”的保密局长徐志道也带着一班人马跟了过来。常言道：同行是冤家，更何况又代表两个不同的“司令部”？于是，“真假保密局”的文章又要接着往下做。好在蒋介石已从幕后跃居台前，当上了“非常委员会”主席，原先就很不硬气的徐志道，理该挂一出“负荆请罪”的戏目吧？毛人凤坐在嘉陵新村26号的房间里这样想。

这所房子原是军统大特务曾晴初的公馆，现租给西南特区当招待所，毛人凤借住这里，图个清静。眼下，想到了徐志道的“臣服”，倒指望有点热闹瞧瞧，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戏目”挂出，心里不免有点着急。说来也是对徐志道迷官的痴情估计不足。他抢着大印，舍不得松手，探探李代总统的态度，原意未改，并且口气硬扎地说：“怕什么！美国人支持我，我支持你！”究竟怎么个支持法，徐志道心里没底，李宗仁马上以行动说话。当时，保密局在西南有个外围组织——新社会建设事业协进会，秘书长叫严守三，过去在新桂系干特工，抗战时被戴笠抓起来，改换门庭，成了军统分子。

这几天适逢母亲去世，正在大办丧事。徐志道很想通过严守三，把“协进会”抓到手里，以此作为立足西南、抗衡毛人凤的筹码，便以“徐记”保密局办公室主任的头衔为诱饵，央请李宗仁代为疏通。李代总统一口应允，并借严守三办丧事的当口，送了一面大祭幛。队伍出殡时，以这面祭幛开路，平添了好些风光。严守三很感激李宗仁，但不愿以领情搭送前程，因此，当李代总统说起徐志道那儿的公干时，严守三婉言拒绝了，声称：有重孝在身，不宜旁骛。李宗仁珍惜身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然而，回过头来，严守三却跑到毛人凤那儿，汇报了“收买”的经过。

毛人风冷冷地哼一声说：“他（指徐志道）还有什么公事可办？等我们把云南警备司令部拿下来，你就去那里当办公室主任。”徐志道出师碰壁，知道重庆已无法立足了，整日里发愁，像个苦人儿一般。一天，老同事陈嘉福来找他帮忙，此人原是军统局汽车大队的一个分队长，戴笠死后，毛人凤批准他请长假，陈便用低价收购了中美合作所的一批旧车辆，成立中福汽车公司，跑运输发财，现在已弄到了几十部车子的规模。

这会儿，碰上当局有令，全部商用车一律征用，陈嘉福不想割舍，便来找徐志道帮忙。徐与毛人凤打擂，处处下风，办办这类事，还算有门。他找到宪兵司令，说明情况，同意让申福的全部车子为宪兵撤退所用，抵达成都后，悉数归还。这样，徐志道便混在中福的车队中，在宪兵的“保护”下离开重庆，奔了成都。

到了成都是否就安然无恙了呢？这是一段后话，索性提前道出，好让“真假”之争就此“结案”。

11月底，毛人凤随老蒋撤至成都，一对冤家，重新聚头。这一回，工于心计的毛人凤不打算等“客”上门了，而是甩出一个先逼后劝的招数，让徐志道“甘心”就范。他先让稽查处长周迅予四下里放风，说是要抓徐志道，逼其出逃。徐若顶不住，真准备外逃，事前必向“国防部”领取机票，到时候，毛人凤暗示航检所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把徐扣下来。另一方面，又让廖宗泽出面，规劝徐志道审时度势，自己把大印交出来。廖宗泽受命去署袜北街中福公司办事处，在那里找到了徐志道。环顾四周，深为勉力坚持的惨象而感慨：堂堂一个“徐记”保密局，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办公室副主任陈质平和业务处长黄逸公，一哼一哈，围着个“死神”，除了喘气吃饭，根本就无所公干。廖宗泽一边叹息，一边对徐亮了毛人凤的底，随后又说：

“我们老朋友了，还是怕你出事，这就把大印还给毛先生，不就没事了？”徐志道一脸无奈，却又故作矜持地言道：“我们再研究研究！”接着，便与陈、黄商量，试探地说：“毛先生不就是要这大印吗？我拿着也是祸事，不如交给他。你们以为如何？”说罢，装模作样地想了想，对黄逸公说：“不过，我可不能自己去交，还是麻烦黄处长吧，你和他有交情。

”黄逸公知道这一年已把毛人凤得罪得到了家，巴不得有个“说清楚”的机会，打着哈哈说：“勉为其难吧！”黄逸公答得爽快，暗地里急煞了陈质平，他生怕失去“立功”的机会，便赶在黄逸公前面，跑到东门街见毛人凤，主动揭发了“徐记保密局”交印的打算，顺便也倾倒出许多身不由己的苦衷。毛人凤明白陈的来意，当场摆出宽宏大度的样子说：“这要解释什么？你们跟徐先生，都是我安排的嘛！徐先生对不起团体，跟你有什么关系？”说着挠头作感叹状：

“唉呀，你也来得太晚了，给你安排个什么工作呢？”想了想又说：“我们最后的基地在西康和云南，云南那里安排不下了，你去西康吧，还有一个副站长的缺，委屈你了。”陈质平是戴笠时期的老军统分子，常驻国外，以他的资格，给谈荣章（西康站站长）当副手，确实有点委屈，但以追随徐志道的劣迹论处，毛人凤不记前隙，能够给他一条出路，陈感激不尽，哪里还敢论资排辈！

陈质平走后，毛人凤吩咐秘书任鸿传说：“待会儿黄逸公来送印信，你接待一下，给他一个潜伏组长当当。”任鸿传觉得奇怪。黄逸公原是中共叛徒，又当过局部副处长，基本不符合潜伏条件，怎么还让他当潜伏组长？毛人凤哂然一笑道：“他是善变专家，过去叛变共产党。

后来又出卖我，现在又变了，这种人我还带他去台湾？不过，他既然送印来，总算一功，给他个官做，配部老式电台，再配个发报员，发点黄金给他，叫他去西昌潜伏，能潜伏下来与我们通电报当然好，否则，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其实，毛人凤对黄逸公的安排，不算是个特殊，平时，布置潜伏人员，他就主张把中共方面变节过来的人都留下。在他看来，过去国民党强盛时，个别中共人员叛变，除了要保住性命外，同时也为了升官发财，所以肯真心实意地卖力干。

这两年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强大起来，这些人叛变，仅是怕死，并非肯诚意地跟着国民党干到底，所以对叛徒只有尽可能地利用。今年以来，“毛记”保密局从南京撤到上海，从上海撤到广州，再撤到重庆，叛徒们也跟着跑，到近几个月，重庆麇集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怕共产党跟自己算帐，都奢望“撤退”到台湾去。毛人凤板下脸来下令，全部去于“潜伏”！

局内人不解，说是有“污点”的同志不宜潜伏。毛人凤说，这些人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再说，台湾地方小，去了只会增加负担，留下来却有许多好处。其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他们官做。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帐，很可能要杀他们，我们就可大肆宣传，我们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的反感。其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涉及到他们的不少亲友。这样，至少要花大量的人力去摸清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厄运。其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就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作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找他们联系，如果不敢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其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相形之下，他们还会留恋我们。据沈醉所言，毛人凤的这些理论和做法，深得蒋介石的嘉许。因此，黄逸公也难出例外。

第二天，黄逸公果然捧着大印来了。千方百计地跟毛人凤套旧情，还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不堪入耳的表功话。毛人凤耐心很好，笑咪咪地听完，像没事似地说：“好，好，我去开个会，工作问题，叫任秘书跟你研究一下。”黄逸公连连点头称是，可一听完任秘书的分派，只好歪咧着嘴苦笑，乖乖地当上了西昌地区特别工作组的少将情报组长。至于徐志道，交了大印，毛人凤不再与他为难，让出一条生路，由他去了香港。

“九·九整肃”

后话说完，再回到8月末，老蒋在执行大西南计划的问题上，与胡宗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此，毛人凤不能公开表示异议，内心里却是倾向胡宗南、宋希濂的。于是，从旁紧打边鼓，在证明地方实力派不可靠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力图影响老蒋改变主意。

毛人凤的工作卓有成效，一大摞不利于卢汉的材料（包括庇护杨杰）堆在老蒋的面前，毛人凤列数要点后认定：云南的问题不是卢汉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包围卢汉的人，要么于掉卢汉，由李弥代之；要么把卢汉身边的人除去，迫使卢汉跟党国干到底，接着，毛人凤以坚定的口吻说了一句极富煽惑力的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绝不能让云南成为第二个湖南！”①蒋经国当时在场，听了毛人凤的汇报，也主张防患于未然。蒋介石沉思了片刻，决定来个折衷，既用张群的怀柔之本，又用毛人凤的威逼之术，随后密令李弥、余程万、刘伯龙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同时又通知卢汉速来重庆见“驾”。

卢汉收到蒋介石的召见令，紧张得寝食难安，去重庆吧？生怕有去无回；不去吧？招架不住“国军”的来势汹汹。听手下人汇报，驻于昆明的二十六军余程万部已进入临战状态，连炮衣也御去了，炮口直指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办公处）。9月5日，蒋经国飞抵昆明，说是父亲特派自己来请卢主席。

接着，张群又拍来电报，卢汉无奈，硬着头皮登上了飞机。

①是指湖南程潜用蒙蔽“中央”的手法，诱使蒋介石，白崇禧上当，将陈明仁部从湖北调到湖南，最后一起宣布起义。

9月6日，卢汉抵达重庆，蒋介石马上召见，经过一番“磋商”，双方达成协议。卢汉同意在昆明进行“整肃”，并由保密局派员“帮助”，以确保后方①的稳定。蒋介石同意让卢汉把地方团队扩编成两个军，番号为第七十四军、第九十三军，辖6个师共18个团。但按正规系列，军队里必须有调查组、参谋处二科的建置，归保密局控制。这是老蒋操纵部队的手段之一，卢汉无法反对。

①蒋介石的大西南计划是背靠云贵，固守四川，故云南成了“大西南”的后方。

9月9日，卢汉回到昆明，随机而来的还有毛人凤派出的执行人员，由徐远举带队。当天下午，全市性的大逮捕开始启动，先由卢汉用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出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昆明报刊的布告。布告称，参议员半年以来的发言和决议，不但不遵守规程，而且越出常规；多数报刊，投机取巧，推波助澜，为共产党张目，扰乱社会人心。布告又称，许多报刊制造云南要解放的谣言，如果不是自己飞抵重庆解释，舍身救乡，昆明将先成灰烬，全省亦必遭兵祸浩劫。

布告发出后，省政府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带领省府大队一排士兵，立即跑到莲湖公园省参议会，把正在开会的参议员撵走，查抄了所有的档案文件印信，关闭大门，贴上省政府的封条。卢汉又亲自下令逮捕副参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跃、金汉鼎、李祥杰等20多人，由徐远举、沈醉负责执行。

为此，徐、沈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警局刑警大队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称：“卢汉已接受蒋总裁的命令，同意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肃’，务必请大家认真执行。”傍晚，史称“九·九整肃”大搜捕开始。经商定：由宪兵、警察配合刑警大队特务分组分头执行，每组以宪兵、警察数人及刑警大队特务一名合成，除逮捕卢汉手令中指定的20多个参议员外，还有三项任务：一是查封《正义》、《观察》、《大观楼》、《复兴》、《现代》、《朝报月刊》等报馆，逮捕报馆员工；二是查封各报所设的广播电台；三是搜查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五华中学等院校，逮捕进步师生员工。

晚10时，全城宣布戒严，由昆明警备司令部率领保安团担任全城警戒，所有的交通工具停止运行，马路上架起了铁丝网，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大规模的搜捕一直进行到天亮，共有300多人被捕，警察局看守所的全部牢房都挤满了“犯人”。天亮以后，余波未尽，小规模的搜捕还在陆陆续续地进行。

徐远举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宪兵、警察、特务，赶到昆明西郊海口五十三兵工厂，按照该厂警卫稽查组特务开列的黑名单，逮捕了30多名职工。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少收获，诸如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的特务，逮捕了进步分子10多名；第四区公路局和第四运输处的特务逮捕了进步分子20多名。可惜的是，百密一疏，还是让“大鱼”跑了，其中包括中共在云南的负责人，以及老蒋点名要的杨杰等等。蒋介石很不满意。对此，毛人凤心情沉重。

9月12日，毛人凤偕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贵州站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乘专机由重庆飞赴昆明。严厉批评下属：“‘九·九’行动没有组织好，准备好，所以没有成绩。”随后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一边深入地开展搜捕，一边抓紧审讯“犯人”，搞好清理工作，力争及时发现问题，扩大线索，把“整肃”行动推向深入。

指挥部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任指挥，副局长和宪兵团长王翔任副指挥。指挥部之下设行动组，沈醉、周伯先任正副组长，分管搜捕工作；陈世贤、周养浩任审讯组的正副组长；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任总务处长。

指挥部设在环城东路原昆明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王巍的家里，每天由毛人凤主持汇报一次。

在毛人凤的亲自过问下，“九·九整肃”锋头更健，可是五六天下来，依然没有明显的进展和收获，这使毛人凤非常失望，他担心下不了台，无法向老蒋交帐。决定采用更严厉的手段，哪怕抓错十个，也不能放走一个。于是，指挥部接到毛人凤的命令，只能逮捕人，不管什么嫌疑都可以抓，但绝对不能释放与保释被捕的人。不久，警察局看守所人满为患。一间两丈见方的牢房里挤了40多人，不要说睡觉，连坐一会都得轮班。

蒋、卢相会

毛人凤刚到昆明，本以为这趟差使，耽搁不了多少时间。一个星期下来，搜捕之密，如蓖子梳发，是个虱子跑不了；审讯之严，是条汉子受不了。结果呢？“大鱼”没有，“中鱼”没有，连一部地下电台也没有查获。毛人凤觉得纳闷，总以为事情里埋着蹊跷。于是，铺开另一条暗线，查一查内部问题，真可谓不查不晓，一查吓一跳。头绪最后都汇拢到卢汉身上。

第一，卢汉下令逮捕的20多个参议员，原来都是平时踉他过不去的，并没有按亲共反蒋来划线。第二，“九·九整肃”的行动正式开始于9月9日的晚上，而在此前，已经有人先去云南大学、师范学院报警，真正列入黑名单的重点分子，全部逃逸，有证据表明，这是卢汉指使人干的。第三，卢汉回到昆明后，先把邱开基扣押起来。而邱是当地人，老军统分子，非常熟悉情况，曾任云南省警保处长，唐纵因为嫌他对付共党游击武装缺少办法，给了撤职的处分。

卢汉担心毛人凤在“整肃”中重新启用邱，便率先把他扣押了。

了解到这些情况，毛人凤更加坚定原先的看法，认为卢汉答应“整肃”，只是权宜之计，他绝不可能与总裁同心同德，于是，把几方面的情报整理成文，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汇报。老蒋看了情报，将信将疑，又派国防部长徐永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肖毅肃到昆明察验，徐、肖本来就是张群怀柔政策的拥护者，带着有色眼镜兜了一圈，便下定论，认为卢汉决无投共的可能。毛人凤心焦如焚，再写报告，措辞越来越重，直言不讳地指称卢汉，要反蒋投共。

蒋介石见毛人凤如此固执，又深信其细致慎重的秉性，倒也不敢轻视，当即决定亲飞昆明一趟，再向卢汉施加一把压力。蒋经国担心父亲弄险惹出意外，请求先去昆明打前站，老蒋同意了。当天，毛人凤接到小蒋要来昆明的通知，前往机场迎接。小蒋一下飞机，便对毛人凤说，老头子也觉得卢汉这个人靠不住，但目前正是用人之际，只可争取，不宜刺激，要想尽办法把他稳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制裁”。小蒋说了父亲的苦衷，毛人凤好生感慨，马上表示，体谅总裁的心情，一定尽力做好稳定工作。

接着，小蒋又间与毛人凤同来的沈醉，在昆明干掉卢汉有没有把握？沈醉说，于掉一个人，动作还要干净，需作充分的准备。像卢汉这样的角色，大权在握，平时又防范严密，要干，就得一次成功，这需要好的机会，周密的计划，勇敢的行动人员。

蒋经国微笑着点了点头，显然对沈醉的回答很满意，扭过头吩咐毛人凤：“沈站长要钱要人，都要尽量满足，不能打折扣。”接着，小蒋用很低的声音说了父亲要来昆明的事，并问毛人凤，卢汉会不会突然翻脸，扣下老蒋。毛人凤说，就目前的形势，卢汉还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消息封锁得好，总裁来得突然，即便想翻脸，他也来不及准备。小蒋听了毛人凤的回答，心里稍定。便说，老头子来昆明的事，先不告诉卢汉，等飞机到了，再通知他去机场迎接。

一路话长，车子已在卢公馆门前停下。蒋经国的突然出现，着实让卢汉大吃一惊，连连责怪，为什么不通知一声，好去机场迎接。蒋经国执礼甚恭，谦虚地说，是父亲让我来看看卢主席，怎好意思添麻烦呢？当晚，蒋经国就在卢公馆内住下。卢汉问，总裁来不来？小蒋说，总裁另有要事，恐怕不来昆明了。

9月22日上午9时，毛人凤按照事先的约定，带着徐远举、沈醉等人去机场找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布置老蒋来昆明的准备工作，电台调好接收频率，等候讯号的出现。此时，老蒋已如惊弓之鸟，每次外出，事先不露风声，几个大城市的机场全部作好准备，不断地呼叫联系，但谁也不知道他要降落在什么地方。这一次，沈延世也不例外，类似的紧急准备，他履行了好多次，却没有见到过总裁的影子。

大约在9时30分，毛人凤收到了约定的暗号，打电话告诉小蒋，小蒋放下电话，不动声色地对卢汉说：“‘卢主席，重庆刚来电报，总裁已经起飞，10点钟就到昆明。”“经国兄。”卢汉大异，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不是说，总裁……

总裁不来了吗？”小蒋平和地笑着。“嗯，也许是临时决定的吧。”“那么，让我打电话派兵到机场警戒。”卢汉突然表现出一副焦急的样子，忙不迭地说。

“用不着了，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除你我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个消息。”蒋经国说完，做了一个表示“请”的动作，便和卢汉一起下楼，坐上汽车奔了机场。

机场上，毛人风、徐远举、沈醉成品字形站在水泥地上，周围有不少左手拿报纸的便衣特工，一看就知道训练有素，随时可以腾出右手操家伙。卢汉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小蒋来昆明的意图。

显然，老蒋已对自己产生了不信任感，那么这次……想到这里，卢汉心内忐忑，隐隐地不安起来。

10点钟，老蒋的专机准时降落，一下飞机，老蒋劈头就问：“卢主席，你有没有预备午餐？”“还……还没有预备好。”卢汉有点紧张，舌头不如平常利索。

“好，好！我们一同到你家去吃午饭吧！”老蒋谈笑风生，一下子平息了卢汉的紧张心情。接着，先前还稍嫌板结的脸面松弛下来，堆着满脸的笑意。卢汉半是开道，半是引路地走着，既像警卫，又似宾从。

为了避免引起市民的注意，入城时，车队分成两路，一路由太和街抵达卢公馆，另一路往金碧路绕到卢公馆。一到目的地，老蒋的侍卫人员立即分散在花园和客厅的周围，毛人凤、徐远举、沈醉等保密局的特工，则在卢公馆周围布下警戒，片刻间，卢公馆便成了飞鸟都难以逾越的禁地。与外面的紧张相反，卢公馆内却是一片“和气”，老蒋先与卢汉密谈了一个小时，随后应酬了一顿午餐，接着又是密谈，直到蒋经国进来报告，说是机场方面通知，天气可能要发生变化，请总裁立即启程。蒋介石才立起身来朝窗外佯视，随后说：“好，我们走吧。”

逼“鸭子”上架

蒋介石走了，卢汉的态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毛人凤答应过小蒋，再做争取工作，尽力稳住云南的局势，只好暂且搁下武力解决的考虑，另设一计。

说来也真够毒的，你卢汉不是假戏真做吗？那我索性就坡下驴，拖你个连滚带爬一身泥，今后洗也洗不干净。具体的做法是让卢汉担一笔人命债，双手涂满鲜血，到时候非跟老蒋走不成。杀害对象就是“整肃”中的被捕人员。

按照过去的做法，处死被捕人员，可以解送到重庆执行，也可以用军统习惯的手段秘密处决。但这次是要让卢汉杀名昭著，毛人凤决定以公开的方法枪毙人犯，尽可能地闹得轰轰烈烈。为此，他去找卢汉磋商，想就处死的人数对对口径。依毛人凤的意思，处决一半。卢汉以为杀一半太多。毛人凤从卢公馆回来，用嘲笑的口吻对沈醉说：“没想到这位爱杀人的朋友（指卢汉）居然会发起善来了。”于是，决定先杀100人。毛人风为了达到嫁祸卢汉的目的，不惜草菅人命，许多人犯根本没什么“罪证”，便被判处死刑。

有的甚至连正式的审问都没有经历过。至于卢汉下令逮捕的20多名参议员，几乎全部列入死刑者名单，毛人凤还指示徐钟奇，凡处死者，均以军法从事，没有上诉机会。不久，100多人的名单出来了，包括末尾的“拟予枪决”，每人的“罪状”只有几十个字。毛人凤以为法律手续“完备”了，卢汉只要在判决书上拟一个“可”字，昆明大屠杀就成为抹不去、擦不掉的历史事实！

大约在9月25日前后，毛人凤把一份100多人的死刑判决名册交到卢汉手里。卢汉看也不着，就说杀得太多，证据太不充分，还规劝毛人凤慎重一些。

毛人凤心里窝火，脸上却一片中肯，表示尊重卢汉的意见。但回到沈醉家后，接连几次对沈醉说：“卢汉这人大自以为是，杀百把人还故作刁难，这不明明是在耍缓兵之计吗？”然而，为了达到嫁祸的目的，毛人凤不能发作，靠水磨性子跟卢汉讨价还价，最后由100多人减少到80多人，再减到40多人，卢汉仍然拖着不签字。凭毛人凤的忍耐能力，本不怕卢汉打消磨战术。问题在于，这一边局势逼人，那一边（台湾）又催着他回去，说是老蒋的命令。

毛人凤心急如焚，刺杀卢汉的念头又转上脑际。其实，毛人风于9月12日抵昆明后，就布置了干掉卢汉的任务，由沈醉准备就绪。方案是——在卢汉住宅附近的翠湖支路8号租下一幢房子，楼上架一挺机枪，随时可以向卢汉的寝室、会客室、餐厅等处扫射。与此同时，把靠近卢家的河口督办王晓峰的住宅作为特务守伏的地点。卢汉的汽车出入拐弯，都要经过这里，特务们可以从容下手。对这个方案，毛人凤基本满意。只是担心云南站现有几个行动员不够用，特地从“外地”调来几个老手。然而，卢汉毕竟是总裁关注的人物，没有他的点头，毛人凤心里有一百个，一千个愿意，也行动不得。

眼看，在昆明逗留的时间将近一个月了，卢汉那里还在为死刑犯的名单“泡蘑菇“，毛人凤趁着空儿，约集李弥和余程万两位军长拉呱。他知道李、余二人对云南局势的关系重大，本着竭尽忠诚的精神，一定要为总裁安抚好他俩。

在毛人凤眼里，李弥是本地人，又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手，前不久，经历过淮海战役的“洗礼”（淮海战场上死里逃生），对老头子的“忠诚”是经受过考验的，因此，李是取代卢汉的最合适人选。有一次，毛曾向李透露过这个意思，使李大受鼓舞，对毛也就特别巴结。眼下，毛人凤要求李、余好好合作，为党国立功，李闻命唯唯，十分诚恳。

毛人凤强调李、余合作，是因为两人存有芥蒂，面和心不和。但是，余程万也知道毛人凤能在总裁那里说上话，一直存有巴结的愿望。所以，对毛人凤的话，也表示了诚心接受的意思。毛人凤心里明白，余的“忠诚”尚待考验，尤其是余新近娶了一位来历不明的姨太太，颇有疑问，于是暗暗布置余部的副军长彭佐熙配合保密局云南站，对其实行监控。不久，因台湾方面的反复催促，毛人凤不敢继续逗留下去了。回首一个月来的活动，不堪咀嚼。

后来，毛人凤自己说，这是他任保密局长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得最长的一次，也是非常失望的一次。

10月13日，毛人凤怀着沮丧的心情告别昆明，临上飞机前，与沈醉进行了单独谈话，再三叮嘱说，卢汉不可靠，必要时就抢先下手，接着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又说：“如果命令你进行制裁，你不能再拖着不办，如果再采取对杨杰的态度，就没有法子交代了，团体的纪律，你是非常清楚的。”沈醉一边点头，一边送毛人凤上飞机，顺便提到了自己的安全问题。毛人凤说：

“你不用过分担心，再有重大的变化，也送不了你的脑袋，看别处的例子，你就知道后果会是怎样了。”①沈醉对日后的退路问题还是不放心，希望毛局长指示得明确一些。毛人凤意味深长地说：“人总是有交情的，你在这里处得不坏，好好注意一下就行了。”沈醉说：“万一遇到……”毛人凤会意地打断了沈醉的话头说：“万一来不及走，也不能执行我交给你的任务（指杀卢汉），那你难道不能学一学王佐？”说到这儿，毛人凤笑了笑，抚着沈醉的手臂说：“可以不必断臂，留下来还大有用处呢！”

①毛人凤是指保密局北平站的例子，傅作义宣布和平解放之前，把站长王莆臣等放回南京。

“四大任务”

台湾方面催归的电报一份连着一份，是因为老蒋有几桩事急等着毛人凤来办：其一，谋求“复位视事”，需要对聚集在台湾的“党国元老”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及早表态，拥护蒋“复职”；其二，要迅速“肃清”台湾的中共地下组织，以保“后方无虞”；其三，老蒋准备再飞重庆，此前必须抓紧对关押在那里的共党分子和进步人士进行“清理”（即屠杀）；其四，抓紧布置和开展对已失落的、或行将失守的城市和地区进行破坏，包括对中共领导人的刺杀；其五，当面了解云南的现状和卢汉的思想动态。

10月13日下午，毛人凤飞抵广州，局势已紧张到绷裂的界点。中共先头部队直抵距广州城三里的郊区，市内交通全部瘫痪，商店关闭，电讯中断。

昨天，李宗仁发布命令，声称“中央政府”定于15日起在陪都（重庆）办公，眼下，正忙于仓皇撤离，一副乱纷纷、失魂魄的“末日”景象，看得毛人凤心酸不已。出于责任的本能，他没有立即转乘开往台湾的飞机，而是把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找来，了解一下“大破坏”工作的进度。

胡凌影怒气冲冲地介绍完毕，不轻易发火的毛人凤也忍不住责骂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贪生怕死，误党误国。原来，10月12日那天，广州卫戍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刘安祺突然接到老蒋的指示，要他把部队全部撤到海南岛，再转渡台湾。显然，老蒋已存有放弃广州，保存实力的打算。为此，李及兰慌了手脚，赶紧逃命，先搭乘飞机跑到三灶岛，再坐船去了澳门，广州一下子成了没有“政府”，没有军事首领的“死城”，这对保密局特工开展“大破坏”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因为离开军队的保护与配合，很多工厂与重要设施已无法进入（广州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普遍开展了护厂运动）。

骂完李及兰，毛人风问胡凌影准备怎么干？胡说，海珠铁桥可以进去，已让手下把第4补给区所贮存的炸药、废弹都运到了那里。毛人凤说，这很好，但炸桥的时间一定要掌握准确，早了不行，等于自断后路；晚了更不行，人要一过来，桥就炸不成了。胡凌影连说“知道”。随后，毛拍了拍胡的肩膀说：“我们不能学李及兰，要坚持得住，能多搞几个爆破点就多搞几个”。

布置完毕，毛人凤乘车前往机场。此时，天色已暗，头顶上有了眨眼的星星。

毛人凤抵达台湾，来不及休息，就被老蒋叫了去。老蒋站在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大地图面前，脸色阴沉地指着上面的各种标记说“共产党进军神速，形势不容乐观，唵，这次催你回来，不是说云南那边不要紧。唵，你看”。

老蒋简单扼要的叙述，听得毛人风头皮发紧。想不到昆明逗留一月，大西南计划的如意算盘已开始走样——由于老蒋的反对，胡宗南、宋希濂不敢把主力撤往云南、西康，从而痛失“良”机。中共方面立即采用了大包围的方式：

杨勇兵团由湘入黔，直插川南，截断了胡、宋的退路；同时，周士第兵团、陈锡联部分别向川东、川西挺进，给予正面和侧面的压迫。10月份，杨勇兵团攻克贵阳，直逼彭水，宋希濂退守乌江西岸，主力撤至西昌和滇缅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于是一场本来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变成了一场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突围战。

“看来，唵，很多事情要早做准备。”接下来，蒋介石把召回毛人凤的原因和盘托出，最后，破天荒他说：“拜托了。”话音不重，足以使毛人凤感动得语塞。

第二天，广州、厦门失陷，“毛记”保密局本部同时也向各外勤单位发出了加紧执行“应变计划”的指令（这是蒋介石要毛人凤必须办妥之要事的一部分）。毛人凤的应变计划原来是指特工组织的四大任务，即大转移、大逮捕、大潜伏和大破坏。由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四大任务的侧重点有所改变，具体为，大逮捕演变为大屠杀，大破坏成为首要的任务。这里先说说大屠杀。

杨虎城之死

其实，秘密性的大屠杀，早在9月间已经开始，规模不大而已，首当其冲的便是闻名于“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8月下旬，毛人凤在枣子岚垭“漱庐”召集徐远举、周养浩等，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屠杀革命志士以及处决杨虎城及其家属、随从的命令。他说，8月25日老蒋来到重庆，当晚自己向蒋请示，杨虎城怎么办？是否解往台湾？

蒋毫不犹豫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但又叮嘱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在此同时，毛人凤还指出：

关在白公馆与渣滓洞内的“人犯”怎么处理？蒋介石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干脆一起杀掉！”传达完老蒋的指示，毛人凤开始布置秘密处决杨虎城的工作，他当场要求周养浩负责，第一步把杨虎城一家及其随从于贵阳解回重庆；接下来，再从看守白公馆的特务中挑选有经验的行动员。至于动手的方式，毛人凤问周养浩：“除用枪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周当时说不出所以然，回到家里，通知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约三个行动员来家里碰头。三人中有个叫杨进兴的表示：除用枪外，还可以用刀。另外两人不以为然，觉得用刀把握不大。

杨进兴为了证明自己的办法，特地把西南特区行动组副组长熊祥找来。熊信誓旦旦地对周养浩说：“用刀没问题，我与杨进兴可以负全责”。

当天下午，周养浩向毛人凤汇报了与杨进兴、熊祥商量的结果，毛人凤觉得用刀比用枪好，符合秘密进行的要求。随后问周养浩解杨返渝的日期，周说了，毛补充道：“从贵阳回来时，你必须早一天电告，时间最好是晚上到重庆，我派人过江来接你。这件事可以告诉张鹄，①让他挑选五六个可靠的队员护送”。

①张鹄原是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虎城解往贵阳时，坚决要求撤换原先虐待他的龚国彦，周养浩便调张鹄去接替。

9月1日，周养浩偕同西南特区第三科副科长郑文松乘一辆吉普车，附带两辆卡车，由重庆赴贵阳，见了杨虎城后，假作高兴地哄骗杨说：“蒋介石已到了重庆，要见你”。杨虎城听后表情平淡，显得十分镇静，从容不迫地整理起行装。

9月2日中午，毛人凤命徐远举带熊祥等六人到中美所开会，抵达中美所大礼堂时，毛人凤、杨进兴以及白公馆的另两名看守已等在了那里。接下来，会议开始，主要讨论杀杨的具体部署。毛人凤首先谈了要求：事情要干得干净，越隐秘越好，因此尽量不用枪，免得弄出声音。熊祥当即表示：自己和杨进兴商量过用刀的办法，另外还准备了斧头，说着便拿出凶器给大家看。

毛人凤一边看一边问：“这行吗？”熊拍着胸脯说：“有把握。”至于杀人的地点，毛人凤决定放在中美所东边小歌乐山的半山坡上，四周松林环绕，非常幽静。戴笠死后，特务们把它改名为戴公祠，用以祭祀戴笠。毛人凤之所以选择这里，是看中了它的偏僻。另外，附近还修有防空洞，杀完人，尸体朝里一扔，便于毁尸匿迹。当然，这些都是说得出口的理由，是否还有说不出口的呢？譬如血祭戴笠，告慰亡灵等等，①那就只能意会了。接着，讨论到动手的方式。毛人凤说：“汽车一到，即行动手，要快，要麻利。”熊祥表示：可由两个人扶架杨虎城上山，进入房内，一刀插入胸膛，即可毙命。

毛人凤点头同意，随后问汽车夜间过江的问题，决定由徐远举派人到五区找公路警稽组长陈粟冬，拿来夜间汽车通行证，确保无阻。

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毛人凤让参加行动的人员当着他的面宣誓，誓词的大意是：“保证完成任务，绝对遵守秘密，如有违反，甘受严重处分。”宣誓完毕，毛人凤笑嘻嘻地对“行动员”们勉励一番，当然少不了报效党国，立功受奖之类的内容。“行动员”走后，徐远举突有所想，提出了警戒的问题。毛人风说：“由我告诉谢旭东（驻中美所交警大队长），叫他这几天对警卫多留些心”。

徐咧嘴一笑又说：“据龚国彦反映，杨虎城的小箱子里存有不少英镑、美钞，这批财产如何处理？”毛人凤说：“可以没收，拿来分奖金好了。”9月6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张鹄、郑文松以及贵阳看守所的六名特务，“护送”着杨虎城一行8人，其间有杨的儿子（18岁）、女儿（9岁）、宋绮云夫妇与12岁的儿子，以及杨的两个副官，来到距重庆138公里处的东溪。按照毛人凤夜间过江的指示，时间尚早，周养浩等借口天气原因，要杨将军先在这儿休息一下，自己则和郑文松先行一步。约于晚上10点左右，抵达重庆南岸8公里处，见着了持毛人凤手令候在那里的杨进兴。

周养浩准备先回中美所，把郑文松留下，叫他密告张鹄，派一年长办事稳妥的特工，先把两个副官接走，分开软禁于重庆，另候处理，以免妨碍行动。如果杨虎城对此举有怀疑，反映强烈的话，那就一并带往中美所。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双手一摊，意思是，杨要他的副官陪着死，我有什么办法呢？

夜间，杨虎城等所乘的卡车抵达海棠岸，张鹄遵照郑文松的密嘱，让特务队队员李谦祥捏了个理由，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带走。深夜11时30分，杨虎城所乘的车子开到中美所松林坡，下车后，即由两个特务“搀扶”杨登上有300多级台阶的上坡路，往戴公祠走去。杨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扶持着拾级而上。宋绮云夫妇和杨虎城的小女儿，宋绮云的儿子4人，暂且被安置在汽车间的平房内。

①戴笠在“西安事变”中受过惊吓，在戴公祠杀杨，也可以理解为血耻。

杨虎城父子率先到达戴公祠，特务们分别将他俩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

杨拯中正当年，特务们怕他反抗，决定先干掉小的。因此，当小杨一踏进室内时，预伏在门后的特务冷不丁地将一柄利刃刺入他的胸膛。杨拯中惨叫了一声“爸”，正待挣脱，又被扑上来的另几个特务用乱刀刺翻在地。夜深人静，儿子的惨叫，声响不大，杨虎城却听得清清楚楚，忙回头察看，同样是一柄利刃，“突”地插入，胸膛间冒出了殷红的鲜血。“啊唷”，杨虎城捂着伤口蹲了下来，接着又有几柄匕首，朝软肋、腰眼刺来，杨虎城也倒下了。

杨虎城父子已死，剩下的更容易一些，宋绮云夫妇先受刀刺之殃，当时两个孩子还在玩耍，目睹大人倒仆在血泊中的惨状，惊得大哭。凶手们用带着腥味的匕首威逼他们，硬生生地把哭声咽下去，只瞪着两双充满恐怖的大眼，筛糠般地抖索。然而，丧尽天良的特务们，根本没有怜悯之心，一刀一个，取走了两个花蕾般的小生命。随后，就地掘坑，将尸体匆匆埋入，前后约一个半小时。郑文松看着最后一铲土拍平，便打电话向周养浩报告：“事已完成”。周马上对守候在电话机旁的毛人凤说：“行了。”毛轻吁一口气，打着哈欠对周养浩说：“找个地方睡一觉。”说完不辞而别，时为1949年9月7日凌晨。

杨虎城的遗物，由张鹄、郑文松会同清点。打开小箱子一看，才知龚国彦“谎报军情”，仅有美金10余元、20枚小英镑和金戒指一只，不要说发奖金，揣在兜里都觉着寒碜，索性表示一下公心，全部上交给了周养浩。9月10日，毛人凤向屠杀杨虎城等“有功”人员颁发奖金，周养浩、熊祥、杨进兴等各得银元200元，张鹄150元，其他行动员各50元，司机、助手等5人，共得100元。

腥风血雨

继杀害杨虎城之后，另一场酝酿已久的大屠杀接踵而来。10月28日，根据毛人凤从台湾发出的命令，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开始行动。第一批被绑赴大坪刑场执行的有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挺进报》和华莹山革命武装成员陈然、成善谋、涂孝文、蒲华龄等10人，烈士们沿途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围观群众，无不悲愤。

此次屠杀，由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二处副处长杨元森等主持。

11月13日，毛人凤飞抵重庆，当天召集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副区长周养浩等人开会，商讨加快屠杀步伐的事宜。会上，毛人凤总结了10月28日行动的教训，认为公开枪决，允许“人犯”沿途呼口号的方式不好，并说：“对共产党人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于是改公开枪毙为秘密处决。

11月14日，刘国、江竹筠、陈以文等32人，在中美所岚垭被秘密枪杀。具体过程是：先由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等将上述32人以转移关押地点为名，从监牢内骗出，逐一捆绑送上刑车押至岚垭。据一些幸存的同监难友回忆，烈士们被传唤时，已意识到牺牲在即，非常镇定，一一与同志们告别，“刑车转过山头，望不见了，马达刺耳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那夕阳西下的傍晚，远远地突然响起了连续不断的枪声”。另外，据一些参与者交代，这次屠杀，充当刽子手的有行动组组长熊祥、看守所长李磊，以及曾当过戴笠勤务兵的徐贵林等，屠杀的方式是用美式卡宾枪扫射，事后对每具尸体都拍了照片送核，再埋入先前挖好的长方形土坑内。

即便如此，毛人凤仍嫌杀人太少，杀的速度太慢。于是又有了更大规模的屠杀。据当时任西南特区侦防处科长张界的回忆，这一轮屠杀分三批进行。

第一批是11月25日晚上进行的白公馆看守所大屠杀。由看守所长陆景清、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人主持，被杀害者30余人，大多为长期囚禁的进步人士，还有3名迷路误入中美所的重庆国立六中学生。较出名的还有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他是因为公开批评老蒋的倒行逆施被抓进来的。屠杀的经过是：先将黄显声、李英毅二人骗出来，声称周养浩要找他们谈话。黄走至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时，“行动员”从脑后射击，子弹洞穿将军的头颅，倒地而亡。

接着，又将何仲甫、奇丕璋、张碧天等，一个个骗到白公馆左侧的山拗里杀害。当时，有位叫黎洁霜的女士，被骗到刑场时，看到满地的尸体，指着怀中一岁的孩子，要求杨进兴免其一死。杨进兴毫不理会，拦腰就是一刀，先杀了孩子，然后，朝着黎洁霜也是一刀，黎女士倒在血泊中，凭着母性的本能，挣扎着爬到孩子身边，抚摸着，直至断气。有几个心肠不算太硬的警戒人员，不忍目睹，倒吸着凉气，别过脸去。

据说，毛人凤在召集徐远举等人会商屠杀事宜时，曾有下属提出，渣滓洞、白公馆各有一个婴儿（渣滓洞的那个，为中共川东工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石果的妻子所生，白公馆的为黎洁霜所生），怎么处理？是不是要留下来？毛人凤严厉斥责道：“留下来谁抚养呀！养大了叫他们来报仇吗？”杨进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毛人凤的指示。

后来，刽子手们嫌刀戮太慢，干脆把剩下来的人集中到一个房间，用机关枪扫射，前前后后共杀36人，用时近4个钟头。

第二批是10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由看守所长李磊伙同看守长徐贵林等主持。从晚上7点开始行动，起初采取绳索勒毙的方法，如不顺利再以枪击。后来也是嫌速度太慢，改用机关枪扫射。刽子手们把原先羁押在楼上的“人犯”，全部赶到楼下的监房，然后抱起汤姆生机枪，从窗洞内塞入，横扫一通，直打得监房壁上弹痕累累，溅满了烈士的鲜血。扫射完毕，徐贵林步入各监房进行清点，受伤未死的，当即补上一枪。清点完毕，刽子手们再在监房和尸体上浇入汽油，划着火柴，顿时漫成一片火海。徐贵林隔着火墙一段距离，慢慢地往后退，脚步所到之处，一步一个血印。

渣滓洞的屠杀一直进行到28日凌晨，共杀害了140多人，他们大多是中共干部、党团员，战场上被俘的解放军官兵以及方方面面的进步人士。

第三批是11月29日的新世界看守所大屠杀。由稽查处行动组长廖雄主持执行，杨进兴临时增派加入。他们事先在中美所的松林坡挖好深坑，行动的当天上午9时，廖雄把32名志士从新世界看守所提出，用大卡车、吉普车押至松林坡。先押10人上山枪杀，半小时后，又杀了其余的22人。烈士们就义时，高呼口号，声震山谷。

大屠杀以后，毛人凤表示满意，给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派发了奖金。但残酷凄烈的场面仍令刽子手们毛骨耸然，纷纷提出去台湾的要求，理由非常简单：“我们这样杀人，共产党会饶恕我们吗？”

欲杀难休

重庆血流成河，昆明却有令难行。毛人凤离开时，曾迁就卢汉的意见，同意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和云南绥署派员会审“九·九整肃”中的被捕人员。

结果审来审去，非但死刑犯没有审定，一些毛人凤再三关照不能释放的人，倒分批交保出了狱。这些情况，沈醉如实报来，毛人风又气又急，命令沈醉坚持原则，不管多少，总要杀几个，总要弄几个人头落地。同时和卢仅交涉，数量上可以不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置完毕集中“清理”。

然而，卢汉的太极拳功夫实在到家，不管沈醉怎样催逼，就是抱定一个宗旨，不到最后会审，决不同意签字。于是，局本部下达的屠杀命令，在云南暂且成了空头支票。正当毛人凤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云南站草拟的“应变计划”中有一绝招，给他带来了些许冲动。这个绝招说出来也很简单，就是在解放军进军昆明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表面上让大批特务跟着国民党军队撤出昆明，其实留些人员潜伏下来，等国民党军队撤至碧鸡关附近时，由沈醉事先安排好的一些绅商出面，发起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筹备活动，并临时承担维护秩序的工作。

沈醉估计：这时必定会有一部分真正的“要犯”，包括中共在云南的地下人员会自动出来主持工作。于是，埋伏下来的特务便可分头跟踪，弄清他们的住址和联络关系，趁他们集会时，再来一次大逮捕，连夜解赴碧鸡关，或者干脆就地枪决。绝招一经讨论，大家都说不错。

11月20日，沈醉又来电报告：卢汉突然宣布把“九·九整肃”中逮捕的人全部释放了，说是李代总统批准的。这消息不啻为迎头一记闷棍。此时，重庆的大屠杀已经拉开帷幕，毛人凤正为杀人太少太慢而心急火燎，云南方面的“姑息养奸”，顿时激起了他的万丈怒火。马上命令曾参加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张鹄为保密局云南看守所所长，前往昆明，要沈醉准备好房子和人员，协助张鹄把看守所尽快建起来，然后把卢汉放掉的中共嫌疑分子、民革几位头头，以及一些进步人士，重新抓回来，等候命令处置（杀害）。

如果说，前一个时期，毛人凤要杀“九·九整肃”被逮捕的人，是为了嫁祸卢汉，让卢汉背上血债，逼他跟着老蒋干到底。那么，现在自设囹圄，则完全可能是大屠杀计划的延伸了。或许沈醉已经揣摩到了毛人凤杀气太重时一意孤行的偏激心态，或许更顾虑到由此造成的后果会引来种种不利，比如，老蒋不想刺激卢汉，眼下，卢汉说放人是李宗仁批准的，拍了电报过去，老蒋肯定知道，却无半点明确的表示，说明未改初衷。

在这种情况下，我执行毛局长的指令，卢汉知道后，不会不予追究，甚至以此要挟老蒋，提出惩办自己的要求，老蒋为了大局，多半会向卢汉让步，到那时，我岂非成了这场争斗的牺牲品吗？想到这里，沈醉决定取消极态度，借口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一直没有把张鹄的看守所建起来。看守所没有，人当然无法抓，自然也就无从杀戮了。毛人凤鞭长力疲，打不到，干着急。无奈之际，心里只怪遇险赴难的同志太少。这样一来，不要说杀几十个人，就连先前设想的绝招，最后也成了说故事的材料。

成都大屠杀

11月30日，毛人凤亲飞成都，布置新一轮的屠杀。他下了飞机驱车去东门街周公馆（成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家），传令保密局成都站司法专员罗慧开来见。罗的公开职务是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秘书。所谓联席会，过去也叫特种委员会，属于高级会报的范畴。现在时过境迁，习惯上并没有完全改过来，仍叫“特委会”。

半个小时后，罗慧开来到周公馆，毛人凤无意寒暄，张口就问：“现在特委会还关有多少人？”罗说：“还关有三四十人”。毛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回去，立即造个名册送来”。罗受命退出。

12月2日，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来周公馆见毛人凤，请示特委会关押的政治犯如何处理？毛说：“总裁8月间就有指示，原则上是情节比较重大的一律处死，秘密执行。重庆关押的政治犯，绝大部分已经于掉了”。徐中齐又问：“情节重大以什么为标准？”毛说：“只要有证据确定为共产党或其他反动党派就行，即使没有口供，也可以参照逮捕前搜集的情报来处理。”徐说：“那好，我回去叫他们造个名册，送来请你核示。”毛人凤一边点头一边叮嘱：“事情要赶紧办，现在局势变化太快！”徐中齐回到特委会后马上向罗慧开布置，其实，罗三夭前已开始办理了。

12月4日，毛人凤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召开会议，徐中齐带着名册来了，共36人。毛人凤稍稍一看，便拟上“一律枪决”四字，交还徐中齐，说：“这件事，你还得按手续找王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商量一下。”徐中齐不敢耽误，马上驱车去见王陵基。此时，王已决定追随老蒋顽抗到底，立即拿起笔来，不假思索地写上“如拟”二字。

徐中齐办完手续，再赶到东门街，向毛人凤要求，请稽查处派行刑队帮助执行，特委会愿意出点钱犒赏有关人员。周迅予正巧在场，不解地责问：

“特委会关押的人，又不是一个机关逮捕的，为什么偏要稽查处行刑？”毛人凤不予苟同，用劝慰式的口吻命令道：“迅予，这件事是我们自己该办的嘛，你派稽查处特务队杀就是了”。接着，将名册和一笔银元交给周，周在名册上写了“遵办”二字，打电话通知稽查处第二科科长汪道生、特务队大队长王赞荣，叫他们马上来自己家。不一会儿，汪、王两人来了，周时他们说：“毛先生令我们将在押政治犯处决，已批72元犒赏费结行刑人员打牙祭，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办了。”随后，又一起商定了屠杀的时间、地点、使用的车辆、凶器，以及警戒和后事的处理等具体问题，决定分两次执行，“先杀稽查处关押的，再杀特委会那边的”。

当晚12时，屠杀行动开始，由特委会直属组主任干事吴翰文“监斩”，由稽查处二科科长汪道生带队，将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的中共“川西解放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等人押至抚琴台王建墓甬道内杀害，云龙在临刑前向同监难友告别，正气凛然地朗声呼道：“我死算不了什么，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会站起来！”12月7日晚，进行第二次屠杀，仍由吴翰文“监斩”，稽查处派中队长唐体尧率行刑队员16名，于深夜11时乘汽车抵达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提人。30多位革命志士被逐一叫出牢房，由武装特务押至开阔地，罗慧开点名核对后，假惺惺地哄骗道：“现因时局紧张，奉命将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说着，特务们便上前捆绑，用棉团捂嘴，布条蒙眼，强行拖拉，扔上刑车。志士中有当场反抗的，被毒打致昏。不到半个小时，“人犯”捉齐，行刑队员每人领到一把雪亮的刺刀，说是“为避免惊动附近的居民，最好用刺刀戮杀。如果不行，再用手枪击毙”。执行的要求是“行动秘密，行动要快，干净利落，不露痕迹”。

半夜12时左右，装满革命志士的刑车沿金河街飞速驶向新西门外十二桥处，距桥西南200米的地方停下，那是一个乱坟坝，残留着一条长50米，宽深各一米的防空壕。这里被设定为刑场，待警戒布妥，机枪架好，屠杀正式开始。那天夜里，西风飒飒，细雨渐浙，鬼魅般的特务每次从车上拉下两个人，交给4个行刑队员，挟持着拖向防空壕，先用刺刀戮杀，仍不断气，再以手枪射击。为了掩盖枪声，两部汽车同时开动引擎，加大油门，马达轰鸣声、喇叭的笛笛声，如狮吼、如狼嗥。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挡住行刑的声音。于是，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奋力挣脱捆绑，撕下嘴里的棉团，用生命赋予的最后力量，高呼口号，脚踢、身撞、牙咬，与特务们展开了搏斗。

就这样，连打斗，带杀戮，行刑队员们往返16次，直至次日凌晨2时半，才全部屠杀完毕。善后的掩埋工作又延续2个多小时，到8日上午5时许。

在这批被杀害的烈士中，有中共党员14人、民盟盟员5人、民革成员3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他们中有：

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杨伯恺；1926年在万县“九·五”惨案中奋起抗击英帝国主义军舰的民族英雄、老共产党员于渊；1928年参加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西地区红色风暴第一枪的老共产党员王干青；以及长期潜伏敌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队起义的优秀共产党员晏子良和“川西解放组”成员杜可等五勇士……

幻灭与疯狂

叙述到这里，总觉得应该对毛人凤近乎于疯狂的残暴行为作些议论：这究竟是一反常态呢（指“谦谦君子”与“刽子手”的性格反差）？还是一人千面（指性格的多样性）？究竟是本性使然呢？还是出于无奈？为此，必须再谈一谈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是于牌理中演绎出的人生哲学，所谓：“忍、等、狠”三字诀。综观毛人凤在大陆期间的全过程，自跟戴笠以来，到就任保密局局长之前，坚于“忍”，苦于“等”，是他奉行这一哲学的主流方面，“狠”作为彼此呼应的一翼，只是偶露峥嵘，基本没有引起外界太大的注意，所以那个时期，毛人凤的谦谦风范，大获口碑，甚至连戴笠都以为他有“菩萨心肠”。然而，就任保密局局长以来，“忍、等、狠”三昧的主次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狠”渐入主流，“忍、等”逐步退入末梢，尤其是完全取信于老蒋，并被引为心腹之后，用沈醉的话来说，毛的假仁假义，“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当然是与“忍、等、狠”具备的功能分不开的。“忍”是内涵，体现容让的功夫，祭起它，能避免矛盾，减少麻烦；“等”是窥伺，是以静待变，易于捕捉机会，即便很少，不错过就是成功；“狠”是出击，利于张扬气势，利于树立权威，利于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因此，当毛人凤没有力量时，根基疲软时，容忍和等待，便减少了伤害，觅取了机会，以丰满羽翼，渐至强壮。事实证明，在戴笠统治军统的时期，以及毛人凤掌握保密局大权之前，“忍”、“等”之道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相反，当毛人凤具备力量后，特别是有恃无恐时，“狠”的一昧，又促使他在剪除异已力量和进行反共内战的过程中，树立了无可撼摇的权威，即便处在“真假保密局”共存，失却“正宗”的不利条件下，都无法改变他能够控制特工力量的事实。由此可见，“沙蟹”哲学宽泛他讲，它是一种处世哲学，适用于生存之道，讲究一个“立”字；狭义他讲，它又是一种政客哲学，着眼于取势之道，有益于谋得权位。由于毛人凤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政治是他的主色调，所以“沙蟹”哲学于他来说，就是生存斗争中的权力之道，权力斗争中的生存之道。

这样一来，对毛人凤截然不同的评价，便可有不入懵懂的明晰。说他谦谦容让的，诩以“长者风范”；说他残忍狠毒的，竟以为比戴笠犹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执其一端，是偏颇；不分主次，不注意过程，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同样也是偏颇。就拿毛人凤在大陆最后的一年来说，形容他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应不为过，尤其是在行刺屠杀的活动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究其原因，从“沙蟹”三字诀的逻辑中寻找理由，无可或缺；但仅仅局限于此，未免有肤浅之嫌。我们觉得：源于个性找特殊不错，超越个性往深广的底蕴上发掘更好。分析这一时期的毛人凤，既要从普遍性着眼，又要从他的特殊性来看。

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三点：

首先，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使得敌我之争进入了空前残酷的阶段。这里的政治斗争白热化，就是指蒋介石独裁政权与人民民主政权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三大战役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强大，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而国民党内部则分崩离析，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绝境之中，出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本性，他必然无法摆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捣乱取胜的可能性越小，对革命力量的仇恨就越深，反扑报复的行为就越疯狂，越丧失理智，或许这就叫“困兽犹斗”吧。蒋介石的这种定势，无可避免地会传播给周围，从而使残忍狠毒成为一种群体行为。前几章，我们已经摆了不少材料，说明毛人凤受这种定势的影响，逐渐变得疯狂和丧失理智的事实。比如，卢汉放掉了“九·九整肃”的被捕人员，毛人凤自说自话地命令沈醉再把这些人抓回来杀掉。又如，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前，有人提出是不是把两个婴儿留下来的时候，毛人凤厉声斥责：“养大了让他们来报仇吗？”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顽固的反共立场促使他坚定地站在与人民政权对立的一面。有一个例子很典型。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委、立委、监委等44人发表宣言，表示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有个叫牛惠清的也在其例。此人原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香港方面有情报传来，说是参加通电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接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牛惠清却没有收到，颇有进退维谷的恐惶。毛人凤听了如获至宝，马上向蒋介石汇报，蒋深以为然地指出：“我过去向军统特工们训话时就说过了，除了跟着我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的。”毛人凤忙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的形式分发各单位，要求尽快传达。当时，他正在昆明指导“整肃”，老蒋的这段指示便由他亲自传达。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传达老蒋这段指示时，畅谈了自己的体会与决心，最后还激昂地领着大家振臂呼喊了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再就是与日俱增的幻灭心态，加剧了残暴行为的疯狂性。毛人凤争到保密局长的地位，并且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凭一个无资无历的白身是十分不易的。也许正是这份珍惜，才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更加痛心疾首。毛人凤这个人十分迷信，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是命运的安排。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人凤突有感悟——党国之所以迅速败亡，毛病便出在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这就是象征，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最后“满地红”了。他把这个想法跟潘其武一讲，老潘大表赞同，说是要改变恶况，必须修正国旗，最好是全部的青天白日，当中一点红，那样就是国民党包围共产党了。这类话，关起门来说说可以，真要堂而皇之地作为一个提议，一定会被人嗤为荒唐。但摆在心里，毛人凤是相信的。因此，幻灭心态便与日俱增，反映在行为上，鱼死网破之类的毁坏欲也与日俱增。就拿11月14日炸毁广州海珠大桥来说，完全是不计后果，无视生命的疯狂行为。当时，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铁桥崩塌，车辆毁坏无数，行人死尸狼藉，附近河面上沉船多艘，桥边的店铺震塌数十间，死伤近千人，死者的残肢断体垂挂在树权上，浮在水面上，惨不忍睹。

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年11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日，徐远举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10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看来，要在重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必须加强与军队方面的协调。大家都同意毛人凤的看法，徐远举还建议毛人凤找顾祝同、杨森谈谈，杨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与毛的私交特别好，他这里的交道打通了，不愁下面缺乏协作精神。毛人凤觉得徐的建议很好。

下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召集公秘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破坏工作，到会的有：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副局长彭自强、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徐远举一回重庆，廖便卸去代区长的职务），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副区长王立生、李修凯、重庆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刑警处处长张明选、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参谋长范诞生、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以及先后从香港、台湾抵达的郭旭、成希超、杜长城等。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指示，并会商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特务们忌讳破坏，叫“破厂”），由廖宗泽为处长，负责实施大破坏，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纲，廖宗泽与范诞生为副总指挥，办事处内部设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调遣部队）、技术组（负责破坏的技术指导工作）、运输组（负责运送破坏器材），组长分别由西南特区游击计划委员唐伯岳、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与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担任。

二、为配合军事行动，加强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接洽联络工作，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

三、拟具破坏计划，测算经费，呈请蒋介石批准。这两项工作分别由徐远举、郭旭负责。

①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长沙搞“焦土抗战”，由于情报失误，烧城的时间提早了，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此，老蒋光火，惩办了几个“替罪羊”。

四、确定破坏重点和破坏程度，原则上以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库存物资器材，以及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无线电台、公路桥梁等为主要目标，各兵工厂破坏的程度为一年之内不能恢复生产。

五、明确执行单位，主要由交警部队、重庆卫戍总部警卫团与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厂警卫大队组成。另外，所有在重庆的公秘单位都有全力协助的责任。破坏所需器材、炸药和运输工具，由国防部第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六、破坏的时机，听候命令。

会议结束后，毛人凤会同廖宗泽、徐远举等，又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警卫大队长、技术总队成员开联席会议，对兵工署在重庆的十一个兵工厂的五百多个预定破坏目标进行测算。随后，杜长城将技术总队分为11个小组，请警卫稽查组特务引导，前往各目标勘察，预计需炸药300多吨。

杜长城还去了空军机场、仓库勘察，发现有物资一千余吨，包括一万余支卡宾枪以及大量的器材、汽油、损坏的飞机、棉军服等等。空军方面保证，届时用炸弹和汽油予以焚毁。同时，从加强指挥、避免职责不清的目的出发，毛人凤把所有的破坏目标分别划入11个地区，委任了11个地区指挥官。

大约11月21日，破坏计划和经费预算出来了，毛人凤呈报蒋介石核定后，一次发放银元4万元。22日上午，毛人凤、徐远举去见顾祝同，接着在杨森公馆同参谋次长肖毅肃、陈良，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兵工署长杨继曾、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等会商破坏时机。负责作战的肖毅肃认为，破坏可以在共军进至南川附近时进行，其他人另有看法，意见不尽一致。毛人凤提出，是否暂不规定时间，让有关人员做好准备，枕戈待旦，一有命令立即行动。大家觉得这样也可以。

死城废墟

11月23日，解放军沿川黔公路向重庆挺进，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

迅即炸毁綦江大桥。于是命令技术总队成员率交警一分队，携3吨黄色炸药出发，赶到大桥时，大桥已被解放军占领，第一辆卡车来不及掉头，当场就擒，后面的见势不妙，扭转车身逃跑。綦江大桥安然无恙，毛人凤暗暗顿足，连连责骂守桥部队是老鼠胆、兔子腿。

为了避免綦江大桥的失败重演，毛人凤加紧了准备工作的实施。11月24日，社长城奉命赴空军白市驿机场，将机场设备、仓库和破损的飞机全部装上定时炸弹，预定30日下午炸毁。

11月27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的主力和四野的四十七军打到南川以北的地区，歼灭宋希濂和罗广文部共3万余人。当天，毛人凤命令各破坏部队以战斗行动强行进入目标，勒令工人停工，驱逐出厂，迅速实行戒严。接着，技术总队开入，在厂房、仓库以及各重要设备处安放炸药，装置雷管，一切完毕，候命等待执行。

毛人凤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根据肖毅肃的建议而采取的，并没有请示老蒋同意。第二天，便在重庆全市引起震撼，各界舆论反响强烈，惊动了老蒋，老蒋非但没有责怪，还连连说，毛人凤干得好。于是，当天中午，“行政院长”阎锡山发布紧急命令，要各兵工厂立即停工，所有警戒勤务一律交交通警察总队接替，违者依军法从事。一道行政院令客观上追认了破坏行动的“合法性”，毛人凤颇觉满意。

11月29日中午，蒋介石在山洞官邸召集顾祝同、肖毅肃、钱大钧、王叔铭、杨森、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等陆、海、空、情（报）头脑开会，决定从当天下午开始“疏散”（撤退），同时实施大破坏。会议结束，毛人凤立即把指挥部挪到离重庆10公里的山洞警察局，然后用电话通知廖宗泽，下达破坏令。下午6时，重庆各兵工厂同时点火引爆，城郊顿成一片火海，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得大地发颤，把老蒋山洞官邸的窗户玻璃也弄碎了。晚7时，爆炸延伸到各发电所、水电厂、动力厂，其间，破坏最为严重的是二十一厂，火药库被引爆，片刻间把工厂炸成齑粉，连带着周围的房屋毁坏无数，死伤不下千人。据社长城估计，破坏严重的程度，一年以内难以修复。

晚8点，各地区负责破坏的指挥官聚首山洞警察局，准备撤退。突然又传下蒋介石的命令，要毛人凤把停泊在重庆嘉陵江内所有的海军军舰炸沉，毛人凤隔着窗子朝外看，重庆城里到处是火光，不由地心生焦急。“到了这般田地，怎么个炸呀？”毛人凤环视左右，希望有人自告奋勇。可惜没有，于是一咬牙，拉上徐远举准备亲自犯险。汽车于城郊往市里开，沿途逃难的人流汹涌，败兵溃勇夹杂期间，阻塞道路，行进维艰，爆炸声、枪炮声不绝于耳，汽车开了几公里，再也无法前进，只好折回山洞。“怎么办呢？”毛人凤一筹莫展。徐远举突然想到杨森，马上建议毛人凤与杨联系，由他帮着把这事办了。毛人凤想想也只好如此，便打电话给杨森，语气很苦恼。杨森倒是爽快，一口答应下来，扭头就通知有关方面准备执行。谁知“永安”号、“郝穴”号等军舰已宣布起义，这会儿，正开往川东江面。抓了瞎，炸不成，蒋介石的命令又成一纸空文。

29日深夜，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老蒋故作镇静，慢慢地掩上山洞官邸的大门，驱车向白市驿机场驶去。毛人凤、徐远举等随后离开指挥部，于30日凌晨抵达机场，等到天色放亮，飞机呼啸而起，尾追着老蒋的身影逃往成都。接着，重庆最后一个破坏目标——白市驿机场在一阵炸雷般的爆破声中被摧毁。

重整残旅

11月30日下午，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人的座机，于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周迅予告诉毛，老蒋已去北校场，特别关照：毛先生一到成都立即去见他。

北校场现在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的所在地，里面有一幢三层的法式小楼，是军校给老头子预备的行馆。毛人凤驱车抵达时，老蒋已经睡了，俞济时对毛说：“总裁极其辛劳，差不多三天没睡过囫囵觉了。刚才还把张群、王陵基、邓锡侯、刘文辉叫来打气，表示要在川西跟共产党决一死战。现在恐怕是累了，正睡着，要不，毛先生也去休息一下，待老头子醒来，我再打电话通知你？”毛人凤把下榻的地方告诉俞济时，便回到了东门街周公馆。

半夜里，俞济时打来电话，说是老蒋醒了，正等着见毛先生。毛人凤不敢怠慢，乘车前往北校场。

蒋介石急着见毛人凤，是不放心自己在成都的安全，尽管小楼周围和军校各大门的警卫都换成军校的学生，其实，这种做法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老蒋喜欢故作姿态，表示自己对“学生们”的“无比信任”，内心深处却很紧张。眼下，他召毛人凤来，正是为解决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隐患。

另外，对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他也不放心，要毛人凤通盘考虑如何加强警戒的问题。毛人凤天性谨慎，思考问题填密，这是老蒋（把安全警戒任务交付他）最能够放心的一个理由。经过编排，最后决定，将交警第二旅调入成都市区，旅长何龙庆兼任省会警察局长；再调胡宗南的第三军来成都担任城防，军长盛文兼任防卫司令。毛人凤知道兹事体大，天一亮就抓紧部署，完毕后向老蒋汇报，从神情上看，总裁是满意的。

这一头摆平，毛人凤立即开通与云南站的联络。他知道重庆失守，成都无险可依，真正的后方倒是云南、西昌，所以必须充分了解那里的情况。与此同时，还要跟蜷缩在成都的徐志道“结帐”，把那个保密局的大印收回来（此事已在第十五章作了交代），以及重新组成保密局成都办事处。再往后，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战略要求，着手营建“西昌行辕”。

当时，围绕重庆丢失后的作战战略，有好几种构想：一种是退守云南；一种是固守川西；再一种是撤到西康。按照毛人凤的想法，如果不把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搞掉，三种方案，一个也靠不住。前几天（12月1日），沈醉从云南来电报告：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当地的军政负责人大多收到了地下党以解放军名义发出的通知书。

有确凿证据表明，卢汉手下的安恩溥、杨文清等已和中共地下人员有秘密接触，至于卢汉本人的行动正在密切注视之中。毛人凤把沈醉提供的“云南方面”最新动态向老蒋作了汇报，同时激烈地驳斥了张群坚持怀柔，冥顽不化的立场。蒋介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十分坦诚地对毛人凤说：“卢汉不可靠，我是明白的，但是现在这种局面，动摇的同志总比不动摇的敌人要好。还是要想办法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投向共产党。一定要把云南、西康建成反攻基地！”看着老蒋逐渐激昂的情绪，毛人凤不忍心再说扫兴话，心里却不乏悲凉。

蒋介石以为说服了毛人凤，情绪恢复平静，他告诉毛人凤，张群愿意去云南，可以让徐远举跟着，再叫胡宗南开一部分军队过335去，不怕卢汉翻天。如果云南稳住，贺国光再在西昌扎牢根基，我们在大陆就有了回旋余地。毛人凤听着老蒋蛮有信心的语音，暗想：党国现有的基业，恐怕要毁在张群手里了。后来，毛人凤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痛心回首，一直认为：党国败在二张之手，一是张治中①，二是张群。

毛人凤埋怨老蒋轻信张群，多少有一点误解。其实，老蒋怎会不知大势已去？作为战略上的考虑，他正决定把“中央”摆在台湾，“行辕”设在西昌，并辅以相应的口号叫：政治台湾，军事西昌。但作为领袖，精神不倒是个永恒的支柱，老蒋故作姿态地体现镇静，目的不离此节。至于张群的怀柔政策，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希望？老蒋也渐觉渺茫。有一次，他请刘文辉、邓锡候、熊克武、白传义等人吃饭，提出要他们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大家都答应了，届时却没人送来。再往后，这些人索性避而不见，老蒋派王缵绪找到刘文辉，让他对刘说：“人与人是要讲感情的，你做了我多年部属，就算我今天死了，你也要来送葬呀！”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文辉依然不来。或许是出于更多的考虑，譬如稳定军心，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等等，蒋介石一直没有对地方实力派采取行动，毛人凤以为是遗憾，蒋介石更多的可能是无奈。

①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方面谈判，生怕汤恩伯的备战行为刺激中共，引起谈判破裂，竭力主张偃旗息鼓，毛人凤认为这是南京、上海守卫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小转移

当然，为了鼓励毛人凤的忠诚行事，蒋介石也答应，必要时，允许干掉卢汉，另以李弥代之，但一定由自己发出指示，不可妄为。接着又谈到了云南行动（指张群和胡宗南军队开进昆明的事）所需经费的问题，毛人凤觉得最好调集一部分硬通货（指金银）。不知怎的，勾起了老头子的脾气，连连责骂关吉玉混帐，王叔铭该死。原来，“中央银行”有100多箱银元（共计23.6万元）存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老蒋特别关照要抓紧送往台湾。不料，重庆丢失得太快，“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临时把运送银元的飞机改成了运送太太、姨太太和公子小姐，结果白银全部留给了共产党。老蒋要追究责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关吉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罪责难逃。

“幸亏你们保密局还有所建树，否则叫我拿什么运到昆明去？”老蒋骂完了关吉玉、王叔铭，更觉得保密局跟自己同心同德，这种不加掩饰的亲近感，使毛人凤既得意又满足，同时，也为自己隐而未彰的“小自私”稍觉惭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1月27日晚，重庆实行宵禁，稽查处截获了5辆卡车，装的全是金砖与墨西哥鹰洋。周养浩接到属下的报告，立即赶往稽查处停车场，检视完毕，大觉惊讶，马上去见毛人凤，说了这件事。毛人凤又向蒋介石汇报，老蒋要毛查一查货主是谁？并责成保密局将5车金银送到成都。第二天，“货主”找上门来，自报山门，原来是贵州“中央银行”的总经理，声称这批金银是从贵阳撤到重庆，打算送到台湾去的公物。周养浩出身于军统，对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勾当熟门熟路，一个昆便看穿“总经理”的行径，于是佯装公事公办的模样，答应查一查，还一个劲地埋怨对方怎么不事先打声招呼。

“哄”走了货主，周养浩开打小算盘，计划把5车金银运往成都后，扣下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另派用场，这一主意当然要经毛人凤点头。谁知，东西弄到成都以后，克扣的预谋没能实现，最后献给老蒋，倒成了一桩解危解困的大“贡献”，说来全归于一个“巧”字，开始碰得巧，后来做得巧。毛人凤从北校场总裁行馆出来，一边庆幸，一边又抵不住袭来的悲哀。4月份，在上海抢运金银，那个阵势何等壮观，那才叫大转移，仅仅过了6个多月，连搬动百把箱银元都有了困难，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虽显颓势，但半壁江山在手，干的是大转移小破坏；此时，蜷缩片土，干的是小转移大破坏，形势啊……想到这里，毛人凤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三鼓而竭

在成都期间，毛人凤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营建“西昌行辕”的事，他要关心；布置潜伏、破坏、游击的事也要亲自过问。前不久，“全能情报员训练班”的学员从重庆逃到成都，占了稽查处的好房间，杜长城的技术总队不乐意，硬要夺这房子，双方互不相让，顶开了牛，“全能班”的这帮学员，自以为后台坚硬（王莆臣是全能情报员训练班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主任，主任由毛人凤自兼），“哗啦啦”全亮出家伙，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技术总队的队员。杜长城也不是泥捏的，嗖地跳到一个炸药箱前，掀掉板盖，大喝一声，不许乱动，否则一块儿完蛋。吓得稽查处督察长张尚钰陪尽笑脸，两边里说圆场话。毛人凤惊闻此事，很不高兴，训斥道：“有胆气，怎么不朝共产党使？什么时候了，还搞窝里斗！”接着，便让王莆臣先回台湾，然后把“全能班”的学员全数交给周迅予，伙同成都的特务武装，合编成六路游击武装，准备在成都丢失时，进入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总称为“反共救国军纵队”，6路纵队的队长分别是何龙庆、曾晴初、罗国熙、杨超群、刘崇朴和周迅予。

为了鼓舞余勇，毛人凤特地请老蒋在中央军校召见了“反共救国军纵队”的几个头头。老蒋讲了一通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反攻复国的重大意义，然后给每人发下一瓶毒药，上面贴着标签，有八个字：即“效忠党国，杀身成仁”，悲矣？壮矣？惨乎？烈乎？谁也说不清楚。

接下来，毛人凤又召成都站站长刘鉴先汇报有关潜伏的工作，大到人员、方式，小到发报机型号、密码卡，样样过问。同时，还把“总裁办公室”的上校机要译电官张抵山借来当通讯业务方面的顾问。张建议改用潜伏人员熟悉的文章的明码，轮次乘，以消灭有形的密码本。比如《百家姓》中赵钱孙李的赵字，明码是2728，钱字的明码是5834，这8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用来乘8次，挨次使用，用过一次便放弃，就不容易被中共破译了。毛人凤觉得这个办法好。另外，毛还在潜伏电台的启用时间上，开动脑筋，决定让容易暴露的先开通，以此掩护不易暴露的。总之，落在内行人眼里，毛人凤习于此道已是愈来愈“入门”了。

再就是大破坏的工作，没等计划和预算出来，老蒋已关照国防部财务预算署发给保密局6万元，一半是银元，一半是黄金。毛人凤知道总裁的慷慨是基于对重庆大破坏的满意，所以临场布置也特别卖力。他到成都的第三天（12月2日）便接到蒋介石把内江到成都的公路大桥予以彻底破坏的命令，并说，将来成都和新津的机场也要彻底毁掉。据郭旭回忆，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这个命令时，完全是单独召见，连胡宗南都得在外等候。

当天下午，胡凌影率技术总队20余人，前往内江，把内江大桥炸毁。接着，毛人凤又要杜长城赶快绘制出成都爆破目标图送审，杜以为时间不够，毛人凤说：“不绘图不行！就是把成都炸成粉未，图也是要绘的。”然而，督促归督促，布置是布置，毕竟夕阳西下，余辉已弱，论人员、器材、时间、精力、士气都有三鼓而竭的态势①，同时，还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不测事件，迫使毛人凤转移工作重心，使得破坏工作没能完全落到实处。

①与重庆时相比，毛人凤在成都完成大破坏的困难要多得多，一是缺乏爆破器材和炸药；二是文警总队大多在重庆被消灭，人手不够；三是准备的时间不充裕，等到成都失守后，社长城的爆破目标图还没绘制出来；四是前景暗淡，士气低落，影响了工作进度；五是毛人凤顾及的事情太多，后来又因为蒋介石的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将破坏潜伏方面的事搁置起来。

不祥之兆

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不测呢？事情还得从蒋介石住军校说起。

蒋介石住进北校场中央军校，毛人凤是不赞成的，要说理由，主要是以为不祥。1949年6月，中央军校举行建校纪念日的阅兵典礼（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开学，迄1949年为25周年），悬挂在“中正台”，即大型检阅台后、中门上的青天白日旗，由于系旗的绳索断裂，突然坠落下来。当时，毛人凤在台湾，闻悉后以为是不祥之兆。当年9月12日，蒋介石飞往成都，14日中央军校又搞了一次检阅，老蒋站在“中正台”上训话，没讲几句，假牙掉下来，训话只好半途中止。毛人凤从俞济时那里听说此事，突然联想起“西安事变”，老蒋越窗逃跑，跌落假牙的一节，顿起狐疑。11月30日，毛人凤随老蒋退守成都，12月3日，中央军校再一次举行阅兵仪式（这是老蒋在大陆最后一次检阅黄埔学生），毛人凤也参加了。上午9时半，毛人凤随张群，顾祝同等人走上“中正台”，国歌奏响，开始“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的注目礼下，顺着旗杆慢慢上行，行至中途，忽听一声脆响，绳子断开，随后与旗子一起飘落下来，毛人凤跟大家一样，十分震惊，又以为是个凶兆。

毛人凤十分迷信，深以为中央军校是不祥之地，他要对总裁的安全负责，一丝一毫不敢大意，包括连迷信方式获得的不安全感，也要“小题”大作，故而竭力反对老蒋住在中央军校。但是，老蒋偏偏注重精神之道，认为愈是困难，愈是要垂范，藉以宏扬“黄埔精神”，因此，没有比住在中央军校更合适的地方了。这样一来，毛人凤付出的就要更多，担待的也就更多。

中央军校究竟有没有让毛人凤担心的“不祥”呢？据于东先生所撰《蒋介石魂别大陆》一文披露，“不祥”是有的，策划者为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委“留蓉工作部”的唐会昌等人。原先准备炮轰者蒋住的那幢小楼。当时，北校场中央军校北墙外，有一些杂草丛生的荒野坟地和蔬菜田，菜田里有几个低矮的窝棚，是看菜人住的。有个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团长姜期永在窝棚里设置了一门迫击炮，距者蒋住的小楼最远不超过300米，只等证实老蒋住在小楼里，便可发起轰击。后来，地下党顾及此事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引发反动派向成都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不符合上级关于“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精神，便决定改炮击为活捉。

另外，据当时的军校在校生谷云鹏先生所撰《军校末期起义前后》一文所载，9月初，军校有三个主要军官和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了联系，一个是军校教育处少将处长李永中，一个是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再一个是肖步鹏（职务不详，军阶也为少将）。9月8日，这三位少将与中共地下党方面达成协议，在适当的时机举行起义，这个协议简称：“九·八协议”。

11月底，老蒋住入军校，李永中、肖平波、肖步鹏便密谋扣蒋，然后领导军校起义，但不知什么原因，肖步鹏突然叛变，出卖了起义计划，使得老蒋在军校举事前出走，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永别大陆

老蒋外受地方实力派投共之迫，内居腋下时时生变之险，却又不能为一己性命，临阵脱逃，自毁阵线。怎么办呢？为了实现坚持到底的意义，他便把所有居险无险，化险为夷的难题，主要交给了毛人凤去化解。为此，毛人凤殚精竭虑，熬尽了全部心血。①谁也说不清他布了多少迷阵，设了多少圈套，甚至连蒋介石周围的人被搅和进去，都不知是真是假。首先，毛人凤对蒋介石安全上的考虑是极为周密的。警戒的问题，前面已有叙述；应急的问题也考虑了诸多的方案。比如，当时成都的绅商担心国民党溃兵趁机抢劫，曾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放置木栅栏，毛人凤生怕这种作法蔓延开来，会困住出路，便建议蒋介石下令制止，确保道路的畅通。又如，毛人凤叫人在军校的城墙上开一个豁口，准备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从小楼逃上飞机等等。其次，不失时机地故布疑阵，让外界无法知道蒋介石的确切行踪，就拿中共成都地下党的“捉蒋”计划来说，最后没有成效，无法确定老蒋的行踪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次，他们获悉老蒋要去励志社住宿，认为情报来源十分“可靠”（是侍从室透露的），结果，蒋介石根本没有离开军校，显然是故布疑阵。又如，毛人凤指使手下在老蒋住的小楼周围挖地道，一条通向新津机场，一条通向凤凰山机场，但从老蒋最后出走的路线看，这两条地道显然是摆摆样子，用来迷惑对方的。

①毛人凤到台湾后，身体急速垮下来，这段时间过度的操劳伤神是个重要原因。

12月6日以后，局势日趋紧张，围绕着老蒋的行动，也更加扑朔迷离。

6日晚，沈醉和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等在余程万的军部密商，认为卢汉走傅作义道路的迹象已十分明显，请示毛人凤是否要执行杀卢的计划。这一天晚上，卢汉也在召开准备马上起义的会议，会议从夜晚11时，一直开到12月7日早晨6时为止。

12月7日上午，蒋介石派张群飞昆明，“行政院”同时作出决定，“中央政府”马上迁往台湾，大本营设于西昌。

12月8日，“中央”忙着飞台北，“行辕”忙着撤西昌，一派乱哄哄。

那个叫盛文的成都城防司令，没给老头子“保驾”到底，弃职溜走了。消息传出，老蒋深感吃紧。晚上，张群从昆明飞回，带来了李弥、余程万和龙泽汇三位军长。龙指挥的九十三军，由卢双的地方团队扩充编成。老蒋一见他肯随张群来成都，对稳住云南又生信心。蒋先召见张群，张说卢仅不顾大局，不讲私交，开口要钱。接着再召见三位军长，训示说：必须保住云南。龙当时的表态十分坚决，令蒋满意。

8日晚，老蒋与“中央”一起离开成都飞台湾的传闻不胫而走。第二天，报上有消息予以证实，题为《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蒋介石到底去了台湾没有？郭旭在回忆中说，12月9日，毛人凤、徐远举、成希超、郭旭、周养浩等人在新津机场登上飞机，准备经昆明去海南岛。这时蒋介石也在新津机场，说是要飞西昌，大家表示愿和总裁在一起。老蒋没有答应，并说“你们在大陆没事了，抓紧去台湾吧。”结果飞机临起飞前，蒋介石突然派人把毛人凤叫去，徐远举、郭旭、周养浩等了好久，不见毛人凤回来，不一会儿，接到起飞的指示，才估计老蒋带毛人凤去西昌了。

同一天，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先后飞往昆明的张群、徐远举、郭旭、周养浩等相继成了自投罗网的鱼儿，统统被卢汉扣下，毛人凤幸免此难，是因为临时被老蒋喊走。这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事前蒋、毛有默契呢？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是否飞了西昌呢？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报上登的消息是故布疑阵。

蒋介石9日飞了它处（就算是西昌），那么何时去台湾的呢？按照王陵基的回忆，当在10日上午。他说，10日清晨，刚准备睡下，俞济时突然派人将借用的丝棉被子还来，王估计老蒋要走了，赶紧驱车去军校。车子开到校门口，便见总裁的车队鱼贯而出，忙叫司机沿小路开到凤凰山机场，下车一看，毛人凤孤零零地站在老蒋的专机下，片刻之后，车队才到，老蒋行色匆匆，招呼也没打就登上了飞机。然后，又站在机舱门口向四面张望，看清是王陵基，便把他叫上飞机，谈了几句话，飞机便飞走了。

但从蒋经国的日记来看，10日上午，老蒋似乎还在成都，当时，与重庆和昆明的电讯接通，第一封电报是卢汉拍给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老头子。当时，大家还劝蒋介石不要飞西昌，还是赶快回台湾吧。于是，下午2时许，老蒋才从凤凰山机场起飞，于晚上6时30分抵达台北。

蒋经国日记与王陵基的回忆，时间上虽有半日之差，但基本确定于10日老蒋飞往台湾。以后，这一天也成为普遍认同的说法。然而，仍有不可自圆的地方。比如，蒋经国12月12日的日记中说：“想起昨日倘在成都共军的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这里的昨日，当是12月11日，这说明：11日老蒋还在成都。

蒋经国日记中还有一段话，称：“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现在一般的记述，都以为刘、邓、潘（文华）宣布起义是12月9日。但据当事人回忆，通电发生的实际时间为12月11日深夜。刘德等人所著《彭县起义》一书中说，刘文辉所以署9日，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云南卢汉，或者造成彼此呼应的政治效果。现查《西康省政府、陆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部公告》（即起义宣告）和《西康省政府、二十四军令饬摘去国民党国旗、帽徽，蒋介石像及反动标语电》等历史文献，均署12月12日。

看来，认为老蒋是在得知刘文辉起义后，才彻底绝望飞台湾的，似乎符合逻辑。那么，时间至少不早于12月12日。当然还有说13日的，于东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

总之，老蒋永别大陆的准确时间是个谜，造成这样的结果，究竟是生逢险境，方寸大乱而记忆不周呢？还是毛人凤为隐匿老蒋的行迹，做尽了文章呢？自有公论。1956年，毛人凤患病去世，有人于盖棺论定时点评他的“功绩”，特别说到了这一段，称：“初，总统宣告引退，政局日非，中外人心，皇皇不可终日。君独困心衡慈，力图维及其所事，密饬所属，匿其行迹，继续效力，其处境艰虞，非外人所能臆其万一。”

孤岛冷月

1950年1月1日，溃败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破例地没有搞“团拜”活动。

这一天，毛人凤接到蒋氏父子的邀请，前往日月潭涵碧楼与总裁一起“欢度”节日。

日月潭地处台湾中部的南投县鱼池乡，是当地最大的天然湖，北半湖状如日轮，南半湖形同残月，由此得名日月潭。潭的四周山峰叠翠，环抱的湖面十分辽阔，周长不下70华里，放眼望去，潭水湛蓝，堤岸曲致，景色宜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休闲胜地。老蒋飞赴台湾后，第一个圣诞节就在这里度过，虽说不乏美酒佳景，却凄于孤岛冷月，兴味索然。据蒋经国在日记中所云：

当时，老头子（指老蒋）已被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自以为谋事“竭尽心力，但天不祐人，”工作徒劳，其实是“知其必败而为之了”。几天后，果有消息传来，成都失守；向昆明反攻的李弥、余程万部下落不明；30日那天，蒋介石电令逃往海南岛的胡宗南马上飞赴西昌，搜罗从四川“退”下来的残军，死守三个月，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命令的口吻坚决得近乎冷酷，成败与否，老蒋不抱奢望。因此，元旦迎新日，深深陷于不堪回首、无法割舍的怀旧伤感中，老蒋哪里还有搞“团拜”活动的兴头？

这一天，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英，大家陪伴着蒋氏父子荡舟潭上，垂钓解愁，突然，水面“哗啦”一声作响，银线连着鱼钩的那头，拽起一条大鱼，老蒋不禁为之惊喜，于是大家学那谶讳的老套，极尽演绎之能事，这个说“好兆”，那个说“吉祥”，总而言之“年年有余（鱼），否极泰来”，说得老蒋脸上有了笑容。

吃过午饭，闲情淡去，切入主题。老蒋先用低沉的音调叙述了近日反省的体会，大意是回顾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无不彻底失败而绝望，现在要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接着老蒋又说了开创“新历史”的打算——首先要重新造党，要旨是湔雪全党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和领导方式，凡不能在思想精神和行动生活上怀有破釜沉舟之斗志者，一律应该自动退党。其次是重新组织力量，积极有效地开展反攻斗争，鼓舞斗志，获取国际支持，最后达到光复大陆的目的。

说到国际支持，老蒋按捺不住地指责起了美国政府，说他们不讲信义，落井下石。毛人凤知道内情，颇有同感。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间有一部分内容是严厉指控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说老蒋是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援助，都无法挽回由蒋介石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人还暗中游说，怂恿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陈诚，抛弃老蒋，另立山头。

陈诚表面上虚与委蛇，回头却把老美的不良居心告诉了蒋介石。气得老蒋大骂美国人无耻！

当然，骂归骂，想归想。毛人凤知道老头子争取的所谓“国际支持”，其实也就是老美的支持，这情景与“恨之切，爱之深”的道理暗合，正可谓：

不是冤家不聚头矣！

然而，元旦过后没几天，即1950年的1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到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时，杜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美国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啻是对蒋介石的迎头重击，所谓“国际支持”的图谋，顿时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的尴尬，悲愤之下反而激起了“雄心”。此时，老蒋急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尽快复职，名正言顺地统揽党、政、军大权；二是显示力量，让岛内外所有的反共人士重新认同：蒋氏政权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独一无二的领导权威。

武装暴乱

蒋介石急于图谋，客观上凸现了毛人凤的特殊地位，那情景，颇似潮水退去礁石露的状况，道理亦浅显：盘踞大陆时期，国共抵牾，军事斗争是主战场，将军们“叱咤风云”，毛人凤只是个配角。眼下，退缩孤岛，明枪明炮干不成了，主要的手段就是开展“敌后斗争”，不断地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制造麻烦。

于是，统率几十万潜伏人员的毛人凤倒成了贯彻总裁使命的首要干将，这对经历数十年宦海沉浮，一朝跨跃诸多资历栅栏的毛人凤来说，真正是时来运转。未几，“显示力量”的指示化成无数个行动密令飞向各潜伏点，反革命的武装暴乱随之突起——1950年2月，潜伏在成都平原北郊什邡县三河乡一带的赵洪文国，

一个手持双枪的老土匪婆，接到密令，立即打出“西南反共游击军第二路绥靖司令”的旗号，发动暴乱，周围20多个县的土匪纷起响应，老太婆到处张贴布告，声称：“还我之民主主义，自由、民主、繁荣、强盛之伟大中华……”同年2月，潜伏于成都市郊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龙潭寺支队”司令巫杰，奉令暴乱，伏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某师政治主任朱向璃和他的警卫班，朱向璃一行20余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动一时的“龙潭寺惨案”。

同年3月，所谓“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曾绍华，于贵阳附近拦截交通，袭击干部，杀害民众，乃至纠合匪徒万余人，围攻贵州大学。

同年3月，以“川甘陕反共救国军”顾问，川北、江油、平武、广元、剑阁等八县的“反共游击联队”总指挥自居的黄清源，拥“兵”万余人，于川北之地发动暴乱7次，占领并捣毁县区政府20多个，杀害了许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

另外，还有潜伏于黑龙江省依兰县黑暗子窑沟一带的余大柱子，奉命暴动，先后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官兵100多人，并剥下人皮做成马鞍，专门派人去台湾，送给毛人凤当“礼品”。

据贺龙给中央的报告称，当时仅是川西地区，就有各种公开活动的土匪104股之多。与此同时，反革命的武装暴乱还由农村波及到城市，比如，1950年2月，四川南充市发生了暴乱，市内大片民宅，以及川北地区行署机关办公大楼全被炸毁。又如，广州中央医院隐藏着一个名叫“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的反动组织，从主治医师、护士到茶炉工20多名成员奉命暴动，将许多送到这里疗伤的解放军官兵杀害，有的官兵被拔去输血管；有的坐在轮椅上被推下楼梯；有的被闷在棉被里窒息而死。

其中最最险恶的还属“北京暴动案”，领衔人物是保密局特工江洪涛。

江洪涛原先的公开身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教会门组织——先天妙莲会的会长。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地下工作者曾打入过这个组织，并利用其特殊的影响，作了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后，江洪涛凭借这份“功劳”顺利地潜伏下来，同时，还掩护了一批国民党“地下工作队”的成员，其中有个叫马宗元的特工直接打入公安局二处，当上了情报员。随后，江洪涛伙同马宗元以协助纠察总队（北京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工作为名，设法让“地下工作队”一半以上的成员混进了这个组织。不久，江洪涛接到毛人凤的指示，要他不惜代价，在北京搞一次暴动，目标是袭击市公安局二处，烧毁王佑胡同的秘密机关档案。这一手足够厉害，一来在共产党的首都闹事，影响巨大；二来，烧毁档案，等于是搞掉了共产党反特挖潜的本钱。为了确保行动有效，毛人凤命令江洪涛亲自督阵。

江洪涛潜伏组的活动，全部是按“敌后”工作的要求开展的，因此，“地下工作队”的一般成员，都不知道江是他们的领导，江通过马宗元控制队伍；马通过一个姓孟的医生与台湾进行联系，这个姓孟的医生的诊所就开在宣武门牛街，事实上成为居间联络提调的关节点。

暴动计划尚在酝酿中，牛街的秘密联络点被我公安部侦破，公安部一局一处的侦察科长曹纯之先将来牛街联络的莫力奇秘密逮捕，经审讯，莫交代了与马宗元、孟医生的关系，并同意立功赎罪。此后，凡马宗元交莫力奇转给孟大夫的信件，曹纯之都先看过，最终掌握了全部“地下工作队”成员的名单，以及有关暴动的计划和联络暗号，并在举事前的一天，公安人员收网兜捕，自江洪涛以下全部被抓获，于是“北京暴动”的阴谋胎死腹中。毛人凤不甘罢休，又唆使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工，夜间放火，一次烧毁电车59辆，但无论其规模还是可能造成的后果来看，均不足与“北京暴动案”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勉力而为，丢了西瓜检个芝麻的勾当。

轰炸与爆破

与反革命武装暴乱相呼应，强化破坏活动，也是“显示力量，扩大影响”的一个步骤。自1950年春季开始，国民党空军连续对上海、福州等沿海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1950年1月25日12时27分，国民党空军的12架飞机从定海起飞，由长江口上空进入上海市区，以江南造船厂（解放军海军基地）为主要目标，实施轮番轰炸，共投下52枚500磅至1000磅的炸弹，炸毁18艘军舰和运输舰。小东门、陆家嘴、杨家渡、杨树浦一带，民房被毁400余间，死70余人，伤250余人。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从岱山定海起飞，分四批进入上海，向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水电公司投掷1000磅炸弹70余枚，致使电厂瘫痪，市内一半工厂停产，不少地区断电停水，另有千余间民房塌毁，居民死伤千余人。据董显光《蒋介石传》一书透露，龙华机场当时也被炸毁。

国民党空军的“一·二五”轰炸、“二·六”轰炸目标认定之准，投弹命中率之高，决非偶然。事后查明，是得到了保密局潜伏特工的积极配合，此人名叫罗炳乾，于1949年7月被毛人凤任命为上海潜伏独立电台台长，化名吴思源。当年8月，罗携带收发报机，经舟山抵吴淞口登陆，潜入上海，于妻兄施家瑞处立足，然后用保密局发放的经费，替施家父子开了一爿“振妃瓷器店”，自己以“跑街”名义厕身其间，白天搜集情报，晚上通过电台发往保密局本部。“一·二五”轰炸中有关目标方位的情报就是罗一手提供的。后来，罗炳乾的电台被我公安人员破获，自此，国民党飞机便瞎了眼，空袭的盲目性骤然上升。

1950年上半年还发生了两桩轰动性的破坏事件。一桩是“泽生”号被炸；另一桩是“留港飞机”被炸，幕后策划者都是毛人凤。

当时，大陆正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时期，物资相当匮乏，不少东西需经香港进口，尤其是棉花。为此政府实行了外棉进口免税政策。1950年1月9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大国改弦易辙的首例，蒋介石无法坐视，希望毛人凤使出一点手段来。毛人凤立即找潘其武、叶翔之商量，准备在香港至大陆的航线上制造一次轰动性的破坏事件，既给共产党、也给英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任务具体由叶翔之出面布置，由杜长城和他的技术总队负责执行。先是派特工混入香港，侦知有一艘在英国注册的巨轮“泽生”号即将满载货物驶往大陆。接着杜长城去码头踏勘，了解船体的结构、启航的时间等等。随后通过保密局驻港机构的配合，把定时炸弹混在货物中运进货舱。翌日中午，“泽生”号按时起航，几小时后爆炸沉没。消息一经证实，毛人凤大赞此为“反共救国”壮举。

留港飞机被炸的过程稍稍复杂一些。1949年初，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奉国民党政府令，陆续迁离上海，“中航”一分为二，总公司迁台南，机航基地迁香港；“央航”则迁往广州。

到了5月份，“央航”也迁到香港九龙。当时，“中航”在香港的飞机有70多架，“央航”有40多架，总体规模在亚洲地区屈指可数。1949年10月，保密局获悉：两航（指“中航”“央航”）长官有意追随李宗仁，打算把这批飞机和资材弄到广西去。为此，老蒋急召“中航”与“央航”的总经理来台北，当面询问。结果“中航”的刘敬宜来了，“央航”的陈卓林称病未到。

刘对老蒋发誓说，绝无此意，请总裁放心。到了11月，保密局又得到两航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再次电召刘敬宜、陈卓林，结果两人都没去，老蒋顿觉不妙。原来，刘、陈并没打算去广西，而是悄悄地与新中国派往香港的代表接上了关系。

1949年11月9日，“中航”、“央航”同时宣布起义，并驾领一批飞机飞往北京，降落于西苑机场。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起义人员。盛赞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与巨大影响，抵得上200万军队，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主席也给两航全体起义人员写了贺信。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派“交通部长”端木杰前往香港处理此事。接着，“外交部长”叶公超也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职务，另外任命沈德燮为“中航”总经理，戴安国为“央航”总经理。随后，沈、戴两人马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冻结两航在香港的资产（两航当时在启德机场泊有70架飞机，另外还有新建的发电厂、仓库以及各种机航器材）。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两航起义人员迅速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对在港飞机和器材实行全权管理。

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沈德燮、戴安国的“当然地位”未立已废，于是台湾方面又改变手法，串通陈纳德，以两航早将这批飞机和资材卖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获取两航的留港飞机和一应资产。2月23日，法庭宣判美方败诉，同时宣布解除“临时禁制令”。3月上旬，新中国民航局特地抽调一部分飞行人员来香港，准备将飞机逐批开往内地，这下台湾方面发了猴急，毛人凤正式向保密局驻香港机构下达命令，立即实施爆破计划，不得延误。4月2日，停泊在启德机场上7架属于两航的飞机被炸毁。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这一罪恶的破坏行径。与此同时，两航通知港九进步工会组成200人的纠察队进驻机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才扼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刺杀中共领导人

1949年10月，毛人凤应蒋介石的紧急召唤，曾从昆明飞赴台湾，接受了老头子亲自布置的五项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当时，由于西南省份的工作繁重，以及种种节外生枝的不测事件发生，牵扯了毛人凤的主要精力，这项任务便被放在缓一步的位置上加以考虑。眼下配合老蒋“显示力量”的工作要求和开展“敌后斗争”的需要，刺杀中共领导人的行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谋刺毛泽东

在毛人凤的刺杀名单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位居榜首。为此，毛人凤不知作过多少努力，付出过多少代价，事后想来仍为不知尽头的失败记录而寒心。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行动专家崔铎的失手，再一次证明了任务的艰巨性。

崔铎是“赛狸猫”段云鹏的徒弟，武艺高强，人送绰号“赛金豹”。这家伙轻功不及师傅，但为人凶残，以狠辣著称，双手都能使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1949年6月，毛人凤收到一份来自北平的密码电报，告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最新行踪，预计会参加7月1日在先农坛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集会。毛人凤闻讯大喜，马上着手筹划布置，决定派保密局的高级杀手崔铎前去执行。

崔铎奉命进入北平，前脚刚到，中共中央的保卫部门就已有察觉，说来也叫打开窗户吹喇叭——名（鸣）声在外，北平一解放，中共中央保卫部便对段云鹏、崔铎等“老牌特工”的行踪予以密切的注意，首先查清了他们在北平城郊的社会关系，计有一百多处，然后，逐个布控，严加监视，因此，崔铎一进北平，等于落入了一张事先张开的网。不久，公安部的特情人员通过调查，证实崔铎住在前门外大街69号，遂决定立即将其逮捕。

前门外大街69号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一座四合院，门楼紧闭，崔铎住在北房，东西两屋空着，院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负责执行任务的公安部一局一处侦察科长曹纯之是个老手，先指挥侦察员登上西屋、北屋，占据火力控制点，同时关照侦察员李玉核带两块石头上去。当时除了李本人谁也摸不清石头有啥用场。接着，曹纯之步入门楼，朝北房扔了一块瓦碴，故意弄出声响，好引“赛金豹”出洞。

崔铎此时正在屋内闭目养神，忽听门外有动静，顿时警觉起来，但没有贸然出步，而是稍停片刻，用竹竿挑开窗帘角，通过屋内的镜子观察院里的情况。曹纯之一见，心想果然名不虚传，便拿起喇叭筒朝房里喊话：“崔铎，你听着，我是公安局一处侦察队长，我的任务是来抓你崔铎的，我知道你枪法很准，百发百中，但告诉你，我也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望你丢掉任何幻想，因为你周围已埋伏着几十个侦察员，你走不了啦！如果你开枪，我们就会把你当场击毙！”崔铎仍不露面，屋里跟没人一般。

曹纯之继续喊话：“你要主动投降，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你要投降，就把枪给我扔出来，不要啰嗦！”曹纯之话音刚落，只听“卟、卟”两声，一前一后扔出了两支盒子枪。侦察队外线组组长王庆义顺墙角滑下，准备上前捡枪，两脚一落地，崔铎便从屋里朝外开枪，由于射击角度限制，王没有被击中。这时曹纯之一使眼色，北房顶上的李玉核立即按照先前的吩咐往烟囱里丢下大石头，“咚、咚”两声巨响，犹如扔下了炸弹，惊得崔铎忙不迭地闪避。说时迟，那时快，几个侦察员破门拥入，死死扼住崔铎的双手，下了他的家伙，毛人凤寄予重望的一次刺杀行动，就此化为泡影。

未几，台湾保密局本部又收到0409万能台拍来的密码电报说，毛泽东将去莫斯科访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估计是乘火车去。毛人凤觉得这个情报十分重要，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珍惜机会，更渴求事件本身引发的国际效应，当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先发制人。毛人凤回到保密局，召集潘其武、叶翔之、毛钟新连夜开会，制订计划，最后决定使用“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一翼是破坏长春14号铁路，制造颠覆，并在现场进行暴动性截杀。如果此计不成，另一翼在哈尔滨车站埋设定时炸弹，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①。

从事这么大的冒险活动，要花什么样的代价呢？用毛人凤的话来说，就是“让杜长城把他在大陆的老本都交出来”。杜长城的老本，即“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这部分人有的随国民党正规部队起义，经过改编混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分散在社会上隐蔽起来，暗中归一个叫马冠山的控制。马冠山的名份是“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司令，专门负责埋设地雷、定时炸弹之类的破坏勾当。

人员落实了，武器爆破器材怎么办？毛人凤又往老本上添注，决定动用海运方面的秘密交通线，先用货船将器材运到天津西港，让马冠山取出后弄回东北。同时，为了避免牵藤带瓜的损失，毛人凤还采用分开布置的方法，让两翼各行其是。他把颠覆铁路的一翼交给马冠山干；另一翼交给潜伏在解放军部队里的特工干（因为他们容易混进车站，安放炸弹），至于器材也是各归各的，第一翼通过海运，第二翼由台湾派员，带上电台，定时炸弹，直接往东北空投。

就在这时，0409万能台又拍来电报说，毛泽东的专列已从北京出发，估计两天后抵达满洲里。毛人凤扳着手指一算，决定把刺杀时机挪到毛泽东从苏联回来时进行。这样，两翼在时间行动上的配合协调便显得十分重要，为此，毛人凤启用了0409万能台，让它充任居间联络的角色。

①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0409是保密局全能潜伏员计兆祥的代号，北平解放后，他改名计旭，住北京南池子九道湾乙43号。由于叶的情报工作出色，以及在刺杀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保密局本部予以嘉奖，提升为中校，并发给奖金。奖金经过香港中转，寄到天津市黑龙江路中国银行，收款人为“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总公司汁采楠小姐”。计采楠是计兆祥的姐姐，为新侨贸易公司的股东，她每次取钱回来，再转交给弟弟计兆祥。

这一切看似诡密，其实百密仍有一疏。原来，计兆祥发出第一份有关毛泽东行踪的电报时，就已被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并准确地破译了密码。接着，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党中央汇报，文件一直送到毛主席的案头，主席当即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杨奇清受命破案，他把曹纯之找来，根据主席的访问日程倒轧帐，限曹2O天内完成任务，唯一的线索便是敌台署名：0409。

曹纯之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埋在沙发里苦思冥想，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直到眼睛辣得流泪时，终于找出了破案的线头——0409立了“功劳”，台湾不会不予嘉奖，有了奖金，一般要通过香港方面邮汇，对！就从查汇入手！曹纯之眼睛一亮，人从沙发里弹起，挟着一阵风冲向门外。

曹纯之查遍了北京所有办汇兑的银行，没找到疑点。接着往天津查汇，最后在黑龙江路中国银行计采楠的户头上，发现一笔2500元港币的汇款（还未取走），不几天，又寄来一笔，数目为1500元，恰巧与截获的密电中有关嘉奖的内容吻合。计采楠人在北京，汇款为什么要寄天津呢？曹纯之觉得享有蹊跷，便一边对计实施监控，一边又去公安部机要室翻阅被缴获的有关保密局特训班的档案，在最后一期特训班里发现了计兆祥的名字。计属稀有姓氏，容易启动联想，于是从计采楠到计旭，都纳入了曹纯之的侦察范围。计旭是不是计兆祥呢？曹纯之同预审机关联系，从在押人员中，“借”来两个北平末期特训班的学员，让他们帮助确认。

计旭每天上午9时骑自行车上东单市场买菜，曹纯之带着两个末期特训班学员候在途中，两人稍加辨别，立即指认：计旭就是计兆样！有了明确的目标，进一步查实0409台要容易得多。先由公安部电讯台出面，通过仪器测定方位，然后找到与计住同院的街坊某邮电工人，让他在北屋里装一盏小灯泡，计如果夜间发报，小灯泡受到干扰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这时邮电工人就把时间记录下来，事后核对，与公安部监收到的发报时间完全一致。曹纯之觉得案情基本清楚，马上向李克农汇报（此时，杨奇清已随毛主席访苏，侦破万能台的工作移交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负责），李下令收网，逮捕计兆样。

任务由曹纯之的副手成润之负责执行，他搜查了计家，没找到电台，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曹随即赶到，里外兜了一圈，没发现特别明显的疑点，于是坐在沙发上，抽起烟来。烟雾袅袅，慢慢地升腾，曹的目光下意识地尾随，停留在天花板上倒贴着的一张手绘“牡丹图”上，突然眼睛一亮，曹纯之手指向上一戳，果断地说：“上去，把电台取下来！”侦察员们拖来一条板凳，站在上面，用力朝“牡丹图”推去，立即现出一个大窟窿，揿亮手电，光柱所及，一部美制SST—1—E型电台赫然在目，边上放着一把美制手枪和一本写有密电码的《古文观止》……

曹纯之看着脸色煞白的计兆祥，拿过一叠电报底稿，审问0409，问到最后一份，双眉骤然间紧蹙，扭头对成润之说：“老成，你马上回公安部向李（国祥）处长报告，立即命令哈尔滨公安局配合行动……”于是，由台湾保密局派出的特派员张太平、于冠群，刚从飞机上降落，立即被守候在老林子里的我公安战士俘获。然后，由成润之假扮“特派员”，在松花江饭店与马冠山接头，深入敌穴，摸清情况，最后将杜长城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一网打尽。

这里全线告捷，那里（台湾保密局）引颈翘盼，毛人凤万万没想到0409万能台竟然传出了李克农的话语（这时李克农让计兆祥向台湾呼叫，并且口授电文）：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潜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万能台被我们挖出来了，企图破坏毛主席访苏的阴谋也已经彻底破产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基础，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大陆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在哪里，就会在哪里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即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你多少，保证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看着不断延长的译文纸码，毛人凤额头上渗出冷汗，太阳穴凸现的青筋不停地暴跳，止不住从牙缝里恨恨地挤出两个字：“关掉！”说完扭头走出了机要收发室。

然而，0409万能台的电波仍在台湾上空荡漾，李克农的宣讲依然滔滔不绝：

“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2.刺杀陈毅

1949年10月，毛人凤执行蒋介石下达的“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的任务，曾委派朱山猿去上海干掉陈毅，及至1950年初，毛人凤重申刺杀计划时，发现朱山猿仍然按兵未动，不免大光其火，责令保密局舟山办事处主任沈子岳马上将朱扣押，送回台湾问罪，吓得朱山猿响屁颠颠地跑进“现场”“真刀真枪”地比划起来。

朱山猿46岁，本名三元，因为有一身了不得的轻身功夫，得浑号“山猿”。

他比段云鹏小4岁，并称军统杀手中的南北双杰（段云鹏成名北方，朱山猿立万南方），毛人凤此次派他去上海行动，期望能一击成功，特允诺10万银元，以资鼓励。不久，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将刺杀陈毅的计划，通过保密局设在舟山的电台，呈报本部，请毛人凤核准。这个计划分两头进行：

一头是建立“工作路线”——保密局特工赵自强有个女朋友杨某是越剧演员，最近与赵旧弦重续，情浓似漆，据杨对赵说，她有个同乡小姐妹在上海某剧团当团长秘书，陈毅市长鼓励知名人士为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服务，常去该剧团团长家作客。于是通过赵自强——杨小姐——女秘书的曲折关系，便有了接近陈毅的机会。另一头是去无锡联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残兵头目潘震，许以“长江下游支队长”的头衔，让他拉上队伍到上海市郊的指定地点，配合“行动组”完成任务。

毛人凤看完呈报，表示基本满意，当即下令按计划执行。谁知出师不利，负责联络潘震的薛忠瑛折回上海时，被路卡上的公安人员以私藏枪枝、伪造身份证的罪名扣留，一下子中断了与朱山猿的联系。朱估计薛那边情况不妙，大摇其头。幸而赵自强进行得顺利，来信说：“兄所托之事，一切无问题，请来人提货。”于是，朱山猿决定孤注一掷，带上武器，直奔上海。

朱山猿一伙到上海后，分散隐藏起来。朱独自住进浦东永乐村16号。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外地来沪谋生的苏北籍流民，朱山猿籍贯苏北，操一口乡音，混杂其间，难辨真假。到了夜深人静时，便匍匐在小灯下制作炸弹与各种经过伪装的毒品装置。眼睛一眨，已是3月初春，某日，赵自强来永乐村16号见朱山猿，朱问起策反女秘书的事，赵涨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朱山猿一再逼问，才知策反没有成功，反而让女秘书数落一通，请他“一般情况下不要到团长家里去，团长工作很忙”。朱山猿忙问赵自强，可知道那团长家的布局？

赵说去过几次，朱马上要赵绘一份图纸，仔细研究了一遍。当晚，朱山猿按图索骥，仗着轻功敏捷去踏勘了现场。回到永乐村后，他花了三天时间，做成一个能藏在热水瓶底垫中的烈性炸弹，专候陈毅去那位团长家时，送进去，只要用它冲茶，大功便可告成……朱山猿想入非非，却不知周围形势已经吃紧。先是潘震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接着“上海特别行动组”中有人被捕；不久，上海市公安部门对永乐村16号采取行动，朱山猿警觉，提前一天开溜，侥幸躲过了囹圄之灾。但朱的行动计划已暴露无遗。公安部门意识到朱的危险性，决定派侦察员沈伍打入敌人内部，弄明情况，彻底肃清包括朱山猿在内的所有敌特分子。

沈伍受命后，有意识地流露不满情绪，让早已被“内控”的赵自强对其产生兴趣，成为赵物色的发展对象。有一天傍晚，赵约沈碰头，刚谈了两分钟，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从暗角里走过来，赵向沈介绍，这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朱山猿。朱朝沈伍点了点头，开门见山地说：“你原先在警察局工作，应该认识周兆祥（原消防处长）”。沈伍没有否认。朱山猿接着说：

“局已被共产党留用，你能否靠上，把他干掉？”沈伍说自己已不在公安局，无法接近周。朱问：“你还认得谁？”沈说：“方志超（原警察局行政处处长），他现在一家报社当编辑部主任。”朱说：“那你设法靠近方，他的思想赤化了，应该干掉！”说完，匆匆离去。

起初，沈伍对朱山猿的布置感到纳闷，经赵自强解释，才知毛人凤那里催得紧，朱只好先杀几个“小的”交帐，以缓解保密局本部的压力（此时，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已经失败）。公安部门作了全面考虑后，指示沈伍假戏真做，最后引朱山猿上钩。

未几，沈伍约赵自强喝酒，饮至半酣，沈对赵说：“朱组长交给我的事已布置妥当，明天下午方志超要出差去外地，我约好中午替他饯行，这正是下手的机会，可我没刀没枪怎么动手？再则动手后，我又往哪里去？这些不知朱组长考虑了没有？总不见得让我杀了人后坐以待毙吧？”赵自强说：“这个好办，你老兄果真把姓方的干掉了，朱组长怎会亏待你？这样吧，你明天早上去东昌路口等我，我请示朱组长后，武器和指令一起交给你。”沈伍故意流露出不放心的样子说：“老弟，你不要朱组长，朱组长地喊得这么亲热，我总觉得到时候不仅是我，弄不好连你也一同让姓朱的踢掉，你要知道，干事时人多的好，领赏时，人越少越好啊！”赵自强无法说服沈伍，只得摊出底牌说：“那你明天上午9时正到严家阁，直接跟朱讲，我也在场，会帮你的。”沈伍一听有门，追着问：“严家阁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赵示意他附耳过来，轻声轻语地回答清楚，然后再三关照沈伍要守口如瓶。

严家阁是幢普通的老式民居，正门开着杂货铺，其他的厢房、正房存10余间，间隔里有扇小门，直通后面的大弄堂，朱山猿选中这地方藏匿，是看中它的出路多，容易躲避逃逸。第二天上午9点，沈伍来到严家阁，对上暗号，被领进朱山猿的房间，朱见沈到来，颇为吃惊，问明来意后大喜，拿出一瓶氰化钾交到沈伍手里说：“只要倒进几滴就够了！”接着又交给沈伍一把匕首，用充满鼓励意味的声音说：“我等你的好消息。”沈伍退出房间，绕严家阁走了一个圈子，确信无人跟踪后，悄悄来到伏击守候的指挥所报告情况。公安局的侦察员们兵分三路，一路把守弄堂的各个通道；一路占领制高点；另一路进屋捕捉罪犯。由于是攻敌不备，行动十分成功，朱山猿尽管敏捷如电，三窜二窜就从老虎窗爬上了屋顶，迎着他的却是乌洞洞的枪口……

朱山猿1950年4且被捕，当年9月1日，经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批准，被处以死刑。

3.暗杀叶剑英

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失败后，广州市公安局截获了一份绝密情报，说是台湾保密局已下令香港站，派员前往广州，实施暗杀计划。接着，又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举报住在一德路善庆里13号二楼的陈星群是潜伏特务，家里藏有枪枝弹药。公安局不敢大意，派人反复侦察，看不出任何疑点，便决定对陈实行暗控。

举报信其实说的不错，陈确实是潜伏特务，属于暗杀小组的成员。两天前，香港站派出的黄强武从九龙乘火车进入广州，在北京路红棉舞厅惠如楼与钟嘉接头，交待了暗杀的目标，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

接着，钟嘉又带来陈星群和梁中华，根据他俩提供的情报分析，黄以为叶剑英的活动规律有两个空子可钻：一是常乘“珠江轮”巡视西郊、黄埔等处；二是忙于统战工作，常在西园酒家宴请宾客。于是分头进行布置，先让混入西园酒家当厨师的暗杀小组成员郭禄作好准备，另外想方设法与“珠江轮”的驾驶员搭讪，建立“友好”关系。这两件事进展得都算顺利，黄强武便忙着着手拟定“行动方案”。他的方案也分两头准备：一头是在叶剑英乘上“珠江轮”前，以找驾驶员为由，混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然后，再乘汽艇于行驶途中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以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另一头是叶剑英去西园酒家宴客时，由郭禄预先在叶的座位下安放定时炸弹，同时，再往菜里投毒……如果两头都未得手，那么就在酒家外向叶投掷手榴弹。

方案确定后，黄强武回到香港，通过无线电台向台湾呈报，毛人凤即予批准，并指示黄强武亲临广州指挥。黄强武重返广州，说什么也没有料到，这几天里已发生变故。原来，黄强武刚走，钟嘉后怕起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选择了自首之路，公安局迅速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指示，暂且不动声色，估计香港方面还会派人来。果然，黄强武乘火车来广州，等待他的却是一张即将收拢的“网”。

惨重的代价

毛人风为“显示力量”竭尽忠勇，甚至不惜以自杀行径作困兽之斗，比如发动边境、山区、农村的武装暴乱，给土地改革、救灾扶困、春耕生产、人民政权的巩固以及人民的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暗杀事件也在相当的范围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仅1950年一年内，便有7000多名中共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被炸毁的房屋2.5万多间。可毛人凤为此付出的血本却是十分巨大的。比如，西南地区的“复线潜伏”，本意是农村配合城市开展游击战，但由于岛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大多成了“显示力量”的牺牲品；又如刺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为了追求精神上、舆论上的重大影响力，不惜血本，一刺毛泽东未遂，社长城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170余人，全军覆没；二刺陈毅不成，单是“上海特别行动组”就有48人落网，包括保密局的“王牌”行动专家朱山猿。再加上，受感召起义的，畏于强大的人民政权自首的，以及因揭发或牵连相继暴露的，几乎耗损了毛人凤精心布置的大部分潜伏家底，迫使毛人凤在“显示力量”的行动中，过早地动用“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力量，损失可谓惨重至极。

鉴于上述情况，从1950年5月起，毛人凤开始向大陆投入新的潜伏力量，总的看来，效果不佳，“寿命”也短，基本上都于当年被公安部门破获。其间，“保密局苏浙特别情报站”覆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保密局苏浙特别憎报站”是作为宁、沪、杭潜伏力量遭受重创后为补缺而成立的，站长是原淞沪杭警备司令部上海巡察队长，老牌军统分子封企曾。1950年5月，封开始向上海切入，先头部队是他的助手顾学明，携带一部电台，藏匿在南市中华路协昌商行李锦春家里，随后又混入江浦路兴隆记渔行码头，准备迎接后援。6月，苏浙站行动组长刘锦田，从泉州绕道来上海，按事先的策划，佯装自首，独自去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接待室。可惜此人不擅长玩假，三言两语露了破绽，只听对方大喝一声：“刘锦田，你不要再表演了！”当场吓得撒汤，把顾学明供了出来，于是顾学明落入法网。

审讯中，顾、刘不清楚封企曾的行踪，线索到此中断。其实，封已潜入上海，与潜伏特工胡秀叶接上关系。胡是毛人凤的“长线力量”，由于急需重建苏浙站，迫不得已派了用场。当时，封不知道顾、刘已经出事，嘱令胡秀叶去南市李锦春家联络，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获，终于弄清了封的下落。

当年7月底，封企曾在杨浦自来水厂门口被捕，战果由此扩大，整个苏浙情报站20多人，潜入上海不足三个月，全军覆灭，同时，还搭进了几个“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人员。

另外，鉴于敌特分子的猖狂，中共方面加强了打击力度。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接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一场全国性的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次运动舆论开道，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启发引导，提高觉悟，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控诉、检举反革命活动，自觉协助有关部门捕捉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50年以后，台湾方面“大陆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显示力量”过程中的损失惨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连动效应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职伊始

对外，蒋介石不惜血本地“显示力量”，对内“尽快复职”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中。1950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请蒋介石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月25日，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案。3月1日，蒋介石正式举行“总统”复职典礼，终于完成了名分与实权的统一。

两年前，蒋介石首任总统，曾以饱满的热情布施过一个大希望，迎来的却是不堪回首的惨痛失败。如今痛定思痛，下决心湔雪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因此上台伊始，便决心大力推行“整肃”，从此开创“新的历史”。整肃的范围十分宽泛，涉及整个党、政、军、民，但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保密防谍”、整党、整军。

所谓“保密防谍”，其实是“剿共”的延续与变怀。从当时的形势看，蒋氏政权龟缩一隅，国际上陷于孤立，军事上濒临绝境。4月份海南岛丢失，5月份舟山易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锋芒直逼孤岛，台湾上下一片惊惶，于是从困守片土，争取国际支持的战略需要出发，必须把反共的政策贯彻到底，方式当然不同于大陆时期的“剿灭”，而是以防谍、破共、肃清为主要手段。因此，作为一以贯之的反共政策，“保密防谍”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延续）；就达到目的的方式而言，“肃清”也是“剿灭”的一个变体。

所谓整军，主要以清算军事上的错误，整肃失职高级军政人员为主要内容。由于军事上是大失败，带来的必然是追究中的大株连，几乎人人都成罪臣，遭殃最重的莫过于当年宠誉最多的“黄马褂”们，后来由于美国人的插手与蒋经国的崛起，曾经代表一个时代的“黄埔系”，就此被逐出主流，不再“辉煌”。

所谓整党，也就是老蒋倡言的改造党务。为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党务改造案》，此后，老蒋指定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等16人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任主席。改造的宗旨是：

重振精神，改正作风，清除不坚定分子。内容有：“党员归队”，“党员整肃”，“刷新党政关系”等等。

整肃运动一经开展，蒋介石实行决心之坚，推动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过程中，蒋经国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已经初成气候。先是3月间，老蒋撤销了“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总统府资料室”取而代之，资料室主任由蒋经国担任，总揽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国防部二厅、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的情报工作。7月里，国民党组建“中央、改造委员会”，蒋经国担任中改委委员。此后，他又挂职“国防部总政治部”，担任主任，真可谓：身居要职，横跨党、军、特（工）三界。

保密防谍

在全部“整肃”过程中，毛人凤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保密防谍”上。

当时，岛内的特工部门有个粗疏的分工，保密局侧重于侦察，主要负责对大陆的情报和行动；内政部调查局主要负责岛内的情报工作，应对“保密防谍”多负一点责任。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侦破力量，还是实际效率，保密局都大大地胜过调查局一筹，成为蒋记特工组织中内外贯通、一枝独秀的部门。

对付中共地下人员，毛人凤有十多年的经验，算得上是岛内数一数二的老道高手。眼下，为配合“保密防谍”，他指使保密局的“法棍子”，拟了两个法令，经者蒋批准后颁行。一个是《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全部15条，规定对所谓“叛乱者”、“匪谍”、“知情不报者”给予严厉处罚，从罚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到死刑。条例还规定：台湾的部队、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各个单位，都要实行联保，共同防范大陆势力入侵，如发现有中共地下人员，任何人都必须检举告密。另一个是《叛乱惩治条例》，一共13条，规定：凡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起义和地方发生的罢工、罢市、罢课等，均属于“叛乱”行为，可视其危害的程度，对参加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其实，挟大陆疯狂屠杀之余兴，台岛内的清共活动仍然是腥风血雨。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成了大肆屠杀中共地下人员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刑场，每天都有枪声从那里传出，《中央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类似“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伏法的报道。后来，外部形势日益吃紧，特工组织为造成心理上的威慑气氛，时常在台北市中心区行刑，有的根本不经过“司法程序”，使用原始残酷的手段予以处死，包括装在麻袋里沉入海中。

当然，毛人凤颇感得意的还是亲自主持破获的几起中共地下组织案。收获大的有——对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破获，时为1950年春，保密局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前，蔡经不起拷讯，自首变节，出卖了大批同志；此后，保密局又发现“共谍”线索，毛人凤亲自布置，抓获了在苗栗县山区坚持斗争的新台湾省委书记陈福星，由此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不下400，大多惨遭杀害。蒋介石认为这两起大案，是到台湾后对中共力量最严重的打击，赞之为“成绩”超过大陆时期的任何省份。

除此两处，1950年内保密局破获的还有所谓“中共总潜伏组织案”、“苏俄间谍组织案”、“第4兵站总监通共案”等十余起，其间比较出名的是所谓“吴石通共案”。

有关“吴石通共案”的说法较多，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保密局在侦察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活动时，发现“国防部”参谋次长、位居中将的吴石与该组织联系频繁，遂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将吴逮捕，并公开处决。另一种认为，吴石是蔡前出卖的，与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联络员朱枫一道，以“共谍罪”在台北街头惨遭杀戮，时为1950年6月10日。但近来又有章盂杰先生撰文，披露了其亲属的自叙。

该亲属原先在台湾空军服役，官居空军少将联队长。日前趁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机，回重庆故乡，谈及吴石当年，又是一种说法。他认为吴石暴露于1951年初，当时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奉命飞上海实施轰炸，接近上海市区上空，只见前方一片灯火辉煌。但一俟进入，需开闸投弹时，突然灯火尽熄，几十条探照灯柱刺破夜空，一串串高射炮弹在飞机周围像焰火般地炸开，飞行员才知落入了解放军预设的防空火力网，结果两架飞机一毁一伤，损失严重。事后分析，确认内部有“共谍”奸细，经过侦察，吴石暴露，不久被公开处决。

三种说法有两处存异：一是被捕的原因不一样，二是案发的时间不一样，何是何非，难以甄别（但从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实施空袭的情况看，1950年最为猖狂，因此不排斥章的亲属在时间上记忆有误的可能），但这并不影响毛人风于“保密防谍”上的大有“建树”。

杀陈仪”镇压人心”

在整肃工作的其他方面，毛人凤虽然没有重要的承担，但其间的一些活动，也是折射他这一时期心理轨迹以及地位变化的重要端倪。

1950年6月，作为强化“整肃”气氛的一个步骤，蒋介石突然下令审判陈仪。其时，陈仪已被保密局押赴台湾，一直幽禁在基隆的要塞司令部。汤恩伯不敢去看恩师，时常派陈大庆携带一些日用品前往请安。等到蒋介石宣布审判陈仪后，汤黑子知道不妙，叩门求见老头子。传谕者告示，蒋介石已去台中，留下话来说，俟陈仪审判后再接见。

汤恩伯听罢，号啕大哭，矮下身来，到处求人说情，为此，他找过谷正纲、雷震、陈良等人，央请他们去老蒋那里通融。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此事恐怕不好办。”谷正纲也说：“老头子要用陈的脑袋镇压人心，陈仪死定，求也无用。”汤恩伯又去求毛人凤，说毛当年转告自己，老头子答应留陈一命，怎么今天食言？

毛人凤同意立即面谒总统，提醒旧誓，尽力施以援手，感动得汤黑子差点没给毛人凤鞠躬。几天后，毛人凤亲自造访汤府，连称惭愧，谓：“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据毛森回忆，他曾就此事埋怨毛人凤不担肩胛，他说：“当年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蒋公既曾允诺，你应该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耸了耸肩膀说：“你怎么了，陈仪是杀本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毛森批评毛人风为人之事不够尽力，隐衷在于公报私仇，其实，撇开这段宿怨，毛人凤也未必肯尽力劝说老蒋开恩，不信，读一读陈仪的判决书就明白了。

1950年6月18日凌晨1时，陈仪于马场町刑场行刑，当天“国防部”随判决书发布新闻云：……卅七年冬季，东北、华北、徐蚌全线失利，战局迅速恶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发动局部投降攻势，诱惑我军政长官投降，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班投机分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致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旋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

汤恩伯将军以陈仪身为高级官吏，担负地方重任，不思竭智尽忠报效国家，挽救危局，居然勾结匪党，煽惑部队叛变，实属罪大恶极，此时若不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将私人情感关系置之度外，革命事业前途实不堪设想，遂不顾一切，采取断然处置，将陈逮捕，转解来台，交付军法会审，经过详密侦讯，陈承认派遣亲信，策动叛乱不讳，依照修正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一条规定，叛处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一部分作他的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判决书业经呈奉核准，于六月十八日将陈仪提庭宣判，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可见，枪毙二级上将陈仪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意义，作为蒋介石整肃决心的表现，陈仪为之铺垫，事实上成了政治斗争的殉葬品，就像祭祀中的牺牲一样，它的象征意义取代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因此，毛人凤在这件事上的不够尽力，私怨是一说，审时知趣也是一说。

“中原王”焦头烂额

用枪毙陈仪“镇压人心”，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小。接踵而来的“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弥漫着温情顿失，人人自危的肃杀气氛，尤其是带兵打仗的将领，差不多全是“罪臣”，殃及深重者，莫过于老头子在大陆的宠儿——“黄埔系”的将领们，先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原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老蒋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扣押，交付军法审判，李延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李天霞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毛人凤不带兵打仗，难与“罪臣”有染，但落脚台湾后修建的集中营，却成了收容“罪臣”的所在，其间最著名的就是台东的绿岛监狱，规模和地位相当于大陆时期的息烽、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这里，开始关押着大量的中共或“共嫌”人员，后来成为“失职官员”与“异己力量”的服刑地，如果要追溯变换的界点，“整肃”运动是个发端，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毛人凤触景生情，忆及当年饱受“黄马褂”凌辱的往事，直视仕途沉浮，祸福难测的颠簸，心里道不出是何滋味。要说与“罪”无染吧？并不觉有幸；要说积怨可吐吧？心中犹不觉畅快。总之，作为一段历史的结束，毛人凤毕竟与“黄马褂”是同时代的人，兔死狐悲，落日徐徐，多少要牵扯出几许迟暮的惆怅。

不久，李延年、李夭霞案累及到了汤恩伯，一来汤恩伯是福建绥靖公署的主任，不可能对丢失福建不负责任；二来，有人趁机发难，向行政院告发，指称汤恩伯在上海抢运物资去台湾省，曾私自将一船金银运到日本，为此“财政部”准备立案调查，党内的攻击势头也由此日益强劲，纷纷陈情中央，要汤黑子承担丢失京、沪、杭的责任，承担丢失福建的责任，否则于理不公（指办李不办汤）。此时的老蒋已对汤恩伯失望之极。

1949年10月，解放军即将攻打厦门，蒋介石临阵换将，撤了朱绍良的官，让汤恩伯接替。当时，老蒋确实对汤寄予厚望，曾单独找他谈话，希望汤能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以唤起血性，激励斗志。谁知交火未足一周，汤恩伯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而是于厦门丢失前，逃到了金门，丢下西北军的刘汝明在那里负隅顽抗。这事对老蒋的刺激很大，从此不再视其为股肱砥柱。汤恩伯回台湾后，老蒋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以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名，将汤闲置起来，时不时地还加以斥骂。

比如，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家里设牌位哭奠，老蒋知道后，劈头痛责，并严令其止哭停奠撤牌位。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逝于日本，7月5日，老蒋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上有一段肺腑之言，十分坦诚他说出了他对汤恩伯的看法。老蒋说：“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的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在弥留的时候，回忆前生，内心感慨与懊悔，与其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因此，追溯起来看，汤恩伯受多方责难时的处境，概括为凶多吉少，不失恰当，这点连汤本人也以为在劫难逃了。

常言道：落难朋友贵如宝。在汤恩伯的问题上，毛人凤似乎是做到了。

他不顾舆论汹汹，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汤对党国、对领袖的忠诚无可怀疑，检举陈仪通共谋降就是明证，这事，我和毛森同志可以作证。”又说：

“京、沪、杭失守，罪魁祸首是李宗仁，还有张治中，汤有过失，主观上是竭尽全力的。”当有关部门调查私运金银一事，毛人凤主动作证担保，“决无此事”，因为抢运工作，保密局自始至终都参加了，“要不是汤将军尽其努力，撤出这么多物资和金银来台湾，我们哪来今天反攻大陆的物质基础？”类似的话，毛人凤还在蒋介石和蒋经国面前陈述多次，终于使汤恩伯免遭“罪臣”之惩。

毛人风为汤恩伯解难，明里是感于同宗同脉，未忘戴笠时期缔结的袍泽之谊。①暗里，确实也有同病相怜的心态在起作用，他看到汤恩伯的“英雄末路”，难免会触动“老臣暮年”的通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谋事的老道，确信汤恩伯绝非第二个陈仪，只要老蒋不置汤于死地，其他人的非难算不了什么。事实证明，毛人凤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蒋介石最后还是采取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容态度，未把汤列入“整肃”范围。所以，当回忆起这场死里逃生的劫难时，汤恩伯口口声声说，不忘人凤的援手之情。

①当年，戴笠为铸成大气候，曾与胡宗甫、汤恩伯结盟，号称“三王”集团。胡宗南是“西北王”，汤恩伯是“中原王”，戴笠是“特工王”。

“西北王”一落千丈

“整肃”时期，胡宗南的境遇并不比汤黑子舒坦，一开头便露凶兆。“监察院”46个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由是：“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要论失职罪错，胡比汤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9年5月算起：先是不战而弃西安；二是不愿配合青、宁、甘的“马家军”反攻咸阳，致使关中尽失；三是不撤兰州，丢弃陕南，整个大西北不保；四是退守四川，不坚守职责，先逃往海南，丢失大西南；五是“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全部概括起来，也就是胡宗南从丢失大西北到丢失大西南，直至“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即西昌），真可谓：半壁江山尽毁其手，实在是罪责重大！因此，监察院发难弹劾，除了李宗仁为第一号弹劾案外，第二号就是胡宗南了。

另外，还有一点十分相像，那就是老蒋对胡宗南的失望。1949年12月，老蒋离开成都前，曾三次找胡宗南谈话，暗示他做出个杀身成仁的榜样，好歹给黄埔同辈们争个脸（此时，汤恩伯丢失厦门，擅自逃命，已辜负了老蒋的期望）。胡宗南当面信誓旦旦，向老蒋保证与西南共存亡，谁知节骨眼上怜惜起性命来，悄悄地钻入飞机逃往海南。相比之下，倒是王陵基这帮杂牌，在胡宗南“离开”后，又坚持了一个星期。

汤恩伯、胡宗南本是老蒋最信用的部属，关键时刻比不上刘汝明、王陵基，这颗苦果叫老蒋怎生下咽！失望之极便生出了愤怒，一道手谕下往海口，不许胡宗南回台湾，只能去西昌，无论如何死守三个月，否则就无需相见。

按照当时的战况，四川一丢，西康不保，死守三个月简直如天方夜谭！因此，谁都以为，老蒋的做法是惩罚胡宗南，是以送死来惩罚其怕死，由此可见老蒋愤怒的程度。然而，天不灭曹自有路，胡宗南竟然不可思议地坚持到了三个月，最后一天，许多事前为胡宗南捏把汗的同道袍友们（其间也包括毛人凤），开始向老头子说情，呈请同意派飞机接胡宗南回台湾。老蒋阴沉着脸半晌不语。于是大家又变换方式，说飞机已备好，总统没有特别的关照，就起飞了。老蒋仍没有言语，但从缓和下来的面色看，是默许了。就这样，胡宗南侥幸走出死局。当接他的飞机离开数小时后，解放军攻进了西昌。

胡宗南逃出西昌，先飞海南，躲在海口不敢回台湾，捱到4月初，眼看海南朝不保夕，才硬起头皮飞回台湾，第一站到台南，住了一夜，第二天飞台北，大受冷遇，刚“复职”总统的蒋介石不见，“行政院长”陈诚也不接见，胡宗南想想无趣，带着老婆叶霞翟和儿子跑到东部的花莲窝了下来。没多久，大整肃开始，胡宗南从花莲返转台北，借住锦州街汤恩伯家，一对难兄难弟，愁眉相视，不得不四处走门子、托关系，少下了要踏毛公馆的门槛。

毛人凤不支不吾，爽快地答应帮忙，还拖上俞济时，全力向老蒋游说，说得蒋介石重新惦记起宝贝门生，同意不予追究。剩下来的46个监察委员怎么对付呢？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让他们自动撤回弹劾案了。为此，毛人凤联络上胡宗南的同窗同僚，分头说服监察院大佬，结果人家不买帐，迫不得已再另起炉灶，打出“民意”对“民意”的旗帜，重新发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使尽浑身解数，纠集了30多人，号称108人，联名上书，替胡宗南粉饰，终于把声势扳了过来。随后，由“国防部军法处”出面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被证询者有的是胡宗南的旧属同僚，有的经毛人凤招呼在先，大多提供了于胡有利的证词，“国防部军法处”最后作出了“应予不付军法会审”的结论。

斗转星移

胡宗南逃过了一劫，不久便被任命为大陈岛“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这一天他去毛公馆辞行，不知怎的，毛人风回忆起了抗战初期胡宗南到重庆的往事，顿生感慨。当时，戴笠正巧外出，分管总务的沈醉请示如何招待？

毛人凤不加思索地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那一副小心翼翼，唯恐闪失的巴结模样，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十年风云，天旋地转，当年视为巨擘的胡长官，一夜之间，桂冠落地，“西北王”居然成了指挥海盗、流寇的“土匪头子”，真可谓：得之如登，失之如崩。

时乎？运乎？毛人凤不堪细想。

向影心知道胡宗南是特殊的朋友，有意将饯行宴准备得十分精心。偏偏主人与客人胃口不佳，谈的话题也不着边际。因为毛人凤确实说不出仕途发达，再造辉煌之类的恭维话，落在这里，对客人无疑是个刺激。反过来，怜悯、抱怨、同情的意思也不宜渲染。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宗南人在泥里，气在云端，仍不乏“英雄”气概。最后还是胡宗南说起戴笠的周年，道出一通肺腑之言。当时，他正从西昌跑到海南，惶惶无可安宁，没有烧纸祭奠，直到前几天，才定下心来为雨农默祷，忽觉英雄与粪土咫尺天涯，轰轰烈烈也罢，百析不挠也罢，晚节失风终为遗憾，想想还是雨农兄了断得麻利，没有膛偏时背运的浑水，盖棺立论已成定局。眼下，年华迟暮，新人辈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有出头之日。环顾同辈故旧，人凤兄难得硕果仅存，万望珍惜，莫蹈覆辙。胡宗南说完，连饮三杯，告别而去。那一番字字如“金”的言语，回肠荡气，一直在毛入凤的脑际萦绕。

这些天来，毛人凤总觉得心底里埋着一种若有所失、削弱自信的东西，起初以为是大局吃紧，岌岌可危所致，但比及西南的动荡、成都的涉险，似乎不至于今不如昔。接着目睹旧人一个个落为罪臣，牵出几多物伤同类的感怀，心境大起波澜，但缓过神来细想，又觉得不幸之有幸，上有总统的信任，陈长官（指陈诚）的支持，旁有俞济时等老友为奥援，今日阿毛位呈上升之势，理该庆幸，何必自扰呢？继而又想起戴笠殉难前的情景，因患于功高震主的气势，差一点落到了墙塌众人推的地步，是不是盛极必衰，高处不胜寒呢？毛人凤记得有一句古训云：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琢磨良久，深以为谨慎容忍的可贵。后来苦干身心劳累，觉得体弱多优虑，也是一个原因。总之，想得很多，都没点中要害，直到今日恭听胡宗南一席话，才幡然醒悟：心病其实是困在“晚节”一脉上。

1949年7月，老蒋曾在高雄主持过一个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对“党国”特工系统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当时决定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圆山，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同时又命周至柔当主任委员，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人。郑介民代表国防部二厅系统，毛人凤代表保密局，张镇代表宪兵特高系统，叶秀峰代表中统，毛森、陶一珊代表警（察）、保（安）、稽（查），彭孟缉代表台湾警备司令部。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在毛人凤看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一，表示特工系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乃至与军队、党务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支柱。其二，显示了蒋经国对特工系统的领导作用。名义上，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为主任委员，其实掌握特工活动的重心，还是在“总裁办公室”，蒋经国是“总裁办公室”的主任，事实上大权在握。其三，突出了毛人凤在待工系统的地位。首先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构成中，加强了老军统的力量，毛人凤、毛森、陶一珊占有三席；另外，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位居一人（蒋经国）之下，众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毛人凤出入头地的资本。

然而，事过半年，又生变故。“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撤销，由“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资料室主任，名正言顺地篡取了特工系统的领导权。显然，以特工系统为发端，老头子加快了向蒋经国时代过渡的步伐。这对毛人凤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一开始，毛人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后来亲历了整肃运动的全过程，从旧臣落魄中勾联出同病相怜的感伤，虽有触及，却不深刻，心底里的“空洞”仍旧无法填补，直到胡宗南的现身说法，振聋发喷般地提出了“晚节问题”，毛人凤才顿悟道，身处于新老交替的转折时期，选择好政治定位是何等的重要！

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入岛以来，毛人凤第一次开始全面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觉得及时适应和跟上即将到来的后蒋介石时代刻不容缓，否则就要在新旧矛盾的冲突中惨遭淘汰。为此，他分析了现状：精干专业，富有经验是自己的长处；老臣居位，有碍新进是自己的短处。如何扬长避短，关键在于审时致用，无碍主流，而当务之急是必须重新反省与蒋经国的关系。

客观上看，由于启用新人无可逆转，自己不可能成为小蒋的亲信股肱；另一方面，新进锐取，需要者臣“谋国”，凭藉过去与小蒋良好的共事关系，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主观上看，仅仅停留于取信老蒋，万事无忧的观念似嫌陈旧，而应把老蒋与小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想到这里，毛人凤忽然觉得自己像一艘行走在礁石丛里的小舟，处处有暗流，时时遇危险，必须加倍小心，十分睿智，才能渡过险滩，抵达平川，忐忑之际，不由地又想起了“沙蟹哲学”。

迎接“反攻”

1950年6月25日，岛内的整肃运动开展得正酣，保密局“汉城组”突然发来急电，说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详情有待细查后禀报。为此，老蒋异常激动，认为翘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特意关照毛人凤要为迎接新的战略转变做好准备。6月25日夜，“国民党”驻韩大使邵毓鳞的详细报告送到，证实了保密局“汉城组”的情报无误，毛人凤心情陡然松缓，如同掀除压顶巨石一般，兴奋得彻夜难眠。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宣布武装干涉朝鲜。第二天，太平洋舰队的13艘军舰开入台湾高雄港，伴之还有一道冠冕堂皇的总统声明，称：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海空活动。”7月里，麦克阿瑟飞赴台湾与蒋介石磋商共同防御事务；8月，美国空军第十二航空队进驻台湾，自此，孤岛求得老美庇护，上下惶惶不安的气氛渐趋淡薄，接踵而来的则是为促成新的战略转变，即反攻大陆而摩拳擦掌。

从6月29日起，台湾“外交部”就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意派遣三万三千精锐部队参加“联合国军”赴朝作战，趁机把战人引向大陆。美国政府的意愿恰恰相反，只希望通过“台湾中立化”，阻止中国军队解放台岛的步伐，并不想以此激怒中共，成为哉争中的对手，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7月份，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到台湾访问，老蒋以自己的部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为理由，再次提出赴韩参战的请求，仍然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然而，从各自的战略需要出发，老蒋依然把配合“韩战”的文章与反攻大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从毛人凤的特工部门出发，第一个“杰作”就是阴谋策划“炮轰天安门”的事件。

“炮轰天安门事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加紧反共，暗中勾结的产物，参与制造事件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李安东，意大利人，二战期间住在北平，专为日本侵华当局收集情报；另一个叫山口隆一，日本人，二战时期来到北平，曾任日伪华北航业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搜集华北沿海船舶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抗战结束后，李安东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因为有了改换门庭，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表示，美方出面斡旋，让李安东出狱，接受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的领导，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山口隆一则被军统局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罗，后来他为包尔德所用，成了服务于美蒋的双重间谍。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安东、山口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山口隆一还分别向美国与台湾传递情报。与美国的联络方式是将情报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转送东京美军总部；与台湾的联络方式是经台北日侨自治会转保密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与保密局准备联手在北京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于是由美方授意，李安东策划，保密局配合，炮制了一个叫“炮轰天安门”的方案。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国庆大典的那天，于李安东居住的甘雨胡同乙17号大院内架设一门迫击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当大典的礼炮鸣放时，连续发射3颗炮弹，每发的爆炸威力是120平方米，只要有一颗击中，天安门城楼就会变成废墟。由于甘雨胡同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灯市口南侧，只要计算得准确，命中率无需担忧。

因此，方案一经上报，立即获得美国情报机关与保密局的肯定，并许以50万美金的重奖。毛人风为了确保此举成功，还决定动用一个潜伏在公安部的特工，届时制造干扰，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如果获得成功，再设法策应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大陆撤退，或是到台湾，或是去香港。

计划拟定，一切都在积极的准备之中，9月中旬，山口隆一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被我公安部门截获，发现信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图中画有两个箭头，一个指向城楼中央的小人，旁边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第二个箭头指向天安门楼顶，附记：“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再看看信的内容，也有类似的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过去，是为一代趣事，所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的一小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

以前的消防压水机压至毛泽东立着的台子附近……”早在北平解放之前，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已注意到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关驻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便对与该机关经常联系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李安东、山口隆一等。解放后，公安部门发现这些间谍大多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暗中对他们实施了监控，山口隆一的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截获的。

1950年9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确凿证据下令破案，当天，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捕，在他们的住宅里搜出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一门，炮弹若干，以及手枪、剧毒药物、情报底稿等等。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为题，发布了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于是毛人凤第一个配合“韩战”、迎接战略转变的“杰作”未立先折。

总体游击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上开始变困守为出击，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于是保密局的潜伏武装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毛人凤冠之以美名曰“大陆总体游击战”。何谓：“总体”？说白了也就是大面积、全方位，强调一个广度，突出二个力度。然而，实行起来，唱的不如想的，做的不如唱的，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显示力量”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到了1950年底，毛人凤手里剩的“王牌”（指潜伏武装）只剩三张了。

第一张是周迅予部。1949年12月，毛人凤在成都组建过6个反共救国军纵队。第一纵队胎死腹中，司令何龙庆在成都失守前，脚底抹油，率先逃跑了；第三纵队散沙一盘，司令罗国熙突然去向不明；其他如曾晴初、杨超群、刘崇朴等几个“司令”相继挑出白旗，向人民政府自首，队伍跟着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周迅予，赶在解放军进成都前，拉着队伍窜进灌县青城山区，后来又与原七十二军傅秉勋残部、原十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本初等会台，勾结当地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等，逐渐在川西北的清化、茂县、懋功一带形成气候，大本营设在地势险要的懋功。由于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政权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土匪活动。因此，这班反革命武装也就特别猖狂。他们封锁交通，办理捐税，自立法规，恢复国民党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扩充编制，把“纵队”的番号升格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开始以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义发号施令。王被捕后，再由台湾方面委以“甘肃川边游击根据地第一○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西南游击一○一路总指挥部”，周迅予任中将总指挥，何本初为中将副总指挥，称霸一方。

这股反革命武装从一开始起就直接听令于毛人凤。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50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在成都办了一个政训班，集中大批自首登记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学习，原军统分子、成都警察局外南分局长范白驹也在其中。范和周迅予有金兰之交，当年参加军统，周是介绍人。一个多月来，范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再加上周迅予的老婆央求范替自己找回丈夫、儿子（周迅予离开成都时，带走了儿子），争取宽大处理。范便只身进山，找到周迅予后，说明来意。周非但不听，还向台湾汇报，称：“范白驹前来诱降，已被软禁。”毛人凤立即回电，严令周“迅速制裁并复”。就这样，范白驹被自己的结拜兄弟杀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勾勒“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蓝图，周迅予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加紧了反共破坏活动。1950年8月，解放军川西军分区兵分三路，进攻磁功，周迅予未做任何像样的抵抗，率万余众逃之夭夭。不久，解放军的主力撤走，留下了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驻守懋功。周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超过我军将近100倍的兵力围攻县城，经过三天的激战，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懋功失守。当天晚上，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内容是由保密局提供的，声称这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时为1950年9月20日。

面对反革命武装的猖獗，中共川西军区与西康军区联手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再度进军憋功，555团由西康宝兴县翻过夹金山直扑匪案，532团经美诺沟长驱而入，于1951年1月底，重新夺回懋功。这一次，周迅予故伎重演，又是未作抵抗撤出县城，在达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设下埋伏，把后到的555团包围起来，激战4天。第五天，532团闻讯赶到，也陷入包围中，才知事先对敌人兵力的估计偏于保守了，最后532团被迫做出放弃懋功的决定，集中全力救出555团。1951年2月6日，周迅予再次占据懋功，台湾电台、“美国之音”聒噪不已，只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改成了蒋介石“反共救国”战略的“辉煌成果”。

毛人凤的第二张“王牌”是流窜于西北夏河一带的所谓“甘青反共救国军”，匪首马良、马元祥纠集青海“马家军”的残部，凭藉熟悉地形，擅长骑术的特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毛人凤为突出“大陆总体游击战”的效果，特意通过空投特工、电台对其加强控制与指挥，计划将马匪的地盘，搞成所谓的“甘青边游击根据地”，然后再跟周迅予部连成声气，构建西南、西北互相呼应的大格局。

第三张“王牌”是逃往缅北的残军。1950年1月，李弥的第八军主力在云南元江被解放军歼灭，该军所属第二三七师第七○九团团长李国辉率千余官兵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再从三岛渡过楠垒河，穿越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于1950年4月中旬抵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捧，与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所率残部相遇，在此开荒种地，建屋修房，收税经商，落脚谋生。

小勐捧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泥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日后这里便成为以种烟贩毒而闻名的“金三角”。当时，残军的不法行为，曾引起缅甸政府的愤慨，组织国防军进剿，残军以游击战的方式与缅军周旋，两次反击得手，将小勐捧夺回。缅方无奈之下，同意举行谈判，使残军获得了“合法”的基地。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的发展，引起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重视，决定给予援助，促使其向大陆窜扰。1950年8月，从云南逃到台湾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受命飞赴缅北，纠合这部分残军，正式打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的旗号，李弥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或许是考虑到毛人凤与李弥的“亲密关系”，以及防止美国人操纵这支队伍的可能性。①老蒋决定把这股匪徒的“政治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线头都交给毛人凤。

为此，毛人凤捧出夹袋里的亲信吕维英，推荐给李弥，一块儿从台北飞往缅北，在那里建立“滇缅边区情报总站”。1951年5月李弥率部8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入窜云南，刚开始时，锋头颇健，兵分东西两路，东路攻克孟连，西路连占沅县、岩帅、党坝、镇康，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在解放军云南军区的有力反击下，全线溃退，逃出国境。1951年7月，李弥重整残旅，第二次入窜云南，又告失败，于是重返缅北，再度经营起“金三角”来。

①美中央情报局看重这支武装是为“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给新中国抗美援朝施加压力。老蒋则是利用抗美援朝的机会，将其纳入“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范围，为其梦想的反攻大陆所用。

全面渗透

与“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套，保密局对内地的渗透也投入了更大的力量，贯彻的要求，同样是大面积、全方位。交通发达的地方，派遣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利用美国飞机的帮助，直接进行空投。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空投不下几十次，计200余人，每一批都携带电台、枪支、弹药和其他用品，空投的人员，大多是毛人凤赋予重任的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专门用来加强台湾方面对“敌后武装”的领导和控制作用。当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这一类空投基本上都能奏效，因此，号称有几十万游击队的反动武装，通过这类渗透，抓到了毛人凤手里。另外，对一些中心城市的渗透，突出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情报收集以及破坏暗杀活动的支持上，其中尤以北京为甚。

1950年10月，保密局的高级行动专家、号称“赛狸猫”的段云鹏从香港来到内地，通过先前组织的情报网络，得到了五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这是段第三次来大陆从事情报搜集和破坏暗杀活动。为了说清这一类渗透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段第一、二次来内地的情况叙述一下——1949年10月，段云鹏第一次来大陆，任务是：利用社会关系，迅速在北京建立新的潜伏组织的情报网络，①然后再拟定计划，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为了给“赛狸猫”打气壮行，毛人凤破格提升段为上校，还带他去士林官邸见了蒋介石。

段云鹏进入大陆的路线是：先到舟山群岛（当时的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手里），以此为跳板进入上海，去张允福家串门。张是保密局特工，现己随上海站撤到台湾，家里只留下妻子。段见到张妻时，发现还住着一位王小姐，本名王忆南，妓女出身，油头粉面，搔首弄姿，格外引人注目，一打听才知是保密局特工孙某的姘头。俗话说：和尚不亲帽儿亲，凭着这段渊源，饥男渴女顿成“眷属”，王忆南便以段云鹏的“秘书”的身份与“赛狸猫”比翼双双乘车北上。

车到天津，段云鹏不敢马上进入北京（其时崔铎落网，段不敢轻举妄动），派王小姐前去探路。五天后，王忆南从北京返回，按照约定的地点——天津南马路二道沟29号干振江家与段碰头，进门未及汇报，先撞翻了醋坛子，只见一个30多岁的年轻妇女伺候左右，与段的关系非同寻常。段见王“秘书”阴沉着脸，估计是女人肠子窄，犯了妒嫉病，马上把于振江、曹玉静（30岁的年轻妇女）介绍给王忆南。原来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人物，专干窝赃、销赃的勾当，仰慕“赛狸猫”的名声，附逆为“地下交通员”，并且引荐了在天津车站工作的王国庆，三人由段云鹏分派，成为华北行动组天津特别小组的核心成员，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破坏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调查政府领导人和外国驻华使节情况，准备暗杀。

根据王忆南的汇报，段云鹏了解到：北京还有不少老关系未被人民政府挖掉，立即决定去北京开展工作。段云鹏来到北京，化名李馨斋，商人身份，在朝内南小街某客栈住下，先去找徒弟——保密局的“运用员”杨某，没找着，却碰上了魏金山。魏是个生意人，从前在北平经营一爿茶庄，暗地里兼做毒品买卖，有一次蚀了本，段慷慨解囊，匀出二两黄金，助魏度过难关，自此结为莫逆之交。半年未见，魏已中年发福，穿着一件长衫，仍是一副商人模样。

互道契阔后、段告诉魏，自己这次从台湾回来，任务是搜集情报，搞到了，毛先生有赏。魏金山老脾性难改，只要说到钱，立刻来情绪，当下表示愿为段云鹏工作。段便关照魏，要注意中共高干的汽车，发现了记下车型、车号，顺着行走路线跟踪，直到住处。同时，还要求魏发展眼线，扩大组织。

过了几天，段云鹏又寻找魏金山，魏说物色了一个人，在民航局当炉工，叫李万成，段说，民航局是要紧地方，能发现不少中共头儿的线索，于是让魏约李万成见面。段对李的印象不错，当场夸口许愿，说是回台湾后，立即上报毛人凤，委任魏金山为华北行动组北平小组的组长，李万成为组员，为了便于隐蔽，还给两人起了化名，魏叫魏玉峰，李叫赵芝圃，并规定，今后由天津的曹玉静来北平和魏联系，如果有要紧的事，可以直接通过香港的联络处跟自己通信，封皮上写李馨斋收即可。

除此而外，段云鹏在北京还联络了赵友三；在通县找到了开和平小店的刘珍，同时把刘的伙计张文起发展为“行动员”，把刘的老婆发展成为“地下交通员”，凑合成一个“通县小组”。

①原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副站长吴宗权率领留在北平的100多人参加了和平起义，并且配合公安部门侦破了王莆臣最后布置的一批潜伏组，基本上肃清了保密局在北平的潜伏组织和情报网络。

12月里，段云鹏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建立组织的情况，毛人凤基本满意。

段云鹏第二次来大陆是1950年的4月，他先到天津，仍落脚于南马路二道沟29号于振江家，布置完任务，只身潜入北京，无意间在朝阳门外看见沿街卖劈柴的张兰亭。张在日伪时期曾任文安县保安团的大队长，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搞过“三光”，欠有血债。日本投降后，张被列为汉奸。要不是段云鹏帮忙，向马汉三说情行贿，恐怕早就身首异地了，自此张追随军统局，武装袭击解放区，捕杀中共干部和进步群众，坏事干了许多。段云鹏第一次来北京时，找过张兰亭，由于张搬移住处，未能见着，这一次意外邂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段云鹏确认张兰亭无疑，便悄悄地盯了一程，见张走进家门，上前认清门牌号码，决定另选一个日子登门拜访。说来也巧，那天，张兰亭的弟弟张熙亭也在，索性一网兜进，全部发展成为“行动员”。接着，段又问起张的妹夫秘静轩近况。秘以前是自卫团的司务长，被段网罗为保密局情报员，并从中作伐，将张兰亭的妹妹介绍给秘，撮合成一段姻缘，段第一次来北京时，也曾找过秘，同样是因为搬迁，没能找到。张兰亭见段云鹏关心妹夫的情况，便自告奋勇地代秘打“保票”，接着再由秘静轩“发展”陶天林，四人组成了新的行动组。

北京之行小获成功，回到天津又有个叫程沛然的，等着与段见面。程在日伪时期，当过“新民会”股长、科长、宣传室主任，属于汉奸的范畴。抗战胜利后，也是靠着段云鹏帮忙，没有列入通缉名单。眼下，就住在北京新开路的一个独院内。他有两个老婆，小的叫夏华媛，以街道“积极分子”的面目示人，隐蔽得很好。这一次是赵友三告诉程，段已来大陆，程急着要见，便结伴来到天津南马路于振江家。段听完叙述，当下任命程沛然为“保密局北平行动组”组长，赵友三为副组长，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尤其是有关中共领导人的住址、车号的情报，伺机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根据段布置的工作要求，程沛然先后“发展”了自己的小老婆夏华媛、妹夫闵泽普；赵友三“发展”了外甥苑景芳，朋友宋林森；张兰亭也“发展”了当年自卫团的中队长张振中、伪专署的特务队长王惠民等等。1950年6月，段云鹏“完成”任务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时，玩弄夸张技巧。原来，段住在北京朝内南小街客栈时，附近有个火药厂发生爆炸。段想反正无法查证，索性将功劳贪为己有，“有鼻子有眼”地对毛人凤说，这是他手下的“行动员”干的。毛人凤大喜。发了3万港元，以资奖励。

当年10月，段云鹏第三次受命来大陆，正是基于此前的基础，准备在北京搞一系列大行动，以显示里应外合的“反攻”战略。和前两次一样，段先到天津，魏金山通过曹玉静给他送来了五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程沛然通过中南海的一个工人，绘制了一张关于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与住处的详细草图，段云鹏大加赞赏。程还说，为了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先后去民宅抢劫6次，劫得大量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此处还搜集了不少企业干部枪支配备的情报、天坛粮库的储粮和警卫设施的情报，正准备在中共领导人常去的长安戏院搞爆炸。段云鹏听得连连叫好，并说毛先生已发下话来，刺杀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得黄金10条，随后又告诉程沛然，由毛人凤批准，正式任命程为少校组长。

程沛然感激涕零地走了，段云鹏静下心来研究情报，准备统筹下一步的行动。正在这时，全国性的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那股迅猛的来势吓坏了“赛狸猫”，临时决定取消预计的打算，匆匆离开大陆，唯一的交代，便是通过香港给程沛然等行动组寄来了一笔经费。

1951年初，秘静轩在北京被捕，根据他的交代，张兰亭、陶天林、张熙亭相继落网。稍后，魏金山和赵友三暴露，连带出于振江、曹玉静、王忆南、李万成等。而早在1950年4月，程沛然的“北平行动组”，刘珍的“通县行动组”全被我公安部门破获。至此，段云鹏渗透大陆的结晶——“华北行动组”网络，全线完蛋。这一切，躲在台湾的段云鹏一点也不知道。

这时，我公安部门考虑到段对首都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危害极大，不加铲除，后患无穷。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指示，要想尽办法抓住段云鹏。为此，布下三环套：第一环是通过段的至友张某的老婆做工作，打动张为我公安部门提供段在香港的活动情报；第二环是逆用魏金山，继续与段保持联系，以此造成“华北行动组”依然在活动的假象；第三环是对段在北京的所有关系布控。但段十分狡诈，突然间动极恩静，打消了弄险念头（也是毛人凤痛于接二连三的惨重损失，有意保存“王牌”），两三年内足迹未及大，陆。

“大陆工作”

1951年，一方面是大陆反特、镇反、剿匪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对郑介民的支持，迫使毛人凤在主管“大陆工作”上逐渐偏离“中枢”。郑介民的作用日益突出，反映在工作路线上，体现郑氏特色的“跳板”战术也逐渐取代了毛人凤的“大陆总体游击战术”。

所谓“跳板”战术，说白了，归结为四句话，即以大陈、金门、马祖等岛屿作为台湾向大陆进攻的跳板，在东海、南海组建“反共救国军”，通过渡海登陆与空投相结合的方法渗入大陆，形成“游击走廊”。1951年冬，郑介民为此组建了6个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他们分别是：广东省东区总指挥部，张炎元任总指挥；广东省西区总指挥部，王作华任总指挥；广东省南区总指挥部，张瑞贵任总指挥；广东省北区总指挥部，容有略任总指挥；广东省中区指挥部，李福林任总指挥；广东省海南总指挥部，吉章简任总指挥。

每个总指挥部统辖三路军，各路军的头儿，大多是军统局时期的“广东派”班底，此番卷土重来的阵势，一言以蔽之是“大珠（猪）小珠（猪）落玉（肉）

盘。”①郑介民的“大陆工作”颇有改观的地方，首先是派头比毛人凤要大，因为美国人有钱。比如“国防部”第二厅的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通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在台北市近郊张店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电讯业务机构，专门用来侦测解放军的无线电台与无线电话，从中窃取情报。平常的空降跳伞训练，也少不了美军顾问的“关心”，至于吃的、用的，都有气象一新的感觉。但是，成效如何呢？在毛人凤看来，同样是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而且蚀本更大，称得上是：登陆一批歼灭一批，有的干脆在海上就“玩完”。郑介民苦心经营了两年，“游击走廊”的计划濒于破产。

1952年美国大选揭晓，在野20年的共和党入主白宫。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一上马就改变了民主党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他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2月5日，蒋介石发表声明，盛赞这一政策“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紧接着“反攻大陆”的战略由暗转明，成为公开的叫嚣。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人凤居偏不闲，于大陆方面的工作，仍然采取了有所作为态度。比如西南、西北的三张游击“王牌”，他仍然抓住不放，联络和空中支援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由于各种因素，手中的王牌数量越来越少。

比如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曾出动包括军区警卫二团（原先是贺龙在晋绥时的部队，骁勇善战，十分厉害）在内的几支精锐部队，趁一个雪夜，全线出击，重创周迅予部，使之一蹶不振，被迫钻进了卓斯甲和黑水的深山老林里。顽抗到当年的秋天，这股匪徒大部分被消灭，只剩下周迅予、何本初等几个光杆司令，加上马良残部百余人，流窜于川西高原一带。

1953年3月份，毛人凤配合“反攻大陆”的公开化，想搞一次影响大一点的“行动”，特派张祗山以少将中央特派员兼电讯大队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去周迅予部，协助周扩大川西游击根据地。毛人凤跟以往一样，亲自陪张到桃园机场，目送飞机升空。这次空投的地点是川西高原松潘县郎母寺。周迅予按照事先的约定，半夜里在郎母河畔点燃十堆大火。空投十分成功，“周总指挥”不仅迎来了“中央特派员”，还得到大量的银元、武器和食品。唯独张低山暗暗吃惊，原来号称几万大军的“西南游击一○一总指挥部”，竟是百把人的散兵游勇！于是，此前酝酿的“堆心壮志”大受挫折。没多久，由于当地土司的通风报信，解放军于郎母寺内将这股匪徒全部擒获。至此，毛人凤引为得意的“王牌”只剩下缅北一张了。

然而，“好景”难长，蒋经国突然又提出要抓这支部队，毛人风不敢与其争锋，只能“自觉”地让出指挥大权。好在小蒋“领情”，从顾及毛人凤的利益出发，对这支残军实行政治和情报的分治，部队的特工和谍报系统仍旧归保密局“滇缅边区情报总站”领导，给毛人凤留足了面子。这样一来，毛人凤手里的“游击武装”事实上已丧失殆尽。

“美援”带来的烦心事

“反攻大陆”闹得轰轰烈烈，岛内形势却阴云重重。近来，老蒋心情乖戾，或喜或忧，忽晴忽雨，这是什么道理呢？说到底还是陈仓烂谷的霉味不除。早先，老蒋苦于孤立，一心指望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今盼来美援，却又陷入了前隙纠缠、后路受制的磨难之中。日前，偶有小恙，夜来头沉如铅，信手拈过一本“闲书”，伴灯而读，一则悬梁鬼索命还魂的故事，撩动心肠。说是某县城有一吊死的女鬼，结绳为环，诱人观看，亭台搂阁，美妙如画，观者若是贪恋，将头伸入环内，绳索骤然收紧，顿成新鬼，女鬼便可还阳了。这类故事，蒋介石小时候就听说过，玩味的意义就是自警莫要贪恋，真正以为自投罗网的，还是眼前的尴尬，说白了也就叫：没有美元（援）想美元（援），求来美元（援）多美元（怨）。

怨在哪里呢？老蒋们心而问，觉得越来越无法容忍的是车辙易轨。初入台岛，他己有城府，决定扶植小蒋，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顺利交接，这也是当时岛内开展“整肃”运动的一个目的。然而，“韩战”爆发以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湾，同时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岛内的亲美势力由此崛起，并且占据了军政要位。先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跃居陆军总司令，亲美色彩浓厚的吴国祯当上台湾省政府主席。孙、吴二人背景相近（美国人欣赏），私交甚好，舆论谓其曰：文武双星，最佳拍档。接着，亲美派人士俞大维和王世杰又分别当上了“国防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如此气象壮观，着实令人瞠目。

如果说这只是交易，那么蒋介石可以把割权相让当作是对美援的一种补偿。①可事实上，政治交易并不是市场交换，仅仅遵循等价的原则，而且还蕴藏着更长远的战略图谋，这也是老蒋与美国人的分歧所在。在老蒋这里，美国人的价值在于帮助他光复大陆；在美国政府那里，台湾的价值在于它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方面，尽管反共的共同立场使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但不同的战略目标，又决定着他们各行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强行制定“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与老蒋明里“配合韩战”，暗中加紧“反攻大陆”的举动，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典型例证。这样一来，分歧就会演化成新的矛盾斗争，亲蒋与亲美自然也成为台岛政坛上的一种分野。

看着亲美派的“茁壮成长”，蒋介石心里是不悦的，客观上他是自己属意的蒋经国时代的一个障碍。但托庇于美国人的保护，又迫使蒋介石尽量采取妥协容忍的态度，一张一弛下，亲美派日趋嚣张，亲蒋派积怨日甚，就拿“整肃”中的清算“罪臣”来说，老蒋希望通过湔雪错误，开创新的历史，同时也为蒋经国的脱颖而出，开辟道路。但亲美派却趁机大肆削弱蒋的羽翼，孙立人拿黄埔系开刀，力度之强，手段之硬，看得不少亲蒋派人士颤栗。纷纷跑到老蒋那里诉说唇亡齿寒的忐忑心境，表现出了对孙立人等权势倾天的强烈不满。对此，老蒋除了苦笑，还是苦笑。因为，目前他离不开美国人。

其实，凭过去的经验，蒋介石何尝不知老美的援助历来是附有条件的！

①美国方面曾通过郑介民传话，要蒋介石把陈诚的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让给吴国祯，老蒋同意了。

至于代价多大，倒是估计不足。他一直有个希望，总以为通过顽强的表现，可以改变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印象，从而获得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他觉得希望近似于奢望，至少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中很难实现。这几天，他正在考虑改变方向，把做美国人工作的重心移到共和党身上，促使他下这个决心，除了岛内的亲美派势力得势不饶人外，再就是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支持，已从毛人凤呈送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的证实。他把这个想法跟蒋经国一讲，小蒋举双手赞成，并说这件事由自己去办，不获成功，决不收兵。

所谓“第三势力”，说到底也是华府（指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摆布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伎俩。早在1950年，美国国务院曾经召开过对华政策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菲利普·杰塞普。当时，会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派表示反对，司徒雷登建议折衷，于是国务院出面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拟定一个临时的对华政策。这个三人小组研究的结果，仍旧认为蒋介石没指望，从而提出了策划扶植“第三势力”的政策。这里的第三势力，其实就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旧官僚班底。

这批人既不去北京，也不去台湾，因此相对中共和国民党而言，简称为“第三势力”。美国人认为，挽救美国的在华利益，最好的选择是扶植小党派或自由主义者。于是，他们跑到香港，那里窿集着许多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一经怂恿，个个血热，首先由原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和老改组派头目顾孟余出面，组成“自由民主大同盟”，欲举李宗仁为党魁。李宗仁似乎无意抛弃名存实亡的正朔地位，表示暗中予以支持，暂不公开亮旗。美国人生怕奇货不居，“友好”地把老李接到美国，以“总统”待遇奉养起来，留待后用。与此同时，他们还拉拢了旅美华侨组织“民宪党”的伍宪子、李大明和“民社党”的张君励，共同结成“第三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重新合作，但出于取代老蒋的图谋，美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第三势力”的扶植，尤其是随着岛内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斗争不断公开化，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扶植也加大了力度。这都促使老蒋反省“美援”，丢掉幻想，重订对策。

居“闲”不闲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分野的划线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特工部门。

从1951年开始，美国方面就露骨地向蒋介石示意，要郑介民代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老蒋乍得美援，自然不愿与老美顶撞，于是郑介民顺顺当当地走上台湾对大陆的主角岗位。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叫“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处长，副处长由钮先铭、何龙庆、叶翔之担任。钮先铭原来是老郑搞“军调”时的军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有同僚之谊。何龙庆则因为成都时的逃命劣迹，遭毛人凤的冷落，挂职在设计委员任上。这次投靠老郑，以图东山再起，十分主动。至于叶翔之，说轻了是郑介民挖毛人凤的墙角，说重了是叶翔之叛主求荣。

叶翔之在保密局向有“重量级行动专家”的称谓，评功摆好，不是居冠，也是屈亚，时日一长，傲气便超过了和气，常常与毛人凤、潘其武唱对台戏。

这一点毛人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生性隐忍，不露声色。这时，恰巧由叶翔之领衔的二处出了一桩贪污舞弊案，牵涉到副处长侯定邦。毛人凤一道命令下来，将侯副处长投入大牢，后经讯问，祸水似乎有了往叶翔之身上引导的迹象。老叶一看毛人凤要整自己，暗叫不好，忙去老上司、原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那里求援（叶原在王的手下当过科长），湖南“三李”中的李崇诗（他是叶的妻兄）也在场，三人一合计，叶翔之便被推荐给了郑介民。郑介民筹划“大陆工作处”，正担心挤兑毛人凤后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利？一见有叶翔之前来投靠，大慰心怀，郑介民知道叶是毛人凤的一员大将，收入麾下，等于是把毛的“大陆本钱”掠走一片，既削弱了对手，又强壮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大陆工作处”成立以后，传统的“猪猡”风格涂了一层美国“奶油”，机构编排也无例外。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下有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再加上位于台北市郊区的“中美办公处”，大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这里工作，美其名曰：掀开美台情报合作新的一页。其实，老美并没有改变控制操纵的本性，这也是他们压毛（人凤）抬郑（介民）的原因。

相对过去，毛人凤已偏离“大陆工作”的中枢，被郑压低了一头，但此刻的心情远没有戴笠去世后的那种惶恐。一年幼畜，十年老狐，百炼成精，且不说老蒋的绝对信任，就是特工系统徒子徒孙的繁衍，亦是桃李芬芳，瓜瓞绵绵，树大根深，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摇撼的？为此，对眼前的“贬黜”，毛人凤以平常心待之，不暴不跳，静则旁观，动则有为。恐怕这也是毛人凤老道的地方。一年多来，主持“大陆工作”的经验不少，教训也多，使毛不得不正视一种现实：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有利于开展“大陆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少，如果此前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此后只能是小失败连着大失败。

毛人凤号准了脉，退而旁观就是要看郑介民如何收场。另一方面，毛人凤手里有“王牌”不放，不可能在“反攻大陆”的主战场上毫无作为，而是选准时间，伺机而动，这就是动则有为。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不乏机智的（郑介民主持“大陆工作”两年，果然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详见第二十章“大陆工作”一节）。为此，有人把毛人凤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对方式，称之为居“闲”不闲，其实骨子里还是“沙蟹哲学”忍、等的翻版，不同点在于存乎一心，运用之妙，更见火候，更为老道而已。

当然，居“闲”不闲，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接受老蒋的秘密使命，把脱出“大陆工作”的精力，投到对付“第三势力”之上，而且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美国人要在菲律宾拨一个小岛作基地，为“第三势力”培训军政人才。那还了得！毛人凤震惊之余立即着手破坏，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伍宪子，然后安排伍“秘密”访问台湾，并让伍出席了一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集会。集会中，毛人凤不顾双方预先说好“严守秘密”的约定，将伍介绍给参加集会的美国官员，存心造成与伍早有沟通的假象。美国人果中圈套，以为菲律宾训练基地的事已经泄露，于是为了避免激怒蒋介石，只得忍痛放弃。对此，张发奎、顾孟余遗憾不迭，仇视老蒋的情绪更见激烈。不久，在整肃内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并选定1952年10月10日，即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发表“反共反独裁”宣言，公然与老蒋对抗。接着，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开展军政特工干部的训练，总部设在日本的神奈川，下属总务、情报、干部、作战、后勤等处，基地放在塞班岛，全部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各机构都派有美国指导员。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老蒋不能跟老美翻脸，只得求助于特工的力量，对“第三势力”进行破坏。方式上，不搞大张旗鼓，实施时却应十分有效。

由此，毛人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让许多特工混迹于招募人员中，钻入“战盟”，有的甚至钻进了塞班岛的训练基地，一边窃取情报，一边从事瓦解组织的勾当，真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用。比如，当时港英当局禁止各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一些混入“战盟”的保密局特工，便故意向港英当局匿名举报该组织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最后弄得顾孟余到处碰壁，无法在香港立足。再往后，毛人凤利用“战盟”增选中央委员的机会，让自己人混入该组织的“中央”机构，逆向发挥作用，致使“第三势力”因苦于内耗的烦恼而锐气大减。

毛人凤忙碌于居“闲”不闲的奔波中，收获颇丰——单是涉外的地盘和力量就足足扩充了一倍不止。这相对于“大陆工作”的失落，算得上是得失相抵，还有进帐。就拿香港来说，原先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香港综合情报站，按甲种站编制，设站长，派遣业务官、情报业务官、行动业务官、无线电台台长，以及译电、文书、交通、联络等专员，站下有情报组、行动组、交通组等；第二个部分是大陆文书研究组，专门负责搜罗大陆出版的报刊书籍，从中获取情报；第三个部分是直属本部的情报组。另外，在东南亚各国，也广设网点，延伸耳目，南越有“西贡情报组”，泰国有“曼谷情报组”，反正“第三势力”足迹所到之处，毛人凤都有理由布设眼线，就这样，一直把秘密的情报网络铺架到了美国，由此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烧身之“祸”。

“烧身”自省

195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蒋经国为完成父亲交办的大事，加紧了对共和党议员的收买，在美国国会附近搞了一个乡村俱乐部，专供争取对象们吃喝玩乐。当时，共和党为大选取胜，正以“谁丢失中国”的问题向民主党发难，其问育个叫诺兰的参议院议员，”亲蒋情结”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除却反共立场的顽固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是一个隐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诺兰就有了花钱找老蒋的习惯，作为回报，他一手操持成立“院外援蒋集团”，攻击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认为国务院对国民党怀有偏见，没有给蒋介石以积极的支援，致使中共取胜而损害了美国利益。民主党为辩明是非，维护执政形象，专门由国务院出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申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白皮书的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李宗仁干1949年5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证明蒋介石并没有正当地使用美国政府对他的巨额援助。然而，证明归证明，丢失中国的事实，总是民主党政府气短的地方，共和党死死揪住不放，到了大选年更是声浪汹汹，甚嚣尘上。

蒋介石看中共和党偏爱自己的政治倾向，十分希望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以金钱笼络，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明里由“民国”驻美公使陈之迈、武官皮宗敢把玩，背后的牵头人物却是蒋经国的特使毛邦初。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靠着小蒋孝娘的秉性，沾了爱屋及乌的光，倍受信用，眼下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常驻美国，表面上主持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的工作，即向美国洽购飞机、器材等等，实质上主管着这等大事，一架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就装在他的购料处里。

蒋介石笼络共和党与共和党支持蒋介石，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要归结为美国的政党政治。解剖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哗众取宠、勾动选民的同情倾向历来是政党团体操持政治的伎俩。道理很简单，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形式上必须是选民意志的选择，却不排斥如何诱惑民意，乃至愚弄民意。因此，在野的党派要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将执政的党派当作靶子，大肆攻击；执政的党派则要捍卫政府的政策，尽量证明自己的高明来驳斥四面八方的攻击，其间，受功利所驱，追求心理爆炸效应，就成为一种摆布民心的技巧较量，最典型的手法莫过于“丑闻”效应。1952年的美国大选也无例外。首先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作为民主党弃蒋政策的对立面存在，再辅以丢失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结果，事实上已成为大选中有利可图的话题。因此，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老蒋，不如说是为了自己上台执政。其次，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并不信奉“忠实”于朋友的原则，在亲近蒋介石的同时，共和党还不乏热情地拉拢李宗仁，要李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材料，如果有“丑闻”当然更好！

或许是观念上的差别，李宗仁还不适应将朋友的敌人当作朋友的时尚（更何况民主党政府还在执政），拒绝了共和党议员的拉拢。反过来，民主党要求帮忙，他倒爽快地答应了，第一个进攻对象就是毛邦初。于是频频约毛吃饭聊天，好酒好肉，好烟好茶，几次三番，“交情”大增。这一切，当然都由毛人凤的美国眼线记录在案。不久，发生了一桩事，起因于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他曾向蒋介石表示，愿意负责台湾空军在美的装备采购工作。老蒋有求于共和党的帮忙，哪有不答应的道理？随后就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

这可是一笔泡在油里的买卖啊！毛邦初尝过了滋味怎肯撤手，却又缺乏抗旨的胆魄，只得闷在购料处里倒酸水，从老蒋到共和党的议员挨个儿埋怨，怨到酸水发了苦，突下横心，准备弄个鱼死网破，大家没有好果子吃的两败之局。于是，就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向老蒋提供情报的隐情，一古脑儿端了出来，这正是民主党求之不得的“丑闻”。几天后，以“中国游说”之重大内幕揭秘为题，民主党向共和党发起了反击，所有的资料、图片，都制成锌版，印在报纸上，接着，民主党议员又提议，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见祸事闹大，不敢向小蒋复命，索性举胳膊挡脸，先顾一头，卷上替空军保管的两千多万美金，一溜烟逃到墨西哥隐居起来，这件事对孤岛的外交和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人凤不敢隐匿不报，很炔将整理好的详细情报，送到了老蒋的案头上，蒋经国为此挨了老头子的训，好一阵抬不起头来，心里直埋怨毛人凤。

毛人凤没考虑这事产生的后果，波及到夫人派（宋美龄）和太子派（蒋经国）的矛盾，牵扯出元老与新进之间的瓜葛（因为这件事客观上成为对手们攻击小蒋的把柄），违背了把蒋氏父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处事原则。

不久，毛人凤便尝到遭受报复的滋味。事情起因于周至柔的图谋，他想把自己的亲信刘国远塞进国防部，顶替郑介民那个次长的“缺”，这件事背后有宋美龄的支持，具有夫人派与元老派的双重色彩。另外，周至柔也知道郑介民的背景非同小可，决心揭老郑的疮疤，损害老郑的形象以达到目的，于是想到了毛人凤。当时，老蒋正在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毛人凤轻车熟路，一把揪住了郑太太违背“领袖”精神的过错——早在大陆时，军统的工程都由“陆根记营造公司”统包。戴笠死后，陆老板巴结的对象自然转移到郑介民身上，关系之密，如胶似漆。后来，郑介民当上国防部次长，利用手中发包防卫工程的权力，给了陆老板数不清的生意，郑太太从中吃回扣，陆老板又偷工减料，赚了不少昧心钱。由于当时局势吃紧，毛人凤自顾不暇，这笔帐暂时吞在肚里。然而，“好伴”不散，到了台湾，陆老板与郑太太的勾结依然如故，先由郑介民将手中的“国防工程”发包给陆根记，陆老板再将盈利与郑太太拆帐，这乌七八糟的勾当，都没逃过毛人凤的眼睛，既然周至柔要派用场，毛人风索性送个顺水人情（其实，整郑介民他是巴不得的，有人代劳，岂非快事？）。

周至柔拿到材料，十分感激毛人凤，当天晚上就上报给宋美龄，宋美龄再转给蒋介石，蒋介石又批给蒋经国查办。小蒋拿到批件，突发灵感，产生了一个借郑介民之手警告毛人凤，打击夫人派、元老派的念头，于是原汤原汁地把文件交给郑介民看。郑介民仗着“美援”，腰杆正粗，怎咽得下这口气，马上恨恨地说：“我家那口子吃黑，他家那口子（指向影心）也不见得干净……”小蒋见郑介民情绪高昂，怂恿郑揭发问题。郑安排人调查，果然摸着对方的一桩黑事。

原来，杜长城的技术总队撤到台湾后，陈诚拨了大量黄金为其扩编队伍，期望杜在防守台湾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陈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爆破”的军事大演习，社长诚、胡凌影趁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有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向影心。郑介民弄到这些材料，高兴得手指发颤，立即向老头子汇报。

蒋介石因循前例，转批给小蒋查办。蒋经国二话没说，将杜长城、胡凌影扣押，交军法审讯，一俟核实，批准枪毙。

小蒋一家伙敲掉了毛人凤手下两员大将，令毛人凤着实吃惊，闭门思过，深以为毛邦初那件事，自己处理得有失恰当，如果事先向小蒋“汇报”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个教训必须记取。老蒋即便再信任自己，至亲莫如父子，不可能以影响小蒋成长来庇护近臣。杜长城的死就是一个例子，老蒋为了维护小蒋的威信，根本不存在打狗看主人的顾全。毛人凤越想越觉得：老道亦有失手时。

不久，又发生一桩事，更加深化了毛人凤于这方面的体会。当时，蒋经国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人称“小国民党”的组织，这一计划遭到了陈诚的反对。他是“三青团”的创始人，结合过去的教训，以为国民党失败就失败在党团之争上，所以现在不宜再搞什么另外的“小国民党”了。但者蒋支持蒋经国，逼迫陈诚让步，并出席了“救国团”的成立典礼。

看来，亲美亲蒋是个分野，蒋与非蒋也是个分野，这两件事力透指尖（再加上以前的醒悟，详见第十九章），算是把毛人凤点化透了。好在小蒋也极明事理，知道毛人凤干蒋氏家族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社长城一案中，丝毫没有牵动向影心，这个恩威并济的招术，落在毛人凤这里，三分是情面，七分是感激。

紧随“主流”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阳明山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75人，列席330余人，老蒋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对敌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老蒋继续当选为“总裁”，不同的是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与中央评议委员会，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阎锡山等一班元老，全部进“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人数大减，相比六全大会的阵容，尚不足十分之一二，①毛人凤荣幸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国民党七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质上是蒋经国两年来“改造党务”的结果，体现了吐故纳新的宗旨，也标志着国民党向蒋经国时代转变的初步完成。七全大会后，“改造委员会”被撤消，作为改选委员会的骨干唐纵，以中央委员的身份跻身于太子派行列。虽然高出毛人凤一头，但相比过去的起点（唐纵是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毛人凤什么也不是），毛人凤跨的步子更大。七全大会后，蒋氏父子还让毛人凤参加了所谓《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的起草，这又意味着毛人凤对“大陆工作”的独特地位，仍是郑介民的“大陆工作处”无法统揽的。

毛人凤坚实而又无法摇撼的卓越地位，激起了毛派分子的无比兴奋，就连有叛主之嫌的叶翔之也大生悔意，暗中托人传话，流露出了重归故里的乡恋情结。毛人凤大度、热情地表示欢迎，一来惜其有才；二来毛人凤需要有人在郑介民身边卧底。于是隔阂消去，叶翔之又成了毛人凤的股肱。

七全大会解决了新老交替的接班问题。随后，亲美势力又成为蒋氏父子必须扫清的障碍，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台省主席吴国祯。

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65岁寿辰，因为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奉行节俭，老蒋携夫人跑到台北附近的一个别墅里“避寿”，临时打电话邀吴国祯夫妇前来吃饭，当天还留他俩过了夜。翌日，吴国祯因台北有约会，婉言谢绝宋美龄的再三挽留，告辞下山，突然发觉开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从老蒋的车队里借一个驾驶员救急。说来也巧，那天吴国祯的夫人黄卓群闹肚子，开了几分钟，非要下车方便不可，司机便把车子停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等到吴国祯夫妇方便完回来时，发现那位司机脸色惨白，一问，才知有人在汽车前边的两个车轮以及后边的一个车轮上动了手脚，如果不是车子停得早，开到前面的拐弯处，车轮必然滑出无疑，届时，吴氏夫妇，连同司机便会掉下深渊，跌得粉身碎骨，而看起来竟像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吴国祯当下醒悟，知道蒋氏父子向自己下毒手了。

1953年1月，美国政府易主，对台政策发生变化；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支持老蒋；3月鉴于后台老板的变化，吴国祯自请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

①六全大会时，中央执行委员有222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名，到1947年9月实现党团合并时，由三青团中央干事转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有蒋经国等58名，候补中央干事转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有24名。七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只有32名，候补委员16名，总数不足上一届的12％。

蒋经国为什么首选吴国祯开刀呢？说来话长，早在大陆时期两人就结有疙瘩。当年，小蒋到上海搞限制物价、金融管制和“打老虎”运动，吴国祯是上海市长，没有很好地支持小蒋。运动失败后，小蒋对吴有怨言。到台湾后，吴国祯仗着美国人的支持，占据台省主席的高位，客观上走到了与小蒋对立的前沿，两人经常发生矛盾。比如，小蒋总揽全台特工，搞“保密防谍”，搞“整肃”，大抓“共谍”、“共嫌”，弄得风声鹤唳。吴国祯时常以“民主政治”，强调“法制”为由加以阻挠。1950年的“王哲甫案件”就是一个例证。王哲甫是台湾火柴公司的经理，总公司原设在上海，董事长姓吴。

上海解放前夕，总公司迁往台北，但吴董事长没有跟来，仍留在大陆，并制作了一部电影叫《民国四十年》，对蒋介石多有不恭之词。对此，蒋氏父子十分愤怒，命毛人风调查。调查中，毛发现王哲甫与吴的关系密切，便以通共罪把王抓了起来，交司法审判，拟准死刑。谁知，吴国祯知道后，出面阻扰，并以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放人。毛人凤不敢作主，请示蒋氏父子，最后迫于美国人的背景，作出妥协，把死刑改成了七年有期徒刑。但这口气小蒋一直梗在喉头，不吐不快。

到了1952年，台湾进行第二次县市长选举，蒋经国为操纵选举，赶在投票前抓人，其中有市县参议会的一些议员。吴国祯身为台省主席，挺身出面干涉，说话很不客气，很可能这就是促使蒋经国早下决心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毛人凤表现出了鲜明的坚定性，毫不犹豫地站在小蒋一边，尽管对吴国祯的谋杀事件内幕没有详尽的披露，但由蒋经国指使，毛人凤的保密局动手似成公论。

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又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正酝酿要搞一个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春，台湾即将召开“国民大会”，美国政府换汤不换药，依然在控制台湾政权上作文章，示意老蒋多容纳一些亲美分子进入“政府”，其中包括允许“第三势力”归队参政。老蒋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久，“第三势力”的代表梁寒操，经陈诚批准，抵达台北，住在招持所里。第二天一早，发现衣服、书籍全被偷掉，十分狼狈。

这件事是蒋经国指使毛人凤干的，目的是给“第三势力”一个警告——回台湾来，莫要说性命，就连随身物品的安全也靠不住！

为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跑到蒋介石面前大叫大嚷，一边骂“小人无耻”，一边催老蒋赶快批准让顾孟余、张君励等来台湾参政，蒋介石本来就积怨在胸，怎容得下王世杰如此嚣张，盛怒之际，把王世杰的秘书长职务撤了。

王世杰是岛内亲美势力的代表之一，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又属于新政学系，跟张群一党。为此，张群、吴铁城等联袂去找老蒋说情，老蒋开始拒见，后来见了，非但不宽恕王世杰，反而指着吴铁城骂，国家的事都坏在你们这班人（指政学系）手里，一气之下还摔了一只茶杯，最后，几乎要把吴铁城赶出大门。吴铁城回家后，情绪激烈，无法入睡，多吃了几片安眠药，居然一命呜呼！

美国驻台大使见老蒋敢撤王世杰的职，马上呈文向华府报告，说这是小蒋干的好事，如果由他任性下去，岂非第二个“铁托”①？美国政府本想趁“国大”召开之机，进一步扩充台岛上的亲美势力，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于是一边对老蒋施加压力，让他履行让“第三势力”归队参政的承诺，一边又怂恿呆在美国的吴国祯对蒋经国发动攻击。未几，吴便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第一次公开了自己辞职的原因（指谋杀事件），并指斥台湾没有民主，是一党专政。台湾方面毫不示弱，由“立法院长”张道藩出面，列举吴国祯包庇贪污，营私舞弊，苟取巨额外汇（清查王世杰的罪过时，发现王批过一笔巨额外汇给吴国祯）等罪状13条。接着，隔海对骂升级，吴国祯索性发表《上总统书》直指蒋经国大名，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送到美国留学。同时又批抨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祯一闹，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朝野对蒋氏父子的反感。老蒋怒不可遏，厉斥吴国祯“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与自由”。为此，还迁怒于宋美龄（因为吴当初以赴美讲学的名义要离开台湾，老蒋不答应，美国方面施加了压力，宋美龄同意放行），据说他把宋美龄叫到书房里，狠狠地煽了一记耳光，宋美龄又惊又气，回身便走，老蒋跟在后面追赶，追了几步，见卫兵站在门口，才愤然作罢。此后，宋美龄飞到美国一住就是半年。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吴国祯事件”。它暴露了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暴露了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深刻矛盾。但这一次蒋介石没有退让，以总统令的形式，宣布免去吴国祯的一切职务。国民党中央随之作出开除吴国祯党籍的决定。同时，暗中还加快了扫除亲美排蒋势力的步伐，矛头直指孙立人。

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紧随“主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①铁托当年与斯大林闹翻，被美国政府认为是从共产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积极因素”给予支持，但铁托并非因此而听美国政府摆布。这里是指扶植台湾，而不能控制台湾的意思。

郑介民“削藩”

1954年3月下旬，“国民大会”在台湾召开，蒋介石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副总统”是陈诚，“太子派”的俞鸿钧为“行政院长”，唐纵兼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7月，蒋介石下令组成“国防会议”，性质等同于“总统”的最高决策机构。“国防会议”主席由老蒋自任，秘书长是周至柔，实质性负责的是副秘书长蒋经国。“国防会议”下属的常任机构有“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的职能，翻版于原先的“总统府资料室”，按照老蒋的意愿，仍由蒋经国兼任局长。这时，恰值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小蒋当“国安局”局长，并且搬出“后台老板”，声称：

美国人不赞成蒋经国总揽特工。那么，位归何主呢？宋美龄马上建议，让郑介民干，同时强调，这也是美国人的意思。接着，便有了下面的一幕。1954年10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老蒋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到总统的士林官邸来。郑介民驱车前往，在官邪的客厅里，看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争论。蒋介石见郑介民来到，用手一指沙发，要郑坐下。

郑坐定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美国不同意，我认为还是你任局长好。”郑介民连忙站起来推辞：“我身体不好，请总统另选别人。”蒋介石说：“好，好，你任局长也好。”

蒋经国板着脸，没有说话。郑介民告辞出来，宋美龄送到门口，对郑说：“你作局长辛苦，我介绍一人帮你的忙，他是军统老同志阮清源。”郑捣蒜般地点头称好。可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定亲信陈大庆当“国安局”副局长，郑介民无从抵制，只好委屈阮清源，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班主任。宋美龄很不高兴，结果弄得郑介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后，局址设在台北市圆山附近的剑潭，建制是一个办公厅、四个处以及人事、联络、预算、监察、资料、技术、研究、总务八个室，外加一个电讯总台。郑介民新官上任，开山的第一“斧”就是改制，即把保密局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把内政部调查局改名为司法部调查局。

同时还标定工作上的界限与分工：“司法部调查局”主内，专门从事台湾省的“保安防谍”业务，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各重要城市设立“保防站”。

“国防部情报局”主外，专门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根据这个分工，原“保密局”在台湾岛内所有的秘密保防组织，都必须向“司法部调查局”移交；反过来，原“内政部调查局”设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秘密组织，也全都向“国防部情报局”移交。形式上这个分工与移交是对等的，骨子里却把毛人凤剥夺得只剩下门面了。

试想，三年前郑介民接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时，毛人凤就料定郑介民不会有好的收场。三年下来（其实不到两年），郑介民碰得头破血流，本钱蚀光。反过来，再拿烂摊子“掉换”毛人凤的精兵强将，即“保防家底”，手段比三年前的剥夺还要恶劣。

其一，当时大陆工作是台岛战略转变的主战场，上峰重视，实力可观，尽管蕴含着碰壁的趋势，毕竟不是人人看得清楚的，其二，丢弃“大陆工作”的主持权，毛人凤还有退居其他阵地的出路，尤其是岛内的保防工作。相比现在的剥夺，一方面把毛人凤苦心经营的家底抽去，另一方面又把赤条条的毛人凤揿在“主外”的“钉板”上，倍受熬煎。对此，毛派分子愤愤不平，竭力怂恿毛人凤从中作梗。

不久，又听到一个更荒唐的决定，即“第三势力”垮台后，在塞班岛培训的人马以及整个情报、通讯交通网络必须予以接管，按照过去的惯例，毛人凤一直分管这方面的工作，理应负责到底。但郑介民却不顾这一事实，宣布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简称：“中二组”）接管，因为“中二组”的主任由他自己兼着。由此可见，郑介民是下决心不让毛人凤在特工圈里“居大称肥”了。

功在名外

面对僚属袍泽的愤愤不平，毛人凤不急不躁。其实，他心里明白，郑介民这两下“剥皮抽筋术”根本奈何不了他。说说道理，不多不少，整整四条：

第一，毛人凤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地位之高，堪胜以往；第二，蒋经国暂时丢失特工大权，通过“国防会议”，居高临下地控制特工，毛人凤不管在哪里，总是担纲人物；第三，毛人凤浸润特工行当20余年，盘根错节，私蓄庞大，已是无需“老大”名义的“老大”；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即蒋氏父子的无比信任，他们交办的事情以及附带的权力，莫要说郑介民无从干预，就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修炼到这个份上，毛人凤不再有争锋的情趣。反过来，看看郑介民的机关算尽，倒想起了一句老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①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毛人凤被摒离“大陆工作”的主导地位以后，有些相关的事，老蒋仍然要他办，因此毛人凤也有了不拘泥于名分的“自由”，他去大陆“销帐”，并不在乎是否有“越界”之嫌。比如，前一个时期，老蒋突发恩乡之幽情，凄切得茶饭不香。毛人凤知道了，派人偷偷潜入奉化溪口，把蒋母之墓、“慈庵”故庄、丰镐房旧居、妙高台风光全部拍摄下来，洗印成照片，拿给蒋介石，只看得老头子热泪纵横。又如，1953年底，老蒋突然想念起戴笠在大陆的遗属（解放前夕，戴笠的儿子戴藏宜没能逃往台湾，受到人民政权的惩罚，被判处死刑。留下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衙州城内花龙巷娘家，而后迁居上海），嘱令毛人凤一定要把郑锡英等弄到台湾来定居，毛人凤密派黄铎潜入上海，与隐藏在我公安部门的内线接上关系，“顺利”地替郑锡英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被送到青浦托人照料）办好出境手续。郑锡英化名为沈凤英，在黄铎的陪伴下，经九龙抵广州，再过境到香港。1954年1月，郑锡英与两个儿子到达台湾。老蒋得知后，十分高兴，马上安排接见合影，此外还把戴笠的长孙戴以宽送到美国留学。

这两桩事，显然讨了老头子的欢喜，但于“大陆工作”参与的程度还欠份量。不久，毛人凤亲自安排了一个“重量级”的行动，即密派段云鹏再次进入大陆（这也是老蒋十分关心支持的），一面恢复原有潜伏组织的活动，一面继续发展新的组织，从中挑选可造之材，送香港受训，再派往大陆，建立秘密交通点和秘密通讯台。与此同时，段还负有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特殊任务。段云鹏离开台湾前，发誓要杀身成仁，以报毛人凤的“知遇之恩”，看来决心不小，并且还与毛人凤约定了密写通信和其他的联络方法，完全是单线式的“独家专营”。

1954年6月，段云鹏到香港，即去张某处找老友叙旧，张某由此知道了段要进入大陆的动向，马上通过公安部在港的情报关系，把消息传到北京。

对此，公安部长罗瑞卿发出指示：“立即严密布置，防止走漏消息，对段务在必获。”并部署公安部队调用两个团在边界堵截，发现段立即抓捕。

起初，段想以偷渡的方式潜入大陆，但领路的“黄牛”夜间在九龙粉山岭边界踏勘时，被港英警察发现抓走，无法成行。于是改用公开方式，由保密局香港站替段办好身份证及进入内地的手续。段化名张仁，是九龙“大轮行副经理”，专程去广州与和冒行洽谈“生意”。9月14日，段云鹏西装革履，商人打扮，从香港乘广龙线一进入深圳，立即被我公安部门的监控点发现，并通知了广州。就这样，一张铺设了将近4年的大网，终于在广州收拢，罗瑞卿部长得知段被擒获的消息后指示：“必须十分注意，不能出乱子，绝不能让他跑掉！”并下达命令迅速将段押解北京。为此，公安部队选派了10个身强体壮，有丰富擒拿经验的干警，用一架空军专机将段云鹏从广州押到北京。为隐秘安全起见，把段关在公安医院的急救汽车里，送到草岚子看守所。这里专门为段准备了一间单独的牢房，装上粗粗的铁栅栏，一盏照明灯，亮得刺眼，直射牢内，门口24小时不断岗，死死看住了带镣上铐的段云鹏。

毛人凤从香港站得知“段已平安潜入大陆”，十分高兴，特命香港站站长，出面款待有关的协助人员，就在众特务酒酣耳热之际，大陆一边，罗瑞卿部长正亲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活捉飞贼段云鹏的经过，毛主席风趣地说：

“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个样子看看嘛！”段云鹏在大陆蹲了15年牢，于1969年10月被押解到天津枪决。

由此可见，名分界定对毛人凤已没有羁绊的意义。相反，老魔有道，纵横捭阖，世面越做越大。1955年成了毛人凤栖息孤岛“功绩”最为“辉煌”的一年，先是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震惊世界；接着，查处“孙立人事件”，岛内哗然。尽管当时内情隐秘，云遮雾罩，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三、四十年后知情人陆续揭密，毛人凤于其中的担纲作用也昭然于世。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是毛人凤重开“大陆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4月11日下午，一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正在香港至雅加达的航线上飞行，按正常的情况，飞完全部航程需七个半小时，现在已过去五个小时，听着发动机美妙的声音，狄克希特机长很满意，他熟练地打开无线电台，接通了雅加达机场，对方的声音又响又清晰，询问中国总理是否在飞机上？因为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乘这架飞机抵达印尼，出席一共有28个国家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就在这时，一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右机翼起火，接着飞机像受伤的苍鹰，斜着翅膀跌下云端，未及碧蓝的海面，便在空中炸裂开来。这一惨烈的空难事件，立即震惊了世界。

当天夜里，印度通讯社从孟买发出消息——印度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沙捞越北面海中坠毁，机内11位乘客包括人民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及8位乘务员恐已全部遇难。第二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发布电文，对此次不幸事件表示深切哀悼。电文说：“大约七点钟，我获悉印度航空公司C—69型客机从中国飞往雅加达途中失事坠毁。在任何时候，这种可怕的惨局都是令人悲痛的，特别是机上载有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这就令人倍加悲痛和遗憾……这次失事异于寻常，飞机坠入海中前十分钟，我们还收到机上发出的正常电讯。大概后来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故……”究竟是什么事故呢？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美国和蒋匪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次谋杀事件！”因为早在一个月前，北京就获悉了美蒋特务要制造麻烦的情报。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毅为正副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同时还准备包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

因为这架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厂出品的飞机，性能良好，已安全飞行3000万英里，1万多小时，机组人员富于经验，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多次乘坐该机从事外交活动。

4月3日，公安部为了保证代表的安全，特别通知有关的驻外人员，密切监视美蒋方面的动静。4月5日晚，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侦察人员专程赶到北京汇报，说是台湾特工机构已在注视代表团的行踪，有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4月6日凌晨3时，情报传到周恩来手上，他立即把公安部的负责同志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飞赴广州再到香港进行核实，结论认为：这宗情报绝非空穴来风。公安部经过慎重研究，觉得非常情况下，小题大作要比大题小作好。于是，向中央提交了倾向于美蒋可能采取行动的报告。

周恩来看了报告，问公安部的负责同志说：“如果你们明确下了这个判断，那么美蒋特务最可能下手的地方是哪一处呢？”公安部负责人认为，香港是美蒋特务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很大。

周恩来问：“你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插手此事？”公安部负责人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他们提供情报，蒋介石的特务动手。”周恩来又问：“那他们（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目的是什么？”公安部负责人说：“一方面是破坏我们赴亚非会议，起码是起到恐吓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国际纠纷，而这一点特别符合美国方面的意愿。因为美国方面一直不满英国人承认我国政府。”周恩来经过考虑，同意公安部的分析，并下令外交部研究此事，再与英国方面联系。他对陈毅说：“公安部分析的情况很实在，如果美国要破坏中英关系，他们破坏阴谋的地点，最理想的地方就是香港。”情况果然与公安部负责向志估计的那样。据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40年后向记者披露——就在北京决定包用“克什米尔公主”号不久，台湾的特工部门便获悉了这个情报，毛人凤一听率团的是周恩来，十分兴奋，当即决定采取行动，“肇事”的地点就选择在香港。目的除了体现反共宗旨外.阻挠和破坏中共参加亚非会议，挑拨中英关系也在其中。

未几，行动计划拟准，毛人凤责令保密局第一处处长赵斌成全权负责（在张平宜的谷正文专访文章内，此人被写成“周斌成”，但在其他有关军统的史料中，均为赵斌成，不知是音讹、笔误，还是化名？）。此人平时沉默寡言，极工心计，特训班出身，曾是戴笠欣赏的学生，戴笠死后，赵追随毛人凤，当过香港站的站长，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根据掌握的情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曼谷飞抵香港，中间有一个多小时停留在启德机场，补充燃料和检查引擎，这是唯一可利用的机会，因此，选择恰当的行动员，放置定时炸弹是全部行动成败的关键。赵斌成仗着关系多，很快物色到一个叫周驹的家伙。此人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未婚，有一个嗜赌如命的老父亲，拉下一屁股“饥荒”（指债务），促使周驹极有逐利之心，是重金可买的“勇夫”。于是，在60万港币的悬赏下，周驹同意涉险。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斌成返回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毛听罢连称“大有可为”。据谷正文自述，起初赵斌成还怕60万元赏金数目定得太大，不敢向毛人凤开口，特央请谷正文代述，毛人凤却说“值”，60万元港币换周恩来一命，“真是太便宜了”。

4月10日，赵斌成拿着60万元港币到香港，按照谷正文的指使，把周驹及其父亲弄到宾馆，一边交钱，一边就把周老头子扣为人质。当天晚上，周在赵的调教下，反复演练安置使用定时炸弹的全部细节，直到完全掌握为止。第二天（即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去启德机场上班，顺利地通过了例行检查。原来，赵斌成交给周的炸药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为了对付机场的安全检查，特制成牙膏的模样。按照惯例，机场职工允许携带简易的盥洗用品，于是，炸药也就混进了启德机场。

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飞抵香港，乘客们下机后，机场负责加油和检修的工人立即进入工作现场，有查看引擎的，有测量机油的，一辆米黄色的加油车驶到飞机跟前，跳下几个穿戴整齐的中国工人，熟练地打开软管，给飞机加油，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周驹身材瘦小）闪进了机舱……

一个多小时以后，全部地面工作完毕，乘客一个接一个回到机舱，引擎轰鸣，“公主”号发着巨响，冲出跑道，直入云端，不久便在沙捞越上空爆炸，同机殉难的有中国代表团成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沈建国、黄作梅、杜宏、郝风格以及越南官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记者弗·琼逊。所幸，敌方情报有误，周恩来、陈毅不在机中。但毛人凤哪里知道，骤闻飞机被炸讯息，片刻间他屏息呆立，竟跟痴了一般，那神情就像输惨的赌徒突然赢了大注，不敢相信是真的一样。直到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致电世界气象组织代理秘书长的新闻见诸报端，才知“公主”号失事是真，周恩来同机遇难是假，再细想昨夜兴奋，辗转反侧的徒劳，顿觉索然无味。于是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大降其调，一边叙述谋杀行动的全部过程，一边对周恩来的幸免于难深表遗憾。蒋介石毫无责备的意思，相反还觉得就此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效果仍然不错，并且当场签下一笔9000美元的奖金，以示犒赏。

然而，就是这么一桩人所共愤的罪恶勾当，有关方面却做了大量欲盖弥彰的报道，其中尤以美国的新闻媒体为甚。事故发生不久，《纽约时报》记者从孟买发出报道，声称是援引机上幸存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先生的声明，认为“这似乎更像是一次普通事故，而不像是有意的破坏事件”。卡尼克先生看了类似的报道后，深表不满，立即写信给《印度时报》编辑部称：“我否认曾在任何时候发表过类似的声明。”一个月后，即5月14日，美国新闻社又从马尼拉发出类似的报道，称印度尼西亚调查小组组长伊马旺博士否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系被人破毁的指控。他说迄今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证明“情况良好”，飞机坠毁是由于一次普通的事故。对此，伊马旺博士通过新闻媒体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并于5月26日以调查委员会的名义正式作出结论，认为飞机失事是由一枚放在右翼尾轮升降道中的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为什么美国新闻媒体要对事实真象极尽掩盖之能事呢？维修工程师卡尼克的一段回忆颇可玩味——卡尼克先生清楚地记得：这时，（指飞机在启德机场检修，机务人员在用餐的这段时间），有个年轻人冲进餐厅，从外表上看像个西方人，带着典型的美国口音发问：“你们要载中国代表团到万隆去吗？”大家皱起眉头没理这个鲁莽的家伙，于是他冲着狄克希特机长道：“那些中国佬想保守秘密吧？大概他们什么也没告诉你？”机长愤怒地说了句：“我不知道。”但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仍然问个没完：“你们一定要马上起飞了，是吧？”“你们什么时候到雅加达？”就在这时，印度航空公司货运组的一个组员来通知机长说，飞机加油完毕，乘客的行李已经送上飞机，准备起飞。“干得真快。”机长说了句。“他们都是外交人员，不受海关检查哩。”货运组职员解释道。

那个美国口音的年轻人听到这句话，立即把椅子往后一挪，冲出了餐厅。

当时机组人员都猜测，这家伙是个爱管闲事的新闻记者。其实，正如我公安部负责人对这次行动由美方“提供情报”，“蒋介石的特务动手”的判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它的直接恶果，不仅使这一丧尽天良的罪行逃脱了国际公论的谴责，而且还使“空难”血案成了“历史之谜”，整整推迟了40年①，才被彻底揭露。

①“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40年之际，台湾《中国时报》（周刊）发表了署名张平宜的采访文章，当时参与执行的“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内幕，指出：这是一次蓄意的谋杀事件。

“孙立人事件”

查处“孙立人事件”是毛人凤涉足“岛内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请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随后，中央成立了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为委员的九人调查小组，负责对此案进行调查。

两个月后，即1955年10月21日，蒋介石又发布“总统令”称：“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须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视后效。”与此同时，媒体发表了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结论有二：

第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乱，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第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人郭廷亮匪谍活动而不自觉”。

这就是所谓的“孙立人事件”，它由两个案子组成，二个是“郭廷亮案”，要害在于利用孙的信任与重用，执行“共谍”任务；另一个是“孙立人案”，要害在于利用郭在军队中的关系扩张势力，间接为“共谍”提供方便。于是，继吴国祯之后，台湾军界最富有实力的亲美派分子——孙立人彻底倒台，由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软禁生涯。

据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述，“郭廷亮匪谍案”是证据“确凿”，脉络“清楚”的，具体事实如下——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1929年，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成立由财政部缉私处指挥的税警团时，选中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出任团长。1938年，税警团发展成为税警总团，还办了干部教练所。郭廷亮于1939年考入教练所学员队第二期，毕业后留所任区队长等职。

1941年11月，税警总团奉命改编为野战新编38师，孙立人出任少将师长，郭廷亮被其选中，出任中尉排长，自此一直追随孙立人前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按三国军事协定，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进入缅甸抗日，郭廷亮在缅北两次战役中被提升为重炮营上尉连长。抗战结束后，孙立人以军长资格率新一军开往东北“剿共”，郭廷亮升为榴弹炮营少校连长。

1q48年1月，新一军奉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命令驻防沈阳，郭廷亮与连部驻地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来往密切。1948年4月，郭廷亮部奉命开注前线作战后，白经武以“共谍嫌疑”罪名遭逮捕。1948年初冬，郭廷亮所在部队被解放军消灭，当时孙立人已奉调台湾主持新兵编练事务，郭从前线化装逃出，潜入已被解放的沈阳，找到获释出狱的白经武，请他帮忙搞一张路条逃离“敌占区”。

11月3日，白经武把郭廷亮引到沈阳铁路局饭店会见其兄，即解放军东北铁路护路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白经文先后与郭谈话四次，得知郭为孙立人老部下，在“国军”中关系甚多时，有意发展郭为“共谍”，从事兵运工作，要求郭“长期潜伏，掌握部队”，“设法制造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变乱，同时俟机策应解放军进台湾”。

郭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并填写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及有关表格。白经文又介绍一位马科长，当面与郭约定，以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白经武先生收为通讯地址，今后中共派往台湾的联络人员以“白先生要我来看你”为接头暗号。

1948年11月12日，郭取得路条一张和十两黄金偕妻子一同逃往天津，途中遇见新一军的同僚，结伴于年底来到台湾，由孙立人派往陆军训练司令部储训班第四队任副队长与第四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少校营长。

郭抵台湾后，曾向沈阳白经文、白经武兄弟写过一封信，报告到台湾后的情况。1954年9月，一位姓李的“共谍”联络员来到台湾，要求郭展开工作，联络友人同学。恰巧，此前已交卸陆军总司令一职，调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也秘密召见了郭廷亮，要郭协助陆总第五署督导组中校组长江云锦联络从第四军官班毕业的学员，搞成一种“横的联系”。于是，郭廷亮便利用孙的名望和关系，从事“共谍”联络员布置的工作。不久，郭廷亮便在某部上尉情报官田祥鸿、刘凯英等人的协助下，搞成了一个愿意保持联络的校尉军官网络，一共有100多人，在部队中形成了组织。

为了有效地开展联络工作，孙立人为郭廷亮等提供种种方便与经济上的资助，并且通过郭廷亮的安排，多次接见联络员。1955年5月，台湾军方计划在台南举行军事会操，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干屏东机场接受蒋介石和美国顾问团检阅。郭廷亮遂策划，趁检阅时采取行动，活捉总统。为取得孙立人的同意，5月15日那天，郭去见孙立人，称：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因部队中存有一股不良现象，拟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并说准备借某部于5月中旬由营级教练结束转向团级教练之间的10天内为采取这种“呈递意见书”行动的时间。这次谈话没有提出“兵变”概念，孙立人没同意，但表示：同学勿轻举妄动，如有意见，等自己于5月25日左右到屏东再说。

但郭廷亮决定行动，并对自己联络的对象假传是孙立人的意见，行动时间定在5月底6月初，在南部某地设立指挥部。然而，临发难前，不少被联络者得知要搞兵变，分头向上级和特工、特勤部门报告，旋有毛人凤突然乘飞机南下，统一指挥行动，将孙立人在各部队中的联络员一网打尽。

综观九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不难看出，“孙立人案”的实质是在军队内搞宗派，图谋不轨。与其相关的严重性，却在于被“共谍”利用，客观上成了制造变乱的帮衬。因此，“郭廷亮匪谍案”的罪证“确凿”，其实是孙立人咎由自取的前提。另外，“报告书”也突出了毛人凤在平息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九人调查委员会的“官样文章”其实作了很大的隐瞒。

根据若干年后披露的内情来看，孙立人的倒台涉及到美蒋关系的演变，他和吴国祯一样，完全是这种演变的牺牲品。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美国人欲拉拢陈诚叛蒋，没有成功，便开始垂青孙立人，同时还出台了一个倒蒋扶孙的计划，有三部分内容：先是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名义免掉陈诚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接着，美国以长期租借台湾、澎湖海军基地为条件，支持和援助孙立人；并且通知蒋介石，只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留居台湾。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主持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派出曾与孙立人共事过的莫瑞尔到台湾，就此征询孙立人的意见，孙以未置可否的方式婉拒了美国方面的计划。据知情人分析，当时老蒋在台的势力强大，孙有顾忌，不敢冒进。

美方见孙立人退缩，便决定自行其是，由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出面，对老蒋施加压力，要么离开台湾，要么不干预台湾军政，两条中允诺一条，美国就给台湾以武力保护。蒋介石大愤，断然拒绝。表面无从对美国人发作，暗中却把孙立人、吴国祯等亲美分子恨到了骨里。1950年春，麦克阿瑟派飞机来台湾接孙立人，招呼都不跟老蒋打一声，那神情好像是挑战式的宣示：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军政大权早晚是孙立人的。这下，把老头子刺激得厉害，自此埋下了于孙立人不利的祸种。

1950年春夏之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分别拟定了一个政变计划，目标都是用孙立人取代蒋介石。做法上，国务院主张鼓动孙立人发动政变；中央情报局认为，孙已经在策划政变，重要的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促其成功。

不久，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得到印证：孙立人两次向驻台湾以及前来台湾的美国官员表露了想采取“剧烈行动”的意图，这使美国务院大为兴奋，但计划一经讨论，立即遭到了美国防部的强烈反对，这当然和美国会“院外援蒋集团”的积极影响分不开。

美国政府的这些动向，通过“友好”的共和党议员以及毛氏特工系统驻美情报人员的“通道”，让老蒋了然于胸。只是苦干无奈，被迫采用一边示弱容忍，一边另谋它途的方法。为此，老蒋曾向法国政府放出试探气球——中共一旦渡海作战法国能不能帮助保卫台湾？法国拒绝了。接着，老蒋又与韩国、菲律宾秘密接触，准备去那里建立流亡政府，甚至还派人向麦克阿瑟建议，愿意接受麦帅以盟军总司令统辖整个远东地区（包括台湾）防务的事实，但绝不把权力交给孙立人。同样遭到了拒绝。

1950年6月19日，美国务院在总统的支持下，正式制定出了一个在台湾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要点与程序是：第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协议，必须迫使蒋介石及其党羽离开台湾，将所有的权力交给由美国人支持的中国人领袖。第二，完成上述步骤后，美国海军驻防台湾海域。第三，如果蒋介石抵制，美国就派出密使以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愿意发动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说来也巧，计划中的“密使”还未去台湾（这个计划中的“密使”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孙立人便主动向柯克投来一封密函，呼请美国支持他实行政变，并表示：自己掌权后，将制止腐败。柯克收到这封密函，马上转交腊斯克。腊斯克看了内容，觉得事关重大，为防止泄露，将信烧了，只是口头上向国务院作了汇报。40年后，当有人问起此事，腊斯克仍然守口如瓶，咬定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

正当美国方面紧锣密鼓地盘算台岛军政大权之际，朝鲜战争爆发，迫使华盛顿把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投到朝鲜战场上，倒蒋的计划只得暂时缓一缓了，除却明里支持岛内的亲美派，暗中支持岛外的“第三势力”外，并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蒋介石与之周旋，明里多容让，暗中小敲打，也基本是这个时期的主调。一直维持到1952年10月底开始搬动吴国祯时止，才有了向亲美势力发动攻击的转变。因此，“孙立人事件”就是这类大清算中带有总结意义的一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毛人凤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用“一以贯之，举足轻重”来概括，不失恰当。

从1950年起，孙立人等亲美派人士的一举一动就在毛人凤的特工系统监视之下，包括孙立人去日本、美国访问，都无法躲过保密局的耳目。其间，诸多有关孙立人与美国官员勾结，并且在军队内建立组织的重要情报，均是由毛人凤直接向老头子提供的。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在挫损、打击和剪除孙立人及其党羽的行动中，毛人凤是最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就拿1950年到1952年那段时间来说，孙立人权势倾天，如日中天，蒋介石表面容忍，暗里算帐，时时不忘敲打孙立人。比如1950年7月，孙立人的嫡系部属、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以“共谍”罪被逮捕，后被处以死刑；又如1952年2月，孙立人的老部属、原新七军军长李鸿以“共嫌”罪被判处25年徒刑，李鸿夫人则以“共谍”罪被处死刑等等，这些欲加之罪的罗织勾当，全出自毛人凤之手。这个李鸿“共嫌案”，便是一例。

李鸿，黄埔5期工兵科毕业。孙立人在中央军事教导队任排长时，李是班长，由此建立上下级关系。孙于税警总团当团长时，李鸿为所属团的团长。

后来，税警总团改编为陆军新38师，孙立人当师长，李鸿在其所辖第114团当团长，并且随孙参加远征军，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新38师师长。此时新38师已编入新一军，孙立人为军长。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奔赴东北，军长孙立人兼任东北第4绥靖区司令官，李鸿以38师师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和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死守长春，李鸿以新七军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1948年10月17日，李鸿因患伤寒，部队由副军长史锐指挥。18日夜，在大势已去的绝境中，史锐和参谋长龙国钧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李鸿被送到哈尔滨，经治疗，伤寒症痊愈。1949年秋，李鸿回湖南老家，住在长沙，平时沉默寡言，不谈时势，不论政治（当时长沙已解放）。

1949年12月，先赴台湾的孙立人派人潜入大陆，要李鸿归队，李便约了陈鸣人（原新38师师长）、彭克立（原新38师副师长）、曾长云等十几个孙立人的老部属一同前往。1952年2月，这些反共之志未混，报效之心犹盛的老顽固们历尽艰险，辗转抵台。孙立人闻讯大喜，专门设宴接风。不久，刚复职“总统”的老蒋在官邸召见李鸿等，对其率同僚属“万里跋涉，间关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并且当场端出两个职务来供李鸿挑选：一是出任“成功军”军长；二是出任中央军校校长。对老蒋的“垂青”，李鸿十分感激，但左等右等不见下文，随后便有了所谓李鸿“共嫌案”，涉及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十几个一块从大陆来台湾的同僚，均被毛人凤一网兜尽，虽有拷讯连连，却众口一辞，声称：“只为拥护领袖，冒死而来”，最后以“共嫌”案成立，李鸿被判25年徒刑。

1975年老蒋去世，李鸿刑满开释，垂垂老矣，不久，中风瘫痪，长期卧榻。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7个月后，李鸿也赴黄泉，旧属袍泽、同窗故友在屏东为他“送行”，忆及当年“冤狱”，愤愤不平，跃然于字里行间，其中有一幅挽联倾吐极为淋漓，把老蒋、小蒋、阿毛全都骂了进去。挽联云：

格老子啊，你坐牢，我坐牢，统统坐牢。皇上喜欢哪！

龟儿子呀，老归阴，少归阴，个个归阴。天下太平啰！

当然，相比其他，收拾孙立人还是整个过程中的重头戏。当时，孙立人在军队中拉帮结派的行为已经暴露，郭廷亮又“受命”进行发难串联，引动20多人向当局告密。于是毛人凤接到小蒋的指示，迅速采取行动，一边让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台北秘密逮捕郭廷亮，一边亲自指挥对各部队中“联络员”的围捕，一共抓了300多人，最后立案有罪者100多人。

常言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一场涉及几百名少壮军官的大逮捕，总该对外界有个“像样”的交代吧。如果说是台岛的“西安事变”，美国人会出面干预，弄不好孙立人还可逃脱制裁；如果说是阴谋政变，震荡太大，势必会引起岛内海外对台湾政局稳定与否的猜测，而且由此牵带出孙立人搞的意见书、改革方案，其中涉及到制止腐败的内容，肯定会博得方方面面的同情和支持，“负面”效应实在是太大了。为此，老蒋心事重重，最后选择了以“共谍案”连累孙立人的方式，平稳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此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究竟发端于何人？根据现有的资料，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孙立人”事件的关键——“郭廷亮匪谍案”是毛人凤一手罗织的。为此，毛人凤软硬兼施，多次找郭廷亮密谈，要郭顾全大局，承认自己是“共谍”，最后擒得郭廷亮臣服。

“郭廷亮匪谍案”成立后，由军事法庭判郭为死刑。当天，总统出面核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在原保密局的看守所内。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的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由无期徒刑减为15年有期徒刑（其时，郭已服刑20年），获得释放。但情报局出于特殊的考虑，没有让他出狱回家，而是直接押送到绿岛，以“分配工作”的名义延长监禁。到了1988年小蒋去世，不久孙立人又恢复自由时，郭廷亮才通过传媒，公开发表了以前写给张群和蒋经国的“陈情书”，接着又分别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以及“总统”李登辉的“陈情书”，详细地披露了罗织此案的内情，其间毛人凤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据郭廷亮陈情：1955年5月25日，他被秘密逮捕后，关在台湾南部的凤山，昼夜接受拷打，“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好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从25日起，他被放到老虎凳上，直到6月4日放下来，已“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挣扎。6月20日，特工人员突然改变审讯方式，开始要求他“扮演匪谍自首”。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对他说：“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上，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

7月14日，情报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他接到毛公馆谈话。毛人凤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接着，毛人凤故意提到了郭的妻子和年在垂髫的儿女，使他产生顾虑，并说：“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毛还说：“本案是以你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据郭廷亮的“陈情书”所述，由于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他屈服了——“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惕园）

主任等杜撰编造的。”1955年9月9日，毛人凤首次在侦防组召见郭廷亮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九人调查委员会成员）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郭廷亮在“陈情书”中还回顾说，当时毛人凤曾向他交底：“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9月10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乘车去“国防部”军法局，接受王云五委员的约谈，内容全都按事先编定的口径应对。到了10月份，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见诸于媒体，这就是本节开头的那段“官样文章”。至此，“郭廷亮匪谍案”已告成立。

然而，事情并不像毛人凤说得那么简单。郭廷亮在“陈情书”中又披露了一些情况——1955年12月初，毛惕园突然通知他说：“你的自首虽获上级批准，但仍需经过军法审判。”郭廷亮当即争辩说：“上级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应该再军法审判；既要军法审判，就是自首没有批准。”为此，两人争论不休。接着，毛人凤第三次出面约见郭廷亮，时为12月26日。

毛人凤对郭说：“由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及新闻界的传播，上级不得不决定依法来处理，因此本案必须移送军法局办理。但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我再度向你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不致受到丝毫的影响，将来无论军法局对你的判决如何，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于是，郭廷亮又屈服了，并按原先的陈述在法庭上“供认不讳”，具结按了手印。

事后，郭廷亮背着“黑锅”去服刑，毛人凤倒也守信用，对郭的家属给予了尽心的照顾。1956年初，毛人凤命毛惕园将位于圆山的房子腾出来，让郭廷亮的妻子儿女搬进去住。毛人凤死后，但这种照拂继续得到贯彻。1981年，台湾警备司令部出资30万元新台币，买下永和一处房产，产权归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1982年，郭廷亮被批准回家探亲，台湾警备司令部又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0万元新台币，直到郭的一系列“陈情书”陆续公布于众，才知是交易的代价。可惜，此时孙立人已死去一年多矣！①

①孙立人死于1990年11月19日，郭廷亮的后两份“陈情书”分别发表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

水命归阴

1956年5月5日，国民党召开七届七中全会，毛人凤带病出席，中途劳累吐血，被送进台北的荣民医院，经查，诊断为肺癌，“中央”当即决定，送毛人凤到美国治疗，作了肺切除手术。8月间，毛人凤精神梢有“好转”，提笔给同乡至友姜超岳回信，简述了自己的病况与心情，信中说：“弟健康不争气，给番大夫拿去肋骨一根，肺两叶，可痛之至，并不许我今后吃酒。将来在欢叙席上，只能说：‘超岳，你干杯，我随便了’……”措辞不乏乐观。可是，术后四个多月，康复情况并没有起色，渐露灯枯油尽迹象。毛人凤知道大限将近，挣扎着要回台湾，于是搭乘飞机归岛，几天后离开了人世，时为1956年10月14日，卒年59岁。

毛人凤患病期间，蒋介石多次到医院探视。闻噩耗，垂泪哀位，手书“忠勤永念”四字，还下令追赠毛人凤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对一个从未带兵打仗一生浸润于秘密的特工头子来说，算得上是罕有的殊荣了。

毛人凤死后，葬于台岛汐止吴天岭，岭端形似隆，高数丈，周约千余步。

自岭下踏阶而上，如登崇台。祭坛宽阔，能容纳好几百人，规模宏伟，数里外可见。墓前立有三座骈碑，一人多高，都是大理石的料。中题“毛人凤将军之墓”，于右任书。左“褒扬令”，右墓表，由江山小同乡姜超岳撰，原“考试院院长”、现“总统府资政”贾景德书。略观死后气派，足见生前显赫。

毛人凤一生迷信，自认水命缺火，最终偏偏栖于孤岛之上，四面环水，不得天年。这一次修建墓穴，登高求阳，不知是潘其武的踏勘，还是蒋介石的选址（蒋介石曾为戴笠选定墓址，详见第八章），想来总有一番文章。据说，蒋介石把毛人凤葬在这里，就隐含“镇煞”的意思（因为50年代，汐止昊天岭地区曾是“台湾人民解放军”活跃的地方）。

毛人凤生不能还乡，死不能归根，历史给他作了无情的安排。